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十年纪念日，每逢这一天到来，大陆官方和香港都要“热烈庆祝”。逢十则是大庆，与往年不同，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9日就赶到香港，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免不了再做一下“亲民秀”，与民同庆，与民同乐；但是另一方面，香港是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诉求。自从2003年香港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23条立法迫使当局搁置以来，已经形成惯例的是，每年的7月1日这一天，香港民主派都会发起游行示威活动，争取民主和普选的权利，这是让胡温当局十分头痛的事情。

不过，胡锦涛如同温家宝一样，面对香港市民的游行示威，采取的对策是“逃遁”到深圳，在深圳观看香港的游行。

今年的游行示威人数比往年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座谈会中，出言警告港人不要以为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直白“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吴邦国的言论，让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继续产生怀疑，甚至恐惧中央会加紧专制控制，对实现民主和普选感到失望。

我认为，至少维持香港的现状，不能倒退，在此前提下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这是大多数香港人所希望的。但是，要维持现状和发展民主，决不能沉默，靠的是香港市民的积极努力，靠的是香港市民上街大声疾呼。

本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1、回归十年，香港民主派的呼声。汇集李柱铭、司徒华、陈方安生、刘慧卿、何俊仁等民主人士的言论；2、海外政要谈香港回归。主要是汇集统治香港的英国政要撒切尔夫人、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卫奕信等言论；3、学者、专业人士评论；4、海外媒体报道和分析。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大陆官员谈回归，大都千篇一律，充满了歌功颂德、阿谀拍马的献媚之词，不汇集列入罢了。

●回归十年，香港民主派的呼声

▲香港前线召集人刘慧卿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胡主席：

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经济向好，市面繁盛，更有传媒报导胡主席阁下可能大驾光临，实为回归盛事锦上添花。

可是，回望过去十年，香港是否如外表般文明进步呢？首先，政制改革了无寸进，人尽皆知，立法会至今还保留一半的功能组别议席，行政长官更加由800人小圈子投票产生，市民所欲的全民普选仍然遥遥无期。同时，回归后立法会的权力就连殖民地时期的立法局更不如，再加上引入了分组点票机制，议员对政府的监察力被大大削弱。更甚者，民选产生的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却在回归后遭取缔，区议会恢复委任制，民主改革不单不进，更是大倒退。

另一方面，香港赖以成功的独立司法制度屡受冲击，人大数次释法，严重破坏法治。言论自由也渐渐萎缩，特区各种压缩言论空间的举动，包括在2003年 7月1日激发超过70万人上街的《基本法》第 23条立法建议，早已在社会造成寒蝉效应，学术界、商界及传媒等各界的自我审查日趋严重，大家都怕开罪北京，不敢随便表达意见。

而一向直话直说的民主派人士，却因为争取民主普选等逆耳忠言而被打压成异见者，部分党派人士包括前线成员更十多年不获发回乡证，无法踏足内地。身为中国公民却无法自由进出中国，不是我们之耻，而是国家之耻！胡主席，难道这个事实不令你啼笑皆非吗？

是年六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座谈会中，更出言警告港人不要以为本港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表明“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二款，列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而《基本法》第二条亦清楚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换言之，香港的自治权应跟随《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如果按吴邦国先生所言，改为跟随中央的“授权意愿”，岂非变成了“高度人治”？我们希望，这只是吴邦国先生一人之误解，而非整个中央政府的误解。

还记得2003年年中，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会就2007/2008 双普选进行咨询，怎料他在该年年底上京述职后，咨询便不了了之，人大常委会更于2004年4月主动释法和作出决定，否决香港在 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及2008年普选所有立法会议员。特区政府即将推出政制改革绿皮书咨询公众，中央高级官员却在此时公开说这一番话，实在令香港人非常担心历史会重演，令有关普选的咨询再度流产。我们更忧虑中央可能再次释法，削减特区的自治权。

香港有今日的成就，全赖法治和自由。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香港人，没有全面民主普选，最终会危及法治，削弱自由，令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一一粉碎。所以，香港人必定会坚持到底，继续争取落实普选。

事实上，市民有关政制改革的声音早已非常清晰，就是尽快落实全面普选。所以，我们衷心希望胡主席能够聆听香港市民的声音，尊重香港人的意愿，响应诉求，让香港于2008年落实立法会全面普选，以及于 2012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为香港长远延续安定繁荣和国际地位打下最稳健的基础。

我们前线联同其他民主派人士呼吁香港市民，于七月一日回归十周年那天上街游行，表达对民主普选的诉求。能够如此近距离亲耳聆听香港市民的集体声音，千载难逢，我们恳请胡主席到时密切留意，并尽快回应港人诉求，支持香港落实全面普选。

前线召集人

刘慧卿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副本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

▲参加七一大游行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认为，香港过去十年的民主步伐非常慢。香港现时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对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大会上所言“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陈方安生认为，有关说话已有很多中国领导人说过，胡锦涛不须刻意再这么说，相反，她认为胡锦涛的讲词中，重要的是说明要落实一国两制。

她表示，中央害怕香港的民主步伐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要令中国政府知道，由于香港跟中国其他省份的社会、政治以至民生都不相同，所以，中国政府的忧虑是无根据的。再者，香港的普选与“一国两制”，彼此亦没有矛盾及冲突。

今年连续第三年参加七一游行的陈方安生认为，香港回归后的十年，民主步伐非常慢。她谓，中国主席胡锦涛所讲的和谐社会，本意应该是特首及其官员要有包容的态度，接受不同的意见，并且要真正听取市民的声音。

▲香港民主党创始人立法会议员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香港有良好的法治，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这是因为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然而，回归10年来他仍然不知道香港何时才有真正的民主。

李柱铭说：“因为香港立法会受中央控制的，如果法律削弱了我们的自由，那法庭也没有办法。所以香港真正要落实一国两制，保障我们的人权，我们是不能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哪一个时候才有民主。本来根据基本法附件，我们是回归后10年可以有民主的，但是2004年中央政府透过人大常委会，说我们香港07、08年不可以有双普选，到现在为止，也不肯告诉我们那一年我们是可以有民主。”

李柱铭指出，一国两制是否真正成功落实需要从法制的角度衡量，然而过去10年来，法制方面的表现不佳。他认为，人大常委3次释法是不好的做法，他担心北京还会有第4次释法。

李柱铭说：“他们说我们的法庭越权，说我们的法庭根据基本法是没有权再司法复核。如果我们的法庭没有这个权，政府就会凌驾法律之上，这是不行的，可是他们现在有这个看法，也说出来了，是不是可能有第4次释法？那就糟糕了。”

李柱铭指出，基本法中写得很清楚，也就是回归后10年就可以透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所有议员。他认为，香港人所争取的民主是中央政府从基本法中给予香港的，香港人对民主的要求并不过份。

对于特首曾荫权说过希望2012年时可以举行行政长官普选，李柱铭认为，届时的选举会是假的选举。他说：“香港人可能在2012年、可能是2017年时用一人一票选举我们的首长，但是提名只可以北京挑选，通过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员会来选，香港人只可以选举北京挑的两个人中的一位作我们的首长，这不是真的(选举)。”

李柱铭表示，从短期来看，他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感到悲观，因为他看不到什么时候香港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从长远来看，他是乐观的。他说，目前全世界都向民主之路迈进，他不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永远阻挠民主的前进，他相信中国最终会有民主，那时香港一定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基本法全部的条文里面没有“行政主导”这四个字，但是关于司法部门就有写明，香港的法庭和终审庭是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到剩余权力这个问题，假如有的权力在基本法里面没有写明，那就要通过人大释法去解决，但是人大释法在基本法里面也讲得清楚，是要由香港的终审庭在审判之前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终审庭作出的判决，人大释法是不能改变决定，只能在以后去遵从。他说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但是中共你又提出“一国两制”，这句话与“一国两制”对照一下，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在基本法里面规定，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在基本法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你只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实行单一制的社会制度。这很清楚地与香港基本法相矛盾。其实香港的长期稳定最紧要就是要有法治精神，最重要的就是遵守基本法，不是违反基本法。吴邦国的话中有很多违反基本法里面的规定，这样的话就会令到人们对基本法失去信心，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这样才是真正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

司徒华指出，中共人大曾经两次违法对基本法的进行解释，其中2004年的释法更压制了港人的民主讨论。

司徒华说：我们看一下过去关于居港权的问题，终审庭已经做出判决了，但是人大释法修改了终审庭的判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违反了基本法。人大释法的范围只限于中央所管理的事务，即是国防、外交，以及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普选这个问题是香港自己内部的事务，香港人自己可以讨论，至于讨论的结果能否过所谓的三关，即是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请人大常委会备案或者批准，其实香港人完全是按照程序来做，没有违反基本法，反而你（中共）在香港人还没有讨论结束的时候，一开声就释法，压制香港人的讨论。

他呼吁市民在7月1日的大游行中上街维护基本法，争取民主普选。

对于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北京会上宣称，行政机构要化解社会上的政治对立，司徒华指出，实现民主才是解决社会对立的真正良方。

司徒华说，其实要化解社会上的对立，是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假如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不同的意见都有讨论的自由，通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去化解，所以民主不是制造政治对立，民主是化解对立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看到很多和谐稳定的国家都是民主化的。实行专制独裁的地方，它们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对立，实质上他们只是将对立压抑了，成为更深层的、更激化的矛盾。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天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缺乏真正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民众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保障在恶劣情况下可被恶法剥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安逸。

他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年来，香港市民表面上仍享有自由的社会与生活方式。例如港府曾试图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的目标而立法，却因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余万人上街游行而终止。

在政治自由方面，何俊仁说，香港的反对党，例如民主党与新兴的公民党、社民联可自由运作，被视为反对组织的支联会等也可继续存在与活动。

此外，每年悼念“六四”的集会以至于不同政见团体的游行也得到容忍，这些都是港府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体现指标。

不过，他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关都有绝对约束力，所以北京当局可无约制、无规范、随时地行使释法权力来干预香港事务。

例如，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日前说，“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中央给多少就是多少。”

何俊仁说，吴邦国的谈话是否暗示北京可透过释法收回香港的部分自治权？如果是的话，就是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与中国对国际社会及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

他表示，二零零四年中国对香港的政制释法，不但全面收紧了政制改革的审批权，更藉此否决了二零零七与零八年的全面双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全体议员民选）的机会。北京行使释法权，如同在香港特区制度上安装了一个紧箍咒。

他进一步表示，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经历了民主倒退，北京不信任民主制度，设计了“选举为名、委任为实”的制度来产生行政长官。

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的权力被削弱，包括在一九九八年实施比例代表制，既打击民主派的胜算，又制造了民主派内部的矛盾。

在新闻自由方面，何俊仁表示，香港大部分传播媒体已出现新闻“自我审查”现象，背后的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有商业的考量，总体来说，亲港府与亲商界的保守利益集团不时在北京当局无形之手的影响下，向传媒施加经济压力。

至于北京当局对个别新闻集团的直接影响更不用说，二零零四年，香港商业电台三名“名嘴”级传媒人士即先后被迫封嘴。

综合以上种种，何俊仁说，由于香港缺乏真正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香港市民享有的自由与权利在制度上的保障是脆弱的，在恶劣情况下，可被恶法剥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安逸。

▲今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第一次参加七•一大游行，他对现时的民主步伐表示不满，他更批评策发会过去的工作，他说，策发会不是研究如何实践普选，而是研究如何没有普选。他还表示，正等待特首曾荫权如何落实他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即在任的五年间彻底解决普选问题。陈日君更期盼发表的绿皮书，会获得大多数香港人的接受。

▲林子健：导致香港媒体自律。香港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说，香港回归10年，新闻自由越来越差，北京通过各种方式，导致香港媒体自律，对中央认为敏感的话题少说、不说，中央政府干预的手法也趋于细腻。他说：“我们知道这两年民主派多了一个名称，叫反对派。以前是没有的，现在用到我们身上。虽然在政治学里面也没有错，可是我们中国人一听到‘反对派’就会感觉不舒服，产生反感。所以在可以看到政府是怎么用文化、文字、传媒等各种手段来控制我们的。”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向表示，现在立法会享有的权利，比回归前还少。他说：“1995年时，当时的港英政府取消了区议会的委任议员。但在回归之后，却加了委任议员，我相信这很明显是退步了；还有95年时，九个功能组别的议席差不多可以说是普选的，现在的功能组别是回到以前小圈子选举，很少选民投票，所以这也是退步的民主的选举制度。”

●海外政要谈香港回归

▲撒切尔夫人谈香港回归，认为“一国两制”不合时宜。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周年临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承认，主权移交前担心香港前途是过虑了。

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时表示，她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曾担心香港在中共统治下不能繁荣昌盛。她说，她没有对香港十年来的发展感到失望，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当年担心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的发展，但事实证明，现在大部分这些忧虑都是没有根据的。

当谈到“一国两制”时，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早在香港移交前就制定了“一国两制”政策，目的是要针对台湾问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两制”当年看起来就不妥当，现在就更不合时宜了。

撒切尔夫人说，她首先不认为这是香港的前途，她希望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但当这变得不可能时，她看到了维持香港独特性的机会，就是把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引用到香港。她说，她在谈判前曾恭维邓小平的卓越成就，因为在谈判前赞扬对手是个好主意，事实上，大部分人喜欢受到恭维。

撒切尔夫人承认，香港的全民普选进程缓慢，但民主改革的步伐要视乎中国的发展。她表示，对当年与中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谈判陷入“不可能的境地”感到遗憾。

5年来，撒切尔夫人首次接受采访，她透露，她对没能让邓小平同意允许英国延续对香港的租借感到非常失望。她说，1997年英国和香港长达145年的关系降下帷幕，从而终止了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海外领土，她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香港主权回归交接典礼举行当天，香港下起了滂沱大雨。撒切尔夫人说，自从在倾盆大雨中出席了交接仪式，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香港。她说：“我感到非常失望。英国的雨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不需要再到国外去碰到大雨天气。”

▲“末代港督”彭定康表示：香港回归十年，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对香港一国两制存疑之后，彭定康在伦敦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也批评中国在香港实施民主“拖拖拉拉”。他认为，港人的教育程度及现代化政治环境，绝对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他说，香港过去10 年，在民主化进程上没有什么进展，令人惋惜，事实上目前的情况，是退回1995 年前。

不过，彭定康认为，香港早晚都会有所改变。他说，“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迟早会透过投票箱治理香港，而此事愈早发生愈好”。

