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大肆宣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3年之后发动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韩国的全斗焕政府面临着同目前中国政府同样的困境，但是从１９87年下半年起，韩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韩国历史上首次实现总统职位由和平的民选诞生。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奥林匹克观察（Olimpic Watch）的负责人皮特库尔蒂里克（Peter Kultilek）在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中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中国人权的现状感到非常失望：国际奥委会决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中国政府承诺，中国人民能比以前获得更多的人权与自由。但是截至到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北京想获得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一名，在奥运之前他们就做到了：中国能获得“死刑金牌”，死刑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库尔蒂里克先生说：“为了使得中国有更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奥林匹克观察尝试过和国际奥委会合作，也与记者无疆界、国际人权协会等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让人感到非常失望。我们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但是国际奥委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总是陈词滥调地强调国际奥委会是非政治的组织。奥林匹克观察并不干涉中国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只是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人权也被写进了国际奥委会的宪章，但是我们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很失败。现在奥运观察已经转而与各国奥委会以及奥运会赞助商联系，希望能寻求到他们的帮助。”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大肆宣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3年之后发动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韩国的全斗焕政府面临着同目前中国政府同样的困境，不少国家表示鉴于韩国当时的民主状况，希望88年奥运会易地举行。但是从87年下半年起，韩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全斗焕下台，韩国历史上首次实现总统职位由和平的民选诞生。那么，北京奥运会不会像当年汉城奥运那样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呢？

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的薇薇安娜李（Vivianna Lee）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奥运会只是韩国实现民主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韩国当时能实现民主还源于当时美国对韩国政治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不可能将这种政治影响力在中国身上实现。当然。韩国当年之所以能够通过奥运实现了民主，也是因为当时的民主人士提出了一系列群众比较容易加入的计划，充分的调动了群众的热情，并以学生作为主力军的，这是值得中国民主人士借鉴的。中国民主人士也应该在奥运期间提出一些民众比较能够加入，比较容易付诸实施的办法。”

德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彭晓明先生则纠正了人们一个常识的性的错误，即“北京奥运就是中国奥运。”国际奥委会有一个原则：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较量。奥运会的主办权也从来都是授予个别城市，而不是授予哪个国家和民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北京奥运”和“中国奥运”画等号。

彭晓明先生表示，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权利不应因种族和宗教的原因而被剥夺，但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举孔令辉为例来说：“有人问他最崇拜谁，孔令辉说是邓小平。追问为什么，孔令辉说：‘我觉得邓小平很伟大。他领导国家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机会出国参加比赛。’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国家的每个公民，只要成绩出众就应该有机会参加比赛。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享受合法权利，不需感谢任何人。”

彭晓明先生认为，北京奥运是对中国党政军的一次全面考验，民主人士不会对奥运持抵制态度，各国记者和运动员也应该主动肩负起监督中国人权和民主状况的重任。

具体到北京奥运是否会推动台海两岸关系，美国Hamline大学教授柯义耕（Professor Richard Kagan）有自己的看法。柯义耕教授研究亚洲人权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间了，这种经历已经成为了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柯义耕教授曾经在台湾、中国和日本生活过，对人权、现代日本文化、台湾政治史，中国以及韩国的历史都有很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中国政府设想的在台湾举行一两个奥运项目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北京奥运会不会对改变两岸关系有任何的推动。如果中国想实现所谓的‘再次统一’，只有通过武力。其实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再次统一’的说法，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台湾就从来没有统一过。而在奥运之前，中国就试图通过奥运火炬接力活动形成对台湾的‘优势’地位，这也是不可取的。”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大肆宣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3年之后发动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韩国的全斗焕政府面临着同目前中国政府同样的困境，但是从１９87年下半年起，韩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韩国历史上首次实现总统职位由和平的民选诞生。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奥林匹克观察（Olimpic Watch）的负责人皮特库尔蒂里克（Peter Kultilek）在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中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中国人权的现状感到非常失望：国际奥委会决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中国政府承诺，中国人民能比以前获得更多的人权与自由。但是截至到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北京想获得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一名，在奥运之前他们就做到了：中国能获得“死刑金牌”，死刑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库尔蒂里克先生说：“为了使得中国有更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奥林匹克观察尝试过和国际奥委会合作，也与记者无疆界、国际人权协会等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让人感到非常失望。我们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但是国际奥委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总是陈词滥调地强调国际奥委会是非政治的组织。奥林匹克观察并不干涉中国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只是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人权也被写进了国际奥委会的宪章，但是我们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很失败。现在奥运观察已经转而与各国奥委会以及奥运会赞助商联系，希望能寻求到他们的帮助。”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大肆宣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3年之后发动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韩国的全斗焕政府面临着同目前中国政府同样的困境，不少国家表示鉴于韩国当时的民主状况，希望88年奥运会易地举行。但是从87年下半年起，韩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全斗焕下台，韩国历史上首次实现总统职位由和平的民选诞生。那么，北京奥运会不会像当年汉城奥运那样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呢？

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的薇薇安娜李（Vivianna Lee）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奥运会只是韩国实现民主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韩国当时能实现民主还源于当时美国对韩国政治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不可能将这种政治影响力在中国身上实现。当然。韩国当年之所以能够通过奥运实现了民主，也是因为当时的民主人士提出了一系列群众比较容易加入的计划，充分的调动了群众的热情，并以学生作为主力军的，这是值得中国民主人士借鉴的。中国民主人士也应该在奥运期间提出一些民众比较能够加入，比较容易付诸实施的办法。”

德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彭晓明先生则纠正了人们一个常识的性的错误，即“北京奥运就是中国奥运。”国际奥委会有一个原则：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较量。奥运会的主办权也从来都是授予个别城市，而不是授予哪个国家和民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北京奥运”和“中国奥运”画等号。

彭晓明先生表示，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权利不应因种族和宗教的原因而被剥夺，但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举孔令辉为例来说：“有人问他最崇拜谁，孔令辉说是邓小平。追问为什么，孔令辉说：‘我觉得邓小平很伟大。他领导国家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机会出国参加比赛。’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国家的每个公民，只要成绩出众就应该有机会参加比赛。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享受合法权利，不需感谢任何人。”

彭晓明先生认为，北京奥运是对中国党政军的一次全面考验，民主人士不会对奥运持抵制态度，各国记者和运动员也应该主动肩负起监督中国人权和民主状况的重任。

具体到北京奥运是否会推动台海两岸关系，美国Hamline大学教授柯义耕（Professor Richard Kagan）有自己的看法。柯义耕教授研究亚洲人权已经有超过40年的时间了，这种经历已经成为了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柯义耕教授曾经在台湾、中国和日本生活过，对人权、现代日本文化、台湾政治史，中国以及韩国的历史都有很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中国政府设想的在台湾举行一两个奥运项目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北京奥运会不会对改变两岸关系有任何的推动。如果中国想实现所谓的‘再次统一’，只有通过武力。其实我本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再次统一’的说法，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台湾就从来没有统一过。而在奥运之前，中国就试图通过奥运火炬接力活动形成对台湾的‘优势’地位，这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