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魏南昌“反动摄影作品”《大公鸡》

引言：那些人消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致使多少知名知识分子消失在了公共视野，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对于时下幸存“右派”联名请求国家道歉与赔偿的举措，我们应该深为庆幸。这一批几为历史活化石的人士倘存在于公共视野，以至于让我们不忘历史。

无论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都将成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们还当感谢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得见这些幸存者的资讯。而在另一端，一些人消失了。消失的人也许并非是全都由于政治迫害，猜测而言：他们或许以自然人的消亡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而使他们存在的历史可能永远地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在网上查询“反右”时代中国摄影界的著名“右派”人物魏南昌与戴戈之，网络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致于这二人（还有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像已经远遁空山一样。所以，我决心利用手头并不丰富的资料，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以期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留下一些思路。

一、 被高度政治化的“唯美主义”

应当说，新闻摄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新闻分支行业。然而，在无一幸免的时代里，它同样无法幸免。灾难的诱因就是对唯美主义的争论。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追求，反对强加予艺术作品以所谓的思想性，在摄影方面讲究纯技巧表现与艺术格调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确实带有浓重西方艺术色彩的学（艺）术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相冲突的。正如理论权威周扬所讲：“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7，陈蝉鸣：“警钟向谁而敲”一文转述周扬］

在当时的理论批评家陈蝉鸣看来，周扬的这一判断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作为一篇示警文章的“警钟为谁敲响”，提供了或者干脆就是复述了当时党的艺术原则：“因此，我们确认艺术必需服从于政治，要提高艺术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水平。”
无论著名的周扬还是不太有名的陈蝉鸣，他们的艺术原则都是十分蛮横的。那根本不像讨论艺（学）术的话语，倒像合伙生意中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欺压态度。此前，这种蛮横的政治化原则遭到以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资深摄影家魏南昌的坚决抵抗，魏说：“在摄影艺术创作方法上，不要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几年来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没人欢迎它了。应该放手让大家自由走，终究会探讨出正确的方法。”［齐观山：“撕下‘老摄影家’的假面具”，载于《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11－14（P13）］
在行为上，魏南昌也采取了艺术家的抵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特别是拍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毫不相关的作品，所以，魏南昌的《大公鸡》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证据”。
对魏南昌的大力批判并没因齐观山的一篇文章而至高峰，《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刊出了一个由葛力群、沈觐光、邓历耕、王恩泽4人合写的文章“批判摄影界右派分子魏南昌的反动艺术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篇批判文章才使得魏南昌的《大公鸡》留存下来，即作为反动证据发表出来。批判小组显然充满了激情，文章表达远超乎了学（艺）术批判而成了政治判决，葛沈邓王4人说：“根据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指示（即延安文艺讲话），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南昌在这里只不过是以美为幌子，而实际上却再一次地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企图借此作为跳板，达到他那些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的反动思想死灰复燃罢了。”［《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P18］
这样有语病的批判不仅以魏的《大公鸡》及其他5幅作品如《古塔和小毛驴》等为证据，而且也是以在现实事务中双方的情绪化表现为依据的。那种专家与非业务型革命干部的不相宽容，至少也是个人恩怨成了政治斗争动力的一个来源。

二、左叶事件与“梁山规则”

