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示：本文纯属个人观感，议事议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如果磕着碰着了谁，还望多担待）
[一] (
我们住进了位于天安门广场左侧的贵宾楼酒店，透过客房玻璃窗，可望见长安街对面新建成的公安部大楼。据说，当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时，曾在贵宾楼包下整层楼，带着他的年轻夫人及嫔妃们，长期居住。这里的装修堪称一流。自然，监视出入宾客的设备，也必然是一流。
窃听器大约是每间客房的必备物品，只是不会注明安放位置。有没有摄像头跟着你洗澡上厕所，就不得而知了。张戎每天都忙着在酒店里见客人，或外出会朋友。如果是在客房里交谈，监听者就要辛苦了。在中国逗留期间，我常听见人们谈论“被窃听”这类的事，好像议论白菜萝卜的价格一样平常。
有天，日本某电视台驻京代表来访，我们坐在楼下的咖啡厅里饮茶。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我注意：有位身着旗袍，模样俊俏的女孩，每隔十几秒钟，就会过来为我们斟水。尽管茶杯里的水是满的，她仍不停走来，随时站在我们身后倾听。终于，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那位驻京代表开着玩笑对张戎说：“你如果想安静地喝茶，就别再写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了。”
记得回国前，有朋友提醒：“你们外出时，肯定会被跟踪。”我也听说中共国安人员的跟踪技术，已大有长进。比如，笔锋锐利的著名作家余杰，长期被跟踪，本人却一无所知。一次国安人员约余杰的朋友谈话，特意提到余杰拥有四位女友。这个朋友回头告诉了余杰。余杰当即掐指一算，如梦方醒似的说：国安已经跟踪了他四年！
这次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成都，我都睁大眼睛。在街上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扭头往后看，希望能抓住“尾巴们”的蛛丝马迹。直到离开中国，我几乎一无所获，只除了一次经历。
[二]
那是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下午四点左右，张戎在酒店房间里接到朋友电话，约定晚七点在“山东饭店”见面。
我们准时赶到。刚走进山东饭店前厅，已经等候在那里的朋友们，突然站起来，拉着我们就往外走。我急问：“怎么回事？”其中的一位朋友指着不远处坐在沙发上的陌生男子说：“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我抬眼望去。那人下意识地举起手里的报纸挡住脸，似乎又改变主意，放下报纸，转过头回看我。这是一个中年人，瘦长脸，高个，面相属文雅型。不是我想象中的满脸横刀肉，动不动就要砍人胳膊卸人腿的那路货。“我们走吧。”朋友在一旁催促说。
我们把车开进某停车场，然后去了一家位于胡同深处的蒙古餐馆。餐馆开在四合院里，这是眼下京城最时兴的一种吃喝形式。有全套的蒙古传统菜，还有精彩的蒙古族表演。席间我几次出外观察，均未见有人守在门外。
当我们离开蒙古餐馆走回停车场时，路过一处巴士车站，那里站着四、五个人，有说有笑。我们走过时，他们忽然变得鸦雀无声。我立刻警觉了：这些人莫非就是“尾巴”？
朋友们进车场取车，张戎也跟去了。我等在车场门口，想看看刚才那拨人是否跟过来。很快，有一人快步从门前穿过，边走边回头往车场里张望。我迎着他走去。他猛然发现了我，愣了一下。我没停步，直朝他冲去。
我的打算是跟他来个“短兵相接”，发出连串问话，看他如何应对。谁知他见我逼近，拔腿就跑。我正要追过去，朋友拦住了我：“算啦，别理他们啦。”这时张戎坐的车也开到跟前，我上了车，仍心有不甘绦蜒澳侨说淖偌！Ｖ患对墩驹谝患倚÷舻昝徘埃⒆盼颐堑某担叽蚴只?BR>
至今我仍拿不准：这些人是国安人员吗？
其实，我倒是真心希望随时有人跟着。这次与张戎回国，我的最大担心就是她的安全问题。万一碰见劫匪，我这瘦胳膊瘦腿，不知能否做有效抵抗。如真有国安护卫，我也放心了。至于我，更加坦然，又没有余杰那样拥有四个女友的福气，随时要想着偷情幽会，还担心会被发现。
[三]
几乎每天，我都要散步到天安门城楼前。在如织的游客中，偶尔能看到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但没碰见过上访人员。在人群中最显眼的，是四种穿不同颜色制服的人：公安，武警，交警，保安。很可能事先有分工，这些人大都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还有的甩着手，像上操似的齐步走，穿行在游客中。
从地下道走向天安门广场时，我没发现有搜查或盘查的现象。人们在广场上嬉戏追逐，忙着拍照。据说有很多便衣警察游荡在各个角落。我注意到有形单影只者，东瞅西看，不动声色地打量行人。但我无法断定他们是隐秘的便衣，还是精明的窃贼。
我年年回国，都会在北京停留，但从不去天安门广场，原因很简单：我实在不想跟暴君的陵墓——毛泽东纪念堂，打照面。不过这一次，我是非去不可了，因为张戎想在广场上转转。
我们走过毛泽东纪念堂时，尚未开门，已有数百人在门前排起长队，不时能听见警察维持秩序的吆喝声。据说每逢五一、十一放假，来这里排队的人更多。面对着这一张张陌生的脸，我突然感情冲动，差点朝着人群喊：你们知道吗，毛泽东的统治导致了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些无辜的亡魂都是你们的父老乡亲，和你们血脉相连。
终究，我什么也没说，只在心里发问：
如果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允许人们讲镇反，讲反右，讲“大饥荒”，讲文革；允许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其他同类书籍在中国的书店里摆出。从而使普通老百姓和年青一代能够了解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天安门广场还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吗？
如果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时，能像当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一样公开揭露毛，能像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尸体从克林姆宁宫墙边移走一样，把毛的尸体也从天安门广场搬走。今天的中国人必将活得更加自由，更有尊严。
