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邱县与邯郸

邱县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与全国大气候有关，还与当时主持邯郸革委会工作的头头有直接关系。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和驻军干部对邱县事件予以极大关注，并全力支持，从全市抽调大批骨干人员到邱县协助抓国民党。1968年5月，地区革委会召开了“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群众大会，全面介绍邱县抓国民党经验，要求在全地区推广。很快，邯郸地区掀起了抓国民党高潮。

磁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初还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攻打磁县县城事件。1967年邯郸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十分激烈，1968年初，陈伯达到邯郸表态，说市联委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地总派是保守派。此后邯郸市内及各县地总派骨干都集中到了磁县县城。长期驻守在城外的“县总”派为夺取胜利，四处求援。邯郸市联委头头向陈伯达报告情况，得到了支持。邯郸驻军、安阳驻军配合“县总”派，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一些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在邯郸驻军一名副军长的指挥下，进攻县城。从2月9日凌晨开始，先是用高音喇叭发动政治攻势，当入城队伍进入鼓楼下“红总”界线时，“红总”派奉命开枪射击。走在队伍前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死伤10余人，部队随即奉命还击，双方展开激战。“二九”事件中，双方参战5000多人，其中“红总”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残数百人，烧毁县粮库粮食40万公斤、县油棉加工厂皮棉5万余公斤，还烧毁部分厂房和设务，经济损失27万余元。

磁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上级关于进行“斗、批、改”的安排，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首先密捕了“国民党嫌疑”韩万林（共产党员，开河公社教师），并成立了“专案组”。在刑讯逼供下，韩万林编造了一个“磁县国民党组织人员名单”。5月14日，县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余人署名大字报在县委大院贴出，没有充分证据就公然写道原县委书记索明福是暗藏在党内的“国民党特务”。6月21日，县革委清查“国民党特务”办公室成立。正式对原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专案审查。大字报贴出后，索明福自杀，专案组继任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郝健华、县委副书记吴树金、副县长赵文爱等9人（后扩大到20多人）关押到邮电局、农机站、农电局等单位进行逼供审讯，逼供磁县新“国民党”问题。与此同时，县专案组还在陶泉公社杨庄村搞了抓“新国民党”活动。在严刑逼供下，杨庄129户中有130人被打成“国民党员”，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残。

文革中全县共制造冤假错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错案中属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后搞清结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抢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的613人，县革委会主任白中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办。（以上均见《磁县志》）

曲周县抓国民党情况：

曲周县离邱县最近，两县曾经有过合并的历史。邱县抓国民党一马当先，曲周县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制造了国民党假案。

1968年1月5日“红代会”、“家代会”、“工代会”组成“三代会”合署办公——；首先制造了“赵庄国民党假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共产党员赵文英及赵相、赵文彦等75人被诬告为国民党。“三代会”群专组进驻赵庄动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诬陷为国民党，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伤残，2人被打死，大队党支部17名共产党员有11名被打成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假案”。
“三代会”群专组又将赵庄国民党案“经验”推广全县。先后举办了原县委、政府领导和干部参加的“县革委学习班”及“小教学习班”、“中教学习班”、“公检法改造学习班”、“文艺整顿学习班”、“火线学习班”等，把905名所谓的“走资派”、“特务”、“国民党”、“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坏头头”等干部、群众分别集中到学习班，大搞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关中学举办的小教学习班学习“赵庄大队国民党案”经验，将539名小学教师关押审讯，大搞刑讯逼供、动用刑罚上百种，有102人被打成国民党，进行公开揪斗，被咬成国民党未公开揪斗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残57人，电残44人。同时因刑讯逼供，涉及全县17个公社592人，外县42人被诬陷为国民党。3月26日至10月底举办的“县革委学习班”期间使32位同志遭受迫害，被诬为国民党12人，致死2人，致残5人，留有后遗症7人。在学习班中对原县委副书记、邯郸行署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山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残，并被诬为叛徒。7月24日，王进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县有副社长以上领导干部253人，有227人被诬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叛徒”等遭到批斗，27人致残，17人致死；大队书记和大队长680人，有495人被揪斗毒打，44人致残，23人致死。

在抓国民党运动中，曲周县共有3500人遭批斗毒打，其中559人被把伤致残，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错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户被抄家）株连3万余人。

文革之后，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的逮捕23人，判刑18人，受党纪处分的114人，行政处分56人。销毁“文革材料10914份。            见《曲周志》第27页

馆陶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全县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县造成冤假错案463起，抄家1192户，被揪斗毒打的干部群众5500余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残650人，其中错揪国民党员2500人，致死175人，致残340余人。见《馆陶县志》第193页：

