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18

(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对这篇报道的看法)

《调查报道》节目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白帆

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对中国2006年度新闻自由的状况进行调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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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06年10月26日拍摄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图片由昝爱宗提供

在今年岁末年初之际，海内外新闻机构都在评选刚刚过去一年的重大新闻。中国国内各个媒体的评选活动也非常多，加上网上的各种新闻和人物的评选活动，令人到了眼花的程度。不过，中国新闻界内部频频出现的新闻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北京《百姓》杂志的主编黄良天因为杂志针砭时弊，被迫离职。一月八日，美国主流媒体的《华盛顿邮报》刊登新闻，披露了重庆市彭水县一名公务员因为写诗讥讽当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的离奇案件，人们将此事誉为现代文字狱，凸显出中国官方对舆论控制的状况。

由于奥运会临近，迫于国际开放新闻自由的压力，中国官方去年年底公布：放宽外国记者到中国内地采访的有关限制，允许外国记者不经过地方政府同意进行采访。外国通讯社因此采访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同，以及内蒙的异议人士哈达等，受到关注，也有乐观的预测说，中国即将一定程度地开放报禁。然而，中国记者昝爱宗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对外部有放宽的姿态， 但对中国记者和新闻界却依然进行严格控制：

 

外国记者可以采访鲍彤，中国记者敢吗？敢也不可能登出去，因为媒体是党的喉舌，鲍彤是党不欢迎的人，怎么能在报纸上出现呢？赵紫阳这三个字报上都不敢登，何况鲍彤?

昝爱宗

“现在外国记者从07年1月1号到08年10月17号这期间有点宽松，国内记者有点羡慕，说‘凭什么外国记者在中国有自由，中国记者没有？’外国记者可以采访鲍彤，中国记者敢吗？敢也不可能登出去，因为媒体是党的喉舌，鲍彤是党不欢迎的人，怎么能在报纸上出现呢？赵紫阳这三个字报上都不敢登，何况鲍彤。”

他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的放宽，也不意味着报禁的解除，那只是临时和表面的现象：

“这个给西方记者的自由，只是想给政府的形象加点分。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我想也很难，他们的采访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限制在跟奥运会有关系的；还有去采访，难免不被监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好处就是写的稿子自己的报纸能登出来。这点国内是这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报纸在国外，中共中央中宣部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昝爱宗原是《中国海洋报》记者，因为多次披露官方不允许披露的新闻，受到官方的压制，后来因为报道家庭教会的教堂被强行拆除的事件，最后丢调工作：

“2006年7月29号，有一个教堂是突击建的，估计就要竣工了，但政府认为这是非法建筑。一般情况是经过法院开听证会，再经过法院强制执行。没必要派一大帮人把正在建设的教堂拆掉。所以对政府的做法，老百姓通过短信、网络跟外边联系。我得到这个消息，知道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冲突，所以我把这件事写到了网上，请浙江省政府调查，到底政府有没有违规的地方？既然这是非法建筑，可以处罚、可以拆掉，但是政府有没有不按程序？是不是符合程序正义？是不是符合法制精神？我写的呼吁使政府恼羞成怒，就制裁我，说我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了7天，然后工作也搞掉了。”

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监视，而是这个体制，党化的新闻。所有的总编辑自己就是检察官，执行检察官大功能，没有什么新闻可言

李大同

事实上，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2006年年初，《新京报》主编杨斌被解除职务，一百名编辑记者罢工抗议。但抗议声音还没有尘埃落定，2006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所属的《冰点》周刊，就因为刊登袁伟时、龙应台等所谓敏感文章遭到停刊，主编李大同被解除职务。李大同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周刊之所以被停刊，他之所以丢掉工作，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报道的内容触动了官方的禁区：

“社会演进的必经之途。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能一步一步走。中国新闻体制目前虽然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和我们进入到中国新闻界的时候相比，能够报道的中国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你可以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真正的新闻和真正的意见表达了。是有控制，但这种控制比起二、三十年来是差得远了。证明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高。受管制官员的承受能力也在提高。”

