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号前后，我得到通知：到总场招待所的大食堂去参加“反动学生”来场劳动改造一年总结鉴定会。
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飯就往总场招待所走去，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只有三四里路，比大多数“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都近，所以我算是到得早的。我一进去就看见高教局专门监管高校师生思想动态(“反动学生”的改造工作也由他专管)的特务头子徐科长(徐真玉)和各高校保卫科的负责人和农场保卫科的古文德科长(广东人，专门负责在农场反动学生的管教)等十几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他们示意我在他们桌前的板凳上坐下。
接着先后有各分场的“反动学生”到达。此时我见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往会场走来，觉得有些面熟，待他走近一看，原来他是我在楚怡小学68班的同班同学吳民刚。意外的惊奇使我早已忘掉了改造期间的规定：反动学生之间不能交谈，我立即站起来对他喊道：吳民刚！你怎么也在这里？还没有等他回答，徐科长便厉声对我叫道：陈XX！不准互相讲活，不记得了吗？我只好坐了下来，此时吳民刚已走了进来，他正想在我旁边坐下，徐科长又叫到：你们不能坐在一起！吳民刚只好在离我较远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那天上午，由于有的“反动学生”所在的生产队，离总场有二三十里路，所以等到二十多个反动学生都到齐时，已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因此，上午就由徐科长讲了一下这几天总结鉴定会的安排：今天会后，各“反动学生”回生产队去，白天照样参加生产劳动，利用晚上休息的时候写自己一年来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总结和思想汇报，然后由各学校保卫科人员轮流到到各个有“反动学生”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对“反动学生”一年来的表现进行鉴定。都鉴定完后，再集中到总场召开总结会。
那天中午农场负责人和古科长请以徐科长为首的这些省里来的干部们吃飯去了，就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个“反动学生”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食堂一起吃饭，“反动学生”们利用这短暂的监管真空时间，互相交谈起来，首先当然是各人自报姓名和被打成事“反动学生”的事由，每个高校的“反动学生”都是去年一起送到西洞庭农场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有点认识，只是各个高校的反动学生之间都还是第一次见面，基本上互不认识。当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刚说了一句：我叫陈XX，之后，其他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轻声发出一阵惊呼：你就是陈XX呀！然后他们议论纷纷说道：我们在去年全省高校对你的批斗会上就知道了你的“大名”，同学们中都传说你是个读书特别用功，功课特别好、思想特别“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反革命宣传、企图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今天终于认识你了，你也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我趁这个机会和吳民刚互相交流了一下从楚怡小学毕业后各自的经历，他们湖南师院的同学都奇怪，我和吳民刚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们是高小同学，原来又住在一条街上，我家住在青石井最东头，他家住在青石井的最西头。吳民刚高中毕业后考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是在去年被打成“反动学生”的。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之中，有湖大土木系的张方可、王象贤和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袁立强是1963年湖南首批按1963年7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打成“反动学生”的。他们三人被打成“反动学生”后，于该年9月被遣送到株洲市一个劳改、劳教采石场劳教，1964年9月又和我们这批“反动学生”一起被遣送到西洞庭农场劳教，他们三人可算是湖南高校“反动学生”中的元老。还有一位恐怕是全国高校“反动学生”中绝无仅有的一位，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他十六岁进大学，在1958年反右运动补火的过程中，大概是因为该校在“反右运动”时划的“右派份子”人数没有达到中共当局现定的标准，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去抵数，而被补划成“右派份子”，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和“右”得不十分严重，被留在学校，边监督劳动改造、边读书，一直拖到1964年才毕业。在这一年，又因同样的原因被中南矿冶学院拉进“反动学生”的队伍里抵数，又被划成“反动学生”，于1964年9月和我们一起被遣送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从王熙仁两次被“抵数”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划“右派份子”和划“反动学生”的做法的荒谬和随意。在这个体制之下，一个人的命运竟因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而随意被中共当局所踐踏、摆佈，民众(也就是中共当局所称的“人民”)哪里还有一点中共当局所宣称的“当家作主”的权力啊？
在这二十几个“反动学生”中计有：湖南大学的：王迪棠、周秋桂、楊刚毅、张方可、王象贤和我；湖南师范学院的：袁立强、李德风、朱湘赞、吳民刚；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许业武、王怀毓、张仲良、任国汉；湖南冶金学院；孫治国、龚玮、曹楚才、张奠磐、李永孝；湖南财贸学院：任靄堂、王湘平；湖南农学院：陈务农；长沙铁道学院：张鑫等二十四人。
后来才知道，1965年全省高校不知是什么原因，仅划了三个“反动学生”，那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卢楚薌、熊声祥和长沙铁道学院的梁白濒。这次他们三人也跟随徐科长他们一行来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教养，但未参加这次鉴定总结会。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划“反动学生”的中共中央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文件也就没有人再去实行了。
那天下午仍由徐科长主持会议，他要求我们在写劳动改造思想总结时，要从灵魂深处挖掘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通过劳动脱胎換骨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还说据了解有的“反动学生”一年来表现较好，但也有个别“反动学生”仍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是指我。
