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四月，乍暖还寒，与每年此时一样，是一个“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季节。这一天，我正奔忙于离家两里开外的一个建材市场，试图为更换家中朽坏的窗纱采购一些材料。之所以要自己动手，原因是街头民工的要价太高（一米索价三十元人民币）。自己更换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如有些窗框取不下来，直立窗外作业既不安全，也容易变形。不过，无论如何，在立夏蚊蝇兴起之前，要把母亲房间的换掉。父亲新逝，瘫痪在床已十七年的她成了我唯一的“心肝”，她的喜怒哀乐，丝丝都扣在我的心弦上。

满载而归的路上，我意识到今天是四月十五日。二十年前的今天，正是母亲告诉了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时，身材娇小的她，正走在从景山公园散步回家的薄暮中，感觉到我在身后，她故意放慢脚步，等我快走到和她并排时，她用轻柔的声音传达了这个噩耗。我感到有点异样，因为母亲从不与我谈论时事。她对胡耀邦是有感情的。文革结束后，她做了两个义无反顾的决定：一是把文革冻结的工资（一万多元）全部交了党费；二是调北京时，她自动要求到农口工作，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贡献微薄的力量。当时，在社科院党委工作的黄克诚的夫人，把她介绍到农村发展组。这个小组，正是胡耀邦为推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而成立的一支“小舰队”……

八九纪事之绝响——序封从德《六四日记》

恰在这时，封从德给我寄来了他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是他积二十年心血所撰成的一部回忆录。由于他身为学运领袖，亲历八九学运从校园到广场——由激情开场到尊严落幕——的各个阶段的操作细节与演变过程，有许多为新闻界报道、为史书纪录的事件也是出于他的手笔，加之新近发生的所谓“天安门之争”始终没辩出个高低，所以，我对该书的问世，早已引颈而望。

没有想到的是，它比我期待的写得还要好。

二十年来，海内外与八九民运有关人士和亲历者的回忆、反思类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外已经出版了不少。或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或为了谋生存求发展，或为了替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辩驳，或为了放下包袱重新起步，许多人都奉上了那一段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那一段历史最沉痛的思考，还有许多难得的人生体验……这类作品，虽然也有良莠之分，但较之于史学研究的需求，依然可称“亏空”。原因是因为各种原因，许多关键历史事实的真相仍然被掩盖，许多重大转折的心理活动依然有待揭开。一九九一年，为澄清学运过程各种大环节的真相，封从德曾在法国邀请有关当事人作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对质式讨论，研讨成果集结为《回顾与反思》，是我所接触到的八九民运最深入、最具研究价值的史料。而眼前的这部《六四日记》，显然站在了前书成果的肩膀上。而且用一种散文的优美，承载了作者诚实的记忆、良心的反省与充满人性发见。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领域内——无论高尚与卑微，奋发与无奈，希冀与苟且，权变与坚持，愚昧与贤明——窥见当日学运与天安门广场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复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进入了永恒的行列，其珍如恒河金沙，其稀如凤毛麟角。

历史的误会，抑或生命绕不开的“结”？

这本书吸引我的，首先是真实地记叙了作者和妻子——同时也是八九学运中唯一的女性领袖柴玲——的鲜为人知、且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从他们的恋爱，到先后投入学运，到并肩作战，直至渐行渐远，劳燕分飞，既有细腻的笔触，也有粗略而达意的暗示。

令我意外的是，不论是封从德还是柴玲，原本都不是政治的爱好者。二人都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卷进了学运。在这方面，促成二人相识的“第一个故事”，也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故事，起始于“反自由化”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禁止游行请愿“十条”的出台。为此，北京大学学生在一九八七年元旦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当时，在北大计算机系遥感所读硕士研究生的作者，抱着好奇心前往观看，不料，游行队伍突然掉头——把队尾变成队首，将作者裹挟入内；又因他身边打横幅的一个学生突然溜之大吉，作者不得不填补这个重要空缺，最后，误被混入队伍的“工人老大哥”当作游行组织者推到警察的手里。

事后，作者虽然被学校保释，但此事却成了他一个放不下的包袱。该书写道：

“政府的狡猾，我的种种观察与感受，事后我很想讲给人听，作为大家日后的参考。真正从头到尾饶有兴味听我讲的只有一个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级的学生，这时已转到了心理系，这时正忙着准备考研，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的走廊上聊了二个小时。柴玲也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那天几千同学游行，她与几个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司机真好。中途停车是违规的，但见是学生，一挥手就让我们上了。’一个同学徒步走到天安门又走回来，到宿舍发现鞋底已经没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长谈，但并不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起点，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作者是在用这个自以为“光荣”的经历吸引小女孩。以作者的眼光看，柴玲既不懂政治，也不是一个激情洋溢，善于表演的人。如果认为她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训练有素”，那更是一种误解。她热爱生活，充满灵性，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操，对家庭和周围人充满责任感；为人处事的特点是善于倾听，有亲和力……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天，作者用以写论文的计算机出了故障。而此时的作者，不仅已经以633的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在四通旗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有了一份工作，还考取了北京市首届“高级程序员”资格证书。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妻子柴玲的生日。后来，当作者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周游于世界寻找心灵归宿时，他发现，这一天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我没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于是去一家蛋糕店，买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着自行车，穿过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进入房东的铁皮门，再向左拐，便是我们小家外的庭院了。我兴冲冲地叫一声，柴玲从房里跑出来，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径自回屋。从她眼中流出的一丝惊喜中，我知道是因为我比她预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们的家在北大南门外不远，海淀苏公家庙七号。……房间很小，十一平米，是在西厢房外再加盖的一间。只有一面窗，不过很大，对着小院，除一扇小门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顶用雪白的计算器纸一糊，还蛮象样的。屋里所有的家俱，加起来只花了五十六元。这是柴玲的杰作——床是她从学校木棍厂买的两张学生单人床拼起来的，加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屋子就全占满了。

那间屋外有个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树虽老，枝叶却繁茂，夏天招来无数青虫，俗称‘吊死鬼’，吊得满地皆是，发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叶还可以生火。树上常有鸟，拉屎掉到我们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霉，斑斑驳驳格外分明，平添我们不少的烦恼。

我照例在小院内小马扎上坐着发了一会儿呆，思考我论文中的计算器程序。只有在这时，心如置身尘世之外，分外地清明。这种紧张构思的状态亦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愉悦。她将饭做好，我们就在屋里一道吃。天色蒙蒙，黑白电视闪烁的光线照在我们脸上，我们没有开灯。

蛋糕上插着二十三支小蜡烛，柴玲吹蜡烛时，鼓着脸，用足三口气才吹灭，然后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样子。蜡烛穿透黑暗，给我们无尽温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