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梓平、吴阿宁简介《大劫难》

（参与2013年11月3日讯）现在，有的人硬说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不存在，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用以下事实说一声“存在！”但关键是那些人要有看下去又不耍赖的勇气。——《大劫难》编者

 

简介新书《大劫难》

——四川省荥经县1959-1962年大饥荒纪实

编辑：童梓平 （左）吴阿宁

荥经（方言读如“云巾”）县，在四川成都西南150多公里，属雅安市。1959—1962年荥经大饥荒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一、饿死人比例居全国之冠；二、风调雨顺；三、有大量库存粮食。由于本县死亡档案至今坚不解密，故该书不推测、不分析，只罗列事实。文中全部内容，都来自幸存者亲笔或口述。

一串冷酷的数字

《荥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人口变动”，第112页表格罗列了以下一串数字：

从 1958年的12万多人一下就垮到1962年的不足7万，这些人跑哪去了？《荥经县志》解释说：“1959—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生产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剧下降，出现负增长。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别减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长呈负值。”

“受窘”、“人口急剧下降”、“负增长”是什么意思？还有，既然已经罗列了59、60两年的人口减少数，那么61和62两年的“减少”数为什么又不列呢？

鉴于区别“减少”与“饿死”需要非常专业的一套推算，而推算出来的数字仍然作不得准数，我们就不在此作徒劳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风调雨顺好年景

威胁荥经农业的灾害天气主要是降雨过多，当地农村有“天干三年吃饱饭，水涝三年饿死人”的民谚。《荥经县志》第三章第六节“灾害天气”中，对1958—1981年4—7月份“暴雨灾害”的记载有：（单位：毫米）

66、67、79这三年的降雨比59—62那几年翻倍还不止，却没有饿死人。

对“旱情”的记录是：“从1951—1980的30年中，县城四周农村在1969、

1978、1979发生过春旱。”——这个记录也与59—62大饥荒无涉。

对“秋绵雨”的记载是：“在1968、1976、1977的9月和1964、1979年 的10月出现过秋绵雨，共五次。”——这个记录也与59—62大饥荒无涉。

对“冰雹”的记载是：“由于荥经没有出现过35°以上的高温，上升气流冲力不大，多是2-3毫米的冰粒，故造成较大损失的不多。”59、60两年只在三合、新庙、泗坪三个边缘高山区公社发生过危害不大的雹灾。

荥经民间对59—62 那几年天气的回忆，几乎异口同声地用了一个成语：“风调雨顺”。或者：“幸好59年气候好，鹅香草长得好，不然饿死得更多。”

是否流行过瘟疫呢？《荥经县志》对59—62那几年没有任何记载。除了第597页“扑灭肿病”一节语焉不详地叙述了58—60年因“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粮食严重不足，营养不良，水肿病流行……病人剧增，死亡率高”的情况。

最难以置信的是，大量亲历者们还说到，当时县、区、公社、管理区仓库里堆放着两千多万斤粮食！

又是风调雨顺，又是大量存粮，那为什么还饿死那么多人呢？

不得不从“大跃进”说起

先说“工业大跃进”。荥经矿藏丰富，自古号称“铁谷铜山”。1958年“大战钢铁”，县上除了命令各行各业建土高炉外，还组织了一万多精壮劳力开赴离县城200多里的祁家河、大矿山（今之牛背山），开矿、砍柴烧炭、炼铁。砍光原始森林无数，结果炼出6斤3两废铁。（见当年总指挥，荥经县委副书记庹开荣：《关于大矿山大办钢铁之回忆》）

当年的茶厂工会主席周芝福在他的《参加大办钢铁的回忆》中说：“每人一把齐头大删镰。每天上山见树就砍，剃光头式的采伐，树子砍光，废铁收光”。王月辉： “房柱、房梁、椽子、壁板、窗、床、桌、椅、凳和砸烂的锅、铲以及旧铧锄之类的废铁运来，投入炉中”（《我对凰仪铁厂的回忆》）

