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的思想究竟如何评估？其来源和背景如何？其中，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和工农大众，普通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所谓右派和右倾思想及其言论，又该如何定位，评价和反思，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我们试图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做出一个粗浅的评析，以望引玉再思。

右派分子的身份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述对于右派思想的定位。但是，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的身分认定及其思想是否合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许多所谓第二种忠诚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在党文化的逻辑里面，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看法。所有受到平反的前右派分子，他们得到昭雪和改正的前提，依旧是还原他们之\"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政治面貌；换言之，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现在平反了，于是，他们就站队站到党的一边了，和党同心同德，大方向一致了。这个改正主义隐含了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当年的所谓大小右派回归到本来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之立场上来，那么，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就被当今的党文化趋同了。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说，不！我当年反党，现在你要我不反党，我做不到；于是，我宁愿右派到死——这样的看法，起码在现实中绝无仅有。比如，章伯钧之名写入某国际大辞典，就是以中国第一右派之声誉，而不是回避之。这样的思维，在中共里外都是行不通的，会给右派老人们的实际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

可是，实际处境和政治思维毕竟天壤之别。

我们所言之右派分子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反对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之思维，而不是说，右派分子之思维，是证明我们不反党，不反毛，等等。如果如此，右派分子之声誉及其身份认同，就还没有任何改变。被平反或者未受平反之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思想，就还是处在党的禁锢和辖制之下。只有等到中国施行了真正的民主国体，这些五十年的公案才会真正得到纠正。

那么，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语境和背景里谈论反右呢？是因为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学课题尚未完成。这些政治学的和政治现实的课题，乃至政治哲学的课题，究竟为何？是需要阐述和证明的。

反复而言，右派分子之含义，就是反对者的思想。这个反对者的思想，在西方的含义上，可以是趋同政权的主流思想，也可以不同，甚至反对之。这个事实不必赘言。

在1949年，这个反对者的思维，已经产生本质之蜕变。一是，右派分子之言论，之主张，不可以超越共党的政治。这个思想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反对者和同路人，其实本来就是跑到中南海共识共事的政治家和学者。蒋介石们，胡适们，不存在这个境况。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讨论和建议，都是停留在和共党合作这个大前提之下的。我们轮流坐庄，我们反对党天下，。。。。。。都是在不排除共党之存在的前提之下提出的。于是，这里起码在理论上发生一些龃龉。

共党这个东西，何时何地允许反对者反对党呢？而西方反对党的存在，早说，是在罗马元老院体制实行的年代，希腊城邦选举实行的年代。而苏俄和东欧体制里根本不存在这个反对者的力量，或者叫做合法的议会力量，民间力量。在中国，这个力量更不会存在。历史的逻辑是，\"民主人士\"这个叫法，其实是共党附庸的另外一个说法而已。于是，在定义民主这个介说的时候，\"民主人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跑到中南海去的人们，其身份认定，从1949年就已经大大扭曲。在这个扭曲的前提下，当伟大的1957年到来的时候，这些斗士们忘记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全部逻辑，提出要和共党合舟共济、轮流坐庄。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西方宪政和政党制度，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右派分子们，其实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反对者，而是毛氏政治权术中的某些棋子。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不是上帝，也不是全民，而是毛。这样，和毛平分天下的政治见解，一开始，是被内战时期的\"左派”、1949年后的\"右派\"所误解甚至误导着。

这个误解，是其政治身份的误解；误导，则是缘于其对于中国民众的误导。同路人体制，本来就是要分道扬镳的，57年，这些同路人\"享受\"到了分道扬镳带来的全部滑稽戏之结局。这个判断的意义何在？在于我们要厘清一个简单不过的政治学含义。这个含义是，共党的立党之本，就是反对他们所说的对立统一律。他们是不要对立，只要统一的；是不要民主，只要集中的。幻觉他们也可以接受一种均分天下之理论，就和要尼禄接受塞内加的教导一样荒谬。虽然，历史学家中不乏其人，说，其实，塞内加也是尼禄的同谋。

