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一个太大也太伤痛的题目，回忆造成的痛苦常常使我丧失为文的正常心态。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写下一个“六•四十八年祭”的标题之后，整整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也就是说，三天时间里，基本失去了思考和言说的能力。

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多年前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之后，除了短诗，我几乎不在六•四来临的日子里写什么，我怀疑长歌是否真能当哭，在一种难言的情绪笼罩下，比倾诉更容易的选择是：沉默或开口骂人。

于国于己，六•四都太沉重，我不相信我这种注定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对于六•四，能够说出什么冷静而有价值的话：作为当事人，我们至今都不了解事情的全貌，甚至连六•四的伤亡人数都难下准确判断；作为当事人，我们的遭遇，难以获得局外人感同身受的理解——我明白，过分强调自己的痛苦是可鄙的。

但我也知道，说出有关六•四的记忆与愤怒是每一个不曾淡忘六•四者的责任，抗拒遗忘更是面向未来的使命。

时间之矢永无回返，逝者已经高贵地长眠。我无法体会六•四难属的痛苦，一颗子弹、一声枪响就能击碎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此，人生仅仅是噩梦的延续，大片大片的血，一年一年的泪，它们承载的是怎样一种内心的伤痛？让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去死吧，让马力那样的冷血动物躺到坦克下面做实验去吧——我承认，我在诅咒，我不宽恕，也不打算宽恕。正是出于对这种愤怒情绪的警惕，我以为，让那些不曾遭受六•四伤害的人来讨论六•四，比深深卷入八九民运，并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更合适——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明确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与悼念。

然而，十八年来，对六•四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媒体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瞎子和聋子，网络媒体也会在六•四来临前加快删贴的频率。隐形的枪口之下，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别人“犬儒”，但谁来面对六•四难属的眼泪？谁来化解六•四受迫害者的痛苦？谁来诊疗这个社会的六•四后遗症？

提醒我们六•四尚未结束的，远不只一个汕尾事件。六•四是非人性的权力恢复杀人的一个开始而已。任何政府都无法彻底避免暴力，但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政府却必须克制肆意使用暴力的冲动；极权社会中的政府当然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但这种非理性打压一定会成为法治紊乱的起始。十八年前，邓小平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的存在，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手段。

事实上，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参与者，我始终坚持认为，如果邓小平想避免杀人，他完全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恢复他想要的“秩序”。一方面，进入六月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议热情在下降，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尚不足以为学运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动员能力最多只能达到五月份的抗议规模；另一方面，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传统的中国，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大家长”脸色行事，当时，广场和全国高校的局势并不受哪一个组织或领袖控制，而是受制于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则是借助来源不明的信息形成的，回忆当初的情形，我相信：如果在六•四镇压前，作为“大家长”的邓小平如果能够公开露面表明镇压的态度，会使许多被错误信息困扰的人看清现实处境，即使不能迫使学生退回校园，至少可以减少开枪带来的伤亡，但邓小平始终不公开露面，他的露面，是在镇压过后会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在此之前，很多人相信邓小平病重，或者已经死了。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死人！对这个敢于朝平民开枪的“军事家”来说，几千人的死离他所要的“二十万颗人头”还差得很远！

流血不是学生想要的结果，而是那些一开始就下了决心要镇压的人所等待的，通过坚硬的坦克和殷红的鲜血，他们向社会发出一种恐怖信号，没有这种全面恐怖就没有他们全面的“军事”胜利。

他们胜利了。几千颗人头就换来了十八年的“稳定”，而且似乎还会继续“稳定”下去，通过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丁子霖的泪水、方政的断肢都被逐出“稳定”的视野之外。对立和仇恨建立起来，政治改革的步伐却完全停止了：农民的贫困、被拆迁户的无奈、城市失业者的彷徨、上访者的愁容、公务员报考处的拥挤、官员瓜分巨额财产的喜悦••••••构成了一个似乎永不落幕的六•四时代。

我们难以准确评价六•四，因为六•四从来没有成为历史，而是我们生活至今的现实的一部分。坦克和枪是他们最后的屏障——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否则，愤怒会让人们重复飞蛾投火的命运。放弃尊严和灵魂而苟活，成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存法则。

但是，十八年后，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仍无一例外地悬于我们头顶：官权至上、法治不畅、公正缺失、腐败盛行••••••今天的中国，如何能够绕开六•四梦魇而奢谈什么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八九民运的呼吁，不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正常不过的要求吗？在当时老迈官僚监国而又顽固不化的状况下，除了大规模的民众聚集，又如何能够惊醒世人？

