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跨学科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机工、炼钢工人。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香港大学、德国杜依斯堡大学。97年以后，在北大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

山西童奴，日积月累，演变为世界性的公众事件。至少三位朋友提醒我应撰写一篇评论文章（感谢周业安、陆青芜、网友“犬吠”），但我仍在犹豫，仍希望有更多的深入对话。抛砖引玉，我先说几句：童奴之谓，意思是违背了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且他们是儿童。这一现象与19世纪英国“童工”和20世纪中国的“包身工”，以及当代印度和拉美诸国的童工剥削，应属同类现象。人口社会学家早有翔实记录，甚至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例如“财富流”假说——财富从子女代流向父母代，然后，由于“社会进步”，再从父母代流向子女代。故财富流向的测度，可与人均GDP在二维平面内构成类似“库兹涅茨曲线”那样的统计关系。测度财富的流向，可借鉴区域经济学测度任一流量在地区之间流向的方法，例如，地区间贸易的顺差与逆差。总之，童工或童奴，作为公众事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问题。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在过去数百万年里，儿童权益的保护者，主要是家庭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府。西方社会演化的特定阶段，单子家庭泛滥，政府逐渐承担了儿童保护的职能。但由政府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保护，因信息极端不对称而非常昂贵。但政府承担儿童保护的职能，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形式，首先是立法。于是，当西方文明在全球泛滥时，儿童权益普遍得到了实定法的保护。问题在于，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社会现状，有极不同的法律成本，从而儿童保护的实效可有极大差异。

权利哲学家们在“权利”概念上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例如，（1）权利问题的初衷，或问题意识，就是个体对政府权力的抗衡；（2）每一社会成员界定了自身权利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身权利之间必须是相容的；（3）于是，权利界定的一项重要标准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为《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为中国读者列出了上引三项关于权利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真对待权利？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财经》编辑部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就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儿童权利的保护者，首先是家庭。所以，当代中国的童奴问题，根源是“家庭失败”。

可是，家庭的失败另有原因。试问，谁曾认真对待过农民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打工子弟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城市贫民的权利？

不要寄希望于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向他们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让他们冷静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本身太软弱！

为什么公众事件相当于协调信号？因为围绕着公众事件，来自各学科的良心，被汇聚为政治力量。专业头衔不是信号，事件本身才是信号，是社会行动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历史告诉我们，例如，诸位可参阅亚当.斯密的法学讲义手稿A和——特别重要的B，清清楚楚地写着：历史经验表明，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这三权当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蚀其它二者的，是执法权。难道不是吗？呵呵，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强权即真理”，所谓“might makes right”。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或抗衡。休谟说：与其与单一的恶一起生活，我们宁愿与两种抗衡的恶一起生活。没有抗衡权力的权力，或迟或早会成为腐败的权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这一点，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百姓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迟早，地方权力继续分化，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它的制度改进。

也因此，我们支持中央政府强化“最低工资”法律的执行。因为这一权利可带来其它许多方面的制度改进。维权是一个过程，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必须公开表达这一觉醒的意识，否则就不能转化为权利。我们有一线希望，因为上列权力之间的长期抗衡，为新闻表达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间，市场的和政治的。

家庭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教育的失败，也包括传统家庭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缺失。在尚未确立的新秩序当中，包括在西方社会普遍且深受青年人尊重的“社会工作者”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是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及其他志愿者组织，为什么举步维艰？诸位自己可以找到原因。

童工现象的经济学解释是：使用童工带来了超过不使用童工的经济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分享，这些收益诱使家庭放弃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保护者可能支付极高的成本，也诱使企业去赎买政府官员以“不干预市场生活”为理由无视儿童权利被侵犯，甚至诱使儿童自己放弃其权利。

写到此处，我读了一位“网友”的评论：与山西童奴无关，大失水准。我也不知道是谁不知所云，但我知道这位网友典型地就是金钱时代培养出来的消费主义青年。对他们来说，思想是消费品，必须是快餐，不能是修行。说实话，就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培养了太多你这样的消费主义者，中国市场才变得如此丑恶。走题了。骂你不对。你不对，我也不对。再说几句：消费主义的态度不可取，因为，不是任何事情都与任何你关心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但与你关心的童奴事件有深刻联系的事情，你必须耐心思考，否则，你不可能理解。当你企图以肤浅方式解决童奴问题时，你会把中国变得更丑恶。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跨学科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机工、炼钢工人。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香港大学、德国杜依斯堡大学。97年以后，在北大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

