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中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但更多需要的是平民人物，我个人认为领袖是人物，平民也是人物。在选举权、被选举权、投票权和一人一票上都应是平等的。
我今年四十岁，大半生已经过去，从命运上说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这次人生遇到了或者说是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这个擅长理工科的人来说，确实路径艰难，感到压力太大，筋疲力尽。由于有了这些经历，特别是中共对我的通缉、逮捕、和判刑。我有时也被媒体称作学生领袖等等的称谓。虽然我在接受采访时都有说明,说我是参与者或组织者之一，但有时媒体还是那样报道，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应该说在1988年、1989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受杨通学、谢健等人领导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人生经历。我那年是想和谢健等人一样在后面，或者在学校一级，做些推动民主的工作的。当时即使在北京大学，与我一样的人就有很多，丁小平、王丹、封从德、杨涛、常劲、杨通学、谢健、蔡建、邵江、熊焱、安宁、赵体国、彭嵘、沈彤、杨国忠、郭海峰、萧旭、周健、武运学、张智勇、刘茵、马学理、李海……等等等等。
我自己当然清楚，我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出身“地主”，可是出生的不是时候，没有土地，只有“帽子”，因此小时一直警惕、谨慎而自卫，但我还算幸运，初中时文革就结束了，借助天资尚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学得比较好，也看了不少的书。一路顺利考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美国历史和英国历史。这些天我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美国历史，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中国人在给其他美国人上美国历史课。虽然这是玩笑，但我在许多美国历史知识上确实强于一些学理工科的美国人。
我到美国两年多了，有时也去做做义工。在美国，我感到在许多领域都充满了义工的身影。本来我对义工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去了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我遇到了谢中之先生，他是我来美国第一天晚上与徐文立、王丹等民运同道一起在罗德岛州见的面。后来，因他也住在波士顿，他给我很多帮助，我们来往较多。他告诉我，他为中国民运做义工。我当时感到很有兴趣，后来他说得多了，我也习惯了。而且我发现自己就喜欢做义工的。于是，我开始了解美国的义工生活，我发现美国几乎所有人一生都有过不等的义工经历。在选举、政党等公共领域，到处有义工的身影。后来我还发现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里充满了义工。律师事务所、医院、公共图书馆等场所有很多的义工。我感到做义工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义工的状态，是的，在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上，我一直是联系人，那不就是义工（参与者）吗。
因此，我回想起1998年的一次会面，那是王培剑牵的线，他问我能否与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见个面。我当时应约而去，见了面，王培剑给双方引见。然后这位前副院长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也想做自我介绍，他说，他早就知道我了。然后他告诉我有关我1991年提前假释的他介入和了解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他了解的我的情况，以及毛国良等人因1989年当时判得过重后来减刑改判的有关情况。我当时问他，据北京其他有关方面向我透露，美国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urke)91年访华中的要求释放的名单上有我和其他一些人，中国政府当时将包遵信、我和韩东方作为知识界、学生、和工人的代表作为释放条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只是办具体的事情，上面的政治决定他不清楚。然后，他明确对我们表示了同情。我也对他表示了感谢。当时他说他很高兴见我这位青年领袖，我当时跟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只是不想做臣民而是想做一个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普通公民。他笑着对我说，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在回来的路上，王培剑调侃地对我说――“青年领袖”，我了解知道王培剑对名利并不感兴趣。
在国内的时候，每当有朋友向其他朋友或他们的同僚、上司引荐我的时候，通常有三种方式，一种介绍我为学生领袖，那时，我一般会友好地做出解释：是的，我参加了86学运、89民运，因被推选为北高联秘书长而被通缉、判刑，谈不上什么领袖。另一种方式是有人开玩笑地向对方介绍我为89北京民运所谓的“暴徒”，我那时肯定会很严肃地指出：我不是“暴徒”，不要开这种玩笑，而且，“法院”也没有认定我是“暴徒”，然后一般我再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第三种方式就是事先他们已经作了介绍，我们见面后，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有时应对方的兴趣，我也介绍一下那时北京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然后，我一般会向他们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一些情况。并希望他们也理解、支持、介绍、传播一下。（在那时的中国大陆，王丹的知名度还是较高的，因为89民运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魏京生、胡石根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当然，在国内时，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自我介绍有关89年学生运动的情况给新认识的朋友、客户、和我不断结识的人。通常我还会专门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和传播，并能继续联系支持。通常的效果比我在海外美国大学中给中国留学生做工作的情况要好。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要不反驳我就很好了。
几年过去，这次我因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和张建红被抓捕的事情给山东李建强（刘路）律师打电话感谢他的帮助。他写了一篇文章称我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我在此表示感谢，但我在此希望民运维权的同道朋友们将我以中国民主党义工来定位，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还没有有效的领导机构，路径、方式、方向都不明朗，还不能有效领导，一旦到时有了所谓领导机构，我很有可能选不上领导，因为我个人喜欢美国式的政党，政党的重要人物是靠各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不是靠本人或者他人命名的，美国政党的重要人物都是被公众选民通过选举认可过而长期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当然，我现在努力做中国民主党义工的工作，如果中国将来县市以上也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可以竞选了，而且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大党的话，我也希望中国民主党浙江杭州的同道们能推举我作为浙江富阳市或杭州西湖区的候选人跟其他政党进行竞争（虽然在所谓体制内我也不难达到这样的职位，但我个人喜欢做经普选产生的政务员职位，即使这样的职位不高）。我现在继续努力学习一些科学知识、锻炼管理能力和其他能力，以应对到时的竞争与挑战。
是的，如果将来哪一天在中国大陆，平民也能竞选县长、市长、省长等政务员和议会议员的话，这大概能说中国是初步的民主体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