作为八九一代的一员，我愿意反思自己和同伴当年的幼稚与冲动，但不接受那些冷血的指责，一句也不接受。当世事洞明的官僚们在开枪之后对一群不到20岁的学生“秋后算帐”，“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因此，我要说，不曾安慰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没有权力指责我们，这样的权力，他们一丁点儿都没有！献媚强权的指责，无论看上去何等公允，也只不过在掩盖他们内心的肮脏与黑暗。

混迹在人群中，为了生存，经常掩饰自己的六•四经历；为了使正常生活还有可能，必须将六•四的伤痛与悲愤压在心底，于是，现实、记忆与梦想将人撕扯得几欲发疯。不得不说：无论个人还是中国，时至今日，终究无法摆脱我们的六•四起点，那是我成年生活的开始，也是整个当代中国现实的开始，我们终究绕不过六•四，也走不出“六•四情结”——尽管许多人仍在刻意展示其善于“遗忘”的个性。

想起不久前的一段经历

春日的黄河岸堤，杨柳吐绿，一支烟就拉近了我与一位踏青者的距离，此人五十岁上下，除了他自称的医生身份，我对他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海阔天空的交谈。谈到时事，一上来他就对我表明了对党中央还不赶紧“打台湾”的焦虑，于是，我缄默了，但我知道，倾听不同政见者的见解，是克服内心狭隘的途径，于是，我耐心地倾听下去。他说他敬重胡锦涛，言语间，对胡的前任十分不屑，我不知他究竟要说什么，“你想要胡锦涛打台湾吗？”他却天马行空地把话题转移到腐败和医疗问题上去，“穷人连病都瞧不起，中国简直没希望了。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没希望吗？”

也许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对他摇了摇头。

“这里也没别人，我告诉你，”他对我的无知感到失望：“中国的事都坏在邓小平手里，六•四镇压，对学生开枪，你说，这个国家能有前途吗？！”

关于当代中国的病因，这是在河南开封的柳园口大堤上，一个素不相识的河南医生给我的答案。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十八年来，我们不曾有过任何交往，政见也不相同，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我们共同经受了同一个六•四。

六•四是一个太大也太伤痛的题目，回忆造成的痛苦常常使我丧失为文的正常心态。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写下一个“六•四十八年祭”的标题之后，整整三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也就是说，三天时间里，基本失去了思考和言说的能力。

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多年前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之后，除了短诗，我几乎不在六•四来临的日子里写什么，我怀疑长歌是否真能当哭，在一种难言的情绪笼罩下，比倾诉更容易的选择是：沉默或开口骂人。

于国于己，六•四都太沉重，我不相信我这种注定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对于六•四，能够说出什么冷静而有价值的话：作为当事人，我们至今都不了解事情的全貌，甚至连六•四的伤亡人数都难下准确判断；作为当事人，我们的遭遇，难以获得局外人感同身受的理解——我明白，过分强调自己的痛苦是可鄙的。

但我也知道，说出有关六•四的记忆与愤怒是每一个不曾淡忘六•四者的责任，抗拒遗忘更是面向未来的使命。

时间之矢永无回返，逝者已经高贵地长眠。我无法体会六•四难属的痛苦，一颗子弹、一声枪响就能击碎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此，人生仅仅是噩梦的延续，大片大片的血，一年一年的泪，它们承载的是怎样一种内心的伤痛？让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去死吧，让马力那样的冷血动物躺到坦克下面做实验去吧——我承认，我在诅咒，我不宽恕，也不打算宽恕。正是出于对这种愤怒情绪的警惕，我以为，让那些不曾遭受六•四伤害的人来讨论六•四，比深深卷入八九民运，并被六•四捆绑一生的人更合适——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明确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与悼念。

然而，十八年来，对六•四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媒体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瞎子和聋子，网络媒体也会在六•四来临前加快删贴的频率。隐形的枪口之下，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别人“犬儒”，但谁来面对六•四难属的眼泪？谁来化解六•四受迫害者的痛苦？谁来诊疗这个社会的六•四后遗症？

提醒我们六•四尚未结束的，远不只一个汕尾事件。六•四是非人性的权力恢复杀人的一个开始而已。任何政府都无法彻底避免暴力，但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政府却必须克制肆意使用暴力的冲动；极权社会中的政府当然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对异议者进行打压和报复，但这种非理性打压一定会成为法治紊乱的起始。十八年前，邓小平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的存在，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手段。