那天下午散会后回到生产队，湖大保卫科的文干事来到生产队，组织队干部、六组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组的贫下中农代表，对我一年来在队上的改造表现进行鉴定，鉴定会上众口一词地认为我一年来的表现不错，劳动上好学肯干、生活上艰苦朴素，就连那位一向对我刁难有加的、阶级斗爭观念极强的张队长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正当我以为这次年度鉴定这一关我已经顺利渡过之时。第二天徐科长带着湖大保卫科的另一位干部，来到生产队，把我叫到队部，对我说：陈XX，你一年来的劳动改造表现极不老实，仍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你要老实交待你到农场后又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我说：我一年来除了劳动改造思想之外，未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一年来在队上的表现有目共睹，昨天队上的贫下中农对我的鉴定就是证明。徐科长厉声说道：那是你伪装得好，欺骗了贫下中农，我问你，你说你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你对外写过什么信没有？我说：我除了给母亲写过几封信之外，没有给其他人写过信。徐科长说：你到现在还不老实，我问你，你有没有给一个姓蒋的同学写过信？此时我才记起来：去年刚到农场时，我跟我班的蒋申美同学写过一封信，是请他帮我把他代我保管的500元钱转交给我的母亲，此后一直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也未见母亲来信中说过有同学寄钱给她的事，我也就不抱希望了，就再也没有写过信给蒋同学。我说：写过，是想请他把帮我保管的500我们兄弟为母亲准备的生活费转交给我母亲，并没有什么反革命内容，怎么能祘是反革命活动呢？徐科长又说：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问，而要私下写信给他？而且这500块钱是你们的反革命活动经费，这不是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我说：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这500块钱的事说来话长，那还是我刚开始在班上、在年级被批斗不久，有一天刘书记指使几个同学对我在寝室里的书桌、箱子进行搜查，由蒋申美同学负责搜查我的箱子，其他几位同学负责搜查我的书桌和床舗，蒋申美叫我打开衣箱，他搜到我箱子里藏的为母亲准备的500元生活费时(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兄弟三人准备的活动经费)，趁其他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对我说：这钱他们没看到，我帮你藏起来，以后有机会再给你，我点了一下头，他连忙把那500块钱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去了，当时因蒋平日与我关系不错，我还以为他是冒着危險真心帮助我，对他还心存感激。
在来西洞庭农场之前，那两天在学校等待出发时，碰到一位已分配尚未去报到的同学，我向他打听到蒋申美分配的地方和单位，才有了到农场后写信请他把那500块钱转交给我母亲的事。后来见他音信全无，我估计要么是他趁人之危把这笔钱私下侵吞了，因为他估计：以我那时的处境是不敢去告发他的；要么就是刘书记他们早就捜查过我的行李物品，也发现了那500块钱，而故意当着我的面再“搜查”一遍，而设的一个圈套，用蒋同学与我关系较好，利用他来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笔钱，以观察我对蒋有无进一步拉拢行动，或利用蒋帮我传递什么反革命情报的行为，以便刘书记他们用来确定我组识“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当时我无从判断究竟是属哪一种情况，到这次徐科长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从他并没有着意追究这500块钱的来龙去脉，和此后又未再查问过此事的迹象判断，当局对这500块钱的事是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次鉴定会之后我已经可以确定，蒋申美在搜查我的衣箱时“私下”向我表示愿意帮我保存那500元钱一事，纯系刘书记他们为坐实我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而设下的一个局。这天下午我去出工时，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人又召集生产队负责人贫下中农骨干和积极份子开会，徐科长和湖大保卫科的另一位干部在会上对他们说：陈XX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想重新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份子，在你们队上改造期间还有反革命活动，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擦亮眼情，不要被他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昨天大家对陈XX的鉴定，没有反映出他在你们队上改造的真实情况，今天晚上要开会对他重新鉴定，大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多讲他的缺点错误，这样才能促进他的改造……。会上又佈置了一些贫下中农积极份子发言。
晚上再次召开鉴定会时，会场上的气氛与昨天大不相同，从昨天对我的普遍赞扬、肯定，一下子变为被那些积极份子把我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有的说我干活拈轻怕重、有的说我好逸恶劳、有的说我借钱给别人是企图拉拢腐蝕贫下中农(实际情况是有的职工家里经济遇到困难找我借钱，出于同情心，我便借给他们，为避免拉拢他们的嫌疑，我从未主动去借钱给他们)……。我发现以上这些积极份子大多是队上那些干活不出力、人品低下的懒汉，我们生产组的职工除个别懒汉之外都不发言，老范、老潘更是带着厌恶的神情看着这些懒汉们胡说八道，文书记也不作声。于是徐科长他们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对我的鉴定。
过了两天又得到通知到总场召开“反动学生”思想改造鉴定总结会。在会上徐科长点了几位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的名，其中包括吳民刚、周秋桂、陳务农和我，他们三位的“罪名”是劳动态度不好、怕苦怕累，而给我的“罪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另外又表揚了楊刚毅等两三位表现好的“反动学生”，这几位表现好的都是“反动罪行”比较轻的“反动学生”。这次鉴定会中午吃饭时，张方可、许业武、杨刚毅三位“反动学生”均表现出不屑与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为伍的姿态，因张方可是复员军人、许业武家里是地道的贫下中农，楊刚毅家里也是贫下中农，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两年，比我们的劳动教养三年要轻了两三个档次，这次又受到徐科长的表扬。
一个多月后，我从队上的农工们那里得知，在与我所在的二分场一队隔湖相望的二分场四队改造的湖大化工系的“反动学生”周秋桂，已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后来还知道与周秋桂一道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的还有湖南农学院的陈务农和湖南师院的吳民刚)。
我后来想：在四个被徐科长点名为表现不好的“反动学生”之中，为何只有我没有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我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我家世居城市，无任何亲友在农村生活，无原籍农村可遣送，要联系一个农村把我遣送去监督改造，手续比较麻烦，此外他们见到我在农场仅一年时间就己赢得了生产队员工家属们的好感，并成功地化解了他们在我刚来时对我的敌意，他们怕我去普通农村后对我的管控没有农场这么严，更有利于我进行“反革命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徐科长他们原本也想把我开除学籍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这个建议被湖大领导所否决，因为湖大领导肯定会从保卫科参加这次鉴定会的文干事那里知道我在农场的真实表现(文干事参加了对我的第一次鉴定)。湖大领导对待“反动学生”的态度可以从1965年湖大没有划一个“反动学生”这件事可以看出。这次鉴定会后，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那一种原因使我未在1965年受到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处分，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我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监督劳动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也许是与现在的人生轨迹完全不相同的，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两条人生轨迹中间无论怎样不同，但它的起点和终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立下的志愿和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这年九月中下旬常德地区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工作团进驻西洞庭农场，开展“社教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也进驻了一个“社教”工作组，由一位国营茶盘洲农场某分场的场长楊XX任组长，此外还有两位女组员和两位男组员，“社教”工作团的一位姓张的团长(据说是常德地区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也在这里“包队”(即负责指导这个队的“社教”工作)。