据调查，深受读者欢迎的《冰点》周刊曾经刊登文章，披露同官方宣传口径不一致的有关抗日战争、台湾民主化、赞扬胡耀邦以及抨击学术腐败的文章，此外，历史学家袁伟时对于中国历史的讨论文章等均触怒了官方的新闻检查官员以及报社的领导，李大同认为，在很多敏感问题上，新闻机构的领导就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监视，而是这个体制，党化的新闻。所有的总编辑自己就是检察官，执行检察官大功能，没有什么新闻可言。”

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变化着，没有一个固定而成文的规定，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可寻，因此媒体在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动雷区。昝爱宗认为，虽然目前对于包括黄色和暴力等有害内容官方都不再注意了，但对于很多政治上敏感的内容，官方还是密切注意严加控制的：

“他们经常开会，文件很多。如果以后公开的话，中宣部有个阅评小组。它们经常发这个东西。举个例子：96年《三联生活周刊》登了一个纪念文革的一系列文章，他们看到了就说写检查。因为按中宣部规定类似文革的文章要报批、先请示。因为在中国的新闻体制里播报批的东西十有八九通不过。有的媒体知道这个套路，不是非常大的错误，写个检查也就过去了。他们也请阅评组吃吃喝喝，也就网开一面了。要是大的问题，就麻烦了。”

那么，都有那些新闻内容是官方最禁忌，并且会引起麻烦呢?李大同分析说：

“判断以是否对统治有害、对共产党执掌权力有害。黄色的、庸俗的东西对权力没有损害就不管，任由泛滥。但是政治上的东西，他认为对政权有害，就随时都在检索封杀。”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一般都不会说的，比如哪个地方老百姓维权、上访、权利受到伤害，这些都是不登的。比如还有敏感人物：象郑恩宠、高卮晟、陈光诚、计划生育问题、宗教信仰都是不说的，都被屏蔽掉了

昝爱宗

他还对记者表示，虽然有关贪污腐败的报道表面上放宽，但是，媒体对于贪官并没有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现在的腐败报道都是案子结了以后的报道，不是揭发出来的报道、不是媒体监视的报道，这种报道还有什么意义？报道出来大家照样不知道怎么回事？陈良宇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台湾最近起诉陈水扁的太太，检察官的起诉书是完全公开公布的，所有证据都摆在那里。最近，青岛市委书记也倒了，也是莫名其妙，没人知道！”

昝爱宗认为，在很多重大的群体事件的报道上，官方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一般都不会说的，比如哪个地方老百姓维权、上访、权利受到伤害，这些都是不登的。比如还有敏感人物：象郑恩宠、高智晟、陈光诚、计划生育问题、宗教信仰都是不说的，都被屏蔽掉了，没有这些词了，经常说法轮功是邪教，现在也是只字不提了，就是让人们遗忘这些事情。比如八九‘六四’也都不提了。”

他还向记者介绍说，虽然在中国的主流传统媒体上限制很严，但是，在网络上，有时候会因为失控，出现一定松动的空间。不过，李大同认为，比起传统媒体来说，网络所能进行的报道是有限的：

“因为那些都是零敲碎打，不成规模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真正的新闻报道别人没有这个条件，只有新闻媒体还有权力和专业技术，才能做这种调查，一般老百姓怎么可能去掉查一个贪官呢？不可能嘛！也不可能在网上发出什么政治性的信息，也发不出来。所以网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

昝爱宗认为，虽然在非典的时候新闻界出现某些松动的迹象，但过去的一年，在新闻自由方面，中国并没有进步：

“03年、02年底十六大召开之后的非典期间还有点自由，因为那时需要说真话，因为形势需要。但非典一停，经过漫长的几年：03、04、05、06年过完了，现在07年开始了，我感到言论一直在受到打压。”

据悉，“无国界记者”等国际组织历年来在评选世界各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时候，中国在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中一直处于倒数十名之内，同古巴朝鲜等目前依然坚持社会注意识形态的国家为伍。那么，中国官方是如何进行新闻控制的呢，展望未来，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是否能有好转的迹象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集报道中，继续进行调查。

（如果您亲身经历或者了解类似的个案，欢迎给本台记者白帆写信。来信请寄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或者发电子邮件，地址是：zhongp@rfa.org来信中请一定注明您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

 