永年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27日，县“五人小组”办公室汇总全县对敌斗争情况是：共揪出批斗对象2012人。其中被定为特务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县教育战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举办火线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中小学全部停课。中学教师集中临名关中学，小学教师集中各区驻地。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广大教师受到前所未有的催残迫害。教师批斗致死6人，开除约30人，受处分的300余人，戴帽的10人。                                        见《永年县志》第42—43页

涉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7日，全县开始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有的遭受毒打，致残、致死。在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批所谓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军派”、“反动派”、“黑干将”、“坏头头”等也分别受到“专政”和关押。原县委常委、委员22人均被打成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三反分子，247名县直机关科、局级、公社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到批斗、毒打。5月15日，成立涉县三代会（工代、农代、红代）和工人纠察队。18日，三代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文卫部门的干部职工331人集中到大礼堂举办“火线学习班”为期4个月，学习班中，人人过关，恐惧万状。5月30日，“三代会”派出工作组分驻寺子岩、偏城、小车、小曲蛟、前宽嶂等村举办“火线学习班”，将3467人错打成国民党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80起，对3081名假国民党员发了平反证书，销毁整理过的资料、信件、证明、假口供及传单等5800余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伤或致残的责任人；对被害、被抄家和受株连的人员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据损失、家庭及遗属生活困难程度给予了子女安排工作和适当经济照顾。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进行组织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抢”错误的1250人。群众谅解解脱1020人，处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开除党籍18人，留党查看14人，党内警告18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取消党员资格31人，受行政处分的54人，受其它处分的76人。（见《涉县志》第573—574页）

鸡泽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8日，城关公社董双塔大队刑讯出“民生党”假案，涉及全县10个大队及县直机关，共27人，其中2人被殴打致残。5月10日，县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组建。5月25日，孙堡营公社刑讯逼供出“新国民党”假案，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搞逼、供、信逐步发展扩散，涉及全县9个公社55个大队及县直单位共791人，触动506人，致死51人，致残45人。5月，双塔公社东双塔大队刑讯逼供出“地下党”假案，涉及全县12个大队及县直机关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残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讯逼供出“迎蒋团”大假案，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到全县14个单位、7个公社40个大队及邯郸市、外县共1126人、触动302人，致死24人，致残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县小学教职员工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顿，有37人被打成“国民党”、20人被打成“三青团”、“迎蒋团”，其中致死2人，致残5人。（见《鸡泽志》第30页）

广平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1月28日，广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布全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县革命委员会，宣读了《广平县革命委员会公告》、《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广平的三年远景规划》等，会后举行了游行。县革委会成立后发布《大力开展环境革命化公告》，各单位、各公社设置毛主席像台，县城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挖渔池。3月13日，县革委常委决定：迅速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3月22日，县革委会核心组决定：要整党挖叛徒、改造公检法、搞文艺黑线。4月初县革委会办文教火线学习班，把100多名干部集中起来审查，有的遭到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5月3日，县革委会如开全委会，决定：十二级台风要“刮走资派”、“坏头头”，要兵对兵、将对将，指挥官上阵，打进攻仗。5月1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4万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贯彻“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精神，全县层层“深挖国民党”。5月27日夜，分3个战场抓国民党，对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戏院经理薄万录当夜被折磨而死。全县制造假国民党869起。至5月底，县直机关121名干部、全县公社1188名干部、群众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县革委办党政学习班，把50余名所谓打倒的干部集中起来，严加看管，大搞逼供。——错捕错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错杀5人，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见《广平县志》第418页）

大名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县革命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人，举办了“党政干部学习班”、“文艺学习班”、“教师学习班”等，批判所谓“资产阶阶反动路线”、“文艺黑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全县大刮“十二级台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同时推行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大干部队伍中大抓国民党。该县“在文革中死亡197人”。（《大名县志》第393页）

其它县，特别是邯郸市区在抓国民党运动中都有行动，但史志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笔者只好从略。

从部分县区史志公开的情况来看，邯郸地区仅1968年抓国民党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统计，估计被打死者不会少于两千人。

我父亲被打成了国民党

我父亲田博祥当年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任校长。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平时小心谨慎，与人为善，文革开始，他并没挨多少批斗。但1968年，刮十二级台风，他没有躲过那场劫难。忘了是几月份，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当时我家就在学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间学校院内贴满了揪出国民党员田博祥的大标语。我父亲当天就被关进“牛棚”，革委会的打手们勒令交待自己的国民党问题。他们的依据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县（河北省保定地区）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所以必然会发展我父亲入国民党。

