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

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

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

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刘晓波文集》导读（2010年12月11日）

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

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

（一）

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

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

（二）

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

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三）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

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 “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

（四）

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

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五）

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

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六）

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

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

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七）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为中国民主”，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

上面这番说明，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晓波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这显然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多义性有关。倘若按照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则使人联想到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方块字，打倒孔家店，赞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

（八）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

我以为，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作为六四幸存者，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写给廖亦武的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今，晓波被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也意味着被推上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我们期望晓波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晓波文集》，刘霞，胡平，廖天琪编选，鲍彤序，胡平导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

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

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

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

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刘晓波文集》导读（2010年12月11日）

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

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

（一）

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

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

（二）

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

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三）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

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 “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

（四）

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

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五）

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

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六）

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

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

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七）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为中国民主”，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

上面这番说明，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晓波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这显然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多义性有关。倘若按照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则使人联想到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方块字，打倒孔家店，赞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

（八）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

我以为，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作为六四幸存者，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写给廖亦武的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今，晓波被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也意味着被推上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我们期望晓波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晓波文集》，刘霞，胡平，廖天琪编选，鲍彤序，胡平导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