工作组一到队上先是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队干部们的“四不清”罪行，接着就是工作组员们访贫问苦，队上那些好逸惡劳的懒汉和刁钻小人(他们大多为贪下中农出身)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并由这些人组成了队上的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暂时接管了队上的管理权，原来的文支书、张队长、段会计、徐统计等几位队干部都靠边站，每天写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贪下中农的罪行。开始几天晚上工作组组织诉苦会，由贫下中农发言控诉由“四不清”干部带给他们的苦难，后来晚上就召开批斗会，由贫下中农对“四不清”干部进行批斗，或由“四不清”干部检讨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和欺压贫下中农的罪行。队干部们白天和农工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写交待或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文支书被分到我们这个组参加劳动，文支书也读过几年书，为人也不错，农业劳动也样样精通，平日对我还不错，从未故意刁难过我，与老范、老潘关系也很好，这时老范、老潘他们口里虽然笑称文支书为“文老四(不清)”，但实际上也没有把他当“四不清”干部对待，因文支书年纪较大当支书之后参加劳动较少，所以老范老潘在安排农活时也尽量照顾他，运动后期文支书被拆销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正式成为我们六组的一位农工，老范因出身贫下中农，又是坦克兵排长转业所以被工作队任命为队党支部书记，老潘升任第六生产组组长。
这次“社教运动”对我影响不大，开始有位工作组的某男组员听说我是在这里改造的“反动学生”后，试图从我身上揭开二分物一队阶级斗爭的盖子，找我谈话，问我有哪些亲友，及他们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并说要去外调。我说我的问题学校和省里早已作过处理，已作了结论，我们是学校放在这里劳动改造思想的，不是农场职工，与农场没有关系。他说：你是“反动学生”、是阶级敌人，就是“社教运动”的对象，你不积极配合工作组对你的“外调”(那个年代对外出调查某人情况的组织行为的简称)，你这不是对“社教动动”有抵触情绪吗？我说：你问的亲友情况、单位、地址我都告诉你了，你高兴调查你去调查好了，我有什么抵触情绪？
过了几天，有一天下大雨不能出工，工作队的张团长找到我，要我陪他打乒乓球，这位张团长北方人，四十多岁，文质彬彬，谈吐不俗，看得出很大的可能他和湖大的朱校长他们一样，是个“解放”前搞学生运动出身的知识份子，只是级别没有朱校长他们那么高而已。他虽身为“社教”工作团的团长，但对我的态度却远比他手下的那些组长、组员要好，他喜欢打乒乓球，但在这个队上和他手下的工作组成员中又找不到一个对手，而我在学校时也喜欢打乒乓球，水平也还过得去，所以张团长有空，而我又没有出工时，就时常约我一起打乒乓球。这次打乒乓球时，我有意和他谈到，他手下这位工作组员要对我进行外调的事，我说我的事组织上早已调查清楚作了结论了，还有必要再去调查吗？何况我们并不属农场的人，只是学校放在这里由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的。张团长说：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你们不属这次运动的对象，你们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就可以了，队上的贫下中农大都对你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某某某那里我会给他打招呼的。此后那位工作组员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这位“社教”工作队的张团长，很少参加队上批斗“四不清”干部的会，也不在这些会上发言或作指示，而只是到各分场和各生产队巡视、听取汇报、作出指示。其余时间除抽空回常德地委组织部处理一下公务之外，都住在我们生产队，这些情况表明这位张队长也对中共当局这些斗来斗去的“运动”感到厌倦，他对我的态度也许和朱凡、唐麟他们一样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候的身影。
在“社教”期间，工作组的其他成员都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为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凡我参与的活动他们一概不参加，例如晚飯后天黑前队上的体育活动时，以往我和队上的青年人一起参加的打排球、打篮球，他们见我在场上就不会来参加，有时他们先在场上，见我一来到便先后退出，我看出了这一点以后，我便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了，只是那位杨组长对我的态度稍好一点，有时还主动和我说几句话。工作组员们的这种态度也对队上的职工产生了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工作组作为依靠对象的懒汉们，不仅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许多，有的还故意找我的岔子，以表示他阶级立场站得稳、阶级斗爭观念强。这些人之中大都是因中共当局的洗脑、灌输不明事理所致，也有少数是由于本性卑劣的原因所致。
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农场的“社教运动”就基本结束了，二分场一队受处分最重的是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被拆銷了支部书记职务，记过，但保留了党籍以观后效，下到六组当农工，其余的生产队长张喜桥、会计段家生、统计员徐厚仁仅受到批评教育、作检讨的处分。统计员徐厚仁，四十好几岁，有初中文化，字写得好，队上的标语口号都是他书写的，看外形也像个小知识份子的样子，对我也不错，从未故意刁难过我。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1968年我离开农场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因外调时查出他“解放”前在老家宁乡曾担任过短时间的保长而被挂牌批斗，划为“历史反革命”时，因不堪批斗和屈辱而悬梁自尽了。
工作组一撤离，西洞庭农场又抽调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场进行“社教”，而此前进驻西洞庭农场的“社教”工作队的成员也大都来自茶盘洲农场。我们生产队的新任党支部书记范金彦也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到茶盘洲农场搞社教。据老范回队探亲时讲：我们二分场的干部组成的“社教”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场的分场正好就是进驻我们生产队的楊组长所在的分场，而楊组长正是那个分场的场长，“社教”期间这位楊场长被查出在“大跃进”期间瞎指挥、浮誇放假卫星、虐待殴打贫下中农、奸污妇女……等诸多罪行，受到开除党籍、拆销职务的处分。
结合我们队搞“社教”时贫下中农批斗干部时，也大多是他们在“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期间瞎指挥、浮誇、打骂虐待贫下中农……这些事。我已经看清楚毛和中共当局搞“四清”动动和搞“社教”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因好大喜功而发起的疯狂的“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给全国民众造成的史无前例的苦难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层干部们的头上，同时把自己由造成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装扮成再一次解救民众于水火的“大救星”。又通过“四清”和“社教”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和干部斗干部，并以此来震慑群众和干部以维护毛和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