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呢？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无法厘清社会主义究竟是民主，还是极权（前此，有人还是坚持此主义是民主。这个简单的问题如不澄清，所有反思，就不会辨正，辨伪。）我们一向主张澄清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是——中国近代史，一直以来，就是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纠合一处的混同和声，不和谐和声与不和谐和谐。这个不和谐之和谐与和谐之不和谐，如果再不剥离，再过百年，中国人，还是会产生和共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之梦想，到头来，还会发生无数起阳谋和阴谋而无所知。（重复而言，这个共存主义，发生在百家并起之五四前后。他们各显神通：如，群己权界之中国式自由主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其主义认同之前景，几乎就是没有前景。孙文的首鼠两端，自由和列宁；学者们的首鼠两端，计划经济和自由政治（张东荪，王芸生等）；加上民族主义之维系共党和国民党；加上宋氏之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和毛氏新民主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给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一种错误之解读。这个解读就是，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处，轮流坐庄的。）

这样一来，57年给党提出最尖锐意见者，就成为所有这些媾和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加上孙文主义等等历史学说和历史人物之集大成者。他们映照当时的毛氏蛊惑，发出了历史上最为天真和幼稚的政治提议。这个政治幼稚病的萌发，不在57年，而在20世纪之初叶。如果人们没有产生宋氏继承的孙文主义，所有跑到延安的人们，造访延安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认为毛可以得到民主周期律的梦幻。如果人们都像胡适一样博大澄澈，坚持常识，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和毛讲什么周期率。毛氏理论，究竟如何深奥和正确的逻辑判断，就会往事如烟，一风吹散。在思想层面上，讨论反本质主义之逻辑学大师，在营造黑格尔堕落论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却在讨论毛氏周期律。这个玩笑，只有用\"愚人颂\"可以解释。

但是，可悲的是，这个愚人颂，今天还在表演。认可\"和谐\"之人，在肯定和谐，以至于，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为一证。余，则不多谈。

在另一个层面，毛氏政治的背景，往往和苏俄的政治局势，联系一簇。在苏俄政权更替的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面临了重重危机。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毛的政治权术的犹豫不决。他在复核打到纳吉的时候，却支持波兰的哥穆尔卡。主张出兵匈牙利，却反对波兰之镇压。他误认为，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会动摇其统治，于是，一时间，他提出了反对的主张；但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最终发现，不是官僚主义在动摇其政权，而是反官僚主义——就像他40年代一直鼓吹民主自由，却到头来发现，不是民主自由在支持他的政治赌博，而是反对之之力量——这个逻辑的换位思维，最后把他从彳亍中唤醒，而一夜之间，决定反手打击。是不是完全的阳谋，现在看，是，也不全是。

如果没有波匈事件的作祟，毛氏政治，应该更加容易解读。这个解读的内涵，就是毛氏政治学里的机会主义。他可以拿来任何一种政治学政治策略和政治权术，为他所用。反对官僚主义和号召争鸣，百花，都是一个道理。

二是，他可以告诉铁托，他，就是铁。也可以出来九评，把铁托骂得一无是处。再回过头来，说，他是铁。这个东西的原则，其实并不深奥——用美国哲学家蒯因的话，毛氏的语言和物质，是一对原罪——他，就是这样对待人们尚无识破的，类似维特根斯坦解读的语境迷宫的。整个对苏问题，反映了毛氏拆烂污的政治哲学。