他希望香港能有机会向中国示范，引入民主不会出现失控。他说，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是法治、廉洁、市民对公务员的信心，以及拥有公民的感觉，“但最重要的贡献，是来自香港人自己，尤其那些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争取得来的民主，比英国给予过的更多”。

当记者问到有建议指港人参选特首前要先经北京“筛选”，是否有违《联合声明》对民主的构思时，彭定康未有正面响应，只说世上有很多种民主，人们能分辨哪些是真民主，“当你看到一个公平和不公平的制度时，你们一定能够分辨出来”。

▲ 台湾总统陈水扁谈香港回归：无主权就无民主。

陈水扁针对香港移交中国10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评论说：“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阿扁总统电子报》中表示：“10年来香港像是被关在鸟笼中的小鸟，只是这个鸟笼愈来愈小。”他表示，与香港同为华人社会，台湾历史发展的结果却如此迥然不同，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

与此同时，台湾几个学术机构组织讨论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施10周年进行回顾和反思。与会者普遍认为北京宣扬的“港人治港、高度自制”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前总督卫奕信勋爵谈心中的香港。

在香港主权移交转眼已届10周年之际，曾经经历香港转型并曾参与香港前途谈判的前香港总督卫奕信勋爵接受了BBC中文部的专访，畅谈当年的往事，并忆述其心中的香港。他解释说，其实，香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片弹丸之地所经历的转变。

卫奕信勋爵从1960年代开始与香港拉上关系，历任香港政府的政治顾问（political advisor）、香港总督等要职，任内经历了香港在主权移交前一个最重要阶段的变革。

他提到自己在1960年代到香港，当时是坐船去的。船驶进鲤鱼门海峡。香港海港两岸都是寮屋。如果与现在的海港比较，现在，两岸都是庞然巨楼，充满财富。在当年，生活水平确实是原始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到香港的未来。

他说，这是因为所有的小孩都穿着整齐，都穿上白衬衣、熨得笔直的裤子，他们的父母都确保自己的小孩都可以得到最佳的谋生机会。而他经常记得的就是这种“向上爬”的能力、这种追求成功的毅力。

虽然他任内花了不少时间处理关于香港前途的问题，但是，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并非政治方面的成就。

他说，长远来说，他最感到骄傲的是教育事业的拓展。他特别记得在其前任尤德爵士任内宣布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大学在他任内竣工开幕。他对这所大学的成功，以及高等教育的拓展感到无比的骄傲。

不过，无可否认的一点是，香港的政治改革问题与卫奕信勋爵结下了难解的关系。他担任港督期间，香港陆续出现了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激烈争议。民间出现了不少要求立法局实现直选的呼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1987年决定放弃让香港立法局推行直选的想法？

卫奕信勋爵解释说，他当时考虑的有多个方面，其一，香港人真的想多快速有改变。部分人想改变得快一点，部分人想改变进行得慢一点。他说，很明显的，当时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其二，中国仍然没有起草香港的《基本法》。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法》与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之间应该有所谓的\"接轨\"。他说：\"这会导致香港有可延续的情况的出现。这会对所有人有利。如果香港朝一个方向走，但是，《基本法》所说的是很不同的话，很明显的，可延续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对香港人来说，在香港临近主权移交之际，一个最热门的题目是对前途的信心问题。但是，刚好在这个时刻发生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示威事件。香港人也明显出现了不安。卫奕信勋爵当时作为港督，他和香港政府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他说，当时是令人害怕的时刻。他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地区发生那些事情前大约一个星期与一位路过香港的非常高级的中国官员私下商讨。当时这位高官说，是不会发生政府动用武力赶走示威者的，但是，后来就是动用了武力。他说：\"这是我们害怕会发生的情况，这是因为，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生，又如果有大量的人被杀，这对香港有很坏的影响。\"

他说：\"在我的经验之中，我从来没有看到香港的信心跌到这么低。\"

香港主权移交已经10年，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英国仍然对香港有道义上的责任？卫奕信勋爵用了一个拉丁文用语locus来作解释。locus的本义就是位置、地位。他说，英国处于一个位置确保协议得到实行。不过，他特别指出，香港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是中国主权下的中国土地。可是，他同时强调，英国在香港问题方面有很悠长的传统，如果装扮成英国与香港无关，这是荒谬的。

卫奕信勋爵明显是对香港有一定的情谊的。他离任后获册封为勋爵，封号内就包括了香港新界的粉岭地区。那么，他如何看香港的未来？

他说：“首先，我很高兴看到香港可以好像现在一样变得这么成功。但是，在1997年后的几年，港人经历了一段悲观的时期。因此，我会说，香港生存的根本是乐观，是向外界显示，它可以克服所有的问题。因此，如果他们担心来自其它地区的竞争，举例说：上海。不要相信，是香港与上海之间只选其一，其实是可以两者并存的。只要香港具备竞争力就可以。因此，我会说，保持乐观的态度，保持港人一贯的动力，这样，香港就会成功，这样就会为港人带来美好的生活。”

现在，卫奕信已经离开政坛，改为担当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Peterhouse College）的院长。

●学者、专业人士评论

▲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先生发表文章《“行政主导”意在摧毁香港司法独立》。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吴邦国在《基本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行政主导”。这是一个信号：三权分立将要准备转向行政一元化主导，港人治港将要准备转向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图治港，高度自治将要准备转向低度自治。

这篇讲话当然没有法律效力。“依法治国”的提出，应该意味着“依讲话治国”的结束。问题是他提出了“行政主导”的新概念，并且拿出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的语录作为立论的根据。

反对三权分立无疑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无疑不是法律。看看《基本法》第十六、十七、十九条，就清楚了。《基本法》没有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权，定义为“主导立法和司法的”行政管理权；没有把立法权定义为“被行政主导的”立法权；也没有把司法权定义为“被行政主导的、不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都没有。相反，《基本法》说得明明白白，“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享有立法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见《基本法》不是接受了而是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同样，所谓“行政主导”，乃是委员长今天的一家之言，代替不了法律。

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有他的根据。反对三权分立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纲领。邓在大陆的底线是：三权不得向党閙独立，必须统一于党中央。1957年，他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从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国务院的司法部、监察部及其下级机构中，清洗了一批敢于顶抗党的干涉，坚持独立审判，要求依法监督的“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废止律师制度达二十四年之久，培养了一支以护党为忠，以枉法为荣的司法卫队。这场反右派斗争，取缔了言论自由，摧毁了司法独立，使中国进入了党权统率三权的新纪元。这种党权统率三权的体制，干起无法无天的坏事和怪事来，往往比干合情合理合法的好事更方便，效率更高。邓小平有经验了，司法独立是一党专政必须扫清的障碍。但是，他在大陆积累起来的这种经验，在港人面前很难启齿。在起草和通过《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最后载入《基本法》的，仍然是港人所熟悉的普世规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制衡和监督，而不是邓小平心目中的“党委一元化领导”。现在提出“行政主导”，是指望它能够成为一党专政在香港的代用品。但是，难道行政一元化优於党权一元化？谁敢打包票？谁愿意“缴学费”？所以港人有充分理由认定：既然有《基本法》在，当然应该护法，而不应该去追求什么花样翻新的“行政主导”。

不可低估这篇没有法律效力的讲话。在中国，领导的作用，远远高於法律的效力。而这篇讲话所体现的，正是中共中央港澳小组的意志。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从而更加凸现了坚持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坚持司法独立、坚持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北京学者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我看回归十年的香港》。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香港的繁荣来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归后的香港，虽然“一国两制”的架构依然运行，但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虽然近几年开放了“自由行”，但独裁政权允许的自由行，既是旅游观光购物的“半吊子”自由，也是区别对待的政治歧视，人为地隔开了一国的两地：亲北京的港人可以自由出入大陆，而民主派人士和坚持批判立场的媒体人却不得入内。一些中共黑名单上的港人甚至被吊销了回乡证，司徒华、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香港著名政论杂志《争鸣》、《开放》、《前哨》的主持人，都无法进入大陆……独裁中共的冷血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否认，六四以来十八年，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维持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从跛足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的中共政权，自然也把经济收买如法炮制到香港。为了平息港人的政治不满，北京在力促香港经济复苏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比如自由行，虽然充满了政治歧视，但其客观效应基本是正面的，既为大陆人的出入境自由开了一个口子，也能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的实惠，更为两地的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言论管制下生活的大陆人，可以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资讯。一方面，那些被特准可以自由行的大陆人，前往香港旅游的疯狂劲儿，致使香港的旅馆供不应求；大陆富豪们在香港购物时，一掷十万金、百万金、千万金，让香港的商家喜不自禁。另一方面，自由行开放以来，禁书禁刊也成为大陆游客所爱，特别是那些揭露中共黑幕的书刊尤为大陆人青睐；港人的游行、示威、集会也成为大陆人观光的风景，一些大陆人还特意在六四期间或七一期间前往香港，为的是能够亲临维园的烛光纪念大会或参加七一游行，体验一下香港的自由和港人的民意。这些对闭塞的大陆民智而言，其突破禁锢的启蒙作用，甚至远远超过经济利益。

其实，北京政权不是不想打碎“一国两制”的构架，从它接收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经济收买和政治施压的双管齐下，不断尝试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钦定唯北京马首是瞻的特首是第一步，逼迫前特首董建华强行通过23条立法是第二步。但北京政权对港人的了解实在有限，也偏听偏信那些抱北京粗腿的香港名流，以为香港仅仅是经济城市，港人也大都是物质动物，只要给香港不断地送上“经济大礼”，就可以在政治上摆平港人。2003年七一前夕，中共总理温家宝在6月29日亲访香港，不但送上CEPA经济大礼，而且做足了亲民功夫。意在用过恩人式软权力收买港人来贯彻独裁权力意志，降低即将开始的七一游行的强度和广度。

然而，北京政权再次打错了算盘，根本想不到港人捍卫自由港的政治意志如此坚定，敢于抗上的政治勇气如此高昂。所以，当反对23条的七。一大游行迸发出50万港人的磅礴气势，让温家宝看到了普通港人超越铜臭的高贵道义心，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东方明珠的真正闪光。与那些向北京强权出卖良心的香港大亨相比，普通港人才是政治智慧和道义精神的富有者，而那些大亨们则早已沦为精神乞丐，不过是为了赚钱而被中共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举世瞩目的七。一大游行，既让傀儡特首董建华难以交代，更让北京政权手足无措。为了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胡温体制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回应港人民意。当董建华政府不得不搁置23条，中共各类高官纷纷声称尊重港府的决策。但看得出，这是囿于“一国两制”承诺的无奈，透露出一种难言的“苦涩”。

经济收买之外，中共的另一统治策略是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压人，一方面宣扬“爱国才是爱港”的独裁爱国主义，另一方面让亲中人士及其媒体高举爱国旗帜，对香港民主派进行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和道德审判。当爱国与暴力语言、与胡搅蛮缠、与泼粪之类言行同流合污之时，丑陋的“流氓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利器和大棒，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北京政权在承认大部分参与游行的人爱国爱港的同时，指责一小撮人反中乱港，其潜台词是大多数港人被一小撮利用。中共如此定性7.1大游行，也让我想起十四年前中共对八九运动的定性：参与八九运动的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而制造“动乱”、“暴乱”的是一小撮躲在幕后的“黑手”。 事实上，这种双面爱国主义统治术，不过是北京政权惯用的统战权谋而已。当时的中共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针对7.1大游行的发言，已经道破这种权谋的用心：“团结大多数而孤立一小撮”。

然而，无论是政治高压还是经济安抚，都是独裁制度的权力傲慢的表现。只不过，这种权力傲慢，有时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有时是明智独裁者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现在，依仗着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北京政要们陶醉在“大国崛起”的神话中，再次尝试将独裁意志强加于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北京政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权力傲慢。在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

吴邦国的这种宣示，引起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强烈关注。因为，如果吴邦国的宣示真的施加到香港，就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死亡。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前港督彭定康公开批评北京政权拖延香港民主化进程。香港民主派代表人物，如陈方安生、李柱铭、司徒华、涂谨申、何俊仁、陈日君、孔令瑜等人，纷纷质疑吴邦国的讲话。就连一向温和的资深报人林行止也在《信报》发表评论认为，吴邦国有关《基本法》的谈话，显示香港必须从“两制”向“一国”倾斜，北京给香港回归十年的赠兴就是“我作主子你当家”！

与此同时，针对吴邦国的讲话，香港民主派提前展开行动，泛民主派议员发起长跑，争取2012年“双普选”；民主党举办研讨会审议民主进展，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开始再次筹办七。一大游行，希望前来参加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的胡锦涛能听到香港市民的心声；民调也显示，港人多数赞成双普选，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作为仍然生活在独裁大陆的我，为每年六四祭日闪亮在香江畔的烛光而感动，更为自2003年以来的争取“双普选”七。一大游行而振奋。在我的眼中，十八年如一日的烛火，是东方明珠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为点燃这不灭烛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维护正义和反抗暴政的良知。

遥想2003年7月1日的反23条大游行，港人为自己、也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创造了搁置23条的政治奇迹，见证了港人民意的胜利和傀儡港府及中共治港政策的失败。那是体制、民心、大势的合力，迸发出远比独裁意志强大的力量，自由制度是港人捍卫自由的最大资本，港人民心是反抗独裁的最大力量，世界大势是对港人的最大支持。

从长远的角度看，港人抵御大陆化和保卫自由的最佳途径，一，齐心协力地，直接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特别是特首的全民普选；二，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保卫香港的自由制度，不仅是港人的、也是大陆人的神圣责任；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大陆人的、也是港人的神圣责任。因为两者都是全中国人的自由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大陆人也享受到了自由，港人的自由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北京的学者江棋生发表文章《一国良制 人间正道》。

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针对台湾问题祭出了一国两制的招法。后来，邓小平将其先行用于香港的回归，我认为不是出于“伟大的构想”，而是迫于无奈，别无选择：1898年签立的不平等条约即将到期，若再和英国人续签，是很没面子的事，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而收回香港搞社会主义，他又断乎不敢。1997年7月1日，香港脱离英国管治，改由“港人治港”。应当说，10年来，香港继续保有资本主义制度未变，这是基本事实。