这年冬季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叫楊平的南下干部被分到我们组搞劳动，这个干部那年四十一岁，山西人，后来队上的人从总场打听到，这个老楊与西洞庭农场总场的张场长既是山西老乡，又是战友，老楊“解放”后曾在湖南省委组织部担任管理干部调配任免的处长，老杨利用手中的权力玩弄奸污过不少女干部，后来不知何故东窗事发，被免去了处长职务，发配到湖南国营黄盖湖农场当场长，不料这位老楊风流本性不改，在黄盖湖农场又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奸污妇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来劳动。像老杨这样一个劣迹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应受到开除公职予以法办的制裁，然而因为他曾经对“革命”有功，而且又因为老楊所犯罪行对中共当局而言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楊又调回省委任职去了(不知去担任何职)，看来这个老杨在省里是有比较过硬的后台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场有一个山西帮，因为湖南“和平起义”时参与接管湖南政权的南下干部，他们大都来自山西，他们组成了一个官官相护的山西帮，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是山西帮的成员之一。
老楊直属总场管理，虽然住在生产队(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随便他、干多干少也隨便他，生产队和组里都由着他，此人虽生性好色，但平时待人还不错，喜欢喝酒、下象棋，虽然队上和组里都不管他，但他每天还是同我们一起按时出工、按时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当然组里也会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活让他干，而且从未要他下过水田。每到晚上，他就会要我点上煤油灯和他下象棋，因为队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因在省公安厅看守所和牢友们一起与棋术高超的刘老板切搓过棋艺，从刘老板那里获益不浅，使我的棋艺有所长进，所以和老楊对弈时尚可保持略占优势的成绩，老杨下棋棋风不错，那怕他在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走出了一着昏招而导致输棋，他也从不悔棋，其实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会稳操胜券，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认赌服输的人。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春节老楊都会回长沙家里去度几天假，也会带几瓶酒回来，他有时出工，也会用一个能装二三两酒的扁酒瓶装上酒揣在怀里，工间休息时，就会拿出来喝上几口，总场的张场长有时晚上也会来请他到张场长家里去喝酒，而且总是喝醉了才回来，看来把老杨称之为“酒色之徒”他倒也当之无愧。
这年冬天的冬修是开一条横贯农场内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农场外堤上新修的一个电排站，我们二分场一队的工地就分在总场附近，距我们生产队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们队在工地就没有搭建工棚，还是住在队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天刚亮，就赶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饭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队上吃晚饭、睡觉。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锹和窩锹把泥巴铲起来装到箢箕里，再由人通过跳板挑到渠道顶面上去，虽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担都有一百五到两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较近，而我又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挑二百多斤的担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没有觉得有去年在黄珠洲挑外江堤那样艰苦、难受，也没有觉得有那么疲倦。遇到总场晚上在工地放电影，晚饭后也有精力和队上的职工一起去看电影。修渠道期间吃饭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样每餐一斤二两米。修完渠道就已经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农场放了三天假，又进行了一次会餐。
春节前两天农场的渔业队打了鱼在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去看了一下，见那里堆满了刚打上来的各式各样的鱼，我一打听价格觉得十分奇怪，我们原来在长沙那些比较珍贵、价格高的鱼，在这里的价格反而比长沙那些一般的低档鱼便宜。原来农场只把鱼分为粗鳞鱼和细鳞鱼两类，粗鳞鱼被认为是好鱼、上等鱼，像鲤鱼、草鱼、青鱼(因鳞片比较大而被称之为粗鳞鱼)等，而鳜鱼、白鱼、鲫鱼，鳊鱼、鳙鱼、鲢鱼、鲶鱼等鱼因鳞片细小甚至无鳞而被称之为细鳞鱼，细鳞鱼在那个地方被当作上不了台面的杂鱼，所以价格比粗鳞鱼低，我记得当时粗鳞鱼要卖0.28元一斤，而细鳞鱼只卖0.25元一斤，我见这个情况心里大喜，连忙买了一条五六斤重的白鱼和两条一斤左右的鳜鱼(鳜鱼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我拿回去后，找职工家里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鱼里面，在食堂的饭甑上蒸熟，吃了好几天，也算是这年春节大飽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
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转载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札记”》(这三人不仅写了《三家村扎记》，还写了《三家村夜话》而且都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接着便公开点名批判“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吳晗、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关于彭罗杨陆[註：1]反党集团的决定》，公佈了他们四人反党反毛的罪行，并撤销了他们在党政军方面的一切职务。
因为我到二分场一队后，为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便订了一份《人民日报》(那时每月仅1.2元钱，每天两大张)，虽然我知道这种报纸通常通篇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从它前后假话之间的差异、矛盾以及它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隐藏在背后的真实情况的。此时我已预感到中共当局高层领导之间一场新的狗咬狗式的内斗已经拉开了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形势之下，对于资本家太太又有三个儿子都是“反革命”的我母亲在长沙的处境已越来越艰难，她的直觉告诉她：在长沙继续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她以年老多病无人照料，大女儿在成都外孫需要人照料为由，先通过大姐、大姐夫在他们所在的单位(当时叫四川医学院，解放前和现在都叫华西医科大学)和当地派出所开出了准迁证，然后在居委会几位同情我家处境的干部的暗中帮助之下，终于从派出所办到了到成都的户口迁移证。
