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外,中国作家在世界没地位

 


3月26日晚,在人民大学举行的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一切争论的焦点,都围绕在德国汉学家顾彬身上。不久前,他所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并由此引发轩然大波。


事后证明,他当时指的“垃圾”只是针对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但无论怎样,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态度是肯定的。


这次研讨会,顾彬显然是有备而来。一开场他就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除了中国诗歌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而造成这个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而之后的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语。而只有换一个视角,才能认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写作。另外,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作家对待文学,并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只是“随便玩玩”。


发言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处于漩涡中的顾彬多数时间很沉默。面对反驳或者质疑,顾彬的回答非常简短,一句或是两句,倒像是一个局外人。身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他研究中国文学超过30年,曾经主持翻译《鲁迅作品集》以及系列中国作家作品,撰写过《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


“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中国文学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触动这么多人去批评?要从爱的角度考虑顾彬的这些言论。”顾彬的朋友、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这样评价。会后,本刊记者专访了这位对中国文学“爱之深责之切”的德国汉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孙展


“我用的标准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有三个身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基于哪一个身份呢?


顾彬:都有。我写学术性的文章时,还是比较客观,批判不一定非常明显。但我的同事不一定都会非常宽容,他们有时候会很直率地告诉我,你介绍的那个作家一点价值也没有。


我做翻译家的时候,为了德国和中国的友好,觉得应该帮助中国作家,我也知道该怎么办——翻译家可以把很差的作品变成很好的。过去有不少德国作家问我,你翻译的中国作家真的这么好吗?这是你自己就是作家的原因。


以作家的身份看,德语国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的德文水平很高,因为德国作家对语言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国现在连一个(能和他们相比)作家也没有。


今晚(在会上)很可惜我说的不够,我提到文学是一个刻苦工作的问题,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而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他们盲目自信,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中国作品标准是什么?


顾彬:基本上是我认识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给我推荐的,。我可能从来没有翻译过不是中国作家介绍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过多少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可能遗漏了很多重要作品?也就是说,你接触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只基于你接触的有遗漏的作品基础上。


顾彬:50人?还是100人?具体数字我并不清楚。(遗漏)是不可能的,我的标准首先是中国人自己评选出来的好作品,我可能觉得还不够。但我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鲁迅的作品,多一个词少一个词可以吗?根本不行!我个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政治,文学和政治有关系,但不一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作家最欠缺的是语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谁的作品比较优秀?


顾彬:我们应该分时段来说这个问题。80年代到现在有些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语言水平不一定很高,像朦胧诗人我都喜欢,我还可以举王蒙和王安忆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写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说,王安忆在90年代初之前也写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都停滞了,停止了。也许过段时间之后,他们还能发展,但那是将来的事情。


80年代有些作品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可90年代后的作品都有很大问题。很多作品看第一次就够了。有些写的很像电影剧本,像给某个历史阶段加了一幅插图。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语言。每一个词应该是恰当的。中国作家的毛病是,他们不知道用词和字,要不太多或是太少。我刚才提到那批德语国家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恰当的,你不能多加一个词。但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多一个词少一个词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不是拿一种诗的标准来要求一切文学作品?


顾彬:根本不是!我也写小说,也写散文,我也和德国的小说家熟悉,也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构思、布局、故事内容,这些元素对小说的重要性呢?


顾彬:从开到尾,每一个词都要恰当,语言第一!很多作家认为内容第一,但是内容不可能第一。


中国新闻周刊:老百姓的阅读口味和文学研究者的总是差别很大。你有何评价?


顾彬:我踢足球,但不是国家队,也可能会有人喜欢看我踢足球。我不反对一个人写作,但是不要认为我应该看所有人业余时写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和1949年之前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顾彬:首先是语言上的差距。王蒙说过中国当代作家缺少学问,除了诗人以外是这样。他们看的太少,反思的太少,不能对自己质疑,经常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因为他们都不会外语,看的都是翻译成中文的东西,不能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的语言水平会有多高,如果翻译很差的话,觉得这个作品的水平也就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是怎样的?


