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的共产党文化
共产党是什么？现在也是语焉不清，无法解释。他们也许会用辩证法来做最后的抵抗；就像国歌里唱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昨天是奴隶，今天是主人；所以奴隶主人就对立统一了。奴隶究竟是什么？主人究竟是什么？就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一样无法解释了。
在1949年的时候，主人和奴隶表面上是可以解释的。叫做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变成主人。人民的敌人很快就变成奴隶。不想到了2007年，人民的定义又无法解释了。人民，每天赚钱不到一美元者达上亿人，他们是不是主人呢？当然不是。那些亿万富豪祇有2、3千人，且是人民领袖一级官员的子孙，他们究竟是人民还是主人呢？中国13忆人民中，祇是这些人是“无产阶级”吗？或者说，他们和他们的老子一样，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这个事情难道不是匪夷所思？
于是乎，人民和无产阶级一词也变成岂有此理之所谓，之所指。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和上述词藻一样，变得语意含混，似是而非。
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党式语言学呢？其实问题很清楚。就是党文化，是一个非属非目，非驴非马的反文化文化。这个文化里，很多东西是可以自行糟蹋或者蹂躏而不受追究的；唯独“党”这个词本身动弹不得。你不是说要党在党国搞私有制吗？不太好办啊，我们不可以把共产党叫做“私产党”吧？
这个课题好不好解决呢？党的文化精英说，那还不好办，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党不就行了吗？可是社会民主党，又被海外一些人占据了名称权。他们的社民党，可不是要施行救共产党，救党之心拳拳。他们是要搞非共党之社民党。合不拢。那如何是好呢？
反正，我们是“苟利国家”之国家主义者。国家者党之国家也！于是又出现国家认同的语义追问。国家，政权，党，……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林则徐的大清朝和陈寅恪的反清复明之情结，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清、明情结，是不是一回事情呢？我们的共党领袖说，当然是一回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就是国家，不分什么柳如是和钱谦益。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老马可是说过，工人无祖国，是世界主义者。无祖国者，又如何苟利国家呢？又变成辩证法了。
一般的国家解释，、很清楚，是指一，祖国；二，政权。苟利政权一二三，是对他们真确的解读。
法律问题是一个文明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说说他们的法律，如我们一再唠叨的物权法的。其实，法律制定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一个文明问题。文明问题呢？是一个比较政治学问题——当然也是包含语言学，逻辑学和美学问题的。
什么叫做文明比较学呢？就是把东西文明加以比较。首先，我们来解读西方文明之定义。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基左的看法，西方文明，就是在多种形态的政治架构中实行嬗变的历史过程，且由此对自由加以追求。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现代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有本质区别。其他文明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其单一性。……在现代欧洲文明中，多样性和变化性一直是社会政治形式的最主要特点。由于各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之间的差异，各国政治制度的自由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了在欧洲大陆神权政治，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形式的共存。……这些不同因素彼此冲突，却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一种占据优势，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种妥协中共存发展。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这也是欧洲文明胜过其他文明的主要原因。 ”（《思想盛宴。基佐 欧洲文明史（摘录）》 J.A 翰默顿）
基佐的话牵涉到对于文化的定位。文化定位问题确定下来以后，才可以定位属于之的民主文化课题。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文化的文明内涵包含之，确属之，就没有民主本身存在的前提。一旦民主和文化都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任何关乎与此的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我们强调的是，民主文化是民主框架下法律制定的前提。这个政治常识并不需要赘言。
西方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中，注重道德意识常常超过重视法律解释。因为，道德更容易被文化集纳和吸收，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更符合民俗世风。他们甚至说过，法律的制定，往往无法苟合，苟利道德诉求中的许多细节。这都是文化道德维系其社会民间之道理所在。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从西方古制以来建设的系列道德法律大厦，形成了他们做事情，想问题和苟利国、民的全部基础。