中国大陆和香港以不足20米宽的深圳河为界。然而，同是黑眼睛、黄皮肤的龙之传人，却因区区一河之隔，身历两重天地。我想，假如在大陆搞个公投，题目是：两边两制，谁优谁劣？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别的不消说，单举两条紧要的，就可知道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一是在潜规则盛行的大陆，当贪官是硬道理；而在按明规则办事的香港，当清官是硬道理。二是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而在香港，人权不容侵犯至今依然是硬道理。

今日之大陆，几乎无官不贪。挤进官场者，在潜规则的制约之下，已经不是想不想贪，而是不能不贪的问题。否则，被淘汰出局的概率极高。粗略说来，能当成清官的概率恐怕不到万分之一。剩那一大堆，皆贪官也。那么，当贪官的风险又是如何呢？贪官被揭露、被惩处的概率极小，恐怕不到千分之一。因此，经过现实的利害计算后，官场中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不难明白：当贪官才是硬道理。

今日之香港，几乎无官不清。进了官场，在明规则的约束之下，一般来说，全然没有贪的必要。而一旦心里痒痒，一时冲动伸了手，被捉拿归案、身败名裂的概率有多大呢？在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之间。也就是说，其风险为在大陆当贪官的500倍至700倍。因此，香港官场里的人心里清楚：当清官乃是硬道理。

一个盛产清官的制度，显然优于盛产贪官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今日之大陆，民众在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合法伤害之后，如果咽不下那口气，能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公道吗？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很难。其难度与一个人想当清官的难度可有一比。大家知道，有条主要的渠道叫上访。但是，漫漫上访路上，又要历经多少苦难和屈辱？被搪塞、被糊弄就不去说了，被截访、被拘禁、被劳教也已司空见惯。而最后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也就千分之一二。还有条渠道，叫做民告官。但是，法官也要吃香喝辣的，三权不分立之下，他们不听政法委的，能行吗？所以，一介平民能把官告倒，那就象人咬狗似的，委实是条大新闻。最后，是由官方媒体曝光，出出恶吏的丑。不过，这种曝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不该曝，曝多少，都由官府掌控。计划外的曝光则需要有良知、有胆量的记者和编辑拍案而起，捅出去再说。然而，他们多半会被“严肃查处”，甚至丢掉饭碗、被抓起来坐班房。

“正常渠道”的习惯性梗塞使民众承受不了合法维权的代价，于是大部分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当冤大头\\x{2014}\\x{2014}这成了硬道理。倘若少部分人怒气攻心、激出变乱（群体性突发事件），则素以推委著称的官府会漏夜启动应急预案，迅即派出军警弹压，并将“带头闹事”者立马绳之以法，其他人则又无奈地融入冤大头之行列中。应当承认，大陆民众中真正豁出去走“非常渠道”，通过互联网寻求正义、讨回公道的，还很少。

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这意思是说，不当，就是犯傻。而在香港，情形则恰恰相反：民众当冤大头，那才是犯傻呢。在香港，民众的基本权益一般不会受到来自官府的伤害。如果受了伤害，则维权手段既多，又管用。例如，可以通过不愿“自律”的民办传媒揭露，可以让民选立法会议员批判，可以去司法独立的法院告状，可以上街集会、游行抗议，还可以组织自己的独立社团进行博弈、抗争\\x{2014}\\x{2014}这五项政治权利，对大陆民众来说，可完全是镜中花、水中月啊。往后如果能冲破大陆官方的阻挠，争取到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那局面将更为改观。在香港，受害者如果忍气吞声，民不与官斗，那可真是奇了怪了。而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则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

一个人权不容侵犯的制度，显然优于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判明了谁优谁劣，再来看所谓一国两制，它，不就是非要护着那个盛产贪官的制度吗？它，不就是非要留着那个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吗？依我看，这个一国两制，说好听一点，是权宜之计；说难听一点，是歪门邪道\\x{2014}\\x{2014}不论好听难听，都长久不了。时至今日，但凡有一点政治智慧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大陆像香港那样，建立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明规则运行的良好制度，又有什么不妥、不当、不好呢？大陆民主化了，台湾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一国良制，方是人间正道。

其实，对世界政治生态来说，又何尝不是正在走向一球良制呢？在政治全球化的浪潮中，山西黑窑奴工式的社会返祖现象要化掉，一切极权、后极权的制度要化掉，任何形式的专政制度要化掉，最后达于一球良制：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制度。当然，作为良制的现代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提升；若有比它更好的，则理应让贤，让位。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居住在深圳的自由撰稿人赵达功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好，就是都往香港跑——香港回归十年感慨》。

文章写道，其实，早在150多年前，大英帝国的女王就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圈出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

不得不承认，邓小平的“画圈”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门，开启了后极权时代；而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画圈”则历史性的促使清王朝的灭亡，对于弹丸之地的香港的历史意义更是延续至今。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7月1日生效。截至1997年算下来，英国人统治香港本岛155年，新界100年整。

当年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曾使大清政府惶惶不安，抗英的林则徐成了民族英雄。其实，留辫子的中国人大都懵懵懂懂，哪里有民族主义情绪。据史料记载，清英两国在广州交战，广州市民兴奋得站在远处观战。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不就是鞑虏与洋鬼子开战嘛！梁启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意义》文中写道，“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梁启超的话，表明不承认满洲人是中国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更是直截了当把满洲人当成了外国人。

对于历史，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先入为主的考察，并以此定论，往往就会走入歧途。客观真实描述历史，应该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试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我们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看法就是，中国可能还处在清王朝统治下，即便不是清王朝，那也是改朝换代，成为另外一个王朝；中国男人可能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中国女人还在裹脚，中国人还在使用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中国的教育“子曰”和科举……

纵观世界历史，所有的落后民族，落后国家，都被欧洲列强侵略过，包括亚洲的日本。这种侵略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传播了科学和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正面的。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同样，没有英法的入侵就没有今天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只不过，其他许多被入侵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了，而中国依然还在延续专制制度。

如果不是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十年前的香港怎样？今天的香港怎样？与中国大陆比比，从社会制度上，从老百姓安居乐业上，从人权和自由上，香港那一点不比中国大陆好？！不要跟我说“爱国”，这个“爱国”往往就是“爱政府”，这个政府有什么可爱的？不管是100多年前大清帝国，还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裁政府，专制制度，可爱吗？

不要跟我唱什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高调，老百姓的语言还是朴实实在，一句“社会主义好，就是都往香港跑”，却表达了人们内心世界对香港生活的渴望。香港人民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殖民地生活，这个殖民地的生活是个什么状况呢？自由、法治、人权、富足，可当描绘。香港从没有三反五反镇反，也从没有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更没有大陆三年人祸饿死数千万人民的惨剧，也没有如今在大陆依然盛行的童工、奴工现象，这就够了，这一切都证明香港社会的确比大陆好。怪不得二十年前中国学者刘晓波博士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讲：“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刘晓波的话，当然有道理，香港的今天就是明证！不过，我不赞同的是，如果中国认真学习西方，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如同今天的台湾，何必非要殖民化三百年？

中国大陆人偷渡香港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香港已经回归十年，偷渡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只有专制贫穷国家才会生产难民，中国难民充斥全世界，朝鲜难民不断通过中国大逃亡，越南、缅甸有难民，谁听说过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逃到中国来避难？

最近两年，大陆人开始通过生孩子“逃难”到香港，就是想通过在香港生产孩子使其成为香港居民，这些跑到香港生孩子的中国人可不是贫穷的老百姓，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有钱人。中国大陆人是穷人偷渡，富人“生孩子”“明渡”，就是说，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喜欢香港，都热爱香港，哪一个真正热爱大陆呢？尽管许多人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他们向往的是香港的社会制度。

去年的一天，我有个做生意办实业的朋友到深圳来对我说，他要买一个西方国家的绿卡。我问他，为什么呢？不是好好的吗？他说，没有安全感，老老实实做生意，总是被官权骚扰，不是索贿就是欺压，实在受不了了。

有人说，现在的香港人都往大陆跑，说明大陆比香港好。这可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别说香港人往大陆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哪个国家的人不往中国跑？人家跑来干什么？做生意，赚钱。除此之外，难道跑来中国大陆定居吗？我居住的小区有300多香港人，人家图的是深圳房子比香港便宜，有些是在这里找了老婆，但人家香港人的身份没有人愿意放弃。

深圳比邻香港一桥之隔，香港人民还在为民主、为普选大声疾呼，大陆人却在专制制度下默默无声；香港那里享受着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治，到香港你可以听到、看到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上不同的声音，而在大陆，媒体完全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人们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香港人民向往民主自由，2003年七一大游行震撼了中共专制集团，23条立法不得不搁置。谁能相信共产党承诺的“一国两制”？

▲资深评论员、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吴邦国、黎智英、香港》。

文章说，这十年，中国为了面子，为了“垂范”台湾，要努力实现“一国两制”的承诺，但是它崇尚权力与贪婪的本性，使它无法真正兑现承诺。开始说香港只要换一个港督，换一面国旗，其他甚么都不变，现在呢？在回归一年后再听不到中国官员“五十年不变”的金口玉言。一九九○年通过的“基本法”声称除了国防与外交，其他都给香港高度自治。别的不说，中国就轻举妄动的进行了四次“释法”，把香港“终审庭”变为“中审庭”（中国或中间之谓也），践踏了香港最宝贵的司法独立。

为了要表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制造香港人拥戴共产党的景象，这十年来，共产党致力於改造香港人基本价值观的工作，除了中国官员与喉舌百般宣传共产党专政的合理性，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更重要的手段是渗透香港民办媒体潜移默化的宣扬这些“主旋律”，向香港人洗脑。就连号称最反共的报章，也把共产党总书记、中国总理匿称为胡总、温总。

他们要剷除香港的基本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六四不是屠杀；二，香港的繁荣是中国的支持而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必须依靠中国才有前途；三，因此香港人拚经济就可以了，不必民主与法治。

于是中共外围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声称六四不是屠杀，要香港人拿猪给坦克压压看能否成为肉饼。但是香港以更多人抗议与悼念来回应。马力落跑广州几个星期没有露面，据说等七一胡锦涛来香港时“马假胡威”一起回来。

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时，叫嚣“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一位六四前从中国移居香港的媒体人则在报章撰文说：黎智英（壹传媒老闆）“恍如被吴邦国一棒打断了尾巴，一刀割去了睾丸”，“几个泛民派也一齐出来作出被阉状”。但他也指出，“吴邦国的话首先说给香港手中有权的人听。”也就是特首等特区政府官员。

於是因为香港海关与卫生署要求中国进口的三款毒牙膏下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竟要求香港海关尽快恢复三款牙膏在香港销售。的确，中国没有授权香港海关有对中国商品下架的权力，他们怎么可以滥用“剩余权力”呢？

也因为中国的恶形恶状，认同“中国人”的香港人只有少量增长，对台湾更是反面教员。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山东的自由撰稿人牟传珩发表文章《邓小平“一国两制”紧箍咒——写在香港回归10周年》。

文章说指出，邓小平套在“一国两制”上紧箍咒，是他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出的“圣旨”。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还十分蔑视“普选制度”说：“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众所周知，邓的所谓“爱国”观念，就是爱中共的领导。为此，邓小平指示要防止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所以，在起草基本法时，要套上个紧箍咒。

其实，吴邦国的上述言论，就是在念这个“邓大人”的紧箍咒。北京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对香港权力运作“非干预不可”，就是要牵制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吴邦国的此番“权在中央，香港没有剩余权力”言论，尤如重磅炸弹，立即引发了香港政坛的极大震荡，导致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大大下跌。此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下滑了8个百分点；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比4月份的调查结果下跌5个百分点。基本法前草委、民主党李柱铭表示，吴邦国以至多名香港亲政府人士，近日发表“行政主导”、“权在中央”等言论，恐怕是人大常委会再次释法的前奏。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保证，上任后5年内要解决香港的普选问题。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一直在收集社会各界方案，今年稍后会推出政制发展绿皮书，向中央提交香港的主流普选方案供北京参考。民主派普遍认为，中央这次是有意“明示”香港的政改方案不能“太出格”。为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在7月1号借中共领导人来港庆典之际，再次举办七一大游行，表达抗议之声。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说：“让他们想清楚我们权力的来源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中央政府。我虽然很反对他们的言论，不过我要多谢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做多方面的思考。我相信香港市民会知道我们自己权利的来源来自那里，然后会珍惜我们的机会，在7月1号上街游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最大的民间社团，参与的民间团体将近50个。此前香港七一大游行最著名的两次分别发生于：2003年以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和2004年为“争取07、08普选”游行。主办单位估计，那两次的游行人数都超过50万。

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创举和伟大的业绩，而忽视了潜藏于这一“创举”深层上的悲哀、无奈和危机。中国大陆用暴力推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中共的一贯政策，本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发端于一个半世纪以前，旨在统一世界的那个欧洲的“幽灵”转换成社会主义阵营后，要埋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但到头来却连“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统一都维护不了便分崩离析了。今日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与人民都唾弃社会主义。当邓小平要收回香港时，社会主义却已经“阳痿”了。也许大多数港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个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国两制”的提出，实在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今日连共产党人自己心里都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是无法统一中国的。

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早就预料到隐藏于“一国两制”背后必将到来的危机，……邓小平不仅要给“一国两制”套上紧箍咒，还要以军队驻守为潜台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此据张浚生回忆说：1983年5月，香港一些传媒记者人大开会的时候，找上一位领导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正好那时候邓小平接见香港代表团，当记者要退场的时候，邓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由此可见，邓在党内是多么粗野、霸道，一切都要凌驾于别人之上。1984年4月，邓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更是不顾香港人反对，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御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曾记否，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有5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举行反对反颠覆立法的和平抗议，因该项立法侵蚀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那次示威活动导致了该项法案的推迟和其最终的撤销。应对此负责的保安局长也被迫辞职。但这场示威触及了邓小平设定的底线，引发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便采取了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目的不过是让香港人民知道权力到底在谁手里。于是，2004年4月26日，中国宣布了香港不会在2007年实现民主的单方面决定，并且没有说明香港何时实现民主。而今，吴邦国再念邓小平的紧箍咒，不过是对香港事务的又一次“非干预不可”的体现。由此看来，香港哪里有什么“两制”？分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母体里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 香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方德豪发表文章《胡锦涛和香港：这么近，那么远》。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在香港访问三天。从有关的行程安排、言论看，日理万机的胡锦涛态度诚恳，对香港问题也有颇深认识。不过，香港民众对这位自己国家的元首在感到亲切之余，始终感到彼此之间总有一种\"既近且远\"的错觉。

