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乐顿珠的一生堪称当代图博史的缩影：自从弟弟图登嘉措被确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他就注定了将有不一样的人生——他不再是继承家业的马匹商人或农夫，而必须成为弟弟的顾问。四十年代中期，他被图博政府送到中国留学，积累关于中国的知识，以便日后辅佐弟弟处理图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他在中日战争刚刚结束时抵达南京，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到南京政工干校（政治大学的前身）学习。然后，他与国民党将领朱世贵的女儿朱丹相恋成婚，随即在南京被共产党攻陷前夕流亡印度。他先后赴台湾、美国、香港各地访问，成为封闭的图博王国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的第一人。五十年代初，他回到图博，经历了共产党占领图博的初期，因拒绝与共产党合作，在弟弟流亡之前即设法离开图博。此后，他在流亡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内阁总理等要职，致力于争取图博的自由与独立，并在七十年代末代表达赖喇嘛赴中国展开了漫长而艰苦却无疾而终的谈判。
嘉乐顿珠精通中文和英文等多种语言，是少数具有世界眼光、明了国际格局的图博政治活动家。多年来，他广泛接触各国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蒋经国，中共方面的邓小平、胡耀邦，印度的尼赫鲁，美国的罗斯福夫人等，他对这些人物的功过得失都有独到的观察和评价。他也深切地卷入图博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除了忠于达赖喇嘛的派系之外，他跟投靠共产党的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以及坚持从事游击武装斗争的游击队指挥官，都有密切的联系并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嘉乐顿珠在图博流亡政府中都承担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资讯中心的角色。
一九九九年，嘉乐顿珠退休之后，回到葛伦堡经营制面厂、安享晚年。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说，自己对这个小小的事业感到自豪，并不亚于在流亡政府中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府首长：“我不是有钱人，但足以糊口，不必仰人鼻息。……我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自力更生，绝对不要靠别人。这个制面厂虽然不是个大生意，但是维持了我的生活。我做的是一个有生产性的工作，创造就业机会，让邻人有工作做。我们为成千上万人供应面条，许多家庭餐桌上的食物，就是我们制造的。”他并不以当过达兰萨拉图博流亡政府高官为傲，而以身为噶伦堡的制面师为荣——这个平凡的身份成为回忆录的书名。这段话，何其坦诚、何其谦卑、何其朴实，是绚烂之后的平静，是惊涛骇浪之后的晴空万里，也是整本回忆录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
数十年来，嘉乐顿珠都是站在弟弟身后最忠诚、最坚贞的助手。他的前半生见证了图博社会被卷入诡谲多变的国际政治并被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他的后半生则为流亡政府和图博人民服务、竭尽全力让被中国奴役的图博的悲情命运为世界所知。他的回忆录道出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对若干重大事件的描述和评论亦充满争议。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书将引起争议。他曾对达赖喇嘛说，考虑对若干事实有所保留。达赖喇嘛说：“你的一生都在服务图博，你一定要不保留地据实以告。”由此，他更有信心秉笔直书：“我的责任是说出过去事件的真相。如果做不到，我就是不诚实的人。”
图博不是香格里拉，图博也是黑暗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图博人和西方人的著作将图博描述成美不胜收的香格里拉。在当代西方文化界，左翼文化人背弃基督教传统，转而对印度教、禅宗、日本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各种东方神秘主义充满浓厚兴趣。在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社会文化运动中，在“垮掉的一代”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吸毒、性解放、摇滚乐、反越战、毛主义、格瓦拉等元素之外，东方神秘主义永远是不可或缺的点缀。
然而，图博绝非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嘉乐顿珠如实记载了图博传统社会的贫富悬殊、停滞落后，包括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惨烈。历代达赖喇嘛一直处于政治阴谋的风头浪尖上。当达赖喇嘛幼小时，政务一般由权臣控制，到十八岁左右才能亲政。权臣为了持续掌权，不惜加害达赖喇嘛。很多达赖喇嘛都在幼年暴卒，如九、十、十一、十二世达赖都没有活到亲政时。第十四达赖喇嘛也险些被阴谋集团推翻，嘉乐顿珠也多次成为对方加害的对象。这反映出政治斗争的血腥，一切为了权力，被视为“人间神”的达赖喇嘛也不能免于遭害，可见那些阴谋家内心并不信仰佛法。
大概因为嘉乐顿珠受儒家文化荼毒不深，不受“为尊者讳”原则的束缚，他在书中写到自己不堪的家事。他的父亲原本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自从儿子被确认为转世灵童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突然被推到一个崇高的位置上，就好像中了巨额彩票的人，难免心理失衡。嘉乐顿珠承认，与始终谦卑朴素的母亲相比，父亲变得“太傲慢，太容易动怒”。父亲出入都有五、六个仆从开道，常常要求旁人下马步行，或站在旁边等候他通过，躲避慢了的人甚至受到仆人的殴打。他的父亲还乱用权力，在买卖时拉抬价格、牟取暴利。嘉乐顿珠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那时候，后来担任昌都总督、投降共产党的图博贵族阿沛•阿旺晋美还是一名低级官员，负责为达赖喇嘛的家人营造房舍。达赖喇嘛的父亲怀疑此人中饱私囊，有一次嘉乐顿珠亲眼看到父亲拿着一根棍子将其赶出家门。