2007.01.18

(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对这篇报道的看法)

《调查报道》节目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白帆

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对中国2006年度新闻自由的状况进行调查回顾。

• 请听节目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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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06年10月26日拍摄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图片由昝爱宗提供

在今年岁末年初之际，海内外新闻机构都在评选刚刚过去一年的重大新闻。中国国内各个媒体的评选活动也非常多，加上网上的各种新闻和人物的评选活动，令人到了眼花的程度。不过，中国新闻界内部频频出现的新闻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北京《百姓》杂志的主编黄良天因为杂志针砭时弊，被迫离职。一月八日，美国主流媒体的《华盛顿邮报》刊登新闻，披露了重庆市彭水县一名公务员因为写诗讥讽当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的离奇案件，人们将此事誉为现代文字狱，凸显出中国官方对舆论控制的状况。

由于奥运会临近，迫于国际开放新闻自由的压力，中国官方去年年底公布：放宽外国记者到中国内地采访的有关限制，允许外国记者不经过地方政府同意进行采访。外国通讯社因此采访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同，以及内蒙的异议人士哈达等，受到关注，也有乐观的预测说，中国即将一定程度地开放报禁。然而，中国记者昝爱宗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对外部有放宽的姿态， 但对中国记者和新闻界却依然进行严格控制：

 

外国记者可以采访鲍彤，中国记者敢吗？敢也不可能登出去，因为媒体是党的喉舌，鲍彤是党不欢迎的人，怎么能在报纸上出现呢？赵紫阳这三个字报上都不敢登，何况鲍彤?

昝爱宗

“现在外国记者从07年1月1号到08年10月17号这期间有点宽松，国内记者有点羡慕，说‘凭什么外国记者在中国有自由，中国记者没有？’外国记者可以采访鲍彤，中国记者敢吗？敢也不可能登出去，因为媒体是党的喉舌，鲍彤是党不欢迎的人，怎么能在报纸上出现呢？赵紫阳这三个字报上都不敢登，何况鲍彤。”

他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的放宽，也不意味着报禁的解除，那只是临时和表面的现象：

“这个给西方记者的自由，只是想给政府的形象加点分。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我想也很难，他们的采访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限制在跟奥运会有关系的；还有去采访，难免不被监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好处就是写的稿子自己的报纸能登出来。这点国内是这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报纸在国外，中共中央中宣部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昝爱宗原是《中国海洋报》记者，因为多次披露官方不允许披露的新闻，受到官方的压制，后来因为报道家庭教会的教堂被强行拆除的事件，最后丢调工作：

“2006年7月29号，有一个教堂是突击建的，估计就要竣工了，但政府认为这是非法建筑。一般情况是经过法院开听证会，再经过法院强制执行。没必要派一大帮人把正在建设的教堂拆掉。所以对政府的做法，老百姓通过短信、网络跟外边联系。我得到这个消息，知道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冲突，所以我把这件事写到了网上，请浙江省政府调查，到底政府有没有违规的地方？既然这是非法建筑，可以处罚、可以拆掉，但是政府有没有不按程序？是不是符合程序正义？是不是符合法制精神？我写的呼吁使政府恼羞成怒，就制裁我，说我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了7天，然后工作也搞掉了。”

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监视，而是这个体制，党化的新闻。所有的总编辑自己就是检察官，执行检察官大功能，没有什么新闻可言

李大同

事实上，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2006年年初，《新京报》主编杨斌被解除职务，一百名编辑记者罢工抗议。但抗议声音还没有尘埃落定，2006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所属的《冰点》周刊，就因为刊登袁伟时、龙应台等所谓敏感文章遭到停刊，主编李大同被解除职务。李大同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周刊之所以被停刊，他之所以丢掉工作，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报道的内容触动了官方的禁区：

“社会演进的必经之途。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能一步一步走。中国新闻体制目前虽然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和我们进入到中国新闻界的时候相比，能够报道的中国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你可以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真正的新闻和真正的意见表达了。是有控制，但这种控制比起二、三十年来是差得远了。证明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高。受管制官员的承受能力也在提高。”