三是，毛氏用动摇上层官僚之方式，达到他的君主式统治。但是，在威胁到他的整个特权官僚地位的时候，他又翻转过来，拉拢官僚，镇压工农和知识分子；等这一波斗争大获全胜，他又重拾反对官僚威胁之造反主义——文革，就是反右的续演；而反右，就是文革之序曲。这个看法，在很多经历了反右的学者中间，都有表达（如朱正先生，钱理群先生等）。这时候，毛氏的政治姿态，就和斯大林主义貌合神离，好像他是一个民主的凯撒。大字报，大鸣大放，不一而足。这里的蹊跷是，毛氏一方面给了入伙者以民主人士之假身份；另一方面，给了人民大众一个偌大的政治画饼。这二者，构成他的反右运动的全部资源。这个资源，就像奴隶的解放权一样，随时，可以由他把拇指下指而取消，而抹杀。难道他不是这样做的吗？五十万右派，如蚂蚁；章罗们，如蚂蚁；周恩来们，如蚂蚁。这个克理斯玛就是神，就是超人。所以，毛氏反右，内在的法宝，就是人民认可的毛氏新中国政治。

没有这个极权主义研究专家批判的\"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没有毛氏玩弄是非和价值真理的所有游戏，规则和无规则。至于是不是引蛇出动，倒还在其次。引，还是不引，其实，并不是反右的实质。其实质是，人民赋予毛的貌似合法性；同路人赋予毛的民主认可和国际间诡谲的政治气候。反而言之，如果一开始，罗章们就和胡适一样，否定了和共党齐头并身之全部可能性，那么，毛的争鸣，又有何用！陈寅恪早有诗言（1950年作）：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不会和毛讨论政治。那就太压低他的博学澄澈和人格尊严了！当然，他的边缘化，还是因为他看不到中国政治的前途。他是向后看，伟大的向后主义者。

我们知道，反右五十年，冤狱陈案不绝于屡。号召平反还钱者，有之。主张往事现在时者，有之。把文革，反右，一并归于要求平反者，有之。但是，很少有人主张，右派身分要认定。右派言行要肯定。右派要声誉肯定。我们说，右派是什么？就是右派本身——其实，就是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真正之自由主义者——罗章这些毛氏一度拥戴者，其实，不是右派，是左派。

这个历史事实要证明，要澄清，要推衍。这样的左派，被毛氏唤作右派，其中的掌故很艰深，很复杂。我们说，1949年以后，胡适之这样的右派，本来就不存在。我们还要说，我们主张当今中国产生的右派，是胡适那样的右派，不是左派。毛氏恶搞，把这个基本的左、右也搞乱了。毛和宋庆龄，罗章，等等一干人，不是右派。这个命题的错误，又成为词与物的原罪。

那么，2006年的右派分子都有那些人，他们如何继承1949年以前的右派，继承胡适而不是继承罗章呢？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可以和当今之毛沆瀣一气。和当今之毛沆瀣的，就是罗章，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其实，毛说，他喜欢右派。这一点，他有若干道理。鄙以为，毛之所以喜欢右派，反对左派，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知道，他明细，右派，真正的右派，才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而左派，不过是其附庸而已。他不喜欢附庸。第二点，他的伪善在于，其实，他不可能真正喜欢对手。在他的阵营里，怎么可以都是反对派呢？这就是他喜欢右派，又不喜欢之的悖论。他，还是在最后关头，喜欢江青，而不是梁漱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按此推导，现在的被招安者，也说自己是什么什么派；说胡适那样的反对派之观点，是要和解于之，和谐与之。总的说法，就是说，明天更美好——天啊！主人又开始赐恩明天这个礼物了！

我们以为，左派和右派的问题，其实，关涉到一个政治改革或者政治革命的基本大问题。至少，在准确的意义上说，中共政治，从来不存在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左派异议人士。少有例外，就是林昭这样的女杰，是例外。因为，右派的道德和道理，在世界范围里，是主张皇权和自由主义的，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当然更反对列宁革命，毛氏革命。中国右派分子，罗章们，是反对革命之革命者吗？不是。他们是背叛他们源学之自由主义导师的共产主义同路者。这个思想轨迹，是不是人们愿意接受，还在未定之先。但是，中共革命之历史，不是可以枉顾这些加入者之左派身份的。至于他们后来变成毛氏钦定之右派之说法，也是毛的污断。毛不知道，右派为何？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台湾之胡适，广州之陈寅恪，四川之吴宓。而罗、章，李慎之，何家栋，是良知未泯者，却不是右派，而是左派。他们回归到普世价值的队列以后，或许可以说，他们才成为右派；其前身，当然是左派。