母亲去成都之前，把家里所有带不走的东西能卖的就卖掉；或是送给给我家帮过忙的邻居，剩下一些她估计我们今后用得着的东西都寄存到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去了。她托人买好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后(那时火车票可以预售三天)，临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监督劳动改造的我弟弟，要他第二天来送她上火车，并帮她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的行包房办理行李托运手续。
母亲之所以事前未与我们商量，临走才通知我弟弟是估计到我们可能会反对她去成都。当时她如果写信告诉我、事前和我弟弟商量的话，我和我弟弟都不会同意她去成都的，因为母亲一走这个家就散了，以后我们也就无家可归了。
但事后看来，母亲的决定是对的，她如果留在长沙，后来早就被红卫兵们整死了。那时从长沙没有直达成都的火车，要么从长沙到郑州转北京到成都的车；要么从长沙到贵阳转贵阳到成都的车。
母亲到达成都之后，才写信告诉我，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心想你这一走，我们陈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吗？我们将来回长沙不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吗？所以母亲去成都之后，我许久都未写信给母亲。直到后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待“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那种惨无人道的恐怖阵式，我们才认识到母亲的先见之明，和她毅然决定抛家离子去成都避难这一决定的正确。
母亲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时，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管控更加严酷时，那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后，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组织红卫兵；工人、干部们组织各式各样的造反派。
从1965年起，先从解放军开始，对毛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造神运动，接着这场造神运动就从解放军蔓延到全国，《毛泽东选集》和各式各样的毛语录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经典，每个人都要天天读天天背诵。
毛由此被吹捧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师、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从此被那些毛早就计划要打倒的中共从上到下的各级老革命们推上了神壇。这样毛便成了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使毛拥有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隨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此外毛通过拉拢林彪完全掌控了军权，毛通过汪东兴、谢富治掌控了8341中央警卫部队和治安情报系统，这几方面因素大大增强了毛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从北京开始蓆卷全国，西洞庭农场也成立了好几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保总场分场的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对总场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之为“造反派”，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互相攻讦，都自称是忠于毛、忠于党、忠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摘对方是反毛、反党、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造反组织经常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各派之间的武斗也时有发生。
我们生产队的职工参加的是“造反派”，也经常去参加游行、集会，队上那些“社教”运动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懒汉们更是全力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出工，工资却照拿，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批斗、打骂那些平时看他们不顺眼的分场和总场的领导干部；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耀武扬威，甚至施暴。
这使队上的生产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只有一些老实的职工不大参加运动仍在坚持生产，再就是那些临时工、妇女和少儿少女们，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资，这些人担起了生产队的重担。
我们六组老范从茶盘洲农场搞“社教”回来后，继续在队上当党支部书记，在我组下放劳动的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后来又调到常德地区的一家煤矿搞社教去了，以后就在这家煤矿当了一名干部。老杨已回长沙，组长老潘虽也隨大流参加了造反派，但他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感兴趣。可是他那年身体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药，处于半休息状态，于是他把六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我做，他在后面出出主意指挥一下，六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带着组里的妇女、少儿少女和几个临时工以及几个不大参运动的老实农工去干。好在组里的两三个好逸恶劳的懒汉一天到晚都去搞运动去了，也就没有人为难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给他们记工分(那时临时工们的工分也由我记)时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们都喜欢我带领他们一起劳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发现有的田块不论是犁耕、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争着去，而有的田块大家都不愿去那里做事，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是这些田块以前丈量的面积计祘得不准确，那些大家都爭着去干的田块的实际面积却比过去丈量时标记的面积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愿意去干的田块的实际面积都比以前丈量标记的面积要大，而这两种情况大都是发生在那些形状不规则的田块。
这年冬季农闲时，我把这一情况跟老潘说了一下，老潘说：那好办，你是大学生，我去分场基建队帮你借一把皮尺来，你把组里所有的田土面积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准确的面积，然后再画一张全组田土的总图，把量出的准确面积标註在每一块田土上，我派两个人帮你拉皮尺量尺码，你负责画图、计祘面积。于是老潘去分场基建队借来一把50米的皮卷尺，我先在现场画了一张草图，把每块田土的周边尺寸量好，对不规则的田土还要量出每个角的角度，然后找了一个包装化肥的厚牛皮纸做的包装袋，拆开后得到的一张大的厚牛皮纸，把六组田土的总图用园珠笔较为准确地画在上面，并把每一田块的准确尺寸标註在上面，以后记工就按田块新量出的面积计算工分，职工、妇女、少儿少女和临时工们都说：按陈老大量出的面积记工我们都不吃亏，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哪块田大家都爭着去干；哪块田大家都不愿去干的现象了。