据调查，深受读者欢迎的《冰点》周刊曾经刊登文章，披露同官方宣传口径不一致的有关抗日战争、台湾民主化、赞扬胡耀邦以及抨击学术腐败的文章，此外，历史学家袁伟时对于中国历史的讨论文章等均触怒了官方的新闻检查官员以及报社的领导，李大同认为，在很多敏感问题上，新闻机构的领导就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主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监视，而是这个体制，党化的新闻。所有的总编辑自己就是检察官，执行检察官大功能，没有什么新闻可言。”

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变化着，没有一个固定而成文的规定，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可寻，因此媒体在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动雷区。昝爱宗认为，虽然目前对于包括黄色和暴力等有害内容官方都不再注意了，但对于很多政治上敏感的内容，官方还是密切注意严加控制的：

“他们经常开会，文件很多。如果以后公开的话，中宣部有个阅评小组。它们经常发这个东西。举个例子：96年《三联生活周刊》登了一个纪念文革的一系列文章，他们看到了就说写检查。因为按中宣部规定类似文革的文章要报批、先请示。因为在中国的新闻体制里播报批的东西十有八九通不过。有的媒体知道这个套路，不是非常大的错误，写个检查也就过去了。他们也请阅评组吃吃喝喝，也就网开一面了。要是大的问题，就麻烦了。”

那么，都有那些新闻内容是官方最禁忌，并且会引起麻烦呢?李大同分析说：

“判断以是否对统治有害、对共产党执掌权力有害。黄色的、庸俗的东西对权力没有损害就不管，任由泛滥。但是政治上的东西，他认为对政权有害，就随时都在检索封杀。”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一般都不会说的，比如哪个地方老百姓维权、上访、权利受到伤害，这些都是不登的。比如还有敏感人物：象郑恩宠、高卮晟、陈光诚、计划生育问题、宗教信仰都是不说的，都被屏蔽掉了

昝爱宗

他还对记者表示，虽然有关贪污腐败的报道表面上放宽，但是，媒体对于贪官并没有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现在的腐败报道都是案子结了以后的报道，不是揭发出来的报道、不是媒体监视的报道，这种报道还有什么意义？报道出来大家照样不知道怎么回事？陈良宇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台湾最近起诉陈水扁的太太，检察官的起诉书是完全公开公布的，所有证据都摆在那里。最近，青岛市委书记也倒了，也是莫名其妙，没人知道！”

昝爱宗认为，在很多重大的群体事件的报道上，官方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

“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一般都不会说的，比如哪个地方老百姓维权、上访、权利受到伤害，这些都是不登的。比如还有敏感人物：象郑恩宠、高智晟、陈光诚、计划生育问题、宗教信仰都是不说的，都被屏蔽掉了，没有这些词了，经常说法轮功是邪教，现在也是只字不提了，就是让人们遗忘这些事情。比如八九‘六四’也都不提了。”

他还向记者介绍说，虽然在中国的主流传统媒体上限制很严，但是，在网络上，有时候会因为失控，出现一定松动的空间。不过，李大同认为，比起传统媒体来说，网络所能进行的报道是有限的：

“因为那些都是零敲碎打，不成规模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真正的新闻报道别人没有这个条件，只有新闻媒体还有权力和专业技术，才能做这种调查，一般老百姓怎么可能去掉查一个贪官呢？不可能嘛！也不可能在网上发出什么政治性的信息，也发不出来。所以网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

昝爱宗认为，虽然在非典的时候新闻界出现某些松动的迹象，但过去的一年，在新闻自由方面，中国并没有进步：

“03年、02年底十六大召开之后的非典期间还有点自由，因为那时需要说真话，因为形势需要。但非典一停，经过漫长的几年：03、04、05、06年过完了，现在07年开始了，我感到言论一直在受到打压。”

据悉，“无国界记者”等国际组织历年来在评选世界各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时候，中国在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中一直处于倒数十名之内，同古巴朝鲜等目前依然坚持社会注意识形态的国家为伍。那么，中国官方是如何进行新闻控制的呢，展望未来，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是否能有好转的迹象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集报道中，继续进行调查。

（如果您亲身经历或者了解类似的个案，欢迎给本台记者白帆写信。来信请寄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或者发电子邮件，地址是：zhongp@rfa.org来信中请一定注明您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