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黑势力已从“硬暴力”演变成新形式“软暴力”
 
习近平与薄熙来组合照片 图片 网路相片
 

一场名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运动正在中国各地全面展开,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扫黑运动的分析评论。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李直的评论称:“中国大陆开始的扫黑(全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二任期后的第一大行动。如果说反腐旨在掌控权力的话,那么,扫黑则在于维稳社会。耐人寻味的是,最近一些年里,最早把扫黑列入政治议程的,是已被收监的薄熙来。正是薄熙来,以实际上的已被放逐之身,用唱红打黑为抓手,将重庆的响动传达至全国,以致声高镇主,威势逼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囹圄终身。不过,薄熙来倒了,‘肃清薄熙来余毒不利’的继任者孙政才也倒了,但是,还从未见有中央或地方官员对唱红打黑多置一词,唱红打黑从来也未被列入被肃清之列。”“在中共权力架构下,唱红打黑和反腐扫黑具有相同的政治功用。唱红和反腐都可用以摆平上层官员,打黑和扫黑则都可用以清除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因此,不论唱红打黑还是反腐扫黑,其用意都在于巩固权力,坐稳江山,长治久安。”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如果说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是为了个人立威需要,那么今次的扫黑除恶,则是为巩固中共执政地位而出发。薄熙来当年被贬重庆,遭到地方势力强力掣肘,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也为了争取在十八大时进身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依赖王立军在重庆发动唱红打黑,但打黑粗制滥造,不少案件违背司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结果打黑变成黑打,一些薄熙来的政治对手被诬为黑势力后台而遭整治,由此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而今次扫黑除恶则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无论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与过去有显著区别。中国黑恶势力活动近年来逐渐趋于隐蔽,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蔓延与嬗变,中国黑恶势力已从原本的街头打打杀杀,蜕变成集团化商业经营、国际化联络网络、多元化市场主体,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庞大,有些甚至染指政权。”“他们已不是过往那些操刀持枪的恶势力形象,而是与官员们、商人们推杯把盏的董事长、总经理,一些甚至已成为地方官员,形成以黑谋财、以恶护商、以商谋政、以政庇黑的利益链条。”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称:“中国基层黑势力多年来已从街头流氓的‘硬暴力’演变成新形式的‘软暴力’。一些黑恶势力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渗透各个领域,有的甚至通过进入地方政协、人大,直接和官员建立联系,让基层政权‘变黑’,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就是黑势力染指政治的典型。有分析认为,这类渗透到基层政治的黑势力在中国并不是个例,若基层政权持续黑社会化,将阻碍中央推行政策和实施法令,威胁中共的基层统治,这也是中共需要大张旗鼓扫黑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受访学者向《联合早报》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黑恶势力,特别是长期以来基层的涉黑涉恶问题需要坚决打击,不过扫黑除恶一旦陷入运动化势态,不仅无助于长远上杜绝黑恶势力,甚至可能形成破坏法治建设的副作用。”“运动化的扫黑除恶也可能形成地区间攀比政绩,让一些地方官员形成急功近利的心态,例如山东省就被披露为扫黑除恶下达指标,引发舆论质疑。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直言,运动式的扫黑除恶可能导致地方上为了政绩草率行事,在扫黑除恶过程中脱离依法办事的轨道,构成违法现象。他不讳言:‘中央的部署很好,就是怕到了地方以后盲目执行,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