“时值秋收大忙季节，水稻、玉米无人收割，许多地方都烂掉在田地里”（黄世雄：《荥经“五九事件”回忆》）

当年城关公社文书，今年89岁的王文才老人写道：“公社在各耕作区抽调近1230名主劳力奔赴大矿山支援大办钢铁，结果影响了当年大春收割，有的耕作区开荒地的玉米、豆子都无法收回，烂在地里。影响了58年大春收割和59年小春下种，其结局是一两铁也没有炼出来，无功而返。”

再说“农业大跃进”。县委书记李成栋与芦山县比赛“打擂”、“放卫星”。在多个公社推行万斤田、万斤坝，其中以烈士公社现场验收最为脍炙人口：

“1958 年8月下旬构思了‘万斤田’的宏伟蓝图。要求把‘万斤田’在一周内搞起来，120人奋战一天一夜，剩下一部分人和领导继续干了三天三夜。离家远的社员吃饭睡觉都在附近学校里，前后共搬了四个公社7.5亩的谷秧（必须从远处搬来才不像作假）。开现场会的那天，地委书记苏孝明、县委书记李成栋及雅安地区各县分管农业的领导来‘取经’了。《四川日报》的记者也来了，会场上锣鼓喧天，领导们轮番站在‘万斤田’前留影。谷子打完后背到学校里过秤，两亩共三千多斤吧，上报万斤。”（刘大锦：《打造“万斤田”》）

高估产当然要高征购

以城关公社为例，“58年总产3222019斤，59年总产2268236斤，减产953783斤。可是，59年县委核定全年总产量数为4416100斤，实际相差2147864斤。”（王文才：《荥经县城关红色卫星人民公社三高五风情况回忆》）”

当年县粮食局秘书黄世雄：“57年，荥经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是1210万斤贸易粮，约合1726万斤原粮。59年因瞎指挥、劳力大量外调、粮食作物未种足面积、管理很差、收割不力等人为因素，粮食减产。但在‘反右倾’、‘更大跃进’气氛下，该年度粮食征购，却增加到1622万斤，约合2600多万斤原粮。”

农民交不出粮食怎么办？——肯定是“瞒产私分了嘛！”

血腥的 “反瞒产私分”“算账会”

1959年，“秋收开始，县委决定：‘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大搞突击公购粮入库运动。县委书记姚青按照上级指示，提出秋收粮食实行‘四边’（边黄熟、边收割、边整理、边入库）和‘四就’（就地入库、就地保管、就地加工、就地供应）。实际上，粮食一入国库，就成国家计划指标，地区一级都没有权力动用。所谓就地供应，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县委在荥经茶厂召开五级干部的算帐大会。这次会议规模较大，连生产队的队委们都参加了，号称千人大会。会议不是认真分析缺粮原因，而是一直追究“瞒产私分” 粮食。从上到下只喊反“瞒产”，交不出来就说你是‘瞒产私分’。从县委到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说你‘右倾保守’，挨批、挨斗、挨打、撤职、下放劳动改造。尤其是“瞒产私分”罪名大得很，沾上就要脱层皮。因这个罪名，打死基层干部不少。

‘拳打保守思想，脚踢落后指标。’当时粮食局长是丁富台，从外地调来的。县的征购任务完不成，他喊有困难，县里开会斗他，打成‘右倾思想’。一群干部和积极分子冲上来，管你啥子局长不局长，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惨了。现在他还在名山。”（以上见余习广：《采访黄世雄》）

建国初老县长童梓平在他的《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中写道：“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她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万户萧疏鬼唱歌

1959年秋后到1960年春，各公社、大队的粮食被搜刮殆尽，一入库堆起就“地区都不敢动”，这就是荥经大饥荒的死结。社员只准在公共食堂吃饭，而公共食堂从每顿二两、一两、五钱、“三颗发涨的玉米籽”——直到断炊。断炊也不准私人家里冒烟。

“为了彻底消灭家庭小伙食，他们不分时间，不分早晚地对各家进行彻底清查。将自存的一点粮食或可食用的东西拿走，只要发现哪家房子冒烟，马上就对那家进行再次的彻底搜查，直至搜光为止。”（王怀生：《唱一首孤儿自创的歌》）   “有人报告王宗禄（注：大队书记），说老鹰坡在冒烟火，王宗禄等干部去查看，发现王朱雀家煮了一锅死娃娃肉。王等把煮人肉吃的王朱雀打得死去活来，打得断了气。朱家八口人最后饿死完，一个也没有留下。”（吴焕英：《我所知道的大饥荒》）