孰不知，我大伯田绥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产党，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父亲叔伯兄弟五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我大伯当年是奉命加入国民党，为的是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由于他与国民党高官张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个人关系好，1941年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第一科科员、专员，还当上了国大代表。把许多重要情报直接交给董必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结婚的主婚人和证婚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需要抓出国民党来完成政治任务。不过按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年龄只有13岁，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证据不充分，所以我父亲没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经去世，校革委会的调查人员后来专门找到董必武办公室，那时董老虽然不在位，但也没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证明后，我父亲才最终得以解脱。父亲被整的几年，我们五个子女作为黑五类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与邱县的情况相比，我们家真算得上烧高香了。

艰难的平反过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国民党”高潮之际，邱县就有人开始向省、中央写信告状。人民执着地相信党，并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坏人的当。

就在邱县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些受迫害的人便开始到北京告状，拉开了反迫害的序幕。

海南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张继原（曾任邱县敌工站站长）。1968年5月来家乡探母，被“三代会”揪住“专政”达半年之久，受尽酷刑。其爱人李顺清曾五次给省、中央写信。邱城郭树同直接到中央告状。中央接待站同志给河北接待站写信，明确指出“邱县捆绑吊打是军阀作风，如情况属实应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会第一次派刁吉龙（某团政委）为组长的5人调查组来邱县。当天正赶上邱县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杨××按坦白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陈××、高××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立即逮捕。杨所造假“国民党”证，印有陈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迹是用清水画成手掌图案用红纸染色制成的。刁吉龙发现是假证，立即回省汇报。11月10日省革委会又派刁吉龙带9人第二次来邱县，提问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等人，还看了一些所谓的证件、证据，发现不少问题。1969年1月省革委会派某师安政委和刁吉龙带队一行10人第三次来邱县进行全面调查，认定邱县“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组，李顶昌（某师政委）、刁吉龙为正副组长，一行6人来到邱县，当天命令赵玉春跑步把“三代会”牌子搞掉，并宣布立即停止抓‘国民党’，解散全县所有专政组，无条件放人。“三代会”人员和受害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并在县招待所挂上“河北省革委来信来访接待站”大牌子，使这场旷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制止。

自此，全县受害群众纷纷来反映问题，哭诉冤情。4月，上级决定以县革委名义在政府大院举办学习班，请重点公社和县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发检举。历时四个月，案情已经基本查清。

然而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谁越左谁就是革命派，谁说公平公道话，谁就是落后保守势力。往往吃亏挨整，这是导致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县冤案迟迟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复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队，薛浅翔为队长，地区派来1000人工作队，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为队长，杨红志（某团政委）为副队长，来邱县一同落实政策。因省、地认识不一致，省工作队不久全部返回省会。

8月8日，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周吉福、杨红志都讲了话。杨所讲的八条意见其内容完全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护“造反派”的。认为邱县抓“国民党”是犯了清队扩大化错误。

这种丧失基本党性原则，不顾事实的讲话使调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义。

这个世界也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队支持下，全县又立即搞了“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建党支部。仅7天，各村大部分党支部都建立起来了，人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边是冤深如海，一边是喜从天降。

这样一来受害群众意见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开各县革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会，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会上点了牟××（邱县原县委书记，革委副主任）的名。并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会后专门把邱县全体常委留下继续学习。其后省市又多次组织邱县整人者和受害者双方参加学习班。

后来形势出现逆转，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干部。“三种人”（追随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错误干部75人，其中社、局级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制定了三号文件，将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队扩大化”错误。省委研究邱县群众上访问题时，后来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负责人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不准上访，上访要扣住”，“他闹你就拘留”，“房子坏了，生活困难的，该解决的就解决。无非时公家拿些钱”，“可多花一些钱”。

接着，省、地派190人工作组到邱县，省薛浅翔、地区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带队，落实三号文件。同时，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各公社大队明确一名副书记专抓落实政策工作。但由于省委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虽然拘捕13人，处理53人，也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可是抵制省委三号文件的干部群众同时受到了打击迫害。

1975年4月，有关部门把告状受害代表数人软禁100天，令其检查越轨行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干部70多人调到邯郸党校整顿90天。并以种种借口处理受害干部，而专政组杀人、打人凶手仍逍遥法外，“三种人（文革中打、砸、抢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帮”前，两年内先后又提拔“三种人”干部41人，其中社、局级以上的26人，进大队领导班子414人。为保护犯错误干部调外地工作51人，为排斥受害干部调外地工作16人。从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错误后入党人员达到355人。如此倒行逆使引起了受害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大大激化了矛盾。

坚冰难销，黑云压城。邱县在受害人眼里可谓“暗无天日”。但这不等于他们服气了，害怕了，退缩了。

执着的上访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广志”。100人到新华门，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哭诉冤情。从1975年至1978年数百名受害群众到北京上访12次。他们以精卫填海精神不屈不挠地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上访：打不赢“官司”誓不罢休。