胡锦涛甫抵步第一天就探访了民众。胡锦涛先会见香港青年运动员，又特备一台笔记本电脑给一基层家庭的孩子。这动作背后的动机很明显：电视和计算机，都是获得信息的渠道，把握信息就是香港下一代发奋图强的关键。香港的贫富悬殊十分严重，跨代贫穷问题日益突出，胡锦涛送计算机给基层家庭孩子，就是要他们把握信息，不断上进。香港在几十年前经济起飞时，并没有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靠的就是香港民众面向世界，迎接挑战的毅力和勇气。胡锦涛这一动作，可谓是一针见血。

另外，胡锦涛又送了高清电视赠予一中产家庭。中产是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不少中产跟富裕生活的距离愈来愈远，胡锦涛以“新一代”质素较佳的高清电视做礼，应该是寓意香港中产应要不断增值提高水平。另外，胡锦涛又会见运动精英，这当然也是有提倡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之意；事实上，不少人都知道胡锦涛年青时很会打乒乓，这次访港他也露了一手。

虽然政治人物到访对民众送礼此举在香港并不多见，但可是肯定的是，胡锦涛这次到香港访问也是做足了功课，香港民众应该是感到其诚意的。不过，香港不少孩子都视计算机为游戏工具，而香港电视内容不像中央台节目那么健康，而是以娱乐为主，因此香港民众不一定明白胡主席这番动作背后的深意。

但在胡锦涛离开香港后不久，香港的民间团体民阵就发起了每年都有举行的“七一游行”，一些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近距离观察。“七一游行”的特色是，社会上不同利益和团体，都公开和透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政策的意见。从某角度看，这是社会稳定的一道安全阀。一些媒体和一些官员每喜欢把 “七一游行”的参加人数和政府的受支持度相提并论，这其实不一定是恰当的。

胡锦涛向曾班子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忠实履行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也希望他们不断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团结，勤政廉洁，务实高效。曾荫权今年3月以“三高”（“高提名、高得票、高民望”）姿态当选香港第三届特首；他的表现已是十分突出，手段也肯定在其前任特首董建华之上。可是，光是公务员加薪一役，已招来其他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如社工和医护人员等“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如今香港特区确是在制度上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政府和长官在普罗大众中间的认受性无法有效确立，各方利益团体不断向当局“维权”（或拿好处，视乎从哪角度看）。

胡锦涛在香港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实施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胡又在曾班子的就职仪式上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割破。一般认为，这点意见跟香港今年发表的政制绿皮书有关。若然中国中央政府认为普选立法会或行政长官暂时不能接受，则中央政府和特区方面仍需以较大创意去解决问题。胡锦涛说，港人有智慧管理好香港。其实，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这过程也需要中国中央政府的智慧。

早在香港回归前后，也即邓小平不能视事之后，香港社会已出现了质的变化。经济的改善让香港市民对生活水平的期望提高，也造就了全民教育水平整体上调的条件。在这背景下，港英时代的精英治港模式，突然困难起来。现时，单靠拉拢大商家跟压力团体的代表，已难以平息社会上千头万绪的利益矛盾。这也是特区政府 \"行政主导\"无法畅顺运作的主要原因。

香港有一些人把香港出现行政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都推给民主派，但这肯定并非事实的全部。民主派近年在颇多问题上都让政府过关（例如拆迁天星钟楼），但结果民众还是会自发地向政府表达其意见。当社会体制无法理顺各方利益时，不论有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都会出现各种冲突。

胡锦涛呼吁，要向香港青少年加强国民教育。《胡锦涛传》曾指出，胡锦涛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政治觉悟高”。他老师提出这意见时是1959年，胡锦涛当时在泰州最有名的泰州中学念高三，并当上班长。胡锦涛本人十分聪明，“政治觉悟高”，且十分努力，最终成为首名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培养出来的总书记，因此，他对国民教育，自是深有体会。

不过，国民教育的问题在香港是颇为复杂的。香港有不少人都是在1949年后移民到香港的家庭和他们的后人，港英当局形容这批人是“中国难民”。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国难民”，不少都是因为在1949年前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最少是对政治很陌生和抗距。事实上，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这也是香港经济能够起飞，并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供不少资金让中国推进市场改革的一个背景。

同样原因，因为中国现在成为经济大国，去年的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成全球第一大，不少在1989年后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人都已回流香港。这些“中国难民”后人回流，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邓小平路线的影响下专注经济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已成大国，如在其他方面如社会道德，专业操守，政府执政水平提高和透明化等方面再提高，其实已经是最佳的国民教育。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文化软实力大盛，各国争相学习，虽没有特别的国民教育，至今海外华人仍自称\"唐人\"，就是这个道理。

应该承认的是，香港主流文化重视实干，对政治理论不太了了，对祖国认识也不足。但要改善这情况，需要十分柔软的手腕，也需要更多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后以五十年时间推行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时，也许就已计算到这一点。换个角度看，今天香港的处境，其实也是中国国内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很大可能也要面对的。理顺了香港问题，不单对香港有利，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管治甚至中国的统一大业。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发表文章《香港回归？回归香港》。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中国收回香港带有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功利主义印记，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威逼英国人撤退，一方面以高度自治笼络港人。一国两制是最重要的承诺。现在怎样评估一国两制？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中共向英国和香港人保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显然，关键是政治制度，因为经济上，大陆也在急剧资本化，不存在两制问题。那么十年来，中共在政治上怎样对待香港呢？以行政主导代替原有政制实际存在的三权分立；以人大释法否决香港人○七○八双普选的合法要求；以爱国者标准包办特首选举；以各种统战手段侵蚀香港的新闻自由……面对这种种政治干预，香港人不断地抗争，二○○三年五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导至保安局长及董建华先后下台，名震全球。

最近，吴邦国的授权讲话，触犯众怒。预示着两制的冲突，在香港还将继续下去。一国两制十年实践的失败，反映在从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港督彭定康到国际舆论最近的批评上，也反映在台湾朝野对一国两制一致的抗拒上，中共借此引诱台湾归顺的预谋可说完全落空。这促使我们对一国两制要作一些根本的探讨。

首先，是香港回归罔顾民意的产物。九七回归前的多项民调显示，大比例的香港人都主张“维持现状”，不愿意接受一个专制政府的管治（至今港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仍然有限）。但中共坚决否定了香港人参与九七回归的谈判，更不用说举行公投。邓小平相信，作出“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威胁英国就范（如接见戴卓尔夫人的谈话）防止民变的同时必备的权宜之计，哪里是什么“伟大创造”？香港不民主的回归模式，是主权转移的根本缺陷。

其二，一国两制的违宪性质。中国宪法第一条明文“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却允许基本法规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露骨的人治特色，意味着“一国”可以随意干预“两制”，以“一国”压“两制”。十年来，他们正是这样干的。而实际上，“两制”从未侵犯过“一国”，在主权、驻军、外交方面港人毫无诉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共权力的独裁性质，根本不能容忍香港作为一个民主政治样板存在于它的主权之下。十年来对于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压，地下党治港的不断渗透扩张，直到任用港共份子为高官，吴邦国公然宣称中央垄断权力，港人治港的骗局已日益彰显，一国两制也就趋向名存实亡。因此，我们何必去凑热闹庆祝回归，而应该争取中英协议和基本法许诺的治港权力回归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海口的作家秦耕发表文章《 “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从李嘉诚的担心说起》。

文章写道，1997年2月邓小平氏辞世前夕，官方制作了一套回顾邓氏生平的长篇电视节目《邓小平》在黄金时段热播，我清晰记得其中一个场景，香港商人李嘉诚某年曾进中南海觐见邓氏，欠着身子，仅用半个屁股搭坐在沙发边上问：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50年后会怎么样？邓氏仰身靠在沙发上，用亲切的四川方言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理由喽！”相信当时看到电视节目的人，对邓氏的谈话只能有一种理解，那就是：不必等待50年，大陆的政治制度就和香港完全一样了，那时香港还用得着变吗？原来邓氏对未来的计划是“大陆香港化”而不是“香港大陆化”！

从当时的电视记录上也可以看出，听了邓氏的解释，李嘉诚顿时放下心来，一脸轻松。很显然，在邓氏看来，香港回归中国的，仅仅是主权，香港主权归属中国后，中国应该做的，不是把“香港大陆化”，而是抓紧时间在50年内完成“大陆香港化”。而今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李嘉诚所担心的那个问题，已只剩下40年时间了，在官方隆重庆祝香港回归10年之际，中共胡党魁亲临香港祝贺。邓氏已逝，李仍健在，如果李嘉诚能借此机会，再次就同一个话题向胡氏请教，不知胡氏又如何回答？

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一般的观察家在观察香港问题时，总喜欢把视角局限于香港本身，他们关注香港内部国家认同度的升降、民主意识的觉醒、政治生态的演化、一国两制是否落实、高度自治是否遭到削弱、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何时落实、两地经贸关系等等，却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局限于香港本身的观察，无非是观察香港有多少已经回归、还有多少有待回归，其实是在观察“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与速度，而这恰恰背离了邓小平实施一国两制的初衷。即便观察家对上述所有问题都做出了积极的正面回答，仍然无法解决香港在50年后面临的问题。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大陆，也只能从大陆的变化来预测香港的未来。

被前述观察视角所故意回避的问题是：10年已经过去，40年后香港怎么办？是大陆的政治制度在这10年里在向香港逐渐靠拢，还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暗中向大陆体制“回归”？是香港人的自由正走向终结的倒计时，还是大陆人也将像香港人一样得到自由？真正关心香港未来前途的人，就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大陆的观察上，一旦引入“大陆——香港”的二元观察视角，香港未来面临的问题就像一座倒塌的大山一样迎面向我们撞过来！在庆祝回归10年的时候，香港人和大陆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高兴起来。

说到香港回归，每个人可能都会脱口而出说“真快，没想到一晃就10年了！”是的，时间的确过得很快，眨眼间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10年里，大陆政治体制的坚冰未曾消融，香港与大陆之间“两制”的反差依然冰火两重天。坦率的说，以我之见，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大陆香港化”的进程并未像邓氏预设的那样开始启动，执掌国家权柄的人甚至已经把邓氏当初的计划完全抛弃，他们非但没有做任何“大陆香港化”的事，反而在积极推行“香港大陆化”。50年后消除两制落差的办法如果不是“大陆香港化”，那就只能是“香港大陆化”，别无选择。在这10年里我不曾看不见任何“大陆香港化”的动静，反而看在眼里的都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继续让香港制度向大陆回归。如此，谁能够为香港乐观？如此，谁又能在庆祝回归10年时从心理高兴起来？

我相信李嘉诚先生十几年前在得到邓氏的那个回答时，当场应该是放心的，但他过后肯定还有过担心。那么在庆祝回归10年之际，他的担心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我认为他的担心应该是增加了，不仅仅李嘉诚先生在为香港人的未来担心，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爱国爱港的人，在庆祝香港回归10年时，也和李先生一样，脸露微笑，心存忧虑，陪着别人高兴，但自己却无法轻松。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温克坚发表文章《自由的力量——我看香港回归10年》。

文章写道，10年以后，北京的领导人已经可以把香港当成他们亲民政治的秀场，跟小朋友打乒乓球，造访普通香港居民，在舞台上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不过仪式就是仪式，仪式很少反应社会真实，仪式的变化也未必反应真实社会的变化。籍着香港回归10年之际而引发出来的香港未来问题，牵动着很多人士的关注，也激发了很多的讨论。香港边缘化，香港大陆化，一国两制空心化等都是这种关注的充满忧虑的表达，香港的明天会更好，香港会更加繁荣则大概是北京支配的媒体的廉价煽情。

毫无疑问，观察一个小规模的自由社会和一个庞大的威权体制的对接和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过程中，自由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韧性，威权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不自信和无奈的弹性都是精彩的故事，而最精彩的部分则是这样一种事实，结局往往出人意料。10年以前那些唱好香港和唱衰香港的发现现实都偏离了他们的预言，10年以后，香港还在寻找未来。

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框架下，在香港人依旧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架构的情况下，香港的未来注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此引发的种心理焦虑将贯穿着香港经济社会的演变。我没有能力从一个整全性的视角来描述这种演变，我更原意从我自己个体的经历为这种可能的演变加上一个注脚。

从1995年开始，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开始跟香港“亲密接触”，几乎每个月都会在香港做短暂停留。不过当时疲于工作，对回归的意味实在缺乏了解，“一国两制”、“50年不变”等等句式，对回归的解读或者遮掩了类似我这样一个临时过客，大概就象一晃而过的广告语。只是随着对这个城市的感性了解渐渐增多，尤其是对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变得敏感，并滋生了一些探究产生这些差异原因的兴趣，才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香港社会的制度基础，了解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基础设施：经济自由，法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这种对比就是一种正面的思想撞击，原来那些通过多年教育置于脑海深处的主义开始摇晃，那些习以为常的话语体系开始瓦解，简单的说，是跟香港的接触，是香港的自由完成了我重新启蒙，让我明白为什么自由会如此重要。

在香港停留期间，我们交往的圈子往往都是来自大陆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这些人出来之前，大多经受过党国的政治审查，社会主义的烙印明显。不过，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一个自由社会的认同和向往，毕竟香港的自由，法治，廉洁和高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和大陆之间的差异是依靠常识就能判定优劣的。最近这些年，大陆和香港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融合度提高，人们对香港感觉不再遥远，而大陆的自由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亲身感受一个自由社会的魅力。或强或弱，一个在自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可能成为促进自由的催化剂。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香港的回归，使得香港的自由和大陆人们寻求自由的努力绑在一起，香港的自由可以激活大陆人们追求自由的努力，而大陆自由的拓展反过来可以成为香港自由的保障。一个自由社会所展示出来的力量是深远的。它可以通过影响一些个体来影响更多的个体，而这个过程是不断扩展的。自由虽然不是免费的，但自由获得以后却是可以分享的，并不会因为多一个人来享受自由，自由就变得稀缺了，恰恰相反，拥有自由的群体越多，单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也越多。

随着大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人们似乎认为弹丸之地的香港将无法摆脱北京的阴影。大概也正因为这些错觉，北京才会对香港施加压力要进行23条立法，否决香港的普选诉求，通过人大释法侵犯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但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大社会资本，就是对自由的认同变成生活常识，对权利的斤斤计较到了苛刻的程度。面对这种力量，庞大的列维坦也会胆颤心惊。2003年7月1日50万人就在香港的街头表达过这种力量。在香港和大陆的交互式演变中，香港并不是大陆简单同化的对象，香港社会所包含的力量和它激发的力量完全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引导着大陆的未来。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在内地演讲谈香港回归十周年。摘要如下：