现在，当我们认定1957年的思考价值的时候，我们还要重申一个思想史实。这个思想实事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左派/毛钦定右派们，是49年以后，中国小型\"文艺复兴\"的一次汇演的主角（虽然，从准确的意义上说，这个文艺复兴，是文不对题）。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无论如何，罗章们，还是依据了毛氏体制之外的思想。其学养背景，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比如，洪谦，吴恩裕等人，就是石里克或者拉斯基的学生，等等。他们的思维源泉，规定了，他们可以对抗，有能力对抗，和有道理对抗毛氏农民之土皇上思维。所有的政治\"右派\"观点，源起，都是西方政治学。这个背景，使得毛，这个小知识分子惊恐不安——已不堪问其左、问其右——他要一概打击（他胡言乱语：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是其心机之暴露。。。。。。）之所以肯定57年确有体制外思维，就和我们眷顾民国思想和文化一样，他导致毛的极度
憎恶和仇恨。于是，在经过17年洗脑之后，转入地下的陈寅恪，也只能说说柳如是；吴宓，则在其日记中，言必称毛语录；。。。。。。一切，已经成为文化黑洞。而正是1957年这个文化亮点，在跨过整个十七年，跨过整个文革，趋径到1978年，1989年，以至至今。右派思潮，今天，虽然还面戴纬纱，但是，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名词和整个普世价值之关系。这个发现，迟到了半个世纪，却终于回到中国。所以，我们在额首称庆的同时，当然要厘清这个思潮举步为艰和毅然前行之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毛氏及其后人，是否平反左、右，而是要真正回到普世价值的正面追求中去。彻底在思想层面消除各种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之思想的窃思者、折衷者和原教旨主义者。

这是右派换得其伟大地位和政治身份的最要之径。

右派分子的思想究竟如何评估？其来源和背景如何？其中，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和工农大众，普通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所谓右派和右倾思想及其言论，又该如何定位，评价和反思，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我们试图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做出一个粗浅的评析，以望引玉再思。

右派分子的身份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述对于右派思想的定位。但是，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的身分认定及其思想是否合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许多所谓第二种忠诚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在党文化的逻辑里面，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看法。所有受到平反的前右派分子，他们得到昭雪和改正的前提，依旧是还原他们之\"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政治面貌；换言之，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现在平反了，于是，他们就站队站到党的一边了，和党同心同德，大方向一致了。这个改正主义隐含了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当年的所谓大小右派回归到本来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之立场上来，那么，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就被当今的党文化趋同了。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说，不！我当年反党，现在你要我不反党，我做不到；于是，我宁愿右派到死——这样的看法，起码在现实中绝无仅有。比如，章伯钧之名写入某国际大辞典，就是以中国第一右派之声誉，而不是回避之。这样的思维，在中共里外都是行不通的，会给右派老人们的实际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

可是，实际处境和政治思维毕竟天壤之别。

我们所言之右派分子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反对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之思维，而不是说，右派分子之思维，是证明我们不反党，不反毛，等等。如果如此，右派分子之声誉及其身份认同，就还没有任何改变。被平反或者未受平反之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思想，就还是处在党的禁锢和辖制之下。只有等到中国施行了真正的民主国体，这些五十年的公案才会真正得到纠正。

那么，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语境和背景里谈论反右呢？是因为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学课题尚未完成。这些政治学的和政治现实的课题，乃至政治哲学的课题，究竟为何？是需要阐述和证明的。