那次丈量、计算和绘制全组田土总图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记得几块形状不规则面积较难计算的，以前丈量时误差较大的田块的面积，组里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6.3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82亩)，我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5.7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35亩)，我组另一丘田除不规则之外，还有一角是个大园弧形，我把这块田分解成一个扇形和几个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后计算出的面积只有4.23亩(以前标注的面积却有4.78亩)，其余田块的形状和面积因年代久远，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均已记不得了。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我通过《人民日报》密切关注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从报上注意中共当局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们们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以及他们出席各种大会时他们名字排列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以判断出这些人在这场运动中是失势还是得势，我发现新从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进中央的陶铸，到中央后地位上升得很快，他在中共领导人的排名很快就上升到第四，而刘少奇、邓小平的排名却越来越靠后。不过陶铸上升得快垮也垮得快，到中央大约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很快被冠以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反毛的罪名打倒了。
我从报纸上和新闻纪录片上(那时放电影之前都要放映一两集新闻纪录片)发现在中共当局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之中，以周恩来、林彪和陶铸三人对毛的吹捧最无耻、最卖力、最令人肉麻，其中特别是周恩来，贵为一国总理的他，时常在集会上带头呼喊吹捧毛的口号时，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耻。以前由于受当局宣传的误导，还误认为周在对知识份子的态度上比其他中共领导人要温和一些，从此我改变了对周的看法，周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并无根本区别，只是比他们更圆滑、伪装得更巧妙一些罢了。从报上我还察觉到这次运动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继彭罗楊陆四人被打倒之后，我估计下一波要打倒的恐怕就要轮到刘、邓二人了。
由于资讯的匮泛，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场毛发起的这场挂着“文化”之名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是毛为了实现把“党天下”转化成为“毛家天下”而发起的、一场针对阻碍他实现这一封建帝王目标的所有党政军各级老干们的运动。而仅仅认为这是毛在疯狂地、权令智昏地发起“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和“公社食堂”……等运动遭到彻底失败，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导致和平时期的天气正常年份四五千万人饿死(甚中绝大部份为农民)这样严重的禍国殃民的后果之后，毛被他的手下吹捧起来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急剧下降，他在党政军等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毛面临党内高层那些党政军方面的老干们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挑战，而发起的一场打击毛在党政军内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是中共党内一场剧烈的狗咬狗式的爭权夺利的内斗，而不是毛宣称的什么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而发动的政治运动。
到1966年8月18至这年11月26毛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接受红卫兵们对他几近疯狂的顶礼膜拜，前后共计有1200多万红卫兵、造反派以各种交通方式湧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蛊惑和教唆。毛通过这些检阅宣扬“造反有理”，鼓动、唆使红卫兵、造反派，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干们的反、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
“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大肆检阅红卫兵，造成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上课、许多农场职工和农民不种田，使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交通运输都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到1966年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基本上都已被红卫兵、造反派们利用中央文革透露给他们的“黑材料”和红卫兵、造反派们从地方党政部门保存的档案里找出的材料搞臭、搞透，声名扫地。
此时，毛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到剝夺这些老干们的实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67年一月指使毛和中央文革在上海的亲信，发起了向上海各级老干们全面夺权的行动，这被称为“一月夺权”风暴，成立由军管代表、红卫兵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上海地区的各级党政权力。其中的所谓“革命干部”就是指那些已被毛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力批斗整得服服贴贴的，毛认为他们已对毛不再构成威胁的各级老干们。在“革命委员会”中实权都操控在军管会的军代表手中，而这些军管会和军代表大都由毛的亲信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的军队将领所组成。
“革命委员会”中的被结合的“革命干部”则负责处理党政日常事务，“革命委员会”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大多只是个摆设，以安抚红卫兵和造反派，因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数以千万计)，而且都有较为完善的组织，这是毛最为忌惮的。这些人在以后1968年秋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都先后遭到以毛和“中央文革”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整肃，下的下台、坐的坐牢，有的甚至被处决。据后来中共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当局在此期间，在全国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等阶级敌人184万余人、逮捕判刑28.48万人、处决9000余人，而实际被整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的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上海发生“一月夺权风暴”后，迅速得到毛以“最新指示”的方式表示的支持和称赞，指示中毛针对夺权组织叫什么名称时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革命委员会好”！的口号和标语一时风糜全国。中央文革小组更是积极支持、鼓励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夺权行动。于是“夺权风暴”迅速蓆卷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中央各部委、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先后都成立“革命委员会”，夺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老干们手中的权力。