香港政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是尽量要避免自己去调查的。为什么呢？自己调查的话，会给人一个感觉官官相护。该怎么调查呢？两个渠道。第一，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除此之外，政府本身也会找人调查，他会找一个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非常独特，香港讲司法独立，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当主席，然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不论是品德或者是功绩，都让人非常佩服的，有可能是一些退休官员，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象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请律师，或者是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政府官员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里讲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意见是这个都不能做，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要批评政府，这么做就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当然这件事在香港有一点轰动，但是很高兴一件事，我们对学术自由的把持是非常高标准的，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

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是流血革命，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的惨烈流血，而香港的去殖是很快乐的一夜之间完成了。

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国一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它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但是不是整个体制的回归。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那表示什么呢？容我大胆的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逻辑、社会价值、文化习惯保持下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我这么说似乎政治非常不正确，但是请听我解释。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几乎都是独立，象是非洲，独立完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社会，为什么？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庄园经济，那是一种殖民经济，这个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

香港市民跟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这指的是什么呢？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是比较没有信心的，特别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你们可以不变，保持那个样子，这是让香港人安心，香港人觉得不错，主权回归没有事，我们原来还跟过去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香港那么惧怕中国的这套体制？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从来香港这个地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些逃离大陆的人去的地方，一直这么下去，49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的时候去了一批，大家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我记得以前在香港出现回归问题时，很多人跟我说，糟了糟了97年怎么办，之后再闹文革怎么办，我说不会再闹了，他们说难说啊。还有说97来了，李嘉诚怎么办，肯定都分了。

因此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然后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之外的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而且保存五十年不变。去殖之后五十年，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

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在香港推行过所谓的对英国认同的运动，为什么？对殖民地国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英室的殖民跟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很不一样，别的殖民地国搞贸易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英国人夺取殖民地是为了搞贸易，英国人搞殖民，当年英国几个选择，可以要中山群岛，但是要了香港，签条约的查理回到英国还在国会被人骂，你这人怎么搞的，中山群岛这么大的地方，向来发展也不错，那种地方不要，要破烂的香港岛，当时香港给人的感觉很破烂、很边缘。最初清朝政府认为香港是香港岛上的一条村，后来英国人把整个岛拿下。为什么拿香港？英军发现香港海盗多，因为香港是良港，袭击来往船只、打劫来往商人，然后躲到这里清兵又找不到，又是很好的避风港，又有很好的补给。当时英国人的想法以这里作为一个军事据点，然后钳制珠江口，所以我常常说这里是海盗窝变成的国际大都市。

英国人不想碰你的民族认同问题，香港人向来都是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李小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我的中国人”、“你们鬼佬”等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跟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一样，他们都是自己是华人，而我们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英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硬要七百万人认同英国，一定会造反，统治的难度非常大。

我们的认同，是认同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的认同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很实质的国家认同，他有很深厚的文化认同、血缘认同。问题就来了，今天说人心回归，又面临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想在香港推行人心回归，就不应该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没有问题，应该是政治的。可是问题是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在香港又很难搞实质的政治认同，因为一搞这个香港又很怕，……所以天天说你们要爱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香港人又很怪异，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怎么还天天说，就象我姓梁，我爸爸天天跟我说别忘了你姓梁啊，这种宣传在香港就变得很怪异。

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内地官员在香港跟我聊天，他觉得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很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翻香港的报纸，比如说开两会，全国媒体两会消息一定放头版，香港的报纸开着两会，你这什么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居然在讲着那一个富商的情妇从楼上跳楼自杀的，这不象话，不关心全国人民关心的话题。我跟他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坦白说两会跟香港无关，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头等大事，我们要关心，但是这个关心是抽象的关心，它不是实质的关心。为什么无关呢？比如说取消农业税，就算改变纳税人报税的方法，……所有国家重大决策都来不了香港的，香港人就象跟广州人，我们真的是同门同种，大家都是讲广东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休戚与共的政策上的现实感，原因就在于两制嘛，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们有什么变化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很实际，比如说QDII、CEPA等等。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既然是一国两制，你就不可能让香港人产生真正很现实的一个国民认同感。但是由于香港人没有很现实的国民认同感，所以某些政府部门又觉得香港人没有人心回归了..

 

 

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十年纪念日，每逢这一天到来，大陆官方和香港都要“热烈庆祝”。逢十则是大庆，与往年不同，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9日就赶到香港，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免不了再做一下“亲民秀”，与民同庆，与民同乐；但是另一方面，香港是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诉求。自从2003年香港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23条立法迫使当局搁置以来，已经形成惯例的是，每年的7月1日这一天，香港民主派都会发起游行示威活动，争取民主和普选的权利，这是让胡温当局十分头痛的事情。

不过，胡锦涛如同温家宝一样，面对香港市民的游行示威，采取的对策是“逃遁”到深圳，在深圳观看香港的游行。

今年的游行示威人数比往年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座谈会中，出言警告港人不要以为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直白“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吴邦国的言论，让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继续产生怀疑，甚至恐惧中央会加紧专制控制，对实现民主和普选感到失望。

我认为，至少维持香港的现状，不能倒退，在此前提下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这是大多数香港人所希望的。但是，要维持现状和发展民主，决不能沉默，靠的是香港市民的积极努力，靠的是香港市民上街大声疾呼。

本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1、回归十年，香港民主派的呼声。汇集李柱铭、司徒华、陈方安生、刘慧卿、何俊仁等民主人士的言论；2、海外政要谈香港回归。主要是汇集统治香港的英国政要撒切尔夫人、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卫奕信等言论；3、学者、专业人士评论；4、海外媒体报道和分析。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大陆官员谈回归，大都千篇一律，充满了歌功颂德、阿谀拍马的献媚之词，不汇集列入罢了。

●回归十年，香港民主派的呼声

▲香港前线召集人刘慧卿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胡主席：

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经济向好，市面繁盛，更有传媒报导胡主席阁下可能大驾光临，实为回归盛事锦上添花。

可是，回望过去十年，香港是否如外表般文明进步呢？首先，政制改革了无寸进，人尽皆知，立法会至今还保留一半的功能组别议席，行政长官更加由800人小圈子投票产生，市民所欲的全民普选仍然遥遥无期。同时，回归后立法会的权力就连殖民地时期的立法局更不如，再加上引入了分组点票机制，议员对政府的监察力被大大削弱。更甚者，民选产生的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却在回归后遭取缔，区议会恢复委任制，民主改革不单不进，更是大倒退。

另一方面，香港赖以成功的独立司法制度屡受冲击，人大数次释法，严重破坏法治。言论自由也渐渐萎缩，特区各种压缩言论空间的举动，包括在2003年 7月1日激发超过70万人上街的《基本法》第 23条立法建议，早已在社会造成寒蝉效应，学术界、商界及传媒等各界的自我审查日趋严重，大家都怕开罪北京，不敢随便表达意见。

而一向直话直说的民主派人士，却因为争取民主普选等逆耳忠言而被打压成异见者，部分党派人士包括前线成员更十多年不获发回乡证，无法踏足内地。身为中国公民却无法自由进出中国，不是我们之耻，而是国家之耻！胡主席，难道这个事实不令你啼笑皆非吗？

是年六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在北京举行的《基本法》座谈会中，更出言警告港人不要以为本港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表明“中央授予香港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二款，列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而《基本法》第二条亦清楚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换言之，香港的自治权应跟随《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如果按吴邦国先生所言，改为跟随中央的“授权意愿”，岂非变成了“高度人治”？我们希望，这只是吴邦国先生一人之误解，而非整个中央政府的误解。

还记得2003年年中，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会就2007/2008 双普选进行咨询，怎料他在该年年底上京述职后，咨询便不了了之，人大常委会更于2004年4月主动释法和作出决定，否决香港在 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及2008年普选所有立法会议员。特区政府即将推出政制改革绿皮书咨询公众，中央高级官员却在此时公开说这一番话，实在令香港人非常担心历史会重演，令有关普选的咨询再度流产。我们更忧虑中央可能再次释法，削减特区的自治权。

香港有今日的成就，全赖法治和自由。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香港人，没有全面民主普选，最终会危及法治，削弱自由，令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一一粉碎。所以，香港人必定会坚持到底，继续争取落实普选。

事实上，市民有关政制改革的声音早已非常清晰，就是尽快落实全面普选。所以，我们衷心希望胡主席能够聆听香港市民的声音，尊重香港人的意愿，响应诉求，让香港于2008年落实立法会全面普选，以及于 2012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为香港长远延续安定繁荣和国际地位打下最稳健的基础。

我们前线联同其他民主派人士呼吁香港市民，于七月一日回归十周年那天上街游行，表达对民主普选的诉求。能够如此近距离亲耳聆听香港市民的集体声音，千载难逢，我们恳请胡主席到时密切留意，并尽快回应港人诉求，支持香港落实全面普选。

前线召集人

刘慧卿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副本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

▲参加七一大游行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认为，香港过去十年的民主步伐非常慢。香港现时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对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大会上所言“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陈方安生认为，有关说话已有很多中国领导人说过，胡锦涛不须刻意再这么说，相反，她认为胡锦涛的讲词中，重要的是说明要落实一国两制。

她表示，中央害怕香港的民主步伐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要令中国政府知道，由于香港跟中国其他省份的社会、政治以至民生都不相同，所以，中国政府的忧虑是无根据的。再者，香港的普选与“一国两制”，彼此亦没有矛盾及冲突。

今年连续第三年参加七一游行的陈方安生认为，香港回归后的十年，民主步伐非常慢。她谓，中国主席胡锦涛所讲的和谐社会，本意应该是特首及其官员要有包容的态度，接受不同的意见，并且要真正听取市民的声音。

▲香港民主党创始人立法会议员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香港有良好的法治，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这是因为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然而，回归10年来他仍然不知道香港何时才有真正的民主。

李柱铭说：“因为香港立法会受中央控制的，如果法律削弱了我们的自由，那法庭也没有办法。所以香港真正要落实一国两制，保障我们的人权，我们是不能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哪一个时候才有民主。本来根据基本法附件，我们是回归后10年可以有民主的，但是2004年中央政府透过人大常委会，说我们香港07、08年不可以有双普选，到现在为止，也不肯告诉我们那一年我们是可以有民主。”

李柱铭指出，一国两制是否真正成功落实需要从法制的角度衡量，然而过去10年来，法制方面的表现不佳。他认为，人大常委3次释法是不好的做法，他担心北京还会有第4次释法。

李柱铭说：“他们说我们的法庭越权，说我们的法庭根据基本法是没有权再司法复核。如果我们的法庭没有这个权，政府就会凌驾法律之上，这是不行的，可是他们现在有这个看法，也说出来了，是不是可能有第4次释法？那就糟糕了。”

李柱铭指出，基本法中写得很清楚，也就是回归后10年就可以透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所有议员。他认为，香港人所争取的民主是中央政府从基本法中给予香港的，香港人对民主的要求并不过份。

对于特首曾荫权说过希望2012年时可以举行行政长官普选，李柱铭认为，届时的选举会是假的选举。他说：“香港人可能在2012年、可能是2017年时用一人一票选举我们的首长，但是提名只可以北京挑选，通过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员会来选，香港人只可以选举北京挑的两个人中的一位作我们的首长，这不是真的(选举)。”

李柱铭表示，从短期来看，他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感到悲观，因为他看不到什么时候香港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从长远来看，他是乐观的。他说，目前全世界都向民主之路迈进，他不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永远阻挠民主的前进，他相信中国最终会有民主，那时香港一定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基本法全部的条文里面没有“行政主导”这四个字，但是关于司法部门就有写明，香港的法庭和终审庭是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到剩余权力这个问题，假如有的权力在基本法里面没有写明，那就要通过人大释法去解决，但是人大释法在基本法里面也讲得清楚，是要由香港的终审庭在审判之前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终审庭作出的判决，人大释法是不能改变决定，只能在以后去遵从。他说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但是中共你又提出“一国两制”，这句话与“一国两制”对照一下，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在基本法里面规定，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在基本法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你只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实行单一制的社会制度。这很清楚地与香港基本法相矛盾。其实香港的长期稳定最紧要就是要有法治精神，最重要的就是遵守基本法，不是违反基本法。吴邦国的话中有很多违反基本法里面的规定，这样的话就会令到人们对基本法失去信心，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这样才是真正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

司徒华指出，中共人大曾经两次违法对基本法的进行解释，其中2004年的释法更压制了港人的民主讨论。

司徒华说：我们看一下过去关于居港权的问题，终审庭已经做出判决了，但是人大释法修改了终审庭的判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违反了基本法。人大释法的范围只限于中央所管理的事务，即是国防、外交，以及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普选这个问题是香港自己内部的事务，香港人自己可以讨论，至于讨论的结果能否过所谓的三关，即是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请人大常委会备案或者批准，其实香港人完全是按照程序来做，没有违反基本法，反而你（中共）在香港人还没有讨论结束的时候，一开声就释法，压制香港人的讨论。

他呼吁市民在7月1日的大游行中上街维护基本法，争取民主普选。

对于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北京会上宣称，行政机构要化解社会上的政治对立，司徒华指出，实现民主才是解决社会对立的真正良方。

司徒华说，其实要化解社会上的对立，是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假如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不同的意见都有讨论的自由，通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去化解，所以民主不是制造政治对立，民主是化解对立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看到很多和谐稳定的国家都是民主化的。实行专制独裁的地方，它们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对立，实质上他们只是将对立压抑了，成为更深层的、更激化的矛盾。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天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缺乏真正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民众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保障在恶劣情况下可被恶法剥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安逸。

他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年来，香港市民表面上仍享有自由的社会与生活方式。例如港府曾试图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的目标而立法，却因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余万人上街游行而终止。

在政治自由方面，何俊仁说，香港的反对党，例如民主党与新兴的公民党、社民联可自由运作，被视为反对组织的支联会等也可继续存在与活动。

此外，每年悼念“六四”的集会以至于不同政见团体的游行也得到容忍，这些都是港府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体现指标。

不过，他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关都有绝对约束力，所以北京当局可无约制、无规范、随时地行使释法权力来干预香港事务。

例如，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日前说，“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中央给多少就是多少。”

