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六四，这是全北京人心头滴血的日子，也是亲人牺牲在北京街头的全国各地人民永远哀悼的日子。作为参与者，我们更把她看作是生命和信念的纪念日。沿着六四的血迹，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家。

今年，我们看见我们的身边多了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18年前，在波澜壮阔的知识界和市民的游行队伍里，我们曾共同声援过提出民主要求的天安门学生。今天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走在前行的路上，使我们得以看清，我们一直沿着他们的路在走。因为他们已经走了50个年头。

三个右派是89一代的良师

50年和18年绝不是第一次相逢。

当我们研究89 爱国民主运动起因时，更多注重胡耀邦的去世这个突发原因，而忽视改革前十年知识分子一再努力推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右派是其中坚力量。正因为有这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突然去世，便立即激发起由北京高校学生发起波及全国的民主大潮。而十六年之后，因反对六四开枪镇压人民而下台的另一个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15年8个月病逝，北京高校的学生竟然不知道赵紫阳是谁。纪念89，我们要同时纪念20年前，三个挺身而出，发起纪念反右30周年的右派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联合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方励之在高校的一系列讲话，已经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也正是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他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信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见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 纪念反右40周年 》）。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场提出把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把王误成许）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两天以后胡耀邦被迫向邓小平递交了辞职信。1月8日－16日中央召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会上对胡耀邦进行反右、文革形式的批斗，接受他辞去总书记。接着就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20年前，纪念反右的这段公案是89民主运动重要的诱因。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沉痛哀悼胡耀邦，提出为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和新闻自由两个鲜明的政治要求，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本质，所以立即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获得更广泛的民众的同情。邓小平定调的“四二六”社论，绝不是这位独裁人物听了李鹏陈希同之流的汇报受骗上当，而是这位57年“反右运动前台指挥”——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一贯仇视人民民主运动立场的准确表达。

右派团队今天仍旧是89一代的老师

今年纪念反右50周年，垂垂老矣的右派作为先行者分外令人瞩目，就是因为他们重新集结了团队。今年，有上千名右派联署发表《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并且冲破警察便衣的围堵封锁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会议。5月19日，十名50年前北京大学\"五• 一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反右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发表致北京大学党委、校长的公开信 ，信中提出“充分肯定北京大学 \"五•一九 \"运动的意义，并将它正式定名为\"五 •一九\" 爱国民主运动，载入北大史册；为北大所有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并诚恳道歉；校方作出相应的经济赔偿；重写北大整风、反右史；由校方出面为右派（包括其他师生）所撰写的回忆录及单篇文章提供出版渠道，以便把北大反右真相告知国人”的5项要求。我想18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学子门，也许还不甚了解北京大学的\"五 •一九\" 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在步入中年的今天，他们会无条件支持这封公开信，因为这5项要求同样适用89爱国民主运动。我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抗争过的每一名学子，作为89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幸存者，都有权利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不仅是告慰死在机枪和坦克履带下的同学、同胞，也是告诉今天的学子历史真相。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

就在我写这篇纪念文字时，看到严家其先生的近作《二十年前旧事重提》。89年我曾十分想写一篇报道《1989年的严家其》，终因我的被捕，他的逃亡而没有完成。严先生在这篇新作中提出“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我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位严谨而正派的政治学家醍醐灌顶的判断。他说：“‘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杀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今年因为50周年这个一定要纪念的年份和右派团队杰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毛泽东、邓小平两个独裁暴君对中国制造的连绵不断的政治大灾难结合在一起反思，50年后不能再把右派的悲剧归结为“自投罗网”，而肯定他们是反对中共专制制度，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英雄。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

2007年6月1日

又到了六四，这是全北京人心头滴血的日子，也是亲人牺牲在北京街头的全国各地人民永远哀悼的日子。作为参与者，我们更把她看作是生命和信念的纪念日。沿着六四的血迹，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家。

今年，我们看见我们的身边多了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18年前，在波澜壮阔的知识界和市民的游行队伍里，我们曾共同声援过提出民主要求的天安门学生。今天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走在前行的路上，使我们得以看清，我们一直沿着他们的路在走。因为他们已经走了50个年头。

三个右派是89一代的良师

50年和18年绝不是第一次相逢。

当我们研究89 爱国民主运动起因时，更多注重胡耀邦的去世这个突发原因，而忽视改革前十年知识分子一再努力推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右派是其中坚力量。正因为有这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突然去世，便立即激发起由北京高校学生发起波及全国的民主大潮。而十六年之后，因反对六四开枪镇压人民而下台的另一个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15年8个月病逝，北京高校的学生竟然不知道赵紫阳是谁。纪念89，我们要同时纪念20年前，三个挺身而出，发起纪念反右30周年的右派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联合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方励之在高校的一系列讲话，已经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也正是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他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信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见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 纪念反右40周年 》）。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场提出把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把王误成许）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两天以后胡耀邦被迫向邓小平递交了辞职信。1月8日－16日中央召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会上对胡耀邦进行反右、文革形式的批斗，接受他辞去总书记。接着就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20年前，纪念反右的这段公案是89民主运动重要的诱因。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沉痛哀悼胡耀邦，提出为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和新闻自由两个鲜明的政治要求，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本质，所以立即获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获得更广泛的民众的同情。邓小平定调的“四二六”社论，绝不是这位独裁人物听了李鹏陈希同之流的汇报受骗上当，而是这位57年“反右运动前台指挥”——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一贯仇视人民民主运动立场的准确表达。

右派团队今天仍旧是89一代的老师

今年纪念反右50周年，垂垂老矣的右派作为先行者分外令人瞩目，就是因为他们重新集结了团队。今年，有上千名右派联署发表《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并且冲破警察便衣的围堵封锁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会议。5月19日，十名50年前北京大学\"五• 一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反右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发表致北京大学党委、校长的公开信 ，信中提出“充分肯定北京大学 \"五•一九 \"运动的意义，并将它正式定名为\"五 •一九\" 爱国民主运动，载入北大史册；为北大所有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并诚恳道歉；校方作出相应的经济赔偿；重写北大整风、反右史；由校方出面为右派（包括其他师生）所撰写的回忆录及单篇文章提供出版渠道，以便把北大反右真相告知国人”的5项要求。我想18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学子门，也许还不甚了解北京大学的\"五 •一九\" 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在步入中年的今天，他们会无条件支持这封公开信，因为这5项要求同样适用89爱国民主运动。我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抗争过的每一名学子，作为89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幸存者，都有权利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不仅是告慰死在机枪和坦克履带下的同学、同胞，也是告诉今天的学子历史真相。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

就在我写这篇纪念文字时，看到严家其先生的近作《二十年前旧事重提》。89年我曾十分想写一篇报道《1989年的严家其》，终因我的被捕，他的逃亡而没有完成。严先生在这篇新作中提出“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我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位严谨而正派的政治学家醍醐灌顶的判断。他说：“‘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杀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今年因为50周年这个一定要纪念的年份和右派团队杰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毛泽东、邓小平两个独裁暴君对中国制造的连绵不断的政治大灾难结合在一起反思，50年后不能再把右派的悲剧归结为“自投罗网”，而肯定他们是反对中共专制制度，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英雄。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

200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