反复而言，右派分子之含义，就是反对者的思想。这个反对者的思想，在西方的含义上，可以是趋同政权的主流思想，也可以不同，甚至反对之。这个事实不必赘言。

在1949年，这个反对者的思维，已经产生本质之蜕变。一是，右派分子之言论，之主张，不可以超越共党的政治。这个思想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反对者和同路人，其实本来就是跑到中南海共识共事的政治家和学者。蒋介石们，胡适们，不存在这个境况。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讨论和建议，都是停留在和共党合作这个大前提之下的。我们轮流坐庄，我们反对党天下，。。。。。。都是在不排除共党之存在的前提之下提出的。于是，这里起码在理论上发生一些龃龉。

共党这个东西，何时何地允许反对者反对党呢？而西方反对党的存在，早说，是在罗马元老院体制实行的年代，希腊城邦选举实行的年代。而苏俄和东欧体制里根本不存在这个反对者的力量，或者叫做合法的议会力量，民间力量。在中国，这个力量更不会存在。历史的逻辑是，\"民主人士\"这个叫法，其实是共党附庸的另外一个说法而已。于是，在定义民主这个介说的时候，\"民主人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跑到中南海去的人们，其身份认定，从1949年就已经大大扭曲。在这个扭曲的前提下，当伟大的1957年到来的时候，这些斗士们忘记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全部逻辑，提出要和共党合舟共济、轮流坐庄。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西方宪政和政党制度，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右派分子们，其实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反对者，而是毛氏政治权术中的某些棋子。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不是上帝，也不是全民，而是毛。这样，和毛平分天下的政治见解，一开始，是被内战时期的\"左派”、1949年后的\"右派\"所误解甚至误导着。

这个误解，是其政治身份的误解；误导，则是缘于其对于中国民众的误导。同路人体制，本来就是要分道扬镳的，57年，这些同路人\"享受\"到了分道扬镳带来的全部滑稽戏之结局。这个判断的意义何在？在于我们要厘清一个简单不过的政治学含义。这个含义是，共党的立党之本，就是反对他们所说的对立统一律。他们是不要对立，只要统一的；是不要民主，只要集中的。幻觉他们也可以接受一种均分天下之理论，就和要尼禄接受塞内加的教导一样荒谬。虽然，历史学家中不乏其人，说，其实，塞内加也是尼禄的同谋。

何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呢？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无法厘清社会主义究竟是民主，还是极权（前此，有人还是坚持此主义是民主。这个简单的问题如不澄清，所有反思，就不会辨正，辨伪。）我们一向主张澄清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是——中国近代史，一直以来，就是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纠合一处的混同和声，不和谐和声与不和谐和谐。这个不和谐之和谐与和谐之不和谐，如果再不剥离，再过百年，中国人，还是会产生和共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之梦想，到头来，还会发生无数起阳谋和阴谋而无所知。（重复而言，这个共存主义，发生在百家并起之五四前后。他们各显神通：如，群己权界之中国式自由主义，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其主义认同之前景，几乎就是没有前景。孙文的首鼠两端，自由和列宁；学者们的首鼠两端，计划经济和自由政治（张东荪，王芸生等）；加上民族主义之维系共党和国民党；加上宋氏之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和毛氏新民主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给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一种错误之解读。这个解读就是，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处，轮流坐庄的。）

这样一来，57年给党提出最尖锐意见者，就成为所有这些媾和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加上孙文主义等等历史学说和历史人物之集大成者。他们映照当时的毛氏蛊惑，发出了历史上最为天真和幼稚的政治提议。这个政治幼稚病的萌发，不在57年，而在20世纪之初叶。如果人们没有产生宋氏继承的孙文主义，所有跑到延安的人们，造访延安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认为毛可以得到民主周期律的梦幻。如果人们都像胡适一样博大澄澈，坚持常识，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和毛讲什么周期率。毛氏理论，究竟如何深奥和正确的逻辑判断，就会往事如烟，一风吹散。在思想层面上，讨论反本质主义之逻辑学大师，在营造黑格尔堕落论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却在讨论毛氏周期律。这个玩笑，只有用\"愚人颂\"可以解释。

但是，可悲的是，这个愚人颂，今天还在表演。认可\"和谐\"之人，在肯定和谐，以至于，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为一证。余，则不多谈。

