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幸存者和受害者后人向当局索赔

 


2007.01.30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中央或相关部门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赔偿受害者本人和后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政敌、同时也殃及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它并不是毛泽东砍向知识分子的第一刀,而57年的反右才是49年后第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整肃对象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那场运动到底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对于中华民族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五十年来,何尝得到应有的清算!如今,当年的右派家属不忍埋没公理,纷纷挺身而出,向当局索赔,这对于他们先人的在天之灵应是莫大的告慰。至于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世人将拭目以待。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学者严家其表示,对于当年右派或者他们后人的索赔要求,中国人大、中共领导层应予慎重考虑:


“赔偿问题是要根据法律来解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要考虑怎样用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在现在的体制下面还适用,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解决群众的这种呼声,中国领导人要拿出勇气来,要按照中国的宪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也要妥善解决。”


旅美政治学者方觉表示,当局至少应当对右派或者他们后人中生活有困难者加以抚恤:


“是否需要对当年的50万左右的右派本人和他们的后代进行必要的物质补偿,我想中共可能是不愿意的,因为50万人的后代可能是500万人,而且牵扯到很多方面比如:工作安排问题、房子问题、退休金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形成新的社会矛盾,甚至出现一些上访和群体性的抗议活动,所以我想中共目前领导层处于经济上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他们可能不会全面补偿。但是至少应该对现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或者工作安排上出现严重障碍的右派家属给予必要的补偿或者是必要的调整。”


这位学者表示,反右运动是彻底错误的,认为反右的错误只是扩大化是不公道的:


“首先我想说1957的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大约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就是差不多50万人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这是一个严重的全面的错误;第二个看法就是迄今为止,中共没有彻底为反右运动平反。它的说法是‘反右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而没有从根本上指出来反右运动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第三个看法就是迄今为止,还有几个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并没有被正式平反。之所以留了几根尾巴主要是邓小平阻挠。虽然邓小平同意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但是还需要留下几个尾巴以表示反右运动从性质上讲并没有错。”


严家其表示,反右的发生,说明了法制对于中国是何等重要:


“右派的产生实际上是中国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法制概念的一个产物。今天看起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思想是非法制的东西,处理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好了就是敌我矛盾或者就叫右派分子。这根本没有法制。所以反右的做法,包括现在要禁书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法制概念,完全是以前反右的一种继续,是很丑陋的事,在21世纪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宣布谁的书不能出版,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严家其肯定了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为右派平反作出的贡献:


“20多年以前,正是胡耀邦提出了为右派平反这件事情。我想中国那么多,甚至几十万右派分子都要想到胡耀邦,感谢他。所以中国政治的变化也需要人的努力。胡耀邦在这个大环境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邓小平为右派平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留的尾巴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文革结束后,他也感到在老百姓和胡耀邦的要求下这是合理的,但他又留了尾巴,因为在当时的反右当中他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多维新闻网的报道援引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前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的话说,他希望民间和官方能够借右派及其后人索赔之机,采取措施清算导致反右运动的制度根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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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幸存者和受害者后人向当局索赔

 


2007.01.30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中央或相关部门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赔偿受害者本人和后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政敌、同时也殃及一些知识分子的话,它并不是毛泽东砍向知识分子的第一刀,而57年的反右才是49年后第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整肃对象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那场运动到底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对于中华民族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五十年来,何尝得到应有的清算!如今,当年的右派家属不忍埋没公理,纷纷挺身而出,向当局索赔,这对于他们先人的在天之灵应是莫大的告慰。至于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世人将拭目以待。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学者严家其表示,对于当年右派或者他们后人的索赔要求,中国人大、中共领导层应予慎重考虑:


“赔偿问题是要根据法律来解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要考虑怎样用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在现在的体制下面还适用,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解决群众的这种呼声,中国领导人要拿出勇气来,要按照中国的宪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也要妥善解决。”


旅美政治学者方觉表示,当局至少应当对右派或者他们后人中生活有困难者加以抚恤:


“是否需要对当年的50万左右的右派本人和他们的后代进行必要的物质补偿,我想中共可能是不愿意的,因为50万人的后代可能是500万人,而且牵扯到很多方面比如:工作安排问题、房子问题、退休金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形成新的社会矛盾,甚至出现一些上访和群体性的抗议活动,所以我想中共目前领导层处于经济上和政治稳定的考虑,他们可能不会全面补偿。但是至少应该对现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或者工作安排上出现严重障碍的右派家属给予必要的补偿或者是必要的调整。”


这位学者表示,反右运动是彻底错误的,认为反右的错误只是扩大化是不公道的:


“首先我想说1957的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大约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就是差不多50万人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这是一个严重的全面的错误;第二个看法就是迄今为止,中共没有彻底为反右运动平反。它的说法是‘反右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而没有从根本上指出来反右运动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第三个看法就是迄今为止,还有几个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并没有被正式平反。之所以留了几根尾巴主要是邓小平阻挠。虽然邓小平同意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但是还需要留下几个尾巴以表示反右运动从性质上讲并没有错。”


严家其表示,反右的发生,说明了法制对于中国是何等重要:


“右派的产生实际上是中国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法制概念的一个产物。今天看起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思想是非法制的东西,处理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好了就是敌我矛盾或者就叫右派分子。这根本没有法制。所以反右的做法,包括现在要禁书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法制概念,完全是以前反右的一种继续,是很丑陋的事,在21世纪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宣布谁的书不能出版,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严家其肯定了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为右派平反作出的贡献:


“20多年以前,正是胡耀邦提出了为右派平反这件事情。我想中国那么多,甚至几十万右派分子都要想到胡耀邦,感谢他。所以中国政治的变化也需要人的努力。胡耀邦在这个大环境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邓小平为右派平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留的尾巴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文革结束后,他也感到在老百姓和胡耀邦的要求下这是合理的,但他又留了尾巴,因为在当时的反右当中他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多维新闻网的报道援引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前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的话说,他希望民间和官方能够借右派及其后人索赔之机,采取措施清算导致反右运动的制度根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