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苏晓康：风雨30载话电视片《河殇》
华盛顿 —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电视片《河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部6集政论系列片1988年在央视播出后，以其振聋发聩的气势打动人心，风靡全国，激励中国人反思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大胆寻求融入当代世界先进的“蓝色文明”，对当年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做出历史性的贡献。89民运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河殇》也成为反民族文化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反面教材。近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河殇》？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围绕《河殇》当年中共高层出现了怎样的政治博弈？《河殇》的创意和逻辑对当今中国还有没有意义？
《河殇》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说，40多岁的人过去曾被《河殇》影响，可称他们为“河殇时代”，他们当中很多人忧国忧民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说，80年代全中国都在讨论中国的文化走向，正是这样的背景促成了《河殇》。《河殇》当年在中国造成轰动，据说有一亿人看过。当年的中共政治高层，包括赵紫阳、王震、李先念等更因河殇问题展开政治上的搏斗，最后导致河殇作者全部遭到政治迫害。
苏晓康说：“《河殇》在三十年前就抨击“龙”，实际上是抨击中国的“龙神文化”。你看这三十年，在中国大陆，皇权思想、真命天子、逆来顺受这一套，泛滥的一塌糊涂，这个东西当然跟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消极因素做了看不见的铺垫。”
苏晓康说，《河殇》借着文化说政治，到今天反过头来看，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中共控制人民的思想，根本是沿用了文革的那套东西，这一定要打破。
苏晓康说，赵紫阳是政治家，做任何事都会以政治上的利益做判断。尽管赵紫阳本人不喜欢《河殇》这部片，甚至曾说“干嘛这样骂我们的老祖宗”,但当王震、李先念通过抨击这部片来攻击他时，他立刻做出了反击。在政治角力下，《河殇》工作人员成了牺牲品。苏晓康说：“这是一场非常罕见而严重的文化迫害事件。我们所有《河殇》的撰稿人，跟《河殇》有关的制作人员，通通受到迫害。五个撰稿人，四个流亡海外。”
苏晓康说，自己当年希望通过电视来将文化上的讨论传播给老百姓。他说：“我们当然会谈到改革，我们支持改革。就是因为改革的问题，当时的老人们，李先念、王震这些人，他们已经搞掉了胡耀邦，接下来就要搞赵紫阳，所以他们就抓住《河殇》这样一个话题来攻击赵紫阳。最后因为89学运的爆发，问题扩大了，最后连赵紫阳自己都被整了。”
苏晓康说，《河殇》播出后，中共高层特地来中央电视台调片子来看。扬善琨看了大为赞赏，鼓励多加播放《河殇》以解放思想。李先念却抓住《河殇》，鼓噪王震借机打击赵紫阳。
苏晓康说，89学运的爆发是因为中共政治在当时已出现危机，经济改革走不下去，学生借此出来抗议。而中共又没有处理好这个街头运动，导致了大屠杀。屠杀后不得不以高速发展经济来挽回合法性，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道德系统的崩溃。
苏晓康说，自己是中国通缉的七个知识分子之一，而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目前还在凤凰卫视主持节目，他认为像王鲁湘这样的才子，在中国这样的环境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他说：“我认为如果人的言论和精神受到束缚，还不如流亡。”
《河殇》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苏晓康说，中国的经济在这三十年发展飞快，但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习近平上台后，对国内的控制仿佛倒退到文革时期。他说：“要我来评价中国现在的开放是什么呢？叫做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你现在连互联网都封锁，算什么开放呢？”
苏晓康说，中国现在走在歪路上，应该重新提倡《河殇》式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要有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不断追问中国该向何处去，不仅从经济政治的层面，也要从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