摄影界“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一件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冲突的政治事件，时称“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伏希洛夫来华参观中国的全国农展会，当时又有中国等阶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体裁；当时在场记者有50余人，摄影记者为抢占有利位置，影响了现场秩序甚至踏坏了展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当场怒骂记者；事后，有关媒体对左叶的行为予以揭露，如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一文，公开点了左叶的名；随后北京有关媒体也响应上海的批评，对左叶公开点名。
现在看来，这个并不严重的事件之所以激化为“反右”时的重大议题，实在是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矛盾激烈已经为时不短。所以，“反右”开始后，“党的领导”一方一转原来道德弱势之状，借左叶事件反攻知识分子。8月13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称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更有14日《人民日报》称：左叶事件对右派分子向（中共）党发动的攻势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新闻摄影》月刊于1957年8月号发表吴群的署名文章“从‘左叶事件’中多方面的吸取教训”，文中十分明显地为左叶辩护，指责新闻界知识分子在态度上有问题：“只为摄影记者被骂而气愤不已，而不冷静地去核对事实，弄清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同上，P15］
坦率地说，对于左叶的失态新闻界予以批评固然可以，但其中也不乏惩罚过度的意味。重要的是，中共是一直想努力领导新闻界的，而不是让新闻人士真地成为“新时代的无冕之王”的。所以，吴群在文章的最后说：“不少人迷恋过去，想当无冕之王，而不愿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人民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所散布出来的各种右倾思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上，P18］
吴群的这个说法虽然高度宣传化，但其中的逻辑是一种现在可称为“水浒规则”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无冕之王”而必在党的操控之下。正如陈蝉鸣对周扬的政治原则诠释且周扬的政治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一样，葛沈邓王4人对魏南昌的批判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警告：“知识分子你要知道自己的座次！”在这个新的梁山时代里，按毛的说法是:“第一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摆定了的。”根据毛的这个座次规则，那些留恋“无冕之王”旧日荣光的新闻界知识分子底定了是要作杜迁、宋万的——无论谁为山寨之主或中间夹进什么“新入伙者”，你都得坐在最末尾。因此，葛沈邓王4人在引用了毛的上述讲话后，紧接着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同上，P10］
然而，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没能明白毛的“水浒规则”，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与魏南昌一起被列为摄影界重要右派的黄修一，就被指斥为“要求党放松对（《民族画报》）文艺部分的领导，否则会影响积极性。”［《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1月号，田宝发：“彻底粉碎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P46－54（P46）］
到1957年11月至12月之间，摄影界对包括（后来十分著名的）丁聪等共8人进行了“歼灭式”围剿。其中：丁聪被指责为在《人民画报》内搞反共小集团，“阴谋把《人民画报》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去，达到完全篡夺、把持画报的卑鄙目的。”［《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2月号，本刊编辑室：“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P25－36（P26）］
与丁聪同时受到批判的杨逖先也被指为：“到处谩骂这些领导同志是‘饭桶’，占了茅坑不拉屎，‘靠政治吃饭’，‘和这些人说理也说不通’。”［同上P36，续P45］
无论丁聪的私下“组阁”事实是否完全如“本刊编辑室”的指控，也不论杨逖先的“到处谩骂”是否真地非常情绪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业务技术方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与党的领导（政工行家）的互不认可即情绪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阶层斗争”。而在这场阶层（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后者是掌握着合法暴力资源的，前者只有情绪化表达可作自己的权利，也只能如此才可表述出一点卑微的自由观念。
可是，这样的“只有”与“只能”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三、揭老底式批判与特务方式监视

就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间政治博弈来看，后者虽有合法暴力资源为依托，但从历史道德传统上却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为“大鸣大放”的本身不就是古代明君希图忠谏的翻版吗？
这个“阳谋”策略也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意识的！那么，党的领导一方如以葛沈邓王4人为代表的力量靠什么制服那些“右派”巨头呢？方法有二：一是，揭历史陈帐，这一招对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凑效的；二是，搜集过激言论，这对无历史问题的专家是很致命的政治打击。前者，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后者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丁聪等8人的被围剿式批判中，魏南昌作为摄影界的头号右派，历史问题就被全部“揭露”出来：“解放前曾经跟随杀人魔王、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左右，并身居国民党上校干事的高位，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魏南昌的“历史问题”在此前已经作为要挟手段被告知于另一位著名“右派”苍石，但是苍石拒不接受要挟，反而为魏南昌辩护：“魏的言论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而魏过去追随杀人魔王戴笠的反革命行为仅仅是属于作风问题。”［同上，P27］
不幸的是，苍石正直的表达也成了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因为“苍石对党仇恨已极，但对右派分子却‘亲如手足’…”［同上。P27］
对杨逖先的制服则采取了特务监视方式，比如他曾指责领导是“饭桶”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其实，作为性格坦荡的知识分子杨逖先是知道监视机制存在的，他大胆地说：“没有自由可言，咳嗽一声就有人出来录音。”，“现在的父子见面都不能说真话。”［同上，P36］
不唯杨逖先本人早被纳入特定的监控系统，而且他的妻子和妻舅也在日后被指控为他向党和社会注意“疯狂进攻”的先锋。杨的妻子程懋芬供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也因业务技术与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被指为“污蔑党是外行”，以及称言：“党员干部是土包子，没文化。”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公开揭露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个人品德，称他们“背后打冷枪，做小报告……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同上，P36］

