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当我年逾花甲、且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终於找到了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写作。写作，不仅是用来驱除生活所不能驱除的孤立与孤独；更为要紧的是希望通过细节上的描述，来複制出一种历史的记忆。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如果得不到现实的理解，那他就要期待将来被人理解。何况有些人一直是被社会曲解的，书中的大部分人即如此——个个心高万丈，却都落入了窘境或绝境，最终被尘土和岁月掩埋。
《最后的贵族》出版日文版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但从小就知道它，从富士山到歌舞伎。因为父亲1928年曾流亡日本；母亲在东京住的时间就更长了。此后历经坎坷，依旧不忘东渡的时光。
九泉下的他们，若知女儿的书有了日本读者，当有怎样的欣慰！
其二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着名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份子》。书中研究的物件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份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份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份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份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类比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做秀。”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詹森所写《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份子”角色课题，而引导读者深入到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示，在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我从朋友那读到了张宏傑的《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他那种以比较正常的声音来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清官海瑞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尽管议论过多，也未必都很正确，但绝非“戏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即《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些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其三
“副刊”应该是报纸最好看、最珍贵的一页。浏览的是新闻，留下的是文学——我自己就是这样，相信大多数人也如此。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发现几十本老旧却精美的《联副》合订本，真是欣喜若狂。每周借它三大本，不仅阅读，还做笔记呢。到了最后期限，我熬夜至天明，那也心甘情愿。因为副刊有文学的灵魂，有民主的气质，还有世俗的趣味——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需要的。好的副刊是可以单独收藏，不像整张报纸，天天新闻，处处时尚，却过眼就忘，看罢就扔。
也有例外，那就是《人民日报》的副刊了。1957年5月，《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拜访谢冰心，他特地代副刊向这位女作家约稿。谢冰心在称讚《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记者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谢冰心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党报副刊。”
几十年了，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由於报纸的性质与“喉舌”作用，我和同事仍不爱看。上班的时候，一声：“报纸来了！”大家都去抢。唯有《人民日报》晾在桌上，无人捡拾。它太光洁、太端正、太规范了，像一张被精心修整装饰过的面孔。整张报纸都不看，副刊也就跟着倒楣。
最近，又有了例外，一本写《人民日报》副刊的书成了抢手货，它就是负责“人民。副刊”工作的袁鹰先生撰写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本来是正常销售，出版社只印了八千册。谁知《侧记》和我的《伶人》一起，被官方列入了禁书。这一下，就热了，火了，疯了！单是我的律师小浦就买了十几本。一次，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就眼见很多人捧他着书，等着签名呢。
《风云侧记》是本难得的书。难得在袁鹰先生把那太光洁、太端正、太规范，像一张被精心修整装饰过的面孔恢复了血色，返还了原貌。你想知道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真相吗？你想知道党报是如何刊出领袖诗句的吗？你想知道赵丹临终遗言的前前后后吗？那就请听他娓娓道来。冷静的态度和直感的热情，自然地相互融合。“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由於广泛而丰富的编辑经验与内心始终坚守的正直善良，袁鹰先生才得以在複杂条件下拥有可靠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可靠的判断力，又使他具有面对真相的力量和捍卫真理的气魄。这是他的特点，这也是《风云侧记》的品格！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又非烟。”这是邓拓调离《人民日报》，与同事告别时念的诗句。意味深长，读来惆怅。
我读袁先生书，竟也有些惆怅。这是书的风格，也是那一代人的色调。
其四
即将过去的2007年，过得很累。事情是我自找的，也是被逼的。
所谓“被逼”，是指年初拙作《伶人往事》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查禁，又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发的一份档，点了我的名。个人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身为公民，总要讨个说法吧？作为研究戏剧的人，总得站起来喊几嗓子吧？从严重声明到一纸诉状，笔桿子摇个不停。尽管明知官府不会受理，上边也决不会松手，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它关系到人权的存灭。
所谓“自找”，便是决意要祭奠五十年前那场政治灾难的死者。我们不仅要为“五十年无祭而祭”，还要追述和追究“土改”、“肃反”、“三反五反”、“肃胡”、“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和“六四”。几十年无数话语，无数命债，都无可奈何地画上潦草的句号。现在，我们要重新述说、重新书写。只能这样，也必须这样，况且时间已经不多了。过分的乐观，只存在於想像只中。要知道，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
2007年11月19日於北京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