“那个年月，干部打人还要说啥子理由嘛！不管你人饿不饿死，都不准社员家里冒烟！你家里头一冒烟，就说你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给人民公社抹黑，给公共食堂抹黑。’”（季恩全：《大饥荒中我的家人与家乡》）

千家万户就这样陷入绝境。最后见死人如潮，才解禁允许自寻吃食。

都吃些啥哟？

“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蚂蚱、蚯蚓、蚂蚁等。走得动的人就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吃观音土的人“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有人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杜治中：《左祸肆虐的年代》）

“当时每人手上有两件物品，一件是汤瓢，一件是‘挖耳子’。两件分工明确，小汤瓢负责进，“挖耳子”负责出。一位叫翁吉恩的老人苦于“挲糠”时，嘴上惊吼：‘毛主席啊，你把政策改一改啊！’”（刘大锦：《生命的磨难》）

严惩“偷青吃青”与盗杀耕牛，是荥经人至今提起仍心有余悸的运动。所谓“偷青”就是偷吃未成熟的庄稼，包括偷吃刚刚拌了“六六粉”或粪便，才播下的种子。一旦被抓住，等于进了阎罗殿。

泗坪区委书记梁尊三写道：“残害群众的手段应有尽有。一般的是：扣饭、罚款、打耳光(有的用木棒、枪托乱打)、捆、绑、吊打(吊的当中有：半边猪、鸭儿浮水、风摆尾、打秋千等等)，火麻癨，集中关押劳改，私设公堂，戴高帽子游街，剪妇女头发，穿耳朵(用铁丝、大头针、洋钉将耳朵钉在柱头上)，割指头，扯地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线绑起钉在地上木桩上，木头中间划口加楔头，烧起大火烤)，用刀子戮胳膊，人拉犁头，吃谷草，喂大粪，假枪毙、非法搜查抄家，拿锅，抱磨子等等。”（梁尊三：《对荥经县“五九事件”中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回忆》）

“我有一个姨表兄叫永全，饿慌了到食堂里拣地上的牛骨头啃，被几个干部积极分子几脚就踢死了。还有一个叔伯舅舅叫刘明郑，还是土改时入的党，也曾经带领大家搞合作化，据说他说了几句不该办食堂的话，就被一些干部用柴花子（劈柴）打死了。”（刘泉兴：《回忆童年那段逃命的日子》）

“杨学青就惨啰，毒打、绳捆索绑是跑不脱的。打过之后，干部说：‘你偷杀牛吃，现在没牛耖田，你就当牛耖田。”逼他套上枷担（轭）下田拉犁耖田。拉不动，干部就打，几根牛鞭子都打烂了，他身上打得稀烂。这个人才死还没几年，他是当志愿军抗美援朝回来的。”（季恩全：《大饥荒中我的家人与家乡》）

“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同心五队艾云华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队长丁永全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当时说她不出工，她把患子宫脱垂病给他看。他就动粗……。当时的妇女普遍都患子宫脱垂无月经。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徐之斌。”（杜治中：《左祸肆虐的年代》）

没有必要再往下举例了。

饿到极处是什么样？

六合公社杨六蓉当年6岁，全家七口人饿死来只剩她一个，她写道：“快等到分给我家吃食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声说：‘李德蓉死了！哪个吃她的那份就埋她！’ 我妈当时是靠在食堂旁边的石坎子上昏过去了，但还没有断气。想吃她那份的人太多了，争着去拿她的那份东西。听见有人吵闹，我妈妈一下醒过来挣扎着说“我没有死……”抢她那份东西吃的人都慌了，但他们已经将我妈妈的那份吃了，我妈妈就那样活活饿死了。我奶奶领着我和弟弟领了东西就拉着我们往家走。还说‘快点走，快点走！不然你妈妈又活过来，要吃我们的，我们又没有拿她那份。’第二天傍晚，听说我妈妈被人砍成几块背回家弄来吃了！听人家说着说着我和弟弟非常害怕，又非常难受，为什么要把我妈妈弄来吃啊？不一会儿大队的干部就来了，果然在那户叫陈玉清家里发现了妈妈被砍坏的遗体，就责令陈玉清把我妈妈埋了。可是他们已经吃过我妈妈了，听说把我妈妈的肝脏弄在锅里炒得绿阴阴的。这是啥子世道啊？”（杨六蓉：《妈妈啊，您在哪里？》）