结语：应当建立“反右”学

由于本文主题及可接触历史资料的限制，我无法了解程懋芬个人的最后结局；同时对遭“歼灭战”式围剿的丁聪、苍石、魏南昌、杨逖先 、黄修一之外的另3个人即 戴戈之、何南、庄南坡的相关情况，限于篇幅，也无法过多引述。但是，就“反右”的学术状况而言，远不及“文革”研究那样有成果，尚没有形成浩荡之势，甚至国外有名的汉学家对此段历史也颇为生疏。

也许这是由于“文革”所留存的资料较多之故，而有关“反右”的资料呢，或可能由于“文革”之故而被毁圯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反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特别是深入地研究它上与延安整风、下与“文革”的承启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斯此微言，愿不以人轻而为有学养者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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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2007年2月18日构思于绵逸书房，3月4日至5日初稿于母亲乡下居室，3月15日定稿于绵逸书房；鸣谢北京社会学者朱红提供（其收藏品）1957年7至12期《新闻摄影》月刊，源出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用章”字样于每期封面）。

      
                              “右派”魏南昌“反动摄影作品”《大公鸡》

引言：那些人消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究竟致使多少知名知识分子消失在了公共视野，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对于时下幸存“右派”联名请求国家道歉与赔偿的举措，我们应该深为庆幸。这一批几为历史活化石的人士倘存在于公共视野，以至于让我们不忘历史。

无论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都将成历史的见证。同时，我们还当感谢互联网的发达，使我们得见这些幸存者的资讯。而在另一端，一些人消失了。消失的人也许并非是全都由于政治迫害，猜测而言：他们或许以自然人的消亡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而使他们存在的历史可能永远地被边缘化。

如果我们在网上查询“反右”时代中国摄影界的著名“右派”人物魏南昌与戴戈之，网络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以致于这二人（还有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像已经远遁空山一样。所以，我决心利用手头并不丰富的资料，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考察，以期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留下一些思路。

一、 被高度政治化的“唯美主义”

应当说，新闻摄影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新闻分支行业。然而，在无一幸免的时代里，它同样无法幸免。灾难的诱因就是对唯美主义的争论。

唯美主义是一种艺术追求，反对强加予艺术作品以所谓的思想性，在摄影方面讲究纯技巧表现与艺术格调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确实带有浓重西方艺术色彩的学（艺）术主张，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相冲突的。正如理论权威周扬所讲：“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7，陈蝉鸣：“警钟向谁而敲”一文转述周扬］