大大小小的中共老干们手中的权力不仅被剝夺，而且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无情揪斗、殴打、侮辱、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交待、老干们之间也被迫互相写检举揭发材。搞得老干们有的致伤、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抓去坐牢。
其中有许多造反派和红卫兵是借机发泄平日中共当局各级干部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欺压、迫害的不满，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所以老干们尽管遭遇悲惨，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民众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很少，大都认为他们罪有应得。
到1967年“夺权风暴”蓆卷全国时，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争夺从老干们手中夺取的权力，各派各组织纷纷向毛、向中央文革表忠心，都宣称自己的组织是最忠于毛、最忠于中央文革，是最堅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而对方是反毛、反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都争当毛的最忠实的奴才，以图在“夺权风暴”中能分得一杯羮，各派、各组织之间先是通过写大字报、标语、呼口号、搞集会互相之间进行“文斗”。后来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暗示、唆使之下发展成武斗。
毛通过中央文革一会儿表态支持这一派；看到这派势力太大，怕今后难以驾驭，一会儿又表示支持另一派，使他们各派之间彼此爭斗，互相削弱。这样使得各派之间的武斗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武斗甚至发展到互相使用机槍大砲的地步(武斗实际上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武斗的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而已)。
毛通过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挑起红卫兵、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武斗的另一个至今仍未被许多人认识到的阴險目的，就是为今后整肃这些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制造把柄，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毛和中共当局整肃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小头目们，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几乎都是参与武斗、搞打砸搶抄、杀人放火。
1967年春节前农场因基建需要大量卵石，西洞庭一带都是冲积平原到处都只有黑色的淤泥而没有沙卵石，而西洞庭农场西边的周家店却是红土丘陵地区，那里的红土中夾杂着大量的鹅卵石(因湖南在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海洋)，不过这种夾杂着大量鹅卵石的红色粘土却像混凝土那样坚硬，用锄头和十字锹都很难挖动它，要开釆这里的卵石只能用炸药炸，先用钢钎往山体里打一个深洞，然后放入几筒带了一个电雷管的硝化纤维炸药，引出两根细电线，再用黄土把洞筑死，把引出的两根电线接到一个由四筒大干电他组一成的电源箱的两个接线柱上，然后爆破员拿着电源箱躲到远处爆破方向的背后，再按下电源开关接通电源引爆炸药，隨着一声巨响便炸出了一堆夾杂着鹅卵石的土块，把土块敲碎后倒入钢丝网筛，筛掉泥土剩下的便是鹅卵石。
农场来开采鹅卵石的农工由于知识有限，都不敢采用电雷管爆破，只敢采用老式的导火索爆破方式。实际上采用电雷管爆破比采用导火索爆破更安全、成功率更高。
分场下达开采鹅卵石任务时，已接近农历年关，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家人在外面过年，自然就轮到我这个“反动学生”和地主份子林升阶的头上，另外再加上一、二、三、四组的四个单身工，我们六人在副队长兼畜牧队长肖绍怡的带领下，来到周家店附近小山上的开采工地。在决定爆破方式时，其他队都选了导火素爆破。肖副队长和我队其他五位成员都对我说：陈老大，你是大学生，搞电雷管爆破没有问题吧？爆破我从未搞过，但无论是导火索爆破还是电雷管爆破基本原理我还是多少知道一点，于是我说我去试试电雷管爆破吧！这比导火索爆破要安全、效率也要高一些。
我和肖队长一起来到工程指挥部，领了一套电雷管爆破的工具：一个有四节大干电池的电源箱、一百多米电线、一小盒电雷管和二十筒硝化纤维炸药(不让多领，怕人拿去搞破坏，用完再领) 。我在指挥部接受了一下简单的培训，便开始到工地爆破开采卵石，我们选择在山体的一个陡峭的立面，用大铁锤和钢钎打了一个炮眼，放入四筒绑了一个电雷管的炸药，把两跟电线接在电雷管的两个接头上，然后往炮眼里填入泥土，边填边用锄头的木把手把泥土捣紧，然后我要其他人都离开爆破现场，我一手提着电源箱，一手拖着两根电线，躲到爆破方向背后的低洼处，把两根电线接到电源箱的接线柱上，我按下开关，只听得“嘣”的一声巨响，爆破现场在升起一片白色烟雾的同时，许多大小土块和卵石飞向天空。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我和大家一起跑到爆破现场，一队的农工们和肖队长都一阵欢呼说：陈老大厉害，电爆一次就成功了，但我看到这一炮炸下的土石方并不多，只有一个立方左右，我说炸是炸成了，但效果并不好，炸下的土石方太少。
后来我动了些脑筋，打炮眼时不垂直往里面打，而是往一边偏斜一点角度，炮眼打得越深越好，而且炮眼口要尽可能小，炮眼底部要尽可能大，以便可装入更多的炸药，筑炮眼的泥土要筑得越紧越好，这样爆破的效果才更好。其他人因害怕筑炮眼压力过大引起爆炸，都不敢筑炮眼，只好由我来筑炮眼，因为我知道电雷管通常不会因压力加大而引发爆炸，打炮眼也由我带一个人来做，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这样做之后，我们的爆破效果大大提高，每炮通常都能炸下2至3立方土石方，有时甚至更多。后来有了经验，我只要一听爆炸发出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一炮的效果好不好，如果这一炮的声音很响，炸出的土石飞得很高、很远，效果肯定不好，炸出的土石方不会很多；如果爆炸发出的声音很沉闷，就是“噗”的一声，也没有什么土石飞起，这就是最成功的爆破，多半能炸塌下三四立方，甚至更多的土石方。
后来肖队长说：陈老大，今后你只负责打炮眼、筑炮眼和放炮，筛卵石的事就由我们来干。由于我们一队放电炮的效果好，开采卵石的进度快，多次受到挥挥部的表扬。
为加快开采卵石站进度，挥指部决定春节不放假，三十晚上吃年夜飯，除了每人有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之外，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尽量吃，每人还配了二两白糖。因为糯米的发头没有粘米那么大，两斤糯米煮成的糯米饭还没有一斤二两米的粘米飯多，所以那两钵一斤一钵的糯米饭加上白糖和那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很快就被我一扫而光了。
吃完年夜飯当天夜晚周家店镇上有文艺演出，由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演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此外还有周家店镇所属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革命歌曲和红卫兵舞蹈。我和地主份子林升阶获指挥部批准，可与卵石开采队的革命群众一起前往周家店演出现场观看演出，以接受参加演出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再教育”。
我们来到演出现场时，镇旁的地坪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只见前面用桌椅板櫈和门板搭建的临时舞台的上方，高悬着四只用瓦夜壶[註：2]制作的照明灯具(夜壶内盛满煤油，夜壶嘴有用棉条制作的灯芯)。这种用夜壶灌上煤油制作的灯具，其照明效果虽赶不上电灯和煤气灯，但比起以前农村用桐油和菜油做燃料的灯具其照明效果却要好许多。只是每当我一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高悬在舞台上方燃烧着明亮火焰的、原本是作为老年男人起夜用的、通常都只会掩藏在避人眼目的阴暗角落里的四只夜壶时，都会产生一种忍俊不禁的奇怪感觉。