顾彬:太可怕。因为他们多拿“红包”来写,所以,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我们都不看。中国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在评论家,他们不够认真。他们有责任。


诗人外,其他作家在世界没有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占据什么位置?


顾彬:诗人有位置,他们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其他的作家没有什么位置!


对我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它对世界文学的作用,完全超越中国文学。很多德国文学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们跟着鲁迅写作,所以他是我们(德国)的,不是你们的。我讲的有些过分,但是有点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中国的作家?


顾彬:鲁迅不用多说。茅盾20年代末写的小说,丁玲在延安时代写的短篇小说,萧红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呼兰河传》,张天翼的小说我也喜欢,张爱玲不用说了,沈从文也不用说了,还有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我原来不喜欢冰心,但当我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时候,我改变了观点,我发现她小说的白话文非常清晰,她是很重要的作家。


1949年之后,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伟大的作品,比王蒙的好得多,就是老舍的《茶馆》,但他也留下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很可惜。


北岛、顾城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可1992年后,中国走经济发展之路,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原来中国文学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但现在在国内基本没有地位。


通过我们的争论,我发现读者还是希望当代文学起些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现在,也不过百年,能不能说:1949年以前的白话文水平比1949年之后要高?


顾彬:路德在16世纪初创造了德文,但是到18世纪末以前,德国作家都用拉丁等文字写作,很少用德文。所以说,300年的历史,才会有一个德国人能够写特别好的德文。中国可能也要等300年,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白话文作家。但鲁迅的白话文是不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文学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学习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一种天赋?


顾彬:19世纪,有一个法国作家说:如果你想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你先沉默20年。意思是说,你这20年应该继续写,但东西可以不发表,放到抽屉里头,过了20年你拿出来。不少中国作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如果二三十年之后,抽屉里还会有好的作品,那才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结论是什么?


顾彬:结论是,不少中国作家不觉得他们能够沉默,他们怕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文学是工作,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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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外,中国作家在世界没地位

 


3月26日晚,在人民大学举行的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一切争论的焦点,都围绕在德国汉学家顾彬身上。不久前,他所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并由此引发轩然大波。


事后证明,他当时指的“垃圾”只是针对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但无论怎样,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态度是肯定的。


这次研讨会,顾彬显然是有备而来。一开场他就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除了中国诗歌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而造成这个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而之后的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语。而只有换一个视角,才能认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写作。另外,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作家对待文学,并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只是“随便玩玩”。


发言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处于漩涡中的顾彬多数时间很沉默。面对反驳或者质疑,顾彬的回答非常简短,一句或是两句,倒像是一个局外人。身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他研究中国文学超过30年,曾经主持翻译《鲁迅作品集》以及系列中国作家作品,撰写过《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


“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中国文学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触动这么多人去批评?要从爱的角度考虑顾彬的这些言论。”顾彬的朋友、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这样评价。会后,本刊记者专访了这位对中国文学“爱之深责之切”的德国汉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孙展


“我用的标准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有三个身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基于哪一个身份呢?


顾彬:都有。我写学术性的文章时,还是比较客观,批判不一定非常明显。但我的同事不一定都会非常宽容,他们有时候会很直率地告诉我,你介绍的那个作家一点价值也没有。


我做翻译家的时候,为了德国和中国的友好,觉得应该帮助中国作家,我也知道该怎么办——翻译家可以把很差的作品变成很好的。过去有不少德国作家问我,你翻译的中国作家真的这么好吗?这是你自己就是作家的原因。


以作家的身份看,德语国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的德文水平很高,因为德国作家对语言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国现在连一个(能和他们相比)作家也没有。


今晚(在会上)很可惜我说的不够,我提到文学是一个刻苦工作的问题,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而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他们盲目自信,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中国作品标准是什么?