在县城。一位头发过早灰白的母亲也在“告状”，她的方法太特别了。
她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送黑发人。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也不太远，她天天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县城一圈，一路哭诉。第二天再着着破车“游街”，她说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尸首早已经变质、腐烂、变臭，腥臭剌鼻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整个县城气味冲天，惨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她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让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县革委会大院突然拥进数百名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充满义愤的男女。他们不时暴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充满了震撼灵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缺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的酷刑致残的老者，还有手持状纸的老妇，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声，有了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老人来寻儿子，孩子要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魂无归处。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们要为亲人平反昭雪讨还血债！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那个年月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解放后依然贫穷的百姓总算又一次免费吃了食堂，而且无人敢出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似乎象吃谁的肉和血，伴着自己苦涩的泪。

毕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临，寒气袭来。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这些累乏了人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在树下寻找一块平整一点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儿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拾枯草树枝，燃火起灶。霎时间，“大院”两侧浊烟四起，一片愁云惨雾。叫声，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墙角边、屋檐下、排子车盘底、刚搭起的草棚里——瑟瑟凉风中悬着触目惊心的诉状，象招魂的纸幡，更象一个个不死的冤魂飘荡。

戾气太重，冤魂难遣。告状诉冤的人们，只是那些死者留在阳光世道的最后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后见证者。劫后余生的人们，不甘心吞声咽气苟活残生。他们要看到恶人得到追究，坏人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也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大群邱县上访民众。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那些红笔勾勒的醒目标题：《邱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其刑法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从早到晚，大字报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纷纷为上访者鸣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大门之外，声嘶力竭地长号：冤枉啊！冤枉！！！

在他们眼里，共产党的机关就是他们申冤的唯一指望！共产党让天下的穷人翻了身做了主。而这些为穷人打天下出过力流过血卖过命的共产党员们怎么就让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呵！他那嘶哑的长啸在天际久久回荡。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县派来工作组。省里由肖光、康敏带队，地委逢志明（地委副书记）带队，从县直抽调200名干部配合省、地工作组深入到各社队调查落实。1978年9月29日，邯郸地委召开30万人大会（电话会议），为邱县等县市、地直机关“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到邱案问题。他说：“由于林彪、‘ 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河北邱县共12万人，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寄出去（证明是国民党的假材料）涉及17个省130多个县，23个部队......”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来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院长王甫为组长，还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总政、人民日报社5个机关的干部,省人大副主任吴庆城，省公安厅长王文同，地委副书记李文彪，还有原省、地工作组领导肖光、康敏、逢志明等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邱案进行重新调查，历时5个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

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到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决定，三号文件被撤销）。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此后落实“国民党”案才步入正确轨道。

1981年11月26日，邱县又有300名受害群众上访到省，反映“三种人”继续掌权情况。27日省委书记王诤接见了上访群众。听取逢志明、褚魁耀（邱县县委副书记）的汇报后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中凡是提棒子上来的人，全部出除名。”回县后，全面传达了王诤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县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褚魁耀宣读了中共邱县县委关于为邱县‘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的平反的三个决定。县委书记阎广禄讲话表示：坚决把邱县“国民党”案落实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书记王诤等领导及邯郸地委领导开会决定，由邯郸地委作出《关于解决“邱案”遗留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在押犯的判处、三种人的处理、邱案中犯错误后入党人员的处理、受害者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建好各级班子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发了11号文件，对邱案问题的处理规定了三条：一是不开杀戒；二是地委审定交政法部门办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错误的人双方家属工作，成熟一个审判一个。

落实政策，处理罪犯

经济政策落实情况。“文革”期间全县被抄家523户、涉及2101人，抄损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赔356，466元，有8万元未查证落实。被扣发工资的388人，总额达131，104元。

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过查证落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判处死缓的1人。其中抓“国民党”案主要责任人赵玉春判刑15年，惠广志判处死缓。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般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谅解。

对“文革”期间被逼打致死人员解决埋葬费63，519元，解决抚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遗属享有了定期定额补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时对受害户救济用款298，257元，国家对40个重点大队进行补偿支援，拨给农田建设款100万元，因抓“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1316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伤残的治疗费国家共用款34.7万元，农村社员伤残1011人，享受补工的755人，补助劳动日15.1万个。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矿山和城市参加了工作。政策落实到群众的心眼里，群众就会真心拥护。邱县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国民党”假案不仅为邱县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困难重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一年制造的冤案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平反，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各种社会资源难以统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邱县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恢复元气。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形容邱县人生活时都还说：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饭。

看到这里，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邱县会发生如此惨案？还是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吧。