演出开始之前，有红卫兵引导观众高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和由李劫夫[註：3]谱写的许多语录歌。正式演出开始后首先由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演出的革命歌曲和革命舞蹈，在演出过程中还不时配以的高吭激越的革命口号，再配上动作整齐、铿锵有力的革命舞蹈，都能产生一种振憾人心的效果。演员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头戴绿色车帽，身着绿色军衣军裤，腰系棕褐色军用皮带，肩上斜背草绿色军用小包，这种装束是那时红卫兵们的标准穿戴，台下的观众们不时对台上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和与台上的演出相匹配的口号声(当然是在台下演出组织者事先安排的人员的引导之下)。
革命样板京剧《红灯记》作为压轴戏最后登场演出，由于京剧并非常德一带流行的地方剧种，而常德话和常德地方戏的唱腔(常德的地方戏为汉剧和花鼓戏)又与以安徽话和以京腔为基调的京剧道白和唱腔相差甚远，所以演出时的荒腔走板常令在电影中听熟了样板京剧《红灯记》的台下观众忍俊不禁，甚至哈哈大笑，该剧演出中唯一的亮点，就是那位演修鞋匠的演员，因为他就是由镇上那位修鞋匠本人扮演的，所以不仅他的服装道具真实，就连神态形象也逼真，而且演得也自然生动，所以每当鞋匠一登场表演，马上便会迎得观众如雷的掌声和持久的欢呼声。这种场面就是那个时代大江南北农村“革命文艺演出盛况”的一个缩影。
农曆正月初十前后，我们便提前完成了我们生产队的卵石开采任务回到了队上，不久就开始了翻耕秧田的工作。
这年的四月下旬，在对早稻田进行第三次翻耕时，由于时间紧迫，在二犂二耙之后，还没有等田泥沉降紧就开始犂三泥，因此不时有泥坯粘在犂铧上使泥坯翻不过去，此时通常只要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着犂铧戳一下，泥坯就会掉下来，但那次犂铧上粘的这块泥坯，我用小竹棍戳了三四下都没有把它戳下来，一时心急，我只好停下牛，用右手扶住犂，左手用小竹棍撑在田里，伸出左腳试图用左脚贴在犂铧上往下一踩，就会把泥坯从犂铧上踩下去，不料泥坯虽如愿踩下来了，但左脚跟部感到一阵刺痛，犂铧下面的水已被鲜血染红，我抬起左脚一看，只见左脚后跟的内侧已被被泥土磨得像刀一样锋利的犂角划开了一道约七厘米长五六毫米深的口子，殷红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冒，我撑着小竹棍，颠着一只脚跳到田边坐在田梗上，同组的潘组长、田祖武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跑过来，用打火机点燃两支“喇叭筒”[註：4]迅速吸完，用手掌接住烟灰，把烟灰撒在我的伤口上(这是农村常用的止血方法)，过了一会，伤口的血便被止住了。
老潘说：你早点收工吧！快到刘医生那里去上点消炎药包紥一下，不要让伤口发炎影响工作，马上就要插秧了。于是我牵着牛颠着脚到队医刘医生那里就诊，他用冷开水帮我洗去了伤口里的泥砂，先用碘酒涂在伤口消毒，痛得我几呼叫了出来，我咬着牙忍住剧痛，刘医生又在我的伤口上撒上白色的磺胺粉消炎，然后用纱布包紥了一下，交待我不要沾生水，以免引起发炎，他和我都知道：在这么忙的季节，我这个“反动学生”跟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出于医生的职责，他还是这样交待我。
中午吃完午饭，我找了一只厚棉袜穿在左脚上颠着脚，牵着牛又去耕田，耕田时我尽量颠着左脚不让左脚后跟着地，开始还很痛，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
尽管按照我以往的医学常识，我知道我后跟上这样长这样深的伤口长时间浸泡在田里那充满多种细菌的污泥浊水之中，引起伤口发炎、化脓几乎是必然的结局，然而那时组里劳力紧缺，几个懒汉成天在外面闹“文化大革命”不事生产劳动，而使牛的人，一人一条牛，每天都不能停，也无人能顶替，马上又要开始插缺，田整不出来就要耽误插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反动学生”也不得不“轻伤不下火线”，每天硬着头皮每天带伤去犂田。只有每天晚上收工洗净之后，才到刘医生那里去涂点碘酒、紫药水、红药水之类的药消消毒(由干武斗交通断绝，药品无法运抵农场，后来连磺胺粉都没有了)。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几天之后，左脚后跟的伤口不仅没有化脓发炎，反而在污泥浊水之中，日渐收敛，每天伤口的分必物日渐减少，创口慢慢硬化，伤口逐渐长平，十多天之后，剝去长平后伤口表面那层硬痂，便露出了粉红色的新皮。
这一令人欣喜无比的结果，几乎颠覆了我以前关于护理创口的全部医学常识，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后来想：也许是田里的污泥浊水之中，各种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太多，把那些引起人们创口发炎、化脓的金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都吞噬掉了；也许田里的污泥浊水中还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能抑制创口感染、促进伤口癒合的微生物或化学物质；再不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上蒼对我的格外眷顾，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大概人的一生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解之谜吧！
1967年潘组长的身体仍未见的转，组里的“文革”积极份子们仍然热衷于造反活动，不事生产，六组的生产基本上仍由我代管。
刚到农场的时候，因听说农场是血吸虫病猖獗的疫区，我们队上得血吸虫病的人也不少，所以我非常注意，尽管我十分喜欢游泳，而我们生产队旁边就是一个由原来的河流两端被堤坝截断后，而形成的宽约三四百米、长约五六里路的湖泊，而且湖水看起来十分清冽，湖底又是沙质没有烂泥，是一处理想的游泳场所。但我慑于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始终不敢下湖去游泳。
然而到了1967年由于两年多来，有时也偶尔到湖边洗洗衣服，见其他农工常到湖里用鱼罩罩鱼，好像都没有多少人因此而得血吸虫病，思想上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和预防便放松了，再加上这两三年年双搶时过于劳累，有时晚上收工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满身泥浆汗水的衣服，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食堂打水洗澡，然后再去洗那身溅满泥浆又髒又臭的衣服，于是就只好往食堂旁的湖里一跳一边洗澡、游泳；一边搓衣服上的泥浆汗水，一上岸不仅人身上洗得干干净净，连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都也洗得干干凈净了。不料对血吸虫病警惕性的放松和图一时的轻快便捷的做法，后来却几乎把我这条年轻的性命丢在西洞庭农场了。
[註：1]：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四人的简称。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打倒的中共重要高级领导。
[註：2]：夜壶是供半夜老年男人起来方便时盛接尿液用的陶制容器。
[註：3]李劫夫被称为“红色”音乐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文革”期间谱写了大量颂扬“文革”和毛泽东的歌曲，并为毛的所有诗词谱曲，把毛语录谱写成枯燥乏味的语录歌。林彪被毛定为接班人后，他谱写吹捧林彪的歌曲《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后林彪在毛林内斗中失利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他遭中共清洗、批斗关进“学习班”反省，于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註：4]：喇叭筒是以前买不起香烟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把烟丝用废纸卷起来自己制作的烟卷，因外形象一只喊话用的喇叭，故被俗称为“喇叭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