结果，过于张扬的父亲被达扎摄政视为政敌，被其命人下毒害死。虽然图博当局从未正式承认此一事实，但嘉乐顿珠认为，父亲是中了一种名为“疯象草”的剧毒，这种剧毒会关闭人体的消化系统，吃下它的人，无法进食，也不能喝水，受害者会慢慢饿死。他的父亲过了四十天才去世，死前形销骨立。嘉乐顿珠的重要证据是：当时下毒的那名初阶管家逃到印度，后来私下承认此事。这就是权力的可怕，甚至比“疯象草”还要可怕。如果不是儿子成为达赖喇嘛，他们的父亲不会四十多岁就暴毙，或许能以农夫的身份安享天年。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嘉乐顿珠在印度停留期间，中国、美国、印度都将他视为遗世独立的图博政府的传话人。但他传递的重要消息，在拉萨无人理睬。图博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而陷入混乱，领导人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的变局将如何影响图博，既无知也无视。他们只相信当时在拉萨的英国人查理森的建议——图博政府万般美好又独一无二，任何改革都没有必要。这个看法跟后来的“东方主义”思潮如出一辙。嘉乐顿珠感叹说：“现在，回想当年图博政府灾难级的无能、无法回应的昏聩，我仍然会感到怒火中烧，愤怒不已。”
一直拖到中共建政之后，图博政府代表突然跑到印度来问嘉乐顿珠该怎么办——因为他是极少数在中国生活过、精通中文、了解中国的图博人。嘉乐顿珠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拒绝跟他们多谈。整个图博政府让我感到恶心。”他认为，图博政府的愚蠢助长了共产党的侵略野心：“我到今天仍然相信，如果图博政府早点对尼赫鲁、美国，甚至中共做出回应，我们今天的局势就会大不相同了——或者，起码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图博的主事者是一群无能的人，不是普通的无能，而是完全无能。他们是国家的悲剧，不但不能同舟共济，又软弱无比，让毛泽东的入侵易如反掌。”
共产党在图博的统治堪比纳粹的种族屠杀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图博政府与中共签订《十七条协议》之际，作为独立国家的图博就算是亡国了。而当时图博究竟该有怎样的国家主权概念，连上层统治者都莫衷一是。以“大藏区”的概念而论，康区与安多地区从来不被卫藏统治势力所掌控，地方领袖担心拉萨的渗透甚于担心遥远的北京。而日喀则地区又因为班禅与达赖失和，也不受拉萨的直接统治。换言之，图博虽然名义上有共同政教共主，实际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再加上藏军老弱、武器残破、缺乏训练，根本不是共军的对手。就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际，上层政治斗争仍未停止：拉萨政府派遣年轻的阿沛•阿旺晋美出任昌都总督，居然是执政者的借刀杀人之计：通过共产党之手消灭敌对派系。阿沛手中无可用之兵，当然就不战而降了。执政者对个人权力的考量居然超过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真是愚不可及、自取灭亡。
嘉乐顿珠是最早识破共产党阴谋的图博人之一，为了避免连累达赖喇嘛，他率先逃离被共产党掌控的图博。当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逃走之后，图博的局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图博人绝望地发起抗暴运动，解放军则杀人如割草。这本回忆录记载了一个可怕的细节：一九六二年，图博反抗志士缴获了一份文件，这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拉萨总部政治部的文件上写道，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逃走到一九六零年十月之间，人民解放军在图博地区“歼灭了”八万七千名图博“叛匪”。这还不包括康区、安多等反抗最激烈、死伤人数更多的地方。
据学者李江琳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中的研究，从中共官方资料统计中得到的数字显示，图博人在战场上的死伤俘降达三十四万七千余人。 「打仗死人太多，那里的水几年没法喝」，藏人用这句话说出了荒野曝尸无数的悲剧，也道尽战争的惨烈。更多图博人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于集中营和大饥荒。李江琳列出一组骇人听闻的数据：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玉树州人口减少六万九千四百一十九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四；果洛州至少减少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五人，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三，超过一九五三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十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二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资料。中共统治图博期间造成的图博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图博总人口的比例，甚至高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比例。
嘉乐顿珠对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基本无甚好评。中共高官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却言行脱节、自相矛盾。他的大哥在印度见过周恩来，嘉乐顿珠拿一个词形容周说：“我叫他小白脸。中国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外表诚恳体贴，内心却奸诈狡猾、诈骗伎俩层出不穷的人。”一九七九年，嘉乐顿珠应邀到北京与邓小平会谈，邓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嘉乐顿珠提出若干建议，邓都以纳谏如流的姿态接受。邓却从不对中共在图博的屠杀道歉，他说，图博问题已经过去了，过去大家都受过罪，他自己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前走”。然而，嘉乐顿珠从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八九民运就看出：“他的统治风格，是任凭事情发展到一定地步就急踩刹车，进行镇压。”