 

 

四、邱县与邯郸

邱县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与全国大气候有关，还与当时主持邯郸革委会工作的头头有直接关系。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和驻军干部对邱县事件予以极大关注，并全力支持，从全市抽调大批骨干人员到邱县协助抓国民党。1968年5月，地区革委会召开了“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群众大会，全面介绍邱县抓国民党经验，要求在全地区推广。很快，邯郸地区掀起了抓国民党高潮。

磁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初还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攻打磁县县城事件。1967年邯郸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十分激烈，1968年初，陈伯达到邯郸表态，说市联委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地总派是保守派。此后邯郸市内及各县地总派骨干都集中到了磁县县城。长期驻守在城外的“县总”派为夺取胜利，四处求援。邯郸市联委头头向陈伯达报告情况，得到了支持。邯郸驻军、安阳驻军配合“县总”派，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一些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在邯郸驻军一名副军长的指挥下，进攻县城。从2月9日凌晨开始，先是用高音喇叭发动政治攻势，当入城队伍进入鼓楼下“红总”界线时，“红总”派奉命开枪射击。走在队伍前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死伤10余人，部队随即奉命还击，双方展开激战。“二九”事件中，双方参战5000多人，其中“红总”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残数百人，烧毁县粮库粮食40万公斤、县油棉加工厂皮棉5万余公斤，还烧毁部分厂房和设务，经济损失27万余元。

磁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上级关于进行“斗、批、改”的安排，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首先密捕了“国民党嫌疑”韩万林（共产党员，开河公社教师），并成立了“专案组”。在刑讯逼供下，韩万林编造了一个“磁县国民党组织人员名单”。5月14日，县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余人署名大字报在县委大院贴出，没有充分证据就公然写道原县委书记索明福是暗藏在党内的“国民党特务”。6月21日，县革委清查“国民党特务”办公室成立。正式对原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专案审查。大字报贴出后，索明福自杀，专案组继任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郝健华、县委副书记吴树金、副县长赵文爱等9人（后扩大到20多人）关押到邮电局、农机站、农电局等单位进行逼供审讯，逼供磁县新“国民党”问题。与此同时，县专案组还在陶泉公社杨庄村搞了抓“新国民党”活动。在严刑逼供下，杨庄129户中有130人被打成“国民党员”，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残。

文革中全县共制造冤假错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错案中属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后搞清结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抢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的613人，县革委会主任白中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办。（以上均见《磁县志》）

曲周县抓国民党情况：

曲周县离邱县最近，两县曾经有过合并的历史。邱县抓国民党一马当先，曲周县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制造了国民党假案。

1968年1月5日“红代会”、“家代会”、“工代会”组成“三代会”合署办公——；首先制造了“赵庄国民党假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共产党员赵文英及赵相、赵文彦等75人被诬告为国民党。“三代会”群专组进驻赵庄动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诬陷为国民党，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伤残，2人被打死，大队党支部17名共产党员有11名被打成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假案”。
“三代会”群专组又将赵庄国民党案“经验”推广全县。先后举办了原县委、政府领导和干部参加的“县革委学习班”及“小教学习班”、“中教学习班”、“公检法改造学习班”、“文艺整顿学习班”、“火线学习班”等，把905名所谓的“走资派”、“特务”、“国民党”、“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坏头头”等干部、群众分别集中到学习班，大搞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关中学举办的小教学习班学习“赵庄大队国民党案”经验，将539名小学教师关押审讯，大搞刑讯逼供、动用刑罚上百种，有102人被打成国民党，进行公开揪斗，被咬成国民党未公开揪斗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残57人，电残44人。同时因刑讯逼供，涉及全县17个公社592人，外县42人被诬陷为国民党。3月26日至10月底举办的“县革委学习班”期间使32位同志遭受迫害，被诬为国民党12人，致死2人，致残5人，留有后遗症7人。在学习班中对原县委副书记、邯郸行署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山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残，并被诬为叛徒。7月24日，王进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县有副社长以上领导干部253人，有227人被诬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叛徒”等遭到批斗，27人致残，17人致死；大队书记和大队长680人，有495人被揪斗毒打，44人致残，23人致死。

在抓国民党运动中，曲周县共有3500人遭批斗毒打，其中559人被把伤致残，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错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户被抄家）株连3万余人。

文革之后，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的逮捕23人，判刑18人，受党纪处分的114人，行政处分56人。销毁“文革材料10914份。            见《曲周志》第27页

馆陶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全县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县造成冤假错案463起，抄家1192户，被揪斗毒打的干部群众5500余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残650人，其中错揪国民党员2500人，致死175人，致残340余人。见《馆陶县志》第193页：