在当时的理论批评家陈蝉鸣看来，周扬的这一判断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作为一篇示警文章的“警钟为谁敲响”，提供了或者干脆就是复述了当时党的艺术原则：“因此，我们确认艺术必需服从于政治，要提高艺术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水平。”
无论著名的周扬还是不太有名的陈蝉鸣，他们的艺术原则都是十分蛮横的。那根本不像讨论艺（学）术的话语，倒像合伙生意中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欺压态度。此前，这种蛮横的政治化原则遭到以中国摄影学会理事、资深摄影家魏南昌的坚决抵抗，魏说：“在摄影艺术创作方法上，不要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几年来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没人欢迎它了。应该放手让大家自由走，终究会探讨出正确的方法。”［齐观山：“撕下‘老摄影家’的假面具”，载于《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8月号，P11－14（P13）］
在行为上，魏南昌也采取了艺术家的抵抗方式，比如消极怠工特别是拍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标准毫不相关的作品，所以，魏南昌的《大公鸡》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证据”。
对魏南昌的大力批判并没因齐观山的一篇文章而至高峰，《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刊出了一个由葛力群、沈觐光、邓历耕、王恩泽4人合写的文章“批判摄影界右派分子魏南昌的反动艺术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篇批判文章才使得魏南昌的《大公鸡》留存下来，即作为反动证据发表出来。批判小组显然充满了激情，文章表达远超乎了学（艺）术批判而成了政治判决，葛沈邓王4人说：“根据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指示（即延安文艺讲话），可以明显的看出魏南昌在这里只不过是以美为幌子，而实际上却再一次地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企图借此作为跳板，达到他那些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的反动思想死灰复燃罢了。”［《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9月号，P18］
这样有语病的批判不仅以魏的《大公鸡》及其他5幅作品如《古塔和小毛驴》等为证据，而且也是以在现实事务中双方的情绪化表现为依据的。那种专家与非业务型革命干部的不相宽容，至少也是个人恩怨成了政治斗争动力的一个来源。

二、左叶事件与“梁山规则”

摄影界“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一件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冲突的政治事件，时称“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伏希洛夫来华参观中国的全国农展会，当时又有中国等阶领导人、人大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体裁；当时在场记者有50余人，摄影记者为抢占有利位置，影响了现场秩序甚至踏坏了展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当场怒骂记者；事后，有关媒体对左叶的行为予以揭露，如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一文，公开点了左叶的名；随后北京有关媒体也响应上海的批评，对左叶公开点名。
现在看来，这个并不严重的事件之所以激化为“反右”时的重大议题，实在是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矛盾激烈已经为时不短。所以，“反右”开始后，“党的领导”一方一转原来道德弱势之状，借左叶事件反攻知识分子。8月13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称左叶事件报道失实；更有14日《人民日报》称：左叶事件对右派分子向（中共）党发动的攻势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新闻摄影》月刊于1957年8月号发表吴群的署名文章“从‘左叶事件’中多方面的吸取教训”，文中十分明显地为左叶辩护，指责新闻界知识分子在态度上有问题：“只为摄影记者被骂而气愤不已，而不冷静地去核对事实，弄清事情的真相和性质。”［同上，P15］
坦率地说，对于左叶的失态新闻界予以批评固然可以，但其中也不乏惩罚过度的意味。重要的是，中共是一直想努力领导新闻界的，而不是让新闻人士真地成为“新时代的无冕之王”的。所以，吴群在文章的最后说：“不少人迷恋过去，想当无冕之王，而不愿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一个人民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所散布出来的各种右倾思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上，P18］
吴群的这个说法虽然高度宣传化，但其中的逻辑是一种现在可称为“水浒规则”的东西。新闻记者不应把自己想象成“无冕之王”而必在党的操控之下。正如陈蝉鸣对周扬的政治原则诠释且周扬的政治原则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一样，葛沈邓王4人对魏南昌的批判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警告：“知识分子你要知道自己的座次！”在这个新的梁山时代里，按毛的说法是:“第一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是摆定了的。”根据毛的这个座次规则，那些留恋“无冕之王”旧日荣光的新闻界知识分子底定了是要作杜迁、宋万的——无论谁为山寨之主或中间夹进什么“新入伙者”，你都得坐在最末尾。因此，葛沈邓王4人在引用了毛的上述讲话后，紧接着说：“这些都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同上，P10］
然而，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没能明白毛的“水浒规则”，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与魏南昌一起被列为摄影界重要右派的黄修一，就被指斥为“要求党放松对（《民族画报》）文艺部分的领导，否则会影响积极性。”［《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1月号，田宝发：“彻底粉碎党内右派分子黄修一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P46－54（P46）］
到1957年11月至12月之间，摄影界对包括（后来十分著名的）丁聪等共8人进行了“歼灭式”围剿。其中：丁聪被指责为在《人民画报》内搞反共小集团，“阴谋把《人民画报》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去，达到完全篡夺、把持画报的卑鄙目的。”［《新闻摄影》月刊，1957年12月号，本刊编辑室：“摄影界右派分子的脸谱种种”，P25－36（P26）］
与丁聪同时受到批判的杨逖先也被指为：“到处谩骂这些领导同志是‘饭桶’，占了茅坑不拉屎，‘靠政治吃饭’，‘和这些人说理也说不通’。”［同上P36，续P45］
无论丁聪的私下“组阁”事实是否完全如“本刊编辑室”的指控，也不论杨逖先的“到处谩骂”是否真地非常情绪化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业务技术方面，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与党的领导（政工行家）的互不认可即情绪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阶层斗争”。而在这场阶层（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后者是掌握着合法暴力资源的，前者只有情绪化表达可作自己的权利，也只能如此才可表述出一点卑微的自由观念。
可是，这样的“只有”与“只能”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三、揭老底式批判与特务方式监视