何俊仁说，吴邦国的谈话是否暗示北京可透过释法收回香港的部分自治权？如果是的话，就是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与中国对国际社会及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

他表示，二零零四年中国对香港的政制释法，不但全面收紧了政制改革的审批权，更藉此否决了二零零七与零八年的全面双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全体议员民选）的机会。北京行使释法权，如同在香港特区制度上安装了一个紧箍咒。

他进一步表示，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经历了民主倒退，北京不信任民主制度，设计了“选举为名、委任为实”的制度来产生行政长官。

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的权力被削弱，包括在一九九八年实施比例代表制，既打击民主派的胜算，又制造了民主派内部的矛盾。

在新闻自由方面，何俊仁表示，香港大部分传播媒体已出现新闻“自我审查”现象，背后的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有商业的考量，总体来说，亲港府与亲商界的保守利益集团不时在北京当局无形之手的影响下，向传媒施加经济压力。

至于北京当局对个别新闻集团的直接影响更不用说，二零零四年，香港商业电台三名“名嘴”级传媒人士即先后被迫封嘴。

综合以上种种，何俊仁说，由于香港缺乏真正的高度自治与民主制度，香港市民享有的自由与权利在制度上的保障是脆弱的，在恶劣情况下，可被恶法剥夺，因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安逸。

▲今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第一次参加七•一大游行，他对现时的民主步伐表示不满，他更批评策发会过去的工作，他说，策发会不是研究如何实践普选，而是研究如何没有普选。他还表示，正等待特首曾荫权如何落实他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即在任的五年间彻底解决普选问题。陈日君更期盼发表的绿皮书，会获得大多数香港人的接受。

▲林子健：导致香港媒体自律。香港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说，香港回归10年，新闻自由越来越差，北京通过各种方式，导致香港媒体自律，对中央认为敏感的话题少说、不说，中央政府干预的手法也趋于细腻。他说：“我们知道这两年民主派多了一个名称，叫反对派。以前是没有的，现在用到我们身上。虽然在政治学里面也没有错，可是我们中国人一听到‘反对派’就会感觉不舒服，产生反感。所以在可以看到政府是怎么用文化、文字、传媒等各种手段来控制我们的。”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向表示，现在立法会享有的权利，比回归前还少。他说：“1995年时，当时的港英政府取消了区议会的委任议员。但在回归之后，却加了委任议员，我相信这很明显是退步了；还有95年时，九个功能组别的议席差不多可以说是普选的，现在的功能组别是回到以前小圈子选举，很少选民投票，所以这也是退步的民主的选举制度。”

●海外政要谈香港回归

▲撒切尔夫人谈香港回归，认为“一国两制”不合时宜。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周年临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承认，主权移交前担心香港前途是过虑了。

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时表示，她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曾担心香港在中共统治下不能繁荣昌盛。她说，她没有对香港十年来的发展感到失望，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当年担心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的发展，但事实证明，现在大部分这些忧虑都是没有根据的。

当谈到“一国两制”时，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早在香港移交前就制定了“一国两制”政策，目的是要针对台湾问题，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两制”当年看起来就不妥当，现在就更不合时宜了。

撒切尔夫人说，她首先不认为这是香港的前途，她希望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但当这变得不可能时，她看到了维持香港独特性的机会，就是把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引用到香港。她说，她在谈判前曾恭维邓小平的卓越成就，因为在谈判前赞扬对手是个好主意，事实上，大部分人喜欢受到恭维。

撒切尔夫人承认，香港的全民普选进程缓慢，但民主改革的步伐要视乎中国的发展。她表示，对当年与中国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谈判陷入“不可能的境地”感到遗憾。

5年来，撒切尔夫人首次接受采访，她透露，她对没能让邓小平同意允许英国延续对香港的租借感到非常失望。她说，1997年英国和香港长达145年的关系降下帷幕，从而终止了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海外领土，她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香港主权回归交接典礼举行当天，香港下起了滂沱大雨。撒切尔夫人说，自从在倾盆大雨中出席了交接仪式，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香港。她说：“我感到非常失望。英国的雨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不需要再到国外去碰到大雨天气。”

▲“末代港督”彭定康表示：香港回归十年，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对香港一国两制存疑之后，彭定康在伦敦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也批评中国在香港实施民主“拖拖拉拉”。他认为，港人的教育程度及现代化政治环境，绝对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他说，香港过去10 年，在民主化进程上没有什么进展，令人惋惜，事实上目前的情况，是退回1995 年前。

不过，彭定康认为，香港早晚都会有所改变。他说，“大家都知道，香港人迟早会透过投票箱治理香港，而此事愈早发生愈好”。

他希望香港能有机会向中国示范，引入民主不会出现失控。他说，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是法治、廉洁、市民对公务员的信心，以及拥有公民的感觉，“但最重要的贡献，是来自香港人自己，尤其那些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争取得来的民主，比英国给予过的更多”。

当记者问到有建议指港人参选特首前要先经北京“筛选”，是否有违《联合声明》对民主的构思时，彭定康未有正面响应，只说世上有很多种民主，人们能分辨哪些是真民主，“当你看到一个公平和不公平的制度时，你们一定能够分辨出来”。

▲ 台湾总统陈水扁谈香港回归：无主权就无民主。

陈水扁针对香港移交中国10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评论说：“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阿扁总统电子报》中表示：“10年来香港像是被关在鸟笼中的小鸟，只是这个鸟笼愈来愈小。”他表示，与香港同为华人社会，台湾历史发展的结果却如此迥然不同，证明“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

与此同时，台湾几个学术机构组织讨论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施10周年进行回顾和反思。与会者普遍认为北京宣扬的“港人治港、高度自制”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前总督卫奕信勋爵谈心中的香港。

在香港主权移交转眼已届10周年之际，曾经经历香港转型并曾参与香港前途谈判的前香港总督卫奕信勋爵接受了BBC中文部的专访，畅谈当年的往事，并忆述其心中的香港。他解释说，其实，香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片弹丸之地所经历的转变。

卫奕信勋爵从1960年代开始与香港拉上关系，历任香港政府的政治顾问（political advisor）、香港总督等要职，任内经历了香港在主权移交前一个最重要阶段的变革。

他提到自己在1960年代到香港，当时是坐船去的。船驶进鲤鱼门海峡。香港海港两岸都是寮屋。如果与现在的海港比较，现在，两岸都是庞然巨楼，充满财富。在当年，生活水平确实是原始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到香港的未来。

他说，这是因为所有的小孩都穿着整齐，都穿上白衬衣、熨得笔直的裤子，他们的父母都确保自己的小孩都可以得到最佳的谋生机会。而他经常记得的就是这种“向上爬”的能力、这种追求成功的毅力。

虽然他任内花了不少时间处理关于香港前途的问题，但是，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并非政治方面的成就。

他说，长远来说，他最感到骄傲的是教育事业的拓展。他特别记得在其前任尤德爵士任内宣布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大学在他任内竣工开幕。他对这所大学的成功，以及高等教育的拓展感到无比的骄傲。

不过，无可否认的一点是，香港的政治改革问题与卫奕信勋爵结下了难解的关系。他担任港督期间，香港陆续出现了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激烈争议。民间出现了不少要求立法局实现直选的呼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1987年决定放弃让香港立法局推行直选的想法？

卫奕信勋爵解释说，他当时考虑的有多个方面，其一，香港人真的想多快速有改变。部分人想改变得快一点，部分人想改变进行得慢一点。他说，很明显的，当时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其二，中国仍然没有起草香港的《基本法》。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法》与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之间应该有所谓的\"接轨\"。他说：\"这会导致香港有可延续的情况的出现。这会对所有人有利。如果香港朝一个方向走，但是，《基本法》所说的是很不同的话，很明显的，可延续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对香港人来说，在香港临近主权移交之际，一个最热门的题目是对前途的信心问题。但是，刚好在这个时刻发生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示威事件。香港人也明显出现了不安。卫奕信勋爵当时作为港督，他和香港政府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他说，当时是令人害怕的时刻。他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地区发生那些事情前大约一个星期与一位路过香港的非常高级的中国官员私下商讨。当时这位高官说，是不会发生政府动用武力赶走示威者的，但是，后来就是动用了武力。他说：\"这是我们害怕会发生的情况，这是因为，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生，又如果有大量的人被杀，这对香港有很坏的影响。\"

他说：\"在我的经验之中，我从来没有看到香港的信心跌到这么低。\"

香港主权移交已经10年，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英国仍然对香港有道义上的责任？卫奕信勋爵用了一个拉丁文用语locus来作解释。locus的本义就是位置、地位。他说，英国处于一个位置确保协议得到实行。不过，他特别指出，香港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是中国主权下的中国土地。可是，他同时强调，英国在香港问题方面有很悠长的传统，如果装扮成英国与香港无关，这是荒谬的。

卫奕信勋爵明显是对香港有一定的情谊的。他离任后获册封为勋爵，封号内就包括了香港新界的粉岭地区。那么，他如何看香港的未来？

他说：“首先，我很高兴看到香港可以好像现在一样变得这么成功。但是，在1997年后的几年，港人经历了一段悲观的时期。因此，我会说，香港生存的根本是乐观，是向外界显示，它可以克服所有的问题。因此，如果他们担心来自其它地区的竞争，举例说：上海。不要相信，是香港与上海之间只选其一，其实是可以两者并存的。只要香港具备竞争力就可以。因此，我会说，保持乐观的态度，保持港人一贯的动力，这样，香港就会成功，这样就会为港人带来美好的生活。”

现在，卫奕信已经离开政坛，改为担当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Peterhouse College）的院长。

●学者、专业人士评论

▲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先生发表文章《“行政主导”意在摧毁香港司法独立》。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吴邦国在《基本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行政主导”。这是一个信号：三权分立将要准备转向行政一元化主导，港人治港将要准备转向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图治港，高度自治将要准备转向低度自治。

这篇讲话当然没有法律效力。“依法治国”的提出，应该意味着“依讲话治国”的结束。问题是他提出了“行政主导”的新概念，并且拿出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的语录作为立论的根据。

反对三权分立无疑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无疑不是法律。看看《基本法》第十六、十七、十九条，就清楚了。《基本法》没有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权，定义为“主导立法和司法的”行政管理权；没有把立法权定义为“被行政主导的”立法权；也没有把司法权定义为“被行政主导的、不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都没有。相反，《基本法》说得明明白白，“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享有立法权”，“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见《基本法》不是接受了而是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同样，所谓“行政主导”，乃是委员长今天的一家之言，代替不了法律。

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有他的根据。反对三权分立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纲领。邓在大陆的底线是：三权不得向党閙独立，必须统一于党中央。1957年，他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从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国务院的司法部、监察部及其下级机构中，清洗了一批敢于顶抗党的干涉，坚持独立审判，要求依法监督的“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废止律师制度达二十四年之久，培养了一支以护党为忠，以枉法为荣的司法卫队。这场反右派斗争，取缔了言论自由，摧毁了司法独立，使中国进入了党权统率三权的新纪元。这种党权统率三权的体制，干起无法无天的坏事和怪事来，往往比干合情合理合法的好事更方便，效率更高。邓小平有经验了，司法独立是一党专政必须扫清的障碍。但是，他在大陆积累起来的这种经验，在港人面前很难启齿。在起草和通过《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最后载入《基本法》的，仍然是港人所熟悉的普世规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制衡和监督，而不是邓小平心目中的“党委一元化领导”。现在提出“行政主导”，是指望它能够成为一党专政在香港的代用品。但是，难道行政一元化优於党权一元化？谁敢打包票？谁愿意“缴学费”？所以港人有充分理由认定：既然有《基本法》在，当然应该护法，而不应该去追求什么花样翻新的“行政主导”。

不可低估这篇没有法律效力的讲话。在中国，领导的作用，远远高於法律的效力。而这篇讲话所体现的，正是中共中央港澳小组的意志。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从而更加凸现了坚持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坚持司法独立、坚持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北京学者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我看回归十年的香港》。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香港的繁荣来自港英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而回归后的香港，虽然“一国两制”的架构依然运行，但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虽然近几年开放了“自由行”，但独裁政权允许的自由行，既是旅游观光购物的“半吊子”自由，也是区别对待的政治歧视，人为地隔开了一国的两地：亲北京的港人可以自由出入大陆，而民主派人士和坚持批判立场的媒体人却不得入内。一些中共黑名单上的港人甚至被吊销了回乡证，司徒华、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香港著名政论杂志《争鸣》、《开放》、《前哨》的主持人，都无法进入大陆……独裁中共的冷血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否认，六四以来十八年，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维持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从跛足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的中共政权，自然也把经济收买如法炮制到香港。为了平息港人的政治不满，北京在力促香港经济复苏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比如自由行，虽然充满了政治歧视，但其客观效应基本是正面的，既为大陆人的出入境自由开了一个口子，也能为香港经济带来一定的实惠，更为两地的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言论管制下生活的大陆人，可以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资讯。一方面，那些被特准可以自由行的大陆人，前往香港旅游的疯狂劲儿，致使香港的旅馆供不应求；大陆富豪们在香港购物时，一掷十万金、百万金、千万金，让香港的商家喜不自禁。另一方面，自由行开放以来，禁书禁刊也成为大陆游客所爱，特别是那些揭露中共黑幕的书刊尤为大陆人青睐；港人的游行、示威、集会也成为大陆人观光的风景，一些大陆人还特意在六四期间或七一期间前往香港，为的是能够亲临维园的烛光纪念大会或参加七一游行，体验一下香港的自由和港人的民意。这些对闭塞的大陆民智而言，其突破禁锢的启蒙作用，甚至远远超过经济利益。

其实，北京政权不是不想打碎“一国两制”的构架，从它接收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经济收买和政治施压的双管齐下，不断尝试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钦定唯北京马首是瞻的特首是第一步，逼迫前特首董建华强行通过23条立法是第二步。但北京政权对港人的了解实在有限，也偏听偏信那些抱北京粗腿的香港名流，以为香港仅仅是经济城市，港人也大都是物质动物，只要给香港不断地送上“经济大礼”，就可以在政治上摆平港人。2003年七一前夕，中共总理温家宝在6月29日亲访香港，不但送上CEPA经济大礼，而且做足了亲民功夫。意在用过恩人式软权力收买港人来贯彻独裁权力意志，降低即将开始的七一游行的强度和广度。