永年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27日，县“五人小组”办公室汇总全县对敌斗争情况是：共揪出批斗对象2012人。其中被定为特务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县教育战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举办火线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中小学全部停课。中学教师集中临名关中学，小学教师集中各区驻地。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广大教师受到前所未有的催残迫害。教师批斗致死6人，开除约30人，受处分的300余人，戴帽的10人。                                        见《永年县志》第42—43页

涉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7日，全县开始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有的遭受毒打，致残、致死。在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批所谓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军派”、“反动派”、“黑干将”、“坏头头”等也分别受到“专政”和关押。原县委常委、委员22人均被打成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三反分子，247名县直机关科、局级、公社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到批斗、毒打。5月15日，成立涉县三代会（工代、农代、红代）和工人纠察队。18日，三代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文卫部门的干部职工331人集中到大礼堂举办“火线学习班”为期4个月，学习班中，人人过关，恐惧万状。5月30日，“三代会”派出工作组分驻寺子岩、偏城、小车、小曲蛟、前宽嶂等村举办“火线学习班”，将3467人错打成国民党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80起，对3081名假国民党员发了平反证书，销毁整理过的资料、信件、证明、假口供及传单等5800余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伤或致残的责任人；对被害、被抄家和受株连的人员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据损失、家庭及遗属生活困难程度给予了子女安排工作和适当经济照顾。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进行组织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抢”错误的1250人。群众谅解解脱1020人，处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开除党籍18人，留党查看14人，党内警告18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取消党员资格31人，受行政处分的54人，受其它处分的76人。（见《涉县志》第573—574页）

鸡泽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8日，城关公社董双塔大队刑讯出“民生党”假案，涉及全县10个大队及县直机关，共27人，其中2人被殴打致残。5月10日，县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组建。5月25日，孙堡营公社刑讯逼供出“新国民党”假案，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搞逼、供、信逐步发展扩散，涉及全县9个公社55个大队及县直单位共791人，触动506人，致死51人，致残45人。5月，双塔公社东双塔大队刑讯逼供出“地下党”假案，涉及全县12个大队及县直机关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残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讯逼供出“迎蒋团”大假案，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到全县14个单位、7个公社40个大队及邯郸市、外县共1126人、触动302人，致死24人，致残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县小学教职员工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顿，有37人被打成“国民党”、20人被打成“三青团”、“迎蒋团”，其中致死2人，致残5人。（见《鸡泽志》第30页）

广平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1月28日，广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布全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县革命委员会，宣读了《广平县革命委员会公告》、《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广平的三年远景规划》等，会后举行了游行。县革委会成立后发布《大力开展环境革命化公告》，各单位、各公社设置毛主席像台，县城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挖渔池。3月13日，县革委常委决定：迅速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3月22日，县革委会核心组决定：要整党挖叛徒、改造公检法、搞文艺黑线。4月初县革委会办文教火线学习班，把100多名干部集中起来审查，有的遭到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5月3日，县革委会如开全委会，决定：十二级台风要“刮走资派”、“坏头头”，要兵对兵、将对将，指挥官上阵，打进攻仗。5月1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4万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贯彻“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精神，全县层层“深挖国民党”。5月27日夜，分3个战场抓国民党，对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戏院经理薄万录当夜被折磨而死。全县制造假国民党869起。至5月底，县直机关121名干部、全县公社1188名干部、群众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县革委办党政学习班，把50余名所谓打倒的干部集中起来，严加看管，大搞逼供。——错捕错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错杀5人，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见《广平县志》第418页）

大名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县革命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人，举办了“党政干部学习班”、“文艺学习班”、“教师学习班”等，批判所谓“资产阶阶反动路线”、“文艺黑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全县大刮“十二级台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同时推行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大干部队伍中大抓国民党。该县“在文革中死亡197人”。（《大名县志》第393页）

其它县，特别是邯郸市区在抓国民党运动中都有行动，但史志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笔者只好从略。

从部分县区史志公开的情况来看，邯郸地区仅1968年抓国民党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统计，估计被打死者不会少于两千人。

我父亲被打成了国民党

我父亲田博祥当年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任校长。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平时小心谨慎，与人为善，文革开始，他并没挨多少批斗。但1968年，刮十二级台风，他没有躲过那场劫难。忘了是几月份，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当时我家就在学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间学校院内贴满了揪出国民党员田博祥的大标语。我父亲当天就被关进“牛棚”，革委会的打手们勒令交待自己的国民党问题。他们的依据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县（河北省保定地区）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所以必然会发展我父亲入国民党。

