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主运动（网络图片）
年年纪念六四反思六四，今年我就谈几点对纪念六四的反思和建议吧——第一、纪念六四应当强调八九运动是全民运动；第二、纪念六四应当摒弃傲慢的菁英心态；第三、纪念六四应当溯及本初。
一、纪念六四，应当强调八九运动是全民运动。
八九年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通常都称爲八九学潮或者八九学运。儘管也有八九民运的讲法，也早有不少论述指出学生运动在后期转化成爲了全民运动，但我以爲，这样的声音还不够多，还不够响亮，强调得还不够。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八九民运仍然是一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以在校大学生爲主体的「学生运动」。虽然没有人否认当时随处可见的社会其他各阶层广泛的参与，不过，他们被统称爲「市民」或者「北京市民」，而「市民」在运动中的角色仅仅被定位爲「积极支持和响应」，至于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学运、工运、民运…… 的细节，就更少有人关注和研究了。
毫无疑问，这场运动当然是由学生运动发端的。我曾经听一位来自上海的前辈开玩笑说，八九年之所以能够闹大，幸亏带头闹的都是「共产党自己的孩子」。他说，像他那样的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给党捣乱有前科的坏分子，每天都被看得岩岩实实的，不要说去人民广场「逛」几圈了，还没走到巷口就被捉回去了。就我儿时的印象，我一向以爲八十年代是红色中国思想最自由化、最少约束的一段时期，听他这麽一说，我回头再看才意识到：八十年代相对自由宽鬆的风气大多还只限学术界、知识界（而且也还是时鬆时紧），所以我们象牙塔裡的书生才有了这样的错觉。事实上，民间社会的管控比七十年代好不了许多。翻查历史档案可以发现，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反共活动，他们比学生更早组织起来，甚至提出了远更激进的政治诉求，但是都很快被扑灭了。所以，一九八九年如果不是因爲作爲体制储备干部的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首先上街而且得到体制内改革派的默许甚至鼓励，全民运动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太可能形成。
那麽学生运动爲什麽会发展到全民运动呢？ 爲什麽会得到全社会那麽热情和一致的参与呢？通常解释是物价飞涨、官倒横行造成民间怨声载道。没错。但如果仅仅将民众的动机理解爲对学运的同情和对利益的共鸣，那也太低估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自觉了。
杨小凯在《文革并非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中用这麽一句话解释了文革当中「非官方的造反派」的掘起：「共产党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时会被人们故意地伪装遗忘…… 但人们并没有真的忘记这种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鬆，被迫害者就会混合著革命欢快症一下突然暴发出来」。
前三十年浩劫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遭到了或多或少的迫害。「平反」和「改革开放」虽然暂时缓解了伤痛，但伤害的记忆还留存在人们的意识或者潜意识裡，混合着对腐败贪污等现象的新的不满，一旦被学潮开了闸，就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
所以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不是在戒严后，不是在绝食后，甚至也不是在四.二六社论后。我记得四.一五学生刚上街，民间的议论就沸腾起来，观望没多久就热烈地加入进去了。观望什麽呢？观望中共的反应。所以，投入进去的民众大多还是比较乐观的，是寄望于中共可以改正的。而对中共的迫害和恐怖记忆最深，伤痕最深，仇恨最深那批人，包括当时仍然奉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台湾以及台湾支持下的海外民运，都继续在观望而没有採取「主动」「引领」的行动。因此，儘管「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在学潮第一週就有人喊了出来，毕竟没有成爲运动的主流。一场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秩序井然的群众运动能有什麽严重的后果呢？于是贴上了「深化改革」的护身符的人们在激情的驱使下，忘我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王超华有段回忆描述了四二六社论以后的四二七游行，当时学生还很紧张，走到警察的防线前面还有犹豫，是群众把警察推开，叫学生「快来」。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响应」，是「推动」了。事实上，整个八九运动过程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每次学生、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明星人物瞻前顾后，担心「学运变性」，担心被追究政治责任的时候，民众都比他们更有热情，步子更大，是民众在把这场运动往前推，而不是往后缩。
我们在研究八九运动的时候，往往将重点放在高层的祕辛、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的活动上，近年来才有廖亦武、吴仁华等开始整理「六四暴徒」的事蹟。我建议，研究八九，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和动态，都可以有更细緻、更立体化的观察和剖析，绘製出更全面的群像。
中共不总是哄骗今人说八九学潮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子的胡闹」吗？所以我们更应该特别强调：八九运动是一场完全自发的全民运动。有人会说各个阶层的诉求不尽相同，没错，但所有阶层都有一点相同的诉求，那就是全民议政、全民要求参政！
这一点，中共的大佬们比谁都看得清楚。
中共自己就靠发动学生运动发家的，还怕控制不了学生运动吗？还怕这些仍然天真地、亲切地称呼共产中国爲「共和国」，爲了挽救这个「共和国」而绝食的学生吗？爲什麽要镇压？爲什麽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正是因爲看到了「万众一心」的苗头，正是因爲对全民运动的恐惧。
当年如此，今天也如此。
（基于在2017年06月06 日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8週年大会上的发言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