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长周三枪击市委书记、市长后吞枪自杀，消息轰动国内外，为中国官不聊生再添一脚注。而中纪委昨日开始一连三日举行会议，将为反贪立新规，势必加剧中共十九大之前的官不聊生。对于中国的官不聊生，民间多不以为然，幸灾乐祸多过同情，而究其原因是制度的崩坏和权力的失控，今日香港官场正走上这条路，重蹈其覆辙并非危言耸听。
制度崩坏 失去约束保护功用
自2012年习近平、王岐山掀起反贪风暴后，官不聊生之说就不胫而走，一开始是指向官员受到新作风规定的约束、以权谋私的成本和风险大增，后来更出现被调查官员落水死、上吊死、抑郁死、跳楼死等非正常死亡潮。据称四年来非正常死亡官员逾130人，比胡锦涛主政时期多出一倍，其中较受瞩目的包括广西柳州市长肖文荪、国信证券总经理陈鸿桥、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解放军海军少将姜中华等。
中国学者曾指出，受查官员自杀可得到三方面的益处：一是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是保护家属的部份既得利益；三是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因此，对于攀枝花国土资源局长枪杀市委书记、市长未遂后自杀，网民的反应被概括为：「没有同情，只有猎奇、惊叹与幸灾乐祸。及至传来书记未死的消息，反而激起一片遗憾之声，诚可谓人心惟危。」
然而，中国官不聊生应引以为戒的问题，既不在于自杀潮的功利目的，也不在于人心不古的反应，而在于制度的崩坏，先是失去对官员的约束功用，滋生制度性的腐败，再失去对官员的保护功用，滋生自杀或被自杀潮。其实，这批自杀的贪官中，多数罪不致死。要知道，连周永康、朱明国、金道铭、万庆良等敛财逾亿元的大老虎，都没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相信法律和制度。
反观香港官场近年的变化，礼崩乐坏的趋势还在持续，廉政公署的震慑力和公信力在下降，高官涉贪事件层出不穷。看看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被控贪污判囚七年半，看看前特首曾荫权被起诉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看看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公款宴请超支事件，看看现任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巨款事件，看看陈茂波囤地事件，看看麦齐光租金事件，看看谭耀宗、陈恒镔医疗风波，不能不令人担心，香港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公职人员卷入其中，以致步中国后尘出现官不聊生的情况。
判断凌驾程序正义 无耻之尤
所幸的是，香港现有的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制度仍有别于中国，在监督、约束官员的同时，也有保护他们免于行差踏错的作用。因此，在这些制度崩坏之前，香港不致于重现1970年代之前的贪腐情况，不致于与现时的中国看齐出现制度性的腐败，但是，不能不警惕的是，政府机构、慈善机构罔顾程序正义大洒公帑、善款的问题正趋恶化，将有越来越多的高官、公职人员踏入雷区。
林郑月娥昨日否认自己决定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违反程序公义，更美其名为「判断」，声称「特区官员如果唔敢做判断，香港唔会有发展」。以官员的判断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而是无耻之尤。今日有人能以政治理由说服自己破坏公众咨询、监督程序，明日就难保没有人会为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把程序正义抛诸脑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香港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崩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受拖累，要么政治判断出错，要么谋求私利犯错，以致官不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