事实上，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参与者，我始终坚持认为，如果邓小平想避免杀人，他完全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手段恢复他想要的“秩序”。一方面，进入六月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议热情在下降，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尚不足以为学运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动员能力最多只能达到五月份的抗议规模；另一方面，在有着悠久皇权统治传统的中国，人们或多或少地看“大家长”脸色行事，当时，广场和全国高校的局势并不受哪一个组织或领袖控制，而是受制于一种集体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则是借助来源不明的信息形成的，回忆当初的情形，我相信：如果在六•四镇压前，作为“大家长”的邓小平如果能够公开露面表明镇压的态度，会使许多被错误信息困扰的人看清现实处境，即使不能迫使学生退回校园，至少可以减少开枪带来的伤亡，但邓小平始终不公开露面，他的露面，是在镇压过后会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会议上——在此之前，很多人相信邓小平病重，或者已经死了。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死人！对这个敢于朝平民开枪的“军事家”来说，几千人的死离他所要的“二十万颗人头”还差得很远！

流血不是学生想要的结果，而是那些一开始就下了决心要镇压的人所等待的，通过坚硬的坦克和殷红的鲜血，他们向社会发出一种恐怖信号，没有这种全面恐怖就没有他们全面的“军事”胜利。

他们胜利了。几千颗人头就换来了十八年的“稳定”，而且似乎还会继续“稳定”下去，通过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丁子霖的泪水、方政的断肢都被逐出“稳定”的视野之外。对立和仇恨建立起来，政治改革的步伐却完全停止了：农民的贫困、被拆迁户的无奈、城市失业者的彷徨、上访者的愁容、公务员报考处的拥挤、官员瓜分巨额财产的喜悦••••••构成了一个似乎永不落幕的六•四时代。

我们难以准确评价六•四，因为六•四从来没有成为历史，而是我们生活至今的现实的一部分。坦克和枪是他们最后的屏障——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否则，愤怒会让人们重复飞蛾投火的命运。放弃尊严和灵魂而苟活，成了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存法则。

但是，十八年后，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仍无一例外地悬于我们头顶：官权至上、法治不畅、公正缺失、腐败盛行••••••今天的中国，如何能够绕开六•四梦魇而奢谈什么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八九民运的呼吁，不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正常不过的要求吗？在当时老迈官僚监国而又顽固不化的状况下，除了大规模的民众聚集，又如何能够惊醒世人？

作为八九一代的一员，我愿意反思自己和同伴当年的幼稚与冲动，但不接受那些冷血的指责，一句也不接受。当世事洞明的官僚们在开枪之后对一群不到20岁的学生“秋后算帐”，“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因此，我要说，不曾安慰和帮助过我们的人没有权力指责我们，这样的权力，他们一丁点儿都没有！献媚强权的指责，无论看上去何等公允，也只不过在掩盖他们内心的肮脏与黑暗。

混迹在人群中，为了生存，经常掩饰自己的六•四经历；为了使正常生活还有可能，必须将六•四的伤痛与悲愤压在心底，于是，现实、记忆与梦想将人撕扯得几欲发疯。不得不说：无论个人还是中国，时至今日，终究无法摆脱我们的六•四起点，那是我成年生活的开始，也是整个当代中国现实的开始，我们终究绕不过六•四，也走不出“六•四情结”——尽管许多人仍在刻意展示其善于“遗忘”的个性。

想起不久前的一段经历

春日的黄河岸堤，杨柳吐绿，一支烟就拉近了我与一位踏青者的距离，此人五十岁上下，除了他自称的医生身份，我对他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海阔天空的交谈。谈到时事，一上来他就对我表明了对党中央还不赶紧“打台湾”的焦虑，于是，我缄默了，但我知道，倾听不同政见者的见解，是克服内心狭隘的途径，于是，我耐心地倾听下去。他说他敬重胡锦涛，言语间，对胡的前任十分不屑，我不知他究竟要说什么，“你想要胡锦涛打台湾吗？”他却天马行空地把话题转移到腐败和医疗问题上去，“穷人连病都瞧不起，中国简直没希望了。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没希望吗？”

也许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对他摇了摇头。

“这里也没别人，我告诉你，”他对我的无知感到失望：“中国的事都坏在邓小平手里，六•四镇压，对学生开枪，你说，这个国家能有前途吗？！”

关于当代中国的病因，这是在河南开封的柳园口大堤上，一个素不相识的河南医生给我的答案。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十八年来，我们不曾有过任何交往，政见也不相同，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我们共同经受了同一个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