顾彬:基本上是我认识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给我推荐的,。我可能从来没有翻译过不是中国作家介绍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过多少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可能遗漏了很多重要作品?也就是说,你接触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只基于你接触的有遗漏的作品基础上。


顾彬:50人?还是100人?具体数字我并不清楚。(遗漏)是不可能的,我的标准首先是中国人自己评选出来的好作品,我可能觉得还不够。但我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鲁迅的作品,多一个词少一个词可以吗?根本不行!我个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政治,文学和政治有关系,但不一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作家最欠缺的是语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谁的作品比较优秀?


顾彬:我们应该分时段来说这个问题。80年代到现在有些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语言水平不一定很高,像朦胧诗人我都喜欢,我还可以举王蒙和王安忆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写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说,王安忆在90年代初之前也写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都停滞了,停止了。也许过段时间之后,他们还能发展,但那是将来的事情。


80年代有些作品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可90年代后的作品都有很大问题。很多作品看第一次就够了。有些写的很像电影剧本,像给某个历史阶段加了一幅插图。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语言。每一个词应该是恰当的。中国作家的毛病是,他们不知道用词和字,要不太多或是太少。我刚才提到那批德语国家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恰当的,你不能多加一个词。但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多一个词少一个词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不是拿一种诗的标准来要求一切文学作品?


顾彬:根本不是!我也写小说,也写散文,我也和德国的小说家熟悉,也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构思、布局、故事内容,这些元素对小说的重要性呢?


顾彬:从开到尾,每一个词都要恰当,语言第一!很多作家认为内容第一,但是内容不可能第一。


中国新闻周刊:老百姓的阅读口味和文学研究者的总是差别很大。你有何评价?


顾彬:我踢足球,但不是国家队,也可能会有人喜欢看我踢足球。我不反对一个人写作,但是不要认为我应该看所有人业余时写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和1949年之前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顾彬:首先是语言上的差距。王蒙说过中国当代作家缺少学问,除了诗人以外是这样。他们看的太少,反思的太少,不能对自己质疑,经常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因为他们都不会外语,看的都是翻译成中文的东西,不能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的语言水平会有多高,如果翻译很差的话,觉得这个作品的水平也就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是怎样的?


顾彬:太可怕。因为他们多拿“红包”来写,所以,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我们都不看。中国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在评论家,他们不够认真。他们有责任。


诗人外,其他作家在世界没有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占据什么位置?


顾彬:诗人有位置,他们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其他的作家没有什么位置!


对我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它对世界文学的作用,完全超越中国文学。很多德国文学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们跟着鲁迅写作,所以他是我们(德国)的,不是你们的。我讲的有些过分,但是有点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中国的作家?


顾彬:鲁迅不用多说。茅盾20年代末写的小说,丁玲在延安时代写的短篇小说,萧红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呼兰河传》,张天翼的小说我也喜欢,张爱玲不用说了,沈从文也不用说了,还有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我原来不喜欢冰心,但当我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时候,我改变了观点,我发现她小说的白话文非常清晰,她是很重要的作家。


1949年之后,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伟大的作品,比王蒙的好得多,就是老舍的《茶馆》,但他也留下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很可惜。


北岛、顾城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可1992年后,中国走经济发展之路,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原来中国文学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但现在在国内基本没有地位。


通过我们的争论,我发现读者还是希望当代文学起些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现在,也不过百年,能不能说:1949年以前的白话文水平比1949年之后要高?


顾彬:路德在16世纪初创造了德文,但是到18世纪末以前,德国作家都用拉丁等文字写作,很少用德文。所以说,300年的历史,才会有一个德国人能够写特别好的德文。中国可能也要等300年,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白话文作家。但鲁迅的白话文是不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文学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学习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一种天赋?


顾彬:19世纪,有一个法国作家说:如果你想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你先沉默20年。意思是说,你这20年应该继续写,但东西可以不发表,放到抽屉里头,过了20年你拿出来。不少中国作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如果二三十年之后,抽屉里还会有好的作品,那才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结论是什么?


顾彬:结论是,不少中国作家不觉得他们能够沉默,他们怕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文学是工作,一个很辛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