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中旬，徐友渔接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邀请，于6月9日作一个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的讲演，听众是律师。
6月7日晚8点半左右，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给徐友渔电话，传达“有关方面”要求，取消这次讲演。徐友渔坚决拒绝，并声明徐友渔的讲演没有任何违反法律之处，讲演内容也没有问题，没有理由取消。当得知徐友渔的讲演是基于徐友渔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同名文章时，书记要求说。第二天到徐友渔家取文章去复印，要看一看。徐友渔担心拿走之后就不还，使得讲演无法进行，于是坚持自己花钱在街上复印社复印。
徐友渔当然明白，他的讲演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并不取决于讲演的内容，他们没有权利进行事先审查。一般地说，徐友渔要求自己坚持这个原则。这次是审时度势，出于策略考虑。“发表正确言论”决非“言论自由”的内涵，但连发表可以事先审查的正确言论都要禁止，其蛮横无理则更为显见。基于同样理由，徐友渔还说，徐友渔的讲演内容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否定文革的观点是一致的。
8日晨专门早起，上街复印了文章。上午11点，哲学所人事处长徐到家里来取走文章复印件。
下午2点，处长徐来电话，说书记吴3点半到徐友渔家，谈话。徐友渔说，不要急着来，请先打电话。
3点40分，书记吴来电话，说“有关方面”仍然要求取消讲演。谈了3点理由：1，中央有规定，不能公开谈论文化大革命；2，讲座主办方可能会在事后把举办讲座的消息和讲演内容放到网上，在海内外引起不良反应，3，讲演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怕有太多学生参加，扩大事态。
徐友渔针对以上3点作了反驳。他说，第一，徐友渔知道中央曾经有一个文件，说公开出版有关文革题材的书籍，要从严掌握，根本没有说连谈论文革都不准。另外，徐友渔的发言稿你们已经看过，应该看得出来，徐友渔的观点和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禁止发表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言论？第二，徐友渔的文章是10年前写的，这10年来，徐友渔的观点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因此不存在把徐友渔的讲演内容放到网上会引起炒作的问题。另外，一种和中央决议精神一致的观点，放到网上，怎么会产生负面效果，“有关机关”的态度是很奇怪的、错误的。第三，徐友渔的听众是法律工作者，他们是最知法守法的人，最理性，最没有偏激情绪的人，说担心会引起不可控制的局面，是没有根据的。徐友渔说，所谓“有关机关”的态度非常错误，他对之感到气愤。徐友渔可以预先表明态度，继续沟通是可以的，但要徐友渔改变原订计划不可能。
与书记通过电话，徐友渔立即与赵国君通话，告知情况。
5点20分，书记赵又来电话，说他已经把他和徐友渔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反馈，现在向徐友渔转达：公安机关决定，这次讲座仍然是必须取消的，而且要求社会科学院进行干预，要徐友渔不去作讲演，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徐友渔回答，书记你确实没有必要到徐友渔家里来细谈，因为事情非常简单、清楚，徐友渔肯定要去作讲演，至于后果，不论来自公安机关，还是来自社科院，徐友渔想得很透彻，不害怕并准备承担。书记说，他明白徐友渔的意思，不过他的意见，还是不去。徐友渔说，自己决不是爱惹事的人，但事情来了徐友渔也不怕，因为徐友渔丝毫没有作理亏心虚的事。徐友渔凭什么要向蛮横无理的命令让步？如果社科院要借这件事处罚徐友渔，徐友渔不怕，徐友渔们可以把事情捅到全世界，让大家来评评道理。如果公安机关要镇压，徐友渔也做好了准备，反正，目前正是奥运会前夕，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事。
徐友渔又与赵国君通了电话，徐友渔们当然不会改变计划，同时也估计，如果警察一定要禁止，那是挡不住的，但徐友渔们宁愿采取“开天窗”的做法，也不会自己主动退让。
9日下午，徐友渔带着随时遭遇警察干涉的心理准备，去万圣书园咖啡厅作讲演。听众反映热烈、秩序井然。
对于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涉和禁止，徐友渔和赵国君初时颇感奇怪，后来分析，书记吴传达的威胁、警告，是不是并非来自警方，而是来自左派大本营社科院？因为如果绝对不能讲的决定来自警方，这个讲座是一定举办不成的。(博讯记者：蒙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