“我们队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他饿得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坎上，歪着脑袋去啃啮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杜治中：《左祸肆虐的年代》）

2012年，余习广、石丰纲等人采访了221人，128个生产队，涵盖了原23个公社、81个管理区，整理了197位幸存者的口述音像材料。现摘取几段：

复顺公社新添6队郑光才说：“我们队饿死了一大半，街上都生满青苔，长多深（高）的草草。”他居然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词来形容：“万户萧疏鬼唱歌”“大队成立埋丧队，专门埋死人。人死后，就由埋丧队拉来甩到一个大坑坑头，今天三四块（个），明天四五块的甩。五八年应该说庄稼的收成是好的，而且仓库头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吃。”

原附城公社三大队16队李权兴，男，71岁:“全生产队两个食堂，共一百五六十人，最后只剩五六十人，好几个生产队都这样。记得的有我们生产队王立军、王立勋两家都死绝了，之前每家大概都有五六人。”

李绍先，男，88岁，附城公社二大队10生产队社员：“我们生产队原来就132人，细粮关后只剩下47人，我们生产队陈文楷、陈文开、李锡禄、李锡福、李锡宜，还有好多户都是死绝的。”

熊召芬，女，90岁，原石滓公社（铜厂沟）附城大队社员：“我到我亲家那里去（附城公社三大队16生产队），看到一座坟，他们就说：干部到这户人家去，闻到飞香（方言：很香），就去查，在出门时看到门后头（一个尸体）一身剐来光骨头。死的叫邱桂芳，埋在他家前头。”

杨汝芬，女，81岁，原烈士公社冯家大队2生产队社员：“我家婶婶姓郑，她的儿死了，她就把他的肉拼（片，用刀割）来煮来吃了。”

鲜云香，女，71岁，原青龙公社三大队3生产队社员：“有些娃娃死后被煮来吃都不晓得。生产队会计到周某家检查，看到煮起碗豆尖（豌豆苗尖），闻到好香哦！会计到锅里一夹就夹到个人脑壳。会计说：你家娃娃呢？周某说死了，抱来甩了。会计上楼一看，娃娃还有半边身子。这个人叫周怀碧。”

陶国花，女，59岁，凰仪公社安乐大队4队社员：“凰仪公社余秀珍家妈饿来没得办法，找野菜根都找不到，就用大砂锅烧起水，她大儿子问她：妈，你把砂锅烧来做啥子，她说：我要把你家兄弟煮来吃。她家大儿子说：你把他煮来吃我不打死你！（意即“看我不打死你！”）她就没敢煮。现在她家小儿子还在呢。”

王恩芬，女，71岁，民建乡顺河村：“杨国礼用大刀（大斧）背把女娃娃打死，打死后就把她煮来吃了。娃娃的妈回来后到处寻娃娃，娘屋头都来寻，都寻不到娃娃。后来有一天，生产队红豆子被偷，生产队就清查红豆子，挨家挨户清查。清查到杨国礼家，发现娃娃的衣服把头包住埋在地板下，地板下好多人骨头哦。喊娃娃的妈王维芬去看，衣服就是她家娃娃的。后来在花滩中学开大会，枪毙杨国礼”

余培云，男，71岁，原城关公社新南四队社员：“县城街上横（huán）街子那里，他们喊的毛玉兰，卖人肉，把她逮起来游街，说是有死的娃儿，她把他弄来煮好，弄起去卖人肉嘛。弄起去游街我们看到嘛，那时我们十七、八岁，听到说游街，我们就去看。公安局把她弄来游街，喊她喊嘛，一路走一路喊：我卖人肉喔！”