然而，北京政权再次打错了算盘，根本想不到港人捍卫自由港的政治意志如此坚定，敢于抗上的政治勇气如此高昂。所以，当反对23条的七。一大游行迸发出50万港人的磅礴气势，让温家宝看到了普通港人超越铜臭的高贵道义心，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东方明珠的真正闪光。与那些向北京强权出卖良心的香港大亨相比，普通港人才是政治智慧和道义精神的富有者，而那些大亨们则早已沦为精神乞丐，不过是为了赚钱而被中共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举世瞩目的七。一大游行，既让傀儡特首董建华难以交代，更让北京政权手足无措。为了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胡温体制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回应港人民意。当董建华政府不得不搁置23条，中共各类高官纷纷声称尊重港府的决策。但看得出，这是囿于“一国两制”承诺的无奈，透露出一种难言的“苦涩”。

经济收买之外，中共的另一统治策略是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压人，一方面宣扬“爱国才是爱港”的独裁爱国主义，另一方面让亲中人士及其媒体高举爱国旗帜，对香港民主派进行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和道德审判。当爱国与暴力语言、与胡搅蛮缠、与泼粪之类言行同流合污之时，丑陋的“流氓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利器和大棒，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北京政权在承认大部分参与游行的人爱国爱港的同时，指责一小撮人反中乱港，其潜台词是大多数港人被一小撮利用。中共如此定性7.1大游行，也让我想起十四年前中共对八九运动的定性：参与八九运动的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而制造“动乱”、“暴乱”的是一小撮躲在幕后的“黑手”。 事实上，这种双面爱国主义统治术，不过是北京政权惯用的统战权谋而已。当时的中共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针对7.1大游行的发言，已经道破这种权谋的用心：“团结大多数而孤立一小撮”。

然而，无论是政治高压还是经济安抚，都是独裁制度的权力傲慢的表现。只不过，这种权力傲慢，有时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有时是明智独裁者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现在，依仗着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北京政要们陶醉在“大国崛起”的神话中，再次尝试将独裁意志强加于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北京政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权力傲慢。在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

吴邦国的这种宣示，引起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强烈关注。因为，如果吴邦国的宣示真的施加到香港，就等于宣布“一国两制”的死亡。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前港督彭定康公开批评北京政权拖延香港民主化进程。香港民主派代表人物，如陈方安生、李柱铭、司徒华、涂谨申、何俊仁、陈日君、孔令瑜等人，纷纷质疑吴邦国的讲话。就连一向温和的资深报人林行止也在《信报》发表评论认为，吴邦国有关《基本法》的谈话，显示香港必须从“两制”向“一国”倾斜，北京给香港回归十年的赠兴就是“我作主子你当家”！

与此同时，针对吴邦国的讲话，香港民主派提前展开行动，泛民主派议员发起长跑，争取2012年“双普选”；民主党举办研讨会审议民主进展，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开始再次筹办七。一大游行，希望前来参加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的胡锦涛能听到香港市民的心声；民调也显示，港人多数赞成双普选，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作为仍然生活在独裁大陆的我，为每年六四祭日闪亮在香江畔的烛光而感动，更为自2003年以来的争取“双普选”七。一大游行而振奋。在我的眼中，十八年如一日的烛火，是东方明珠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因为点燃这不灭烛火的，是港人珍惜自由、维护正义和反抗暴政的良知。

遥想2003年7月1日的反23条大游行，港人为自己、也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创造了搁置23条的政治奇迹，见证了港人民意的胜利和傀儡港府及中共治港政策的失败。那是体制、民心、大势的合力，迸发出远比独裁意志强大的力量，自由制度是港人捍卫自由的最大资本，港人民心是反抗独裁的最大力量，世界大势是对港人的最大支持。

从长远的角度看，港人抵御大陆化和保卫自由的最佳途径，一，齐心协力地，直接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特别是特首的全民普选；二，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保卫香港的自由制度，不仅是港人的、也是大陆人的神圣责任；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大陆人的、也是港人的神圣责任。因为两者都是全中国人的自由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大陆人也享受到了自由，港人的自由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北京的学者江棋生发表文章《一国良制 人间正道》。

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官方针对台湾问题祭出了一国两制的招法。后来，邓小平将其先行用于香港的回归，我认为不是出于“伟大的构想”，而是迫于无奈，别无选择：1898年签立的不平等条约即将到期，若再和英国人续签，是很没面子的事，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而收回香港搞社会主义，他又断乎不敢。1997年7月1日，香港脱离英国管治，改由“港人治港”。应当说，10年来，香港继续保有资本主义制度未变，这是基本事实。

中国大陆和香港以不足20米宽的深圳河为界。然而，同是黑眼睛、黄皮肤的龙之传人，却因区区一河之隔，身历两重天地。我想，假如在大陆搞个公投，题目是：两边两制，谁优谁劣？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别的不消说，单举两条紧要的，就可知道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一是在潜规则盛行的大陆，当贪官是硬道理；而在按明规则办事的香港，当清官是硬道理。二是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而在香港，人权不容侵犯至今依然是硬道理。

今日之大陆，几乎无官不贪。挤进官场者，在潜规则的制约之下，已经不是想不想贪，而是不能不贪的问题。否则，被淘汰出局的概率极高。粗略说来，能当成清官的概率恐怕不到万分之一。剩那一大堆，皆贪官也。那么，当贪官的风险又是如何呢？贪官被揭露、被惩处的概率极小，恐怕不到千分之一。因此，经过现实的利害计算后，官场中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不难明白：当贪官才是硬道理。

今日之香港，几乎无官不清。进了官场，在明规则的约束之下，一般来说，全然没有贪的必要。而一旦心里痒痒，一时冲动伸了手，被捉拿归案、身败名裂的概率有多大呢？在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之间。也就是说，其风险为在大陆当贪官的500倍至700倍。因此，香港官场里的人心里清楚：当清官乃是硬道理。

一个盛产清官的制度，显然优于盛产贪官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今日之大陆，民众在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合法伤害之后，如果咽不下那口气，能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公道吗？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很难。其难度与一个人想当清官的难度可有一比。大家知道，有条主要的渠道叫上访。但是，漫漫上访路上，又要历经多少苦难和屈辱？被搪塞、被糊弄就不去说了，被截访、被拘禁、被劳教也已司空见惯。而最后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也就千分之一二。还有条渠道，叫做民告官。但是，法官也要吃香喝辣的，三权不分立之下，他们不听政法委的，能行吗？所以，一介平民能把官告倒，那就象人咬狗似的，委实是条大新闻。最后，是由官方媒体曝光，出出恶吏的丑。不过，这种曝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不该曝，曝多少，都由官府掌控。计划外的曝光则需要有良知、有胆量的记者和编辑拍案而起，捅出去再说。然而，他们多半会被“严肃查处”，甚至丢掉饭碗、被抓起来坐班房。

“正常渠道”的习惯性梗塞使民众承受不了合法维权的代价，于是大部分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当冤大头\\x{2014}\\x{2014}这成了硬道理。倘若少部分人怒气攻心、激出变乱（群体性突发事件），则素以推委著称的官府会漏夜启动应急预案，迅即派出军警弹压，并将“带头闹事”者立马绳之以法，其他人则又无奈地融入冤大头之行列中。应当承认，大陆民众中真正豁出去走“非常渠道”，通过互联网寻求正义、讨回公道的，还很少。

在大陆，民众当冤大头是硬道理。这意思是说，不当，就是犯傻。而在香港，情形则恰恰相反：民众当冤大头，那才是犯傻呢。在香港，民众的基本权益一般不会受到来自官府的伤害。如果受了伤害，则维权手段既多，又管用。例如，可以通过不愿“自律”的民办传媒揭露，可以让民选立法会议员批判，可以去司法独立的法院告状，可以上街集会、游行抗议，还可以组织自己的独立社团进行博弈、抗争\\x{2014}\\x{2014}这五项政治权利，对大陆民众来说，可完全是镜中花、水中月啊。往后如果能冲破大陆官方的阻挠，争取到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那局面将更为改观。在香港，受害者如果忍气吞声，民不与官斗，那可真是奇了怪了。而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则是天经地义的硬道理。

一个人权不容侵犯的制度，显然优于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这，还用说吗？

判明了谁优谁劣，再来看所谓一国两制，它，不就是非要护着那个盛产贪官的制度吗？它，不就是非要留着那个民众当冤大头的制度吗？依我看，这个一国两制，说好听一点，是权宜之计；说难听一点，是歪门邪道\\x{2014}\\x{2014}不论好听难听，都长久不了。时至今日，但凡有一点政治智慧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大陆像香港那样，建立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明规则运行的良好制度，又有什么不妥、不当、不好呢？大陆民主化了，台湾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一国良制，方是人间正道。

其实，对世界政治生态来说，又何尝不是正在走向一球良制呢？在政治全球化的浪潮中，山西黑窑奴工式的社会返祖现象要化掉，一切极权、后极权的制度要化掉，任何形式的专政制度要化掉，最后达于一球良制：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制度。当然，作为良制的现代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提升；若有比它更好的，则理应让贤，让位。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居住在深圳的自由撰稿人赵达功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好，就是都往香港跑——香港回归十年感慨》。

文章写道，其实，早在150多年前，大英帝国的女王就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圈出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

不得不承认，邓小平的“画圈”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门，开启了后极权时代；而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画圈”则历史性的促使清王朝的灭亡，对于弹丸之地的香港的历史意义更是延续至今。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7月1日生效。截至1997年算下来，英国人统治香港本岛155年，新界100年整。

当年大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曾使大清政府惶惶不安，抗英的林则徐成了民族英雄。其实，留辫子的中国人大都懵懵懂懂，哪里有民族主义情绪。据史料记载，清英两国在广州交战，广州市民兴奋得站在远处观战。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不就是鞑虏与洋鬼子开战嘛！梁启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意义》文中写道，“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梁启超的话，表明不承认满洲人是中国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更是直截了当把满洲人当成了外国人。

对于历史，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先入为主的考察，并以此定论，往往就会走入歧途。客观真实描述历史，应该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试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我们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看法就是，中国可能还处在清王朝统治下，即便不是清王朝，那也是改朝换代，成为另外一个王朝；中国男人可能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中国女人还在裹脚，中国人还在使用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中国的教育“子曰”和科举……

纵观世界历史，所有的落后民族，落后国家，都被欧洲列强侵略过，包括亚洲的日本。这种侵略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传播了科学和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正面的。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同样，没有英法的入侵就没有今天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只不过，其他许多被入侵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了，而中国依然还在延续专制制度。

如果不是英国女王在中国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十年前的香港怎样？今天的香港怎样？与中国大陆比比，从社会制度上，从老百姓安居乐业上，从人权和自由上，香港那一点不比中国大陆好？！不要跟我说“爱国”，这个“爱国”往往就是“爱政府”，这个政府有什么可爱的？不管是100多年前大清帝国，还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裁政府，专制制度，可爱吗？

不要跟我唱什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高调，老百姓的语言还是朴实实在，一句“社会主义好，就是都往香港跑”，却表达了人们内心世界对香港生活的渴望。香港人民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殖民地生活，这个殖民地的生活是个什么状况呢？自由、法治、人权、富足，可当描绘。香港从没有三反五反镇反，也从没有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更没有大陆三年人祸饿死数千万人民的惨剧，也没有如今在大陆依然盛行的童工、奴工现象，这就够了，这一切都证明香港社会的确比大陆好。怪不得二十年前中国学者刘晓波博士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讲：“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刘晓波的话，当然有道理，香港的今天就是明证！不过，我不赞同的是，如果中国认真学习西方，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如同今天的台湾，何必非要殖民化三百年？

中国大陆人偷渡香港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香港已经回归十年，偷渡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只有专制贫穷国家才会生产难民，中国难民充斥全世界，朝鲜难民不断通过中国大逃亡，越南、缅甸有难民，谁听说过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逃到中国来避难？

最近两年，大陆人开始通过生孩子“逃难”到香港，就是想通过在香港生产孩子使其成为香港居民，这些跑到香港生孩子的中国人可不是贫穷的老百姓，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有钱人。中国大陆人是穷人偷渡，富人“生孩子”“明渡”，就是说，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喜欢香港，都热爱香港，哪一个真正热爱大陆呢？尽管许多人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他们向往的是香港的社会制度。

去年的一天，我有个做生意办实业的朋友到深圳来对我说，他要买一个西方国家的绿卡。我问他，为什么呢？不是好好的吗？他说，没有安全感，老老实实做生意，总是被官权骚扰，不是索贿就是欺压，实在受不了了。

有人说，现在的香港人都往大陆跑，说明大陆比香港好。这可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别说香港人往大陆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哪个国家的人不往中国跑？人家跑来干什么？做生意，赚钱。除此之外，难道跑来中国大陆定居吗？我居住的小区有300多香港人，人家图的是深圳房子比香港便宜，有些是在这里找了老婆，但人家香港人的身份没有人愿意放弃。

深圳比邻香港一桥之隔，香港人民还在为民主、为普选大声疾呼，大陆人却在专制制度下默默无声；香港那里享受着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治，到香港你可以听到、看到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上不同的声音，而在大陆，媒体完全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人们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香港人民向往民主自由，2003年七一大游行震撼了中共专制集团，23条立法不得不搁置。谁能相信共产党承诺的“一国两制”？

▲资深评论员、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吴邦国、黎智英、香港》。

文章说，这十年，中国为了面子，为了“垂范”台湾，要努力实现“一国两制”的承诺，但是它崇尚权力与贪婪的本性，使它无法真正兑现承诺。开始说香港只要换一个港督，换一面国旗，其他甚么都不变，现在呢？在回归一年后再听不到中国官员“五十年不变”的金口玉言。一九九○年通过的“基本法”声称除了国防与外交，其他都给香港高度自治。别的不说，中国就轻举妄动的进行了四次“释法”，把香港“终审庭”变为“中审庭”（中国或中间之谓也），践踏了香港最宝贵的司法独立。

为了要表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制造香港人拥戴共产党的景象，这十年来，共产党致力於改造香港人基本价值观的工作，除了中国官员与喉舌百般宣传共产党专政的合理性，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更重要的手段是渗透香港民办媒体潜移默化的宣扬这些“主旋律”，向香港人洗脑。就连号称最反共的报章，也把共产党总书记、中国总理匿称为胡总、温总。

他们要剷除香港的基本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六四不是屠杀；二，香港的繁荣是中国的支持而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必须依靠中国才有前途；三，因此香港人拚经济就可以了，不必民主与法治。

