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我在香港出席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期间，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的一位教授邀请我去科大与学生座谈，介绍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和维权活动的进展。理学院由于学科的限制，不方便安排此次活动，这位学者便与人文学院联系。谁知人文学院的负责人一口回绝，其理由是：“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此活动，便是向外界表示，我们认同余杰的观点。”
这样的回答不仅让理学院的教授难以理解，也让我深感困惑。近年来，香港积极发展高等教育，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等，已在亚洲名列前茅，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我以前曾到科技大学看望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带我参观了科大旖旎的风景，海浪沙滩、蓝天绿树，比起北大的亭台楼阁、湖光塔影来，又是另外一番风情。丁教授还赠送给我一册科大创校校长孔宪铎先生所著的《香港科技大学十年》，书中所记述了当年在一片乱石滩上创办科大的筚路蓝缕的历程，让我感佩不已。科大不惜重金在全球搜罗一流学者，其学术水准迅速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此次在科大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对科大的前景产生些许的怀疑。用北大老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大学的精义在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只是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提供一处“众声喧哗”的平台而已。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课堂上，既有新派人物陈独秀，也有旧派人物林琴南，如果按照科大人文学院负责人的推理，蔡元培究竟是新派还是旧派呢？如果蔡元培只允许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到北大来讲课，北大还能够孕育出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吗？
科大人文学院的负责人当然有不同意我的观点的权利。比如我对中共当局一党独裁的批评，让许多惟北大人马首是瞻的香港文化人不敢与我来往；比如我应邀赴白宫与布什总统讨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也让某些民族主义者视为“卖国”之举。但是，因为不赞同我的某些言行，便封杀我与学生的座谈，这与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香港回归之后，虽然中宣部未曾进驻香港，但“自我检查”机制已然侵入社会各阶层。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曾有香港媒体因我的文章“过于尖锐”而拒绝发表，曾有某神学院出于“安全考虑”而取消我访问计划，此次科技大学将公开的座谈改为闭门讨论，再次让我认识到，“自我检查”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香港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所不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大学，是没有前途和活力的大学。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以纳粹的方式控制大学，扼杀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使大陆所有的大学都如同死水一潭。香港的大学若重蹈此覆辙，诚可悲也。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一书中指出：“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由价值。”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负责人，并与之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