孰不知，我大伯田绥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产党，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父亲叔伯兄弟五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我大伯当年是奉命加入国民党，为的是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由于他与国民党高官张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个人关系好，1941年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第一科科员、专员，还当上了国大代表。把许多重要情报直接交给董必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结婚的主婚人和证婚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需要抓出国民党来完成政治任务。不过按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年龄只有13岁，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证据不充分，所以我父亲没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经去世，校革委会的调查人员后来专门找到董必武办公室，那时董老虽然不在位，但也没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证明后，我父亲才最终得以解脱。父亲被整的几年，我们五个子女作为黑五类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与邱县的情况相比，我们家真算得上烧高香了。

艰难的平反过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国民党”高潮之际，邱县就有人开始向省、中央写信告状。人民执着地相信党，并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坏人的当。

就在邱县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些受迫害的人便开始到北京告状，拉开了反迫害的序幕。

海南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张继原（曾任邱县敌工站站长）。1968年5月来家乡探母，被“三代会”揪住“专政”达半年之久，受尽酷刑。其爱人李顺清曾五次给省、中央写信。邱城郭树同直接到中央告状。中央接待站同志给河北接待站写信，明确指出“邱县捆绑吊打是军阀作风，如情况属实应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会第一次派刁吉龙（某团政委）为组长的5人调查组来邱县。当天正赶上邱县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杨××按坦白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陈××、高××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立即逮捕。杨所造假“国民党”证，印有陈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迹是用清水画成手掌图案用红纸染色制成的。刁吉龙发现是假证，立即回省汇报。11月10日省革委会又派刁吉龙带9人第二次来邱县，提问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等人，还看了一些所谓的证件、证据，发现不少问题。1969年1月省革委会派某师安政委和刁吉龙带队一行10人第三次来邱县进行全面调查，认定邱县“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组，李顶昌（某师政委）、刁吉龙为正副组长，一行6人来到邱县，当天命令赵玉春跑步把“三代会”牌子搞掉，并宣布立即停止抓‘国民党’，解散全县所有专政组，无条件放人。“三代会”人员和受害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并在县招待所挂上“河北省革委来信来访接待站”大牌子，使这场旷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制止。

自此，全县受害群众纷纷来反映问题，哭诉冤情。4月，上级决定以县革委名义在政府大院举办学习班，请重点公社和县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发检举。历时四个月，案情已经基本查清。

然而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谁越左谁就是革命派，谁说公平公道话，谁就是落后保守势力。往往吃亏挨整，这是导致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县冤案迟迟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复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队，薛浅翔为队长，地区派来1000人工作队，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为队长，杨红志（某团政委）为副队长，来邱县一同落实政策。因省、地认识不一致，省工作队不久全部返回省会。

8月8日，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周吉福、杨红志都讲了话。杨所讲的八条意见其内容完全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护“造反派”的。认为邱县抓“国民党”是犯了清队扩大化错误。

这种丧失基本党性原则，不顾事实的讲话使调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义。

这个世界也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队支持下，全县又立即搞了“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建党支部。仅7天，各村大部分党支部都建立起来了，人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边是冤深如海，一边是喜从天降。

这样一来受害群众意见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开各县革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会，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会上点了牟××（邱县原县委书记，革委副主任）的名。并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会后专门把邱县全体常委留下继续学习。其后省市又多次组织邱县整人者和受害者双方参加学习班。

后来形势出现逆转，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干部。“三种人”（追随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错误干部75人，其中社、局级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制定了三号文件，将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队扩大化”错误。省委研究邱县群众上访问题时，后来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负责人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不准上访，上访要扣住”，“他闹你就拘留”，“房子坏了，生活困难的，该解决的就解决。无非时公家拿些钱”，“可多花一些钱”。

接着，省、地派190人工作组到邱县，省薛浅翔、地区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带队，落实三号文件。同时，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各公社大队明确一名副书记专抓落实政策工作。但由于省委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虽然拘捕13人，处理53人，也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可是抵制省委三号文件的干部群众同时受到了打击迫害。

1975年4月，有关部门把告状受害代表数人软禁100天，令其检查越轨行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干部70多人调到邯郸党校整顿90天。并以种种借口处理受害干部，而专政组杀人、打人凶手仍逍遥法外，“三种人（文革中打、砸、抢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帮”前，两年内先后又提拔“三种人”干部41人，其中社、局级以上的26人，进大队领导班子414人。为保护犯错误干部调外地工作51人，为排斥受害干部调外地工作16人。从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错误后入党人员达到355人。如此倒行逆使引起了受害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大大激化了矛盾。

坚冰难销，黑云压城。邱县在受害人眼里可谓“暗无天日”。但这不等于他们服气了，害怕了，退缩了。

执着的上访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广志”。100人到新华门，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哭诉冤情。从1975年至1978年数百名受害群众到北京上访12次。他们以精卫填海精神不屈不挠地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上访：打不赢“官司”誓不罢休。