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耻辱吗？
嘉乐顿珠一生事业中最受争议的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训练图博游击战士。在回忆录中，他如实地梳理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在尼泊尔境内木斯塘建立反抗军基地的详情：“我主导了图博与CIA的合作，此事依然让我良心不安。……我这一生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我跟CIA的来往，抵抗斗士们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武器可以跟中共相抗衡。就为了这一点，我至今依然怨恨美国。我们跟CIA的合作，不但刺激中共，也提供了中共一个可以大举屠杀反抗斗士及图博人民的借口。”
我并不同意嘉乐顿珠晚年的这一“过度的自我否定”，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并非耻辱或污点。首先，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虽然不是“最好”选项，也不是“最坏”选项。当时，除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愿意向图博抵抗者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嘉乐顿珠披露，他接触过英国军情六处，但二战后英国急于从亚洲脱身，不愿为无利可图的图博而得罪中国。确实，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帮助确实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图博反抗军的实际需要。比如，反抗军有五千多名成员，只得到三百到四百把步枪；中央情报局的训练项目与内容，也常常不能适应图博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毕竟使抵抗运动得以持续多年，虽未能撼动中共在图博的统治，却搜集到不少关于铁幕后的图博的情报，以供美国和图博流亡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多个面向，也受到诸多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美国固然有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理想主义外交的一面，亦有其重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的一面。美国当然不会为了支持图博而与中国这个庞然大国开战，过去如此，今日也如此。这是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不以图博人的悲情命运为转移。所以，在中央情报局支持图博反抗军等具体的项目上，图博人必须意识到，美国自有其具体诉求，此诉求不可能与图博的诉求完全一致。两方只能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各取所需。
第三，嘉乐顿珠认为，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提供了中共“可以大举屠杀反抗斗士及图博人民的借口”。我认为这个推理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即便图博不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不将图博问题国际化，中共照样会大肆屠杀图博人，正如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学生运动并未获得“外国势力”的支持却遭到中共血腥镇压一样。中共天生就是一部疯狂的杀人机器，对所有的反抗者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你如何小心谨慎，只要你追求自由和独立，中共的压迫就不会停止，也不会变得仁慈。
图博人的反抗，本来就是多个面向、多种方式。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抗争和中间道路，是一种主流的观点，但并非惟一的选择。达赖喇嘛努力说服大部分民众接受其观点，却无法强迫所有民众对其言听计从。对于游击战士们以卵击石的武装反抗，达赖喇嘛同样予以理解和尊重。达赖喇嘛在逃往路上得到抵抗军战士的保护，并对他们说：“虽然我碍于信仰反对暴力，但我很欣赏他们继续这场惨烈战役的勇气与决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我们的自由、文化、宗教。我感谢他们的力量与勇气，也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人身保护。那个时候，我不能诚实地告诉他们应该避免暴力。为了作战，他们牺牲了家园、和平生活的舒适与福祉。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我没有其他选项可以给他们。”所以，嘉乐顿珠理应对自己尝试过的各种策略感到问心无愧。
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中，很难发现可以跟本书相媲美的诚实与自省。嘉乐顿珠说，虽然自己“一生奔走一无所成”，虽然图博有数十万人失去家园、流亡在外，数百万人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生活在被奴役的状态，但图博人自有其值得珍惜和骄傲的价值持守，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成为中国人的老师，“中国可以从我们身上学习的很多，包括宽容、同理心、对人权的尊重”。而他的理想从未动摇过：“图博人已经展开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奋斗，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我仍然相信真理最后一定会获胜，我们一定会得到正义，图博会存续下去，而我们图博人总有一天能够一起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