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两个案例显现出大陆愤青的愤怒，薛义用宝特瓶砸向李登辉前总统、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呼吁停止“反日宣仇”反遭“千夫所指”，甚至被斥为汉奸。其实，这几年来大陆反日愤青早就不只是一两次有所行动，而这种民粹式的愤青行动，虽从某些层面看“道德”高于“法律”，但很难摆脱政治力量的掌控。
尽管犯法，但薛义在日本的行为被视为“英雄”；相较于几年前老荣民向李登辉泼洒红墨水，遭到台湾朝野一致的谴责，两人分在两岸所受待遇有如天壤之别。期间差别在于，在台湾就算是“义”愤，仍必须以法律、甚至更高层次的道德规约。但是，在大陆，愤青的反日行为几乎与法律没有任何连结，只要愤得“有理”，即使犯法也是“英雄”。
葛红兵的遭遇，令这个现象更容易凸显。葛红兵的主张是对还是不对，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另有公断。在台湾，我必须尊重你的发言权，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可以发言反击，如果涉及人身诽谤，那就是法庭上见的问题。
可是，葛红兵面对如排山倒海而来的辱骂，他选择的是道歉、撤文。换在台湾，他可以告的对象可多了；在大陆，法律虽也保护他不应受到诽谤，但是，面对的是民粹式的愤青，如果他提出诉讼保护自己不受诽谤的权利，即使胜诉，他可能反而营造了更多的“英雄”。
尽管大陆愤青只要不杀人放火，可以视法律于无物；但是，政治的力量却仍给这些愤青带上紧箍咒。当局考虑大环境可以放宽时，愤青可以愤一点；当局考虑大环境不能放宽时，愤青的愤就有限了。
曾经有位在北京待了几年的老外观察这几年在北京上演的反日、反美游行。他的看法是，公安通常先让一批人进去示威，砸完石块之后再换一批人。场面始终在公安的控制当中。
去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三四十个人前往日本驻北京使馆抗议，场面较以往冷清，因为北京当局担心又把事情给闹大了，所以和抗议团体事先达成默契，小打小闹就好。
日前，因为李登辉访日，愤青也到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但抗议人数比媒体还少。原因就是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后，中日双边关系趋向和缓，从大陆当局来看，小打小闹可也，但是不要破坏大局。
法律固然对愤青有约束作用，但中国大陆人治化的政治体制，还是决定愤青行动程度的最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