山西童奴，日积月累，演变为世界性的公众事件。至少三位朋友提醒我应撰写一篇评论文章（感谢周业安、陆青芜、网友“犬吠”），但我仍在犹豫，仍希望有更多的深入对话。抛砖引玉，我先说几句：童奴之谓，意思是违背了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且他们是儿童。这一现象与19世纪英国“童工”和20世纪中国的“包身工”，以及当代印度和拉美诸国的童工剥削，应属同类现象。人口社会学家早有翔实记录，甚至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例如“财富流”假说——财富从子女代流向父母代，然后，由于“社会进步”，再从父母代流向子女代。故财富流向的测度，可与人均GDP在二维平面内构成类似“库兹涅茨曲线”那样的统计关系。测度财富的流向，可借鉴区域经济学测度任一流量在地区之间流向的方法，例如，地区间贸易的顺差与逆差。总之，童工或童奴，作为公众事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问题。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在过去数百万年里，儿童权益的保护者，主要是家庭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府。西方社会演化的特定阶段，单子家庭泛滥，政府逐渐承担了儿童保护的职能。但由政府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保护，因信息极端不对称而非常昂贵。但政府承担儿童保护的职能，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形式，首先是立法。于是，当西方文明在全球泛滥时，儿童权益普遍得到了实定法的保护。问题在于，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社会现状，有极不同的法律成本，从而儿童保护的实效可有极大差异。

权利哲学家们在“权利”概念上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例如，（1）权利问题的初衷，或问题意识，就是个体对政府权力的抗衡；（2）每一社会成员界定了自身权利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身权利之间必须是相容的；（3）于是，权利界定的一项重要标准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为《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为中国读者列出了上引三项关于权利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真对待权利？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财经》编辑部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就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儿童权利的保护者，首先是家庭。所以，当代中国的童奴问题，根源是“家庭失败”。

可是，家庭的失败另有原因。试问，谁曾认真对待过农民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打工子弟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城市贫民的权利？

不要寄希望于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向他们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让他们冷静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本身太软弱！

为什么公众事件相当于协调信号？因为围绕着公众事件，来自各学科的良心，被汇聚为政治力量。专业头衔不是信号，事件本身才是信号，是社会行动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历史告诉我们，例如，诸位可参阅亚当.斯密的法学讲义手稿A和——特别重要的B，清清楚楚地写着：历史经验表明，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这三权当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蚀其它二者的，是执法权。难道不是吗？呵呵，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强权即真理”，所谓“might makes right”。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或抗衡。休谟说：与其与单一的恶一起生活，我们宁愿与两种抗衡的恶一起生活。没有抗衡权力的权力，或迟或早会成为腐败的权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这一点，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百姓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迟早，地方权力继续分化，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它的制度改进。

也因此，我们支持中央政府强化“最低工资”法律的执行。因为这一权利可带来其它许多方面的制度改进。维权是一个过程，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必须公开表达这一觉醒的意识，否则就不能转化为权利。我们有一线希望，因为上列权力之间的长期抗衡，为新闻表达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间，市场的和政治的。

家庭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教育的失败，也包括传统家庭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缺失。在尚未确立的新秩序当中，包括在西方社会普遍且深受青年人尊重的“社会工作者”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是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及其他志愿者组织，为什么举步维艰？诸位自己可以找到原因。

童工现象的经济学解释是：使用童工带来了超过不使用童工的经济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分享，这些收益诱使家庭放弃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保护者可能支付极高的成本，也诱使企业去赎买政府官员以“不干预市场生活”为理由无视儿童权利被侵犯，甚至诱使儿童自己放弃其权利。

写到此处，我读了一位“网友”的评论：与山西童奴无关，大失水准。我也不知道是谁不知所云，但我知道这位网友典型地就是金钱时代培养出来的消费主义青年。对他们来说，思想是消费品，必须是快餐，不能是修行。说实话，就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培养了太多你这样的消费主义者，中国市场才变得如此丑恶。走题了。骂你不对。你不对，我也不对。再说几句：消费主义的态度不可取，因为，不是任何事情都与任何你关心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但与你关心的童奴事件有深刻联系的事情，你必须耐心思考，否则，你不可能理解。当你企图以肤浅方式解决童奴问题时，你会把中国变得更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