在另一个层面，毛氏政治的背景，往往和苏俄的政治局势，联系一簇。在苏俄政权更替的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面临了重重危机。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毛的政治权术的犹豫不决。他在复核打到纳吉的时候，却支持波兰的哥穆尔卡。主张出兵匈牙利，却反对波兰之镇压。他误认为，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会动摇其统治，于是，一时间，他提出了反对的主张；但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最终发现，不是官僚主义在动摇其政权，而是反官僚主义——就像他40年代一直鼓吹民主自由，却到头来发现，不是民主自由在支持他的政治赌博，而是反对之之力量——这个逻辑的换位思维，最后把他从彳亍中唤醒，而一夜之间，决定反手打击。是不是完全的阳谋，现在看，是，也不全是。

如果没有波匈事件的作祟，毛氏政治，应该更加容易解读。这个解读的内涵，就是毛氏政治学里的机会主义。他可以拿来任何一种政治学政治策略和政治权术，为他所用。反对官僚主义和号召争鸣，百花，都是一个道理。

二是，他可以告诉铁托，他，就是铁。也可以出来九评，把铁托骂得一无是处。再回过头来，说，他是铁。这个东西的原则，其实并不深奥——用美国哲学家蒯因的话，毛氏的语言和物质，是一对原罪——他，就是这样对待人们尚无识破的，类似维特根斯坦解读的语境迷宫的。整个对苏问题，反映了毛氏拆烂污的政治哲学。

三是，毛氏用动摇上层官僚之方式，达到他的君主式统治。但是，在威胁到他的整个特权官僚地位的时候，他又翻转过来，拉拢官僚，镇压工农和知识分子；等这一波斗争大获全胜，他又重拾反对官僚威胁之造反主义——文革，就是反右的续演；而反右，就是文革之序曲。这个看法，在很多经历了反右的学者中间，都有表达（如朱正先生，钱理群先生等）。这时候，毛氏的政治姿态，就和斯大林主义貌合神离，好像他是一个民主的凯撒。大字报，大鸣大放，不一而足。这里的蹊跷是，毛氏一方面给了入伙者以民主人士之假身份；另一方面，给了人民大众一个偌大的政治画饼。这二者，构成他的反右运动的全部资源。这个资源，就像奴隶的解放权一样，随时，可以由他把拇指下指而取消，而抹杀。难道他不是这样做的吗？五十万右派，如蚂蚁；章罗们，如蚂蚁；周恩来们，如蚂蚁。这个克理斯玛就是神，就是超人。所以，毛氏反右，内在的法宝，就是人民认可的毛氏新中国政治。

没有这个极权主义研究专家批判的\"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没有毛氏玩弄是非和价值真理的所有游戏，规则和无规则。至于是不是引蛇出动，倒还在其次。引，还是不引，其实，并不是反右的实质。其实质是，人民赋予毛的貌似合法性；同路人赋予毛的民主认可和国际间诡谲的政治气候。反而言之，如果一开始，罗章们就和胡适一样，否定了和共党齐头并身之全部可能性，那么，毛的争鸣，又有何用！陈寅恪早有诗言（1950年作）：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陈寅恪，不会和毛讨论政治。那就太压低他的博学澄澈和人格尊严了！当然，他的边缘化，还是因为他看不到中国政治的前途。他是向后看，伟大的向后主义者。

我们知道，反右五十年，冤狱陈案不绝于屡。号召平反还钱者，有之。主张往事现在时者，有之。把文革，反右，一并归于要求平反者，有之。但是，很少有人主张，右派身分要认定。右派言行要肯定。右派要声誉肯定。我们说，右派是什么？就是右派本身——其实，就是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真正之自由主义者——罗章这些毛氏一度拥戴者，其实，不是右派，是左派。