曾保行，男，93岁，原烟竹公社双红村跃进队社员：“我家大儿媳家老的（老人），死了就这块（这个人）拼点那块（那个人）拼点，就拼来吃逑，啷里咋过呢（那么，你说咋办嘛）？社会嘛，那些时间吃人肉，又不笑人。”

“五九年在大食堂吃饭的计有400多人，其中本社有250多人，到1962年体制下放核定人数时，除外来人归回原地的外，就只剩下75人了，死亡的人达三分之二以上。”（王怀生：《唱一首孤儿自创的歌》）

“最惨的是肖家湾（老地名老鹰坡）全组60来口人死来只剩肖有文家二人、郑万芬两娘母和一个孤儿朱子珍。全队二百三十多人死来只剩七八十人。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吴焕英：《我所知道的大饥荒》）

举不胜举……

“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童梓平：《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一次，姚青在会上大谈：‘现在有人向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告我们的状。’然后他将头一转，面对邮电局长韩同山说：‘你们邮电部门，对寄到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信件要进行检查。’最后指示公安局和卫生科的负责人说：‘你们报死亡人口数字，都报肿病不对吧？也有不是肿病死的嘛！今后你们两家报死亡人口要经县委审查’”。（黄世雄：《荥经“五九事件”回忆》）

仓储有粮不敢动

退休教师王文灿，烈太公社黑羊坝人，他的父亲挨饿又挨打，痛不欲生，自己割断舌头自尽。他对我说：“我们的食堂占七星抱月大院子的前半截，墙角就经常摆些死人。后半截就是仓库，没得人敢动。”六合公社有个守仓库的，姓李，饿死了。副县长庹开荣向县委书记姚青打报告请求从仓库为他的老母亲买点细糠，被大会批斗（庹开荣：《为家人买糠充饥的回忆》）。双江公社光和管理区库存粮食30多万斤，田久芬的哥哥和另外一些人就是靠偷仓库救活了全家（田久芬：《我的童年》）。

“（走进宝峰乡政府院内）：当时这里是新添区粮站原天宝公社仓库，现在拆了，盖的宝峰乡政府新楼。全公社收上的粮食都放在仓库里面，堆上去像山，有三百多万斤。社员的口粮、种子都征上来了。”（余习广采访吕春红、杜绍全、朱志华）

当年双江公社党委书记郑年钰回忆：“就在我公社光和村大寺上的分仓库里装着公购粮30多万斤，也不供应给社员吃。全县仓库装着粮食2000多万斤” (郑年钰:《回忆荥经“五九事件”》)

“我在县粮食局任秘书股长，全县国库里头，大概还有两三千万斤粮食，都是强征上来的。当时荥经的粮仓，城里头有，各区也有。从新庙下来，新庙有，泗坪有几个粮仓点，荥河有，新添站有仓库，宝峰也有仓库；花滩坝粮库以外，有的管理区还有仓库。”（余习广：《采访黄世雄》）

其实是，没有省里的特批，谁也不敢动。网上流传甚广的荥经某某公社武装部长带领群众抢仓库，我们多方打听，没有结果。

李井泉来整风

1960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政委李井泉终于驾临荥经。

“李井泉没有让姚青讲完就站起身来，猛地在会议桌上拍了一巴掌，说：‘姚青，你荥经县死了这么多人，时间长达几个月，你说给省、地委报过，怎么没有看到？你不但没有深刻检查，还强辩，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这是犯罪！…… 我枪毙了你!

李井泉签字批给荥经120万斤大米。对荥经‘五九事件’处理定的调子是‘坏人当道’、‘组织严重不纯、’‘搞违法乱纪’，把问题全部推给下面的干部。将姚青、高万寿(此时是县委副书记) 等50多个干部逮捕法办。武装押送集训160多个干部。由省委抽调南充、温江、雅安、石棉、汉源、天全等县干部来荥经担任县、部、局、区、社、大队、生产队领导。从南充地区抽调了一千农村劳力给荥经‘输血’”。（县委办公室主任姜学谦：《李井泉来荥经的前前后后》）

撤了粮食局长的职，说他有粮不给群众吃。（见龚尔章文章）

“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调查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我们组织内，并把持县委和部分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泗坪区委书记梁尊三：《对荥经县“五九事件”中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回忆》）