就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之间政治博弈来看，后者虽有合法暴力资源为依托，但从历史道德传统上却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因为“大鸣大放”的本身不就是古代明君希图忠谏的翻版吗？
这个“阳谋”策略也恰恰是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意识的！那么，党的领导一方如以葛沈邓王4人为代表的力量靠什么制服那些“右派”巨头呢？方法有二：一是，揭历史陈帐，这一招对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凑效的；二是，搜集过激言论，这对无历史问题的专家是很致命的政治打击。前者，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后者可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丁聪等8人的被围剿式批判中，魏南昌作为摄影界的头号右派，历史问题就被全部“揭露”出来：“解放前曾经跟随杀人魔王、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左右，并身居国民党上校干事的高位，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魏南昌的“历史问题”在此前已经作为要挟手段被告知于另一位著名“右派”苍石，但是苍石拒不接受要挟，反而为魏南昌辩护：“魏的言论是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而魏过去追随杀人魔王戴笠的反革命行为仅仅是属于作风问题。”［同上，P27］
不幸的是，苍石正直的表达也成了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因为“苍石对党仇恨已极，但对右派分子却‘亲如手足’…”［同上。P27］
对杨逖先的制服则采取了特务监视方式，比如他曾指责领导是“饭桶”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其实，作为性格坦荡的知识分子杨逖先是知道监视机制存在的，他大胆地说：“没有自由可言，咳嗽一声就有人出来录音。”，“现在的父子见面都不能说真话。”［同上，P36］
不唯杨逖先本人早被纳入特定的监控系统，而且他的妻子和妻舅也在日后被指控为他向党和社会注意“疯狂进攻”的先锋。杨的妻子程懋芬供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也因业务技术与党的领导发生了冲突，被指为“污蔑党是外行”，以及称言：“党员干部是土包子，没文化。”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公开揭露党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个人品德，称他们“背后打冷枪，做小报告……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同上，P36］

结语：应当建立“反右”学

由于本文主题及可接触历史资料的限制，我无法了解程懋芬个人的最后结局；同时对遭“歼灭战”式围剿的丁聪、苍石、魏南昌、杨逖先 、黄修一之外的另3个人即 戴戈之、何南、庄南坡的相关情况，限于篇幅，也无法过多引述。但是，就“反右”的学术状况而言，远不及“文革”研究那样有成果，尚没有形成浩荡之势，甚至国外有名的汉学家对此段历史也颇为生疏。

也许这是由于“文革”所留存的资料较多之故，而有关“反右”的资料呢，或可能由于“文革”之故而被毁圯了。在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反右”，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特别是深入地研究它上与延安整风、下与“文革”的承启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斯此微言，愿不以人轻而为有学养者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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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2007年2月18日构思于绵逸书房，3月4日至5日初稿于母亲乡下居室，3月15日定稿于绵逸书房；鸣谢北京社会学者朱红提供（其收藏品）1957年7至12期《新闻摄影》月刊，源出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有“北京电影学院图书用章”字样于每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