这个历史事实要证明，要澄清，要推衍。这样的左派，被毛氏唤作右派，其中的掌故很艰深，很复杂。我们说，1949年以后，胡适之这样的右派，本来就不存在。我们还要说，我们主张当今中国产生的右派，是胡适那样的右派，不是左派。毛氏恶搞，把这个基本的左、右也搞乱了。毛和宋庆龄，罗章，等等一干人，不是右派。这个命题的错误，又成为词与物的原罪。

那么，2006年的右派分子都有那些人，他们如何继承1949年以前的右派，继承胡适而不是继承罗章呢？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可以和当今之毛沆瀣一气。和当今之毛沆瀣的，就是罗章，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其实，毛说，他喜欢右派。这一点，他有若干道理。鄙以为，毛之所以喜欢右派，反对左派，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知道，他明细，右派，真正的右派，才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而左派，不过是其附庸而已。他不喜欢附庸。第二点，他的伪善在于，其实，他不可能真正喜欢对手。在他的阵营里，怎么可以都是反对派呢？这就是他喜欢右派，又不喜欢之的悖论。他，还是在最后关头，喜欢江青，而不是梁漱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按此推导，现在的被招安者，也说自己是什么什么派；说胡适那样的反对派之观点，是要和解于之，和谐与之。总的说法，就是说，明天更美好——天啊！主人又开始赐恩明天这个礼物了！

我们以为，左派和右派的问题，其实，关涉到一个政治改革或者政治革命的基本大问题。至少，在准确的意义上说，中共政治，从来不存在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左派异议人士。少有例外，就是林昭这样的女杰，是例外。因为，右派的道德和道理，在世界范围里，是主张皇权和自由主义的，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当然更反对列宁革命，毛氏革命。中国右派分子，罗章们，是反对革命之革命者吗？不是。他们是背叛他们源学之自由主义导师的共产主义同路者。这个思想轨迹，是不是人们愿意接受，还在未定之先。但是，中共革命之历史，不是可以枉顾这些加入者之左派身份的。至于他们后来变成毛氏钦定之右派之说法，也是毛的污断。毛不知道，右派为何？就是和他势不两立的台湾之胡适，广州之陈寅恪，四川之吴宓。而罗、章，李慎之，何家栋，是良知未泯者，却不是右派，而是左派。他们回归到普世价值的队列以后，或许可以说，他们才成为右派；其前身，当然是左派。

现在，当我们认定1957年的思考价值的时候，我们还要重申一个思想史实。这个思想实事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左派/毛钦定右派们，是49年以后，中国小型\"文艺复兴\"的一次汇演的主角（虽然，从准确的意义上说，这个文艺复兴，是文不对题）。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无论如何，罗章们，还是依据了毛氏体制之外的思想。其学养背景，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比如，洪谦，吴恩裕等人，就是石里克或者拉斯基的学生，等等。他们的思维源泉，规定了，他们可以对抗，有能力对抗，和有道理对抗毛氏农民之土皇上思维。所有的政治\"右派\"观点，源起，都是西方政治学。这个背景，使得毛，这个小知识分子惊恐不安——已不堪问其左、问其右——他要一概打击（他胡言乱语：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是其心机之暴露。。。。。。）之所以肯定57年确有体制外思维，就和我们眷顾民国思想和文化一样，他导致毛的极度
憎恶和仇恨。于是，在经过17年洗脑之后，转入地下的陈寅恪，也只能说说柳如是；吴宓，则在其日记中，言必称毛语录；。。。。。。一切，已经成为文化黑洞。而正是1957年这个文化亮点，在跨过整个十七年，跨过整个文革，趋径到1978年，1989年，以至至今。右派思潮，今天，虽然还面戴纬纱，但是，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名词和整个普世价值之关系。这个发现，迟到了半个世纪，却终于回到中国。所以，我们在额首称庆的同时，当然要厘清这个思潮举步为艰和毅然前行之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毛氏及其后人，是否平反左、右，而是要真正回到普世价值的正面追求中去。彻底在思想层面消除各种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之思想的窃思者、折衷者和原教旨主义者。

这是右派换得其伟大地位和政治身份的最要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