当然，人们在毛纪念堂前排长队，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仍旧怀念毛热爱毛。你顶多把毛纪念堂看成是诸多旅游景点之一：到北京旅游，必到天安门广场。既然这里不收门票，何妨进去溜达一圈？试想：一旦北京动物园宣布免费入场，前往参观的人次，不知要比去毛纪念堂的，多出多少倍。
何不把这座占地58，0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改建成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既能体现当权者“以民为本”的执政精神，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有句老话：入土为安。何不把毛泽东的尸体送回老家，埋在他爱戴的母亲的墓地旁边。那些怀念毛热爱毛的人，可以去韶山三磕九拜。只要香火旺盛，韶山人民的钱袋也就鼓起来。这难道不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么？
[四]
我对在毛纪念堂前排队的人，做了简短的采访。
我问一位从河南来京旅游，看上去像县城小官吏的年轻人：毛泽东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救星。我问为什么。他答道：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再问：你听说过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大饥荒吗？你知道河南当时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吗？他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
另一位中年人说，他对毛没什么好感，来这里排队，纯粹出于好奇。
离贵宾楼不远，有家湖南餐馆，名为“毛家菜”，是个叫毛小青的人开的。地方不大，陈设破旧，菜也做的难吃。服务员都是农家子弟，来自湖南，大约是因为跟“毛”沾了点边，个个脸带傲气。我在结账时，随口问柜台后的一位年纪二十岁上下的女服务员对毛的看法。她说：很佩服。我问：毛死时，你还没出生，从哪儿来的有关毛的知识？她说是看书，听一些人讲故事。我又问她知不知道文革？她立刻答：也不是毛一个人的责任。接着又轻蔑地说：不就死了点人嘛。
小姑娘的这句话，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毛泽东是夺江山、坐江山的成功者，要他不杀人不害人不整死人，行吗？你说死了多少多少人，没用。死了算你活该！
我记得鲁迅先生引过谁的话，大意是：人人皆知争权夺位、杀人如麻的希特勒，但有谁还记得因发明青霉素而拯救了无数苍生的英国人弗莱明？杀人越多，名声越响，被崇拜为大英雄的可能性就越高。毛泽东的残忍和罪恶，都因他当上了“皇帝”，而变得次要了，甚至可以原谅。
我听说湖南正在宣传所谓红色三角旅游：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三人的故乡游。有朋友去了彭德怀的故乡，说当地为这位敢于为民请命、最终被毛迫害致死的人修的纪念馆，能与中山陵媲美。但朋友发现，参观彭纪念馆的人，很少。而在毛的故乡韶山，人头涌涌。
对暴君的崇拜心理，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即使在德国，崇拜希特勒的至今还大有人在。二战后，德国政府采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把这股势力强压了下去。中共当局一方面严格禁止揭露毛的罪恶，继续掩盖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又不断美化毛，宣扬其所谓“丰功伟绩”。本来就持续存在的崇毛现象，能不越燃越旺吗？文革后的新一代如今已很难了解在毛泽东治下所发生的一切。而中共自己也正面临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天差地远，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五]
在北京逗留期间，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眼下吃毛饭的人，还真不少。
比如当今的执政者中，有的仍自称是毛事业的继承人。我弄不懂毛的库存里还有什么家当值得你发扬光大？既然是大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何必要保留毛泽东这块已经破烂不堪的招牌。
再有一类吃毛饭的，是政治上有野心但不得志的人。针对眼下普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无官不贪，司法黑暗、道德沦丧等现象，他们不是以推进民主宪政来实现社会改良，而是从毛的意识形态武库中寻找武器，为毛时代涂脂抹粉，想把历史前进的时针往回拨。
还有一类人，在改革开放中没得到什么好处，地位下降，无权无势，任人欺凌。他们希望从曾经像神一样“至高无上”的毛泽东那里，得到些精神支持，同时以颂毛来宣泄无奈。
最具备吃毛饭资格的人，自然是毛家的人。每逢毛的出生日临近之时，
毛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像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晚会、座谈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这些看似热闹的场面，全靠党中央在背后硬撑着。自毛死后，毛家的人其实很受冷落。如果以钱和权做衡量标准，在中共老一代的高层圈子里，毛泽东的后代最没出息。
张戎在写书时，曾采访过毛家的主要成员。如今书已出版，不知毛家的人看过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就在我与张戎离京前夕，有消息传来：毛泽民的后人已经扬言要上法院。
我突然想起了我曾写过的一篇流传甚广的短文《毛泽东为什么要毛泽民死？》。这位毛家后代莫非是要告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