于是乎，我们想到我们1949年以来的道德建设——破坏。土改破坏了乡绅政治和农村几千年来的纲常礼教。反右是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良心涂炭，成为酱缸文化中的虫蛐。文革更是以杀人为革命，叫做吃人革命论。改革使得国人拜物，拜金，恶搞一切……这样，这个法治建设的道德抽空，使得法院和法官成为一代小丑和一伙子“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混蛋。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环境里，你搞啥子法治建设！
人们说三个或者几个代表，是一种进步，甚至是类似赫鲁晓夫主义全民党的进步。这个进步说真是这样伟大乎？仔细一看，全是扯淡！进步是什么？一是，谁是这个政权的核心和进步者？是我们说的亿万穷人吗？还是那些权贵和党阀？
再是，毛主席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啥？还用解释吗？毛万岁是很实际的事情——人民万岁呢？就像毛自己说过的，狗不存在，祇有黄狗、黑狗的。人民也不存在，祇有敌我友，祇有地富反坏右。“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研讨的东西。
社会主义文化语焉不详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语焉不详。
首先，这个文化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思想，是不是一种文化呢？其实不如说是一种反文化。
再是，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和文化自由——那，可不是社会主义文化了，是资本主义文化。几荣几耻，是什么文化？是封建主义早就说过的礼仪廉耻，三纲五常，也不是你的专利。
法治文化是什么？除去毛的无法无天，就是斯大林的杀戮肃反法律。这个法律杀戮和毛的群众斗群众，是反道德，反文化，不是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研讨社会主义，正是要在这个文化追述上责问其究，而非取消这个基础；反过来说，不追述这个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西方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ABC的合理延续。所以，不管其解构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管是极左之潘恩主义，还是极右之伯克主义，二者源头是一股水流，不是两股水流。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是这个文化的传承而不是反文化主义的毛、邓结果；他们之间，是调试而不是戕灭文化；不管这个文化是经济的抑或是政治；更不要说，凯氏，最后是服膺了哈耶克的。
说到这里，恐怕马上有人会说，那么，《圣经》出现，耶稣基督出现，是不是和古代希腊或者其他文明产生悖论呢？
我们现在不尚细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柏拉图以为，朝向一神教之发展，是其文明之大趋势。这个解释也许可以说明其异同。
至于说到摩西的法律和大卫的国度，是不是苟利生死之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文章可作；但是，其中凸显之法治课题，源自于斯，是很容易爬梳的。所以，源头活水一旦定下方位，其水道渠成还有什么问题呢？……何况，他们现在在最大限度上炸毁那些拦道水库，以还其貌呢！这些行为的哲学意义不是很清楚吗！）
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和法制文明，其滥觞，其延续，其完善，和那些古典主义政治哲学丝毫无法割断。谁割断之，谁就会被历史文本抛弃。
列宁自以为可以带动暴民抛弃之，说他们那个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要打击之，无所不用极其之，于是苏维埃腐烂而死，而民主不死。
希特勒也是一样。他要像耶稣一样惩罚犹太人。来一个现代圣经主义。但是，他的发明祇有几年时间就完蛋，而耶稣不死。
这都是这些历史小丑的表演。但是，其中他们源自他们的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希特勒和列宁，成为西方政治学上的鸡肋和赘物，切掉即好，很简单。
中国特色的文化错位
中国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上面说过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错位问题。“苟利”者说的社会主义，既是列宁和马克思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这个东西就不好解释了。如果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好办了。中国特色，一刀切下去，就完了。因为不合国情。但是，不，他们加上了国特色。你就不好说是西方的东西，就不好切割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西方特色呢？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东方特色呢？都是。也都不是。
说都是，是因为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无祖国，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就包含中国。恩格斯就批评中国人如何如何不好，低劣，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要牺牲亚细亚生产方式，云云、（见恩格斯当年关于香港发生所谓“面包投毒案”之言论。）
