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1)










连载


戴煌(北京)

九死一生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

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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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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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北京)

九死一生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

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