在县城。一位头发过早灰白的母亲也在“告状”，她的方法太特别了。
她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送黑发人。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也不太远，她天天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县城一圈，一路哭诉。第二天再着着破车“游街”，她说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尸首早已经变质、腐烂、变臭，腥臭剌鼻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整个县城气味冲天，惨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她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让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县革委会大院突然拥进数百名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充满义愤的男女。他们不时暴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充满了震撼灵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缺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的酷刑致残的老者，还有手持状纸的老妇，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声，有了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老人来寻儿子，孩子要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魂无归处。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们要为亲人平反昭雪讨还血债！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那个年月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解放后依然贫穷的百姓总算又一次免费吃了食堂，而且无人敢出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似乎象吃谁的肉和血，伴着自己苦涩的泪。

毕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临，寒气袭来。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这些累乏了人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在树下寻找一块平整一点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儿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拾枯草树枝，燃火起灶。霎时间，“大院”两侧浊烟四起，一片愁云惨雾。叫声，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墙角边、屋檐下、排子车盘底、刚搭起的草棚里——瑟瑟凉风中悬着触目惊心的诉状，象招魂的纸幡，更象一个个不死的冤魂飘荡。

戾气太重，冤魂难遣。告状诉冤的人们，只是那些死者留在阳光世道的最后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后见证者。劫后余生的人们，不甘心吞声咽气苟活残生。他们要看到恶人得到追究，坏人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也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大群邱县上访民众。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那些红笔勾勒的醒目标题：《邱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其刑法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从早到晚，大字报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纷纷为上访者鸣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大门之外，声嘶力竭地长号：冤枉啊！冤枉！！！

在他们眼里，共产党的机关就是他们申冤的唯一指望！共产党让天下的穷人翻了身做了主。而这些为穷人打天下出过力流过血卖过命的共产党员们怎么就让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呵！他那嘶哑的长啸在天际久久回荡。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县派来工作组。省里由肖光、康敏带队，地委逢志明（地委副书记）带队，从县直抽调200名干部配合省、地工作组深入到各社队调查落实。1978年9月29日，邯郸地委召开30万人大会（电话会议），为邱县等县市、地直机关“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到邱案问题。他说：“由于林彪、‘ 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河北邱县共12万人，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寄出去（证明是国民党的假材料）涉及17个省130多个县，23个部队......”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来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院长王甫为组长，还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总政、人民日报社5个机关的干部,省人大副主任吴庆城，省公安厅长王文同，地委副书记李文彪，还有原省、地工作组领导肖光、康敏、逢志明等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邱案进行重新调查，历时5个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

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到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决定，三号文件被撤销）。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此后落实“国民党”案才步入正确轨道。

1981年11月26日，邱县又有300名受害群众上访到省，反映“三种人”继续掌权情况。27日省委书记王诤接见了上访群众。听取逢志明、褚魁耀（邱县县委副书记）的汇报后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中凡是提棒子上来的人，全部出除名。”回县后，全面传达了王诤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县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褚魁耀宣读了中共邱县县委关于为邱县‘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的平反的三个决定。县委书记阎广禄讲话表示：坚决把邱县“国民党”案落实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书记王诤等领导及邯郸地委领导开会决定，由邯郸地委作出《关于解决“邱案”遗留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在押犯的判处、三种人的处理、邱案中犯错误后入党人员的处理、受害者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建好各级班子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发了11号文件，对邱案问题的处理规定了三条：一是不开杀戒；二是地委审定交政法部门办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错误的人双方家属工作，成熟一个审判一个。

落实政策，处理罪犯

经济政策落实情况。“文革”期间全县被抄家523户、涉及2101人，抄损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赔356，466元，有8万元未查证落实。被扣发工资的388人，总额达131，104元。

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过查证落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判处死缓的1人。其中抓“国民党”案主要责任人赵玉春判刑15年，惠广志判处死缓。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般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谅解。

对“文革”期间被逼打致死人员解决埋葬费63，519元，解决抚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遗属享有了定期定额补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时对受害户救济用款298，257元，国家对40个重点大队进行补偿支援，拨给农田建设款100万元，因抓“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1316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伤残的治疗费国家共用款34.7万元，农村社员伤残1011人，享受补工的755人，补助劳动日15.1万个。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矿山和城市参加了工作。政策落实到群众的心眼里，群众就会真心拥护。邱县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国民党”假案不仅为邱县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困难重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一年制造的冤案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平反，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各种社会资源难以统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邱县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恢复元气。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形容邱县人生活时都还说：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饭。

看到这里，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邱县会发生如此惨案？还是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