于是，毛主席在20年代，就主张反对苟利国家，施行湖南独立。王明一类货色，就要施行一国两制，搞苏维埃国。他们那时可不是林则徐，而是吴三桂。
说都不是，就是毛式国家，毛式政权。毛的特点就是我们一向所谓“帝师合一”。赵匡胤不可能有赵氏思想，朱元璋也不可能有朱元璋思想……但是，毛就有。这个区别既是横向的，和世界上，西方的帝师分开不同；纵向的，和历代皇上不同。这个导师制和毛主义，使得中国文化毁于一旦。
这是中国特色。这个历史很吊诡。邓以来更是不好解释。他们既不是社，也不是资——但是，一个特色很明显，就是不搞民主自由。
没有人给出明确的中国特色主义的经济学解释——因为，要同时解释西方自由国家支持之的全部经济学、政治学之根据。这个根据给出以后，才能得出他们政治学的绥靖之道之“合理性”。
是不是东方特色呢？又是矛盾的。
你现在要他们施行民主啊，政改啊，他们就说，民主不合国情，国力，国故。云云。不能世界主义，普世主义。反正，他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那么，这个党及其文化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笔者也一头雾水。
水雾之余，很多意识形态学家已经给出澄明的分析，比如齐泽克。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党文化这个东西的意识形态大词，本来就是一种空穴空洞的能指属相——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既没有哲学和语义学内涵，也没有政治学内涵；第二，他没有历史感，没有历史内涵，他们是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政治名词和法律名词的解释，本来就是一堆废物。因为，他们不是建筑在东方或者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函项和哲学判断的逻辑式中，而是一批毛氏竖子反对历史和反对文化的产物。
回到私有制的原点
比如说物权法。这个概念，同样是窃盗之果，表里不一。
翻翻英国史和世界史，人们很容易看到私有制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人民和议会之间的互助。法律和文化之间的对应。诸如此类。英国争取私有制的法律效应之最大助成者，是其议会，不是其国王。而都铎王朝至高无上的政治存在，不是国王，是议会和法律。约翰王，正是因为不谙法治，胡作非为，才产生约翰王时代之大宪章。
换言之，私有财产的制定之则，之权，之理，本来就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英国政治学说中。这个学说的重镇，一个是人民，一个是议会。也就是说，没有人民享有之法和议会制定之法，法何处存身？何处贯彻？何处兑现？
不要说中共国色没有文化，文明，你有没有真议会，真人民呢？古代希腊还有一个陶片放逐法。给人一个变相选票——你人大，政协，放不放一个陶片呢？（也许，我可以授权做一个政治噩梦——我们跑到对面的历史博物馆里，拿出许多殷墟陶片，放进人大会堂，结果，都被保安给扔掉了……）
说实话，我看我们的人民比起古代希腊罗马之人民，比起13世纪，14世纪的英国人民，和17，18世纪的法国人民，还要没有任何文化和法律的常识和权利。这个道路对于我们，真正是上下求索而不得也！
课题的难点，其实不祇是共产党学人可以解释的。我们许多学人也是含混其词，不得究里。因为，中国特色的文化，不产生民主。按照这个本来就没有民主，现在和将来也不要民主——一百年不要之说法，苟利者，还是多少给出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之所以是难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没有民主。普世价值很明显，是要给出一个类似陶片放逐法和苏格拉底式的民主抗争之启示的。西方人从娘胎里就有这个基因，国人没有。所以，有无的问题，在几千年里，就使得我们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人性判断和文化评估上产生分叉。
道学含有不同于儒学的自由精神，含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很多西方学人的看法；我们许多学人亦持此见。但是道学没有政治载体，儒学有。这个科层制度的精神，转化为中国文化，即为孔孟。
基于此点，中国民主文化，祇好在整合道学精神的政治建设方面着力，去掉儒学的科层制度，实现“新的”群己权界。
儒学的科层制度之补充，其实是道学——是退隐之道；中国历史上，文化保存，得以实现，就仰赖于兹。这个话题很灰暗，但是，却是一个契机。中共文化根绝此道，无退隐之可能。于是，一切非正统文化，全部完蛋。于是，按照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不是要实行西方的民主自由，而是要还道于民，产生某种道学式自由空间，给人民一个相对自由。如果这个空间都不给，就是比皇帝专制还要专制，还要独裁，还要极权。在此意义上说什么法治，几乎等于妄说。
这个非民主说，就是我们衡量开明专制的全部内涵。
究竟中国人是一步到位于民主政治，还是回到国民党某种开明专制，以其法治，以其文明，再造中国特色，就成为中国走向的另一种争论。
我的意思是，回到私有制，其起点不是共产党的什么物权法，而是回到民国文化，回到“原点”，再试图接合整个普世性西方文化。从认可一点一滴的文化培养做起。比如，还产于民，还道于民，还宗教于民，有限度开放报禁，党禁，等等。在这个前提下，仿照台湾模式，实行某种民主渐进主义——但是，这个措施的障碍是，要实现公/私有制劫掠带来的经济清算——这个门槛迈不过去，一切法理，皆可免谈。
再退一步，如果一朝实行民主，国人认可现在特殊利益集团之亿万家财，笔者也没有什么好说；祇要今后不再抢了也就算了。到那个时节，我们才可以在一切正常的情形下谈论所有政治现实和政治辞藻。舍此，一切都是妄谈，都是文字游戏，而且是御用文人的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