“整风揭盖子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定性“荥经五九事件”的根源在于：1.和平土改有漏划地主富农；2.镇反不彻底；3.组织不纯；4.封建残余势力未打垮；5、领导权被少数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份子所掌握；6、合作化运动搞得“夹生”；7、公社化以来搞右倾倒退；8、放松了对敌人的专政，对地、富、反、坏、右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梁尊三：《荥经县61年整风揭盖子运动的情况》

孤儿院和肿病医院 李井泉来荥经半日还有一个指示，就是责令县上、各公社马上建立孤儿院和肿病医院。但由于粮食、医药、医务人员等诸多问题不能落实，“两院”状况仍然堪忧。

太湖寺孤儿院“用供销社大库房临时搭造成大病室、大床位（注：连间铺）。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太少、太弱，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像个‘难民儿童集中营’！平常病号百人以上。1961年冬，儿童中出现肿病、痢疾、结核、麻诊、肺炎、心肌炎、败血病、肠炎、脑膜炎等病，死亡22人。1962年患病儿童增多，死亡率上升。1—9月死亡儿童达109人，10月后又有4人病亡，以上共计135人死亡，约占孤儿总数的9％（余启熉：《荥经孤儿院轶事》）

雅安地区医院医生熊习礼，从59年底到60年4月来荥经泗坪区救灾，他说：“腐臭、尸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恶臭、怪臭。阴冷、潮湿、昏暗、肮脏，有的病人面部肿得像一个大南瓜，皮肤呈粉白灰色，两支眼睛肿胀得像一条细缝。下肢肿胀得硬绑绑的，皮破处流清水不止。在施行静脉穿剌时，其静脉血管壁的弹性、韧性完全丧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针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溃。女病人子宫脱垂，掉在外阴部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烂、感染、发炎、流血。其状惨不忍睹。”（熊习礼：《恐怖的泗坪》）

泗坪桥溪肿病医院看守张月清说：“肿病医院的干部、医生，哪个不多吃多占嘛！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也来跟着吃。

“我和人家一起拖出去甩的有220块（个）。那里有一个大红苕窖，是五八年大跃进挖的，有四米多深，下肚口能并排码20块死人，那窖里头起码扔了两三百人足有”（余习广：《采访张月清》）

也有守卫良知的干部

雅安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在石滓公社检查工作，发现群众吃树皮，立即向地委汇报，并要求给返销粮指标，结果却是“从地区三级干部会起，弄到县、公社层层批斗。据参加过地区三级干部会的人告诉我，说他在会上挨了一顿打。五个打手，都是荥经的公社党委书记。”（李景福：《人民心目中的好干部》）

童梓平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做包队干部，见已饿死一人，于是冒死在三干会上发言请求救济粮，结果为每人每天争得三两粮吊命。春天该队没有种子，“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到铜厂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全队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丰收，102人一个也没有死。”（童梓平：《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烈士公社冯家五队队长袁德成，叫社员在打谷子的时候把粮食藏点起来。播种麦子时叫大家少丢点麦种，用手磨子推成麦面，晚上一人一砣分给大家。结果六一年队上都没有咋个饿死人。后来事情败露，公社把他弄去审问，袁德成含冤而死。”

“大田坝公社民福5队队长周永宣，把大队窖藏在他们竹林里的一两万斤红苕和一万斤烂玉米晚上做成馍馍分给社员，就这样他们那个队就没有饿死人。但他被大队的干部整来跪高板凳批斗。”

“新建公社党委书记唐润生面对各大队求援的干部表态说，你们各大队粮仓的粮食，你们自行商量解决，但是如果有人问起，你们要说我不晓得。结果，新建公社各个大队的食堂就没有断过粮，饿死的人也不多。”

还有几个冒险真搞了点“瞒产私分”的生产队，都没有饿死人，或者饿死很少。（石丰纲：《该给几位好干部树碑立传》

 

《大劫难》收录了幸存者文章、诗歌共百篇（首），面对如此宏大叙事，罄竹难书，只好挂一漏万了。

 

（童梓平，荥经离休干部；吴阿宁，荥经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