于是中共外围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声称六四不是屠杀，要香港人拿猪给坦克压压看能否成为肉饼。但是香港以更多人抗议与悼念来回应。马力落跑广州几个星期没有露面，据说等七一胡锦涛来香港时“马假胡威”一起回来。

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时，叫嚣“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一位六四前从中国移居香港的媒体人则在报章撰文说：黎智英（壹传媒老闆）“恍如被吴邦国一棒打断了尾巴，一刀割去了睾丸”，“几个泛民派也一齐出来作出被阉状”。但他也指出，“吴邦国的话首先说给香港手中有权的人听。”也就是特首等特区政府官员。

於是因为香港海关与卫生署要求中国进口的三款毒牙膏下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竟要求香港海关尽快恢复三款牙膏在香港销售。的确，中国没有授权香港海关有对中国商品下架的权力，他们怎么可以滥用“剩余权力”呢？

也因为中国的恶形恶状，认同“中国人”的香港人只有少量增长，对台湾更是反面教员。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山东的自由撰稿人牟传珩发表文章《邓小平“一国两制”紧箍咒——写在香港回归10周年》。

文章说指出，邓小平套在“一国两制”上紧箍咒，是他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出的“圣旨”。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还十分蔑视“普选制度”说：“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众所周知，邓的所谓“爱国”观念，就是爱中共的领导。为此，邓小平指示要防止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所以，在起草基本法时，要套上个紧箍咒。

其实，吴邦国的上述言论，就是在念这个“邓大人”的紧箍咒。北京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对香港权力运作“非干预不可”，就是要牵制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吴邦国的此番“权在中央，香港没有剩余权力”言论，尤如重磅炸弹，立即引发了香港政坛的极大震荡，导致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大大下跌。此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上个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下滑了8个百分点；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比4月份的调查结果下跌5个百分点。基本法前草委、民主党李柱铭表示，吴邦国以至多名香港亲政府人士，近日发表“行政主导”、“权在中央”等言论，恐怕是人大常委会再次释法的前奏。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保证，上任后5年内要解决香港的普选问题。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一直在收集社会各界方案，今年稍后会推出政制发展绿皮书，向中央提交香港的主流普选方案供北京参考。民主派普遍认为，中央这次是有意“明示”香港的政改方案不能“太出格”。为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在7月1号借中共领导人来港庆典之际，再次举办七一大游行，表达抗议之声。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说：“让他们想清楚我们权力的来源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中央政府。我虽然很反对他们的言论，不过我要多谢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做多方面的思考。我相信香港市民会知道我们自己权利的来源来自那里，然后会珍惜我们的机会，在7月1号上街游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最大的民间社团，参与的民间团体将近50个。此前香港七一大游行最著名的两次分别发生于：2003年以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和2004年为“争取07、08普选”游行。主办单位估计，那两次的游行人数都超过50万。

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创举和伟大的业绩，而忽视了潜藏于这一“创举”深层上的悲哀、无奈和危机。中国大陆用暴力推行的是社会主义，香港收回后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下的一部分，按照中共的一贯政策，本应对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发端于一个半世纪以前，旨在统一世界的那个欧洲的“幽灵”转换成社会主义阵营后，要埋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但到头来却连“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统一都维护不了便分崩离析了。今日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与人民都唾弃社会主义。当邓小平要收回香港时，社会主义却已经“阳痿”了。也许大多数港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个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国两制”的提出，实在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今日连共产党人自己心里都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是无法统一中国的。

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早就预料到隐藏于“一国两制”背后必将到来的危机，……邓小平不仅要给“一国两制”套上紧箍咒，还要以军队驻守为潜台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此据张浚生回忆说：1983年5月，香港一些传媒记者人大开会的时候，找上一位领导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正好那时候邓小平接见香港代表团，当记者要退场的时候，邓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由此可见，邓在党内是多么粗野、霸道，一切都要凌驾于别人之上。1984年4月，邓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更是不顾香港人反对，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御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曾记否，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有5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举行反对反颠覆立法的和平抗议，因该项立法侵蚀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那次示威活动导致了该项法案的推迟和其最终的撤销。应对此负责的保安局长也被迫辞职。但这场示威触及了邓小平设定的底线，引发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便采取了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目的不过是让香港人民知道权力到底在谁手里。于是，2004年4月26日，中国宣布了香港不会在2007年实现民主的单方面决定，并且没有说明香港何时实现民主。而今，吴邦国再念邓小平的紧箍咒，不过是对香港事务的又一次“非干预不可”的体现。由此看来，香港哪里有什么“两制”？分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母体里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 香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方德豪发表文章《胡锦涛和香港：这么近，那么远》。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在香港访问三天。从有关的行程安排、言论看，日理万机的胡锦涛态度诚恳，对香港问题也有颇深认识。不过，香港民众对这位自己国家的元首在感到亲切之余，始终感到彼此之间总有一种\"既近且远\"的错觉。

胡锦涛甫抵步第一天就探访了民众。胡锦涛先会见香港青年运动员，又特备一台笔记本电脑给一基层家庭的孩子。这动作背后的动机很明显：电视和计算机，都是获得信息的渠道，把握信息就是香港下一代发奋图强的关键。香港的贫富悬殊十分严重，跨代贫穷问题日益突出，胡锦涛送计算机给基层家庭孩子，就是要他们把握信息，不断上进。香港在几十年前经济起飞时，并没有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靠的就是香港民众面向世界，迎接挑战的毅力和勇气。胡锦涛这一动作，可谓是一针见血。

另外，胡锦涛又送了高清电视赠予一中产家庭。中产是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不少中产跟富裕生活的距离愈来愈远，胡锦涛以“新一代”质素较佳的高清电视做礼，应该是寓意香港中产应要不断增值提高水平。另外，胡锦涛又会见运动精英，这当然也是有提倡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之意；事实上，不少人都知道胡锦涛年青时很会打乒乓，这次访港他也露了一手。

虽然政治人物到访对民众送礼此举在香港并不多见，但可是肯定的是，胡锦涛这次到香港访问也是做足了功课，香港民众应该是感到其诚意的。不过，香港不少孩子都视计算机为游戏工具，而香港电视内容不像中央台节目那么健康，而是以娱乐为主，因此香港民众不一定明白胡主席这番动作背后的深意。

但在胡锦涛离开香港后不久，香港的民间团体民阵就发起了每年都有举行的“七一游行”，一些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近距离观察。“七一游行”的特色是，社会上不同利益和团体，都公开和透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政策的意见。从某角度看，这是社会稳定的一道安全阀。一些媒体和一些官员每喜欢把 “七一游行”的参加人数和政府的受支持度相提并论，这其实不一定是恰当的。

胡锦涛向曾班子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忠实履行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也希望他们不断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团结，勤政廉洁，务实高效。曾荫权今年3月以“三高”（“高提名、高得票、高民望”）姿态当选香港第三届特首；他的表现已是十分突出，手段也肯定在其前任特首董建华之上。可是，光是公务员加薪一役，已招来其他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如社工和医护人员等“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如今香港特区确是在制度上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政府和长官在普罗大众中间的认受性无法有效确立，各方利益团体不断向当局“维权”（或拿好处，视乎从哪角度看）。

胡锦涛在香港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实施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胡又在曾班子的就职仪式上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割破。一般认为，这点意见跟香港今年发表的政制绿皮书有关。若然中国中央政府认为普选立法会或行政长官暂时不能接受，则中央政府和特区方面仍需以较大创意去解决问题。胡锦涛说，港人有智慧管理好香港。其实，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这过程也需要中国中央政府的智慧。

早在香港回归前后，也即邓小平不能视事之后，香港社会已出现了质的变化。经济的改善让香港市民对生活水平的期望提高，也造就了全民教育水平整体上调的条件。在这背景下，港英时代的精英治港模式，突然困难起来。现时，单靠拉拢大商家跟压力团体的代表，已难以平息社会上千头万绪的利益矛盾。这也是特区政府 \"行政主导\"无法畅顺运作的主要原因。

香港有一些人把香港出现行政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都推给民主派，但这肯定并非事实的全部。民主派近年在颇多问题上都让政府过关（例如拆迁天星钟楼），但结果民众还是会自发地向政府表达其意见。当社会体制无法理顺各方利益时，不论有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都会出现各种冲突。

胡锦涛呼吁，要向香港青少年加强国民教育。《胡锦涛传》曾指出，胡锦涛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政治觉悟高”。他老师提出这意见时是1959年，胡锦涛当时在泰州最有名的泰州中学念高三，并当上班长。胡锦涛本人十分聪明，“政治觉悟高”，且十分努力，最终成为首名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培养出来的总书记，因此，他对国民教育，自是深有体会。

不过，国民教育的问题在香港是颇为复杂的。香港有不少人都是在1949年后移民到香港的家庭和他们的后人，港英当局形容这批人是“中国难民”。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国难民”，不少都是因为在1949年前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最少是对政治很陌生和抗距。事实上，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这也是香港经济能够起飞，并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供不少资金让中国推进市场改革的一个背景。

同样原因，因为中国现在成为经济大国，去年的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成全球第一大，不少在1989年后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人都已回流香港。这些“中国难民”后人回流，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邓小平路线的影响下专注经济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已成大国，如在其他方面如社会道德，专业操守，政府执政水平提高和透明化等方面再提高，其实已经是最佳的国民教育。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文化软实力大盛，各国争相学习，虽没有特别的国民教育，至今海外华人仍自称\"唐人\"，就是这个道理。

应该承认的是，香港主流文化重视实干，对政治理论不太了了，对祖国认识也不足。但要改善这情况，需要十分柔软的手腕，也需要更多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后以五十年时间推行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时，也许就已计算到这一点。换个角度看，今天香港的处境，其实也是中国国内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很大可能也要面对的。理顺了香港问题，不单对香港有利，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管治甚至中国的统一大业。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发表文章《香港回归？回归香港》。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中国收回香港带有鲜明的邓小平个人功利主义印记，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威逼英国人撤退，一方面以高度自治笼络港人。一国两制是最重要的承诺。现在怎样评估一国两制？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中共向英国和香港人保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显然，关键是政治制度，因为经济上，大陆也在急剧资本化，不存在两制问题。那么十年来，中共在政治上怎样对待香港呢？以行政主导代替原有政制实际存在的三权分立；以人大释法否决香港人○七○八双普选的合法要求；以爱国者标准包办特首选举；以各种统战手段侵蚀香港的新闻自由……面对这种种政治干预，香港人不断地抗争，二○○三年五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导至保安局长及董建华先后下台，名震全球。

最近，吴邦国的授权讲话，触犯众怒。预示着两制的冲突，在香港还将继续下去。一国两制十年实践的失败，反映在从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港督彭定康到国际舆论最近的批评上，也反映在台湾朝野对一国两制一致的抗拒上，中共借此引诱台湾归顺的预谋可说完全落空。这促使我们对一国两制要作一些根本的探讨。

首先，是香港回归罔顾民意的产物。九七回归前的多项民调显示，大比例的香港人都主张“维持现状”，不愿意接受一个专制政府的管治（至今港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仍然有限）。但中共坚决否定了香港人参与九七回归的谈判，更不用说举行公投。邓小平相信，作出“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威胁英国就范（如接见戴卓尔夫人的谈话）防止民变的同时必备的权宜之计，哪里是什么“伟大创造”？香港不民主的回归模式，是主权转移的根本缺陷。

其二，一国两制的违宪性质。中国宪法第一条明文“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却允许基本法规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露骨的人治特色，意味着“一国”可以随意干预“两制”，以“一国”压“两制”。十年来，他们正是这样干的。而实际上，“两制”从未侵犯过“一国”，在主权、驻军、外交方面港人毫无诉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共权力的独裁性质，根本不能容忍香港作为一个民主政治样板存在于它的主权之下。十年来对于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压，地下党治港的不断渗透扩张，直到任用港共份子为高官，吴邦国公然宣称中央垄断权力，港人治港的骗局已日益彰显，一国两制也就趋向名存实亡。因此，我们何必去凑热闹庆祝回归，而应该争取中英协议和基本法许诺的治港权力回归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海口的作家秦耕发表文章《 “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从李嘉诚的担心说起》。

文章写道，1997年2月邓小平氏辞世前夕，官方制作了一套回顾邓氏生平的长篇电视节目《邓小平》在黄金时段热播，我清晰记得其中一个场景，香港商人李嘉诚某年曾进中南海觐见邓氏，欠着身子，仅用半个屁股搭坐在沙发边上问：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50年后会怎么样？邓氏仰身靠在沙发上，用亲切的四川方言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理由喽！”相信当时看到电视节目的人，对邓氏的谈话只能有一种理解，那就是：不必等待50年，大陆的政治制度就和香港完全一样了，那时香港还用得着变吗？原来邓氏对未来的计划是“大陆香港化”而不是“香港大陆化”！

从当时的电视记录上也可以看出，听了邓氏的解释，李嘉诚顿时放下心来，一脸轻松。很显然，在邓氏看来，香港回归中国的，仅仅是主权，香港主权归属中国后，中国应该做的，不是把“香港大陆化”，而是抓紧时间在50年内完成“大陆香港化”。而今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李嘉诚所担心的那个问题，已只剩下40年时间了，在官方隆重庆祝香港回归10年之际，中共胡党魁亲临香港祝贺。邓氏已逝，李仍健在，如果李嘉诚能借此机会，再次就同一个话题向胡氏请教，不知胡氏又如何回答？

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一般的观察家在观察香港问题时，总喜欢把视角局限于香港本身，他们关注香港内部国家认同度的升降、民主意识的觉醒、政治生态的演化、一国两制是否落实、高度自治是否遭到削弱、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何时落实、两地经贸关系等等，却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这种局限于香港本身的观察，无非是观察香港有多少已经回归、还有多少有待回归，其实是在观察“香港大陆化”的过程与速度，而这恰恰背离了邓小平实施一国两制的初衷。即便观察家对上述所有问题都做出了积极的正面回答，仍然无法解决香港在50年后面临的问题。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大陆，也只能从大陆的变化来预测香港的未来。

被前述观察视角所故意回避的问题是：10年已经过去，40年后香港怎么办？是大陆的政治制度在这10年里在向香港逐渐靠拢，还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暗中向大陆体制“回归”？是香港人的自由正走向终结的倒计时，还是大陆人也将像香港人一样得到自由？真正关心香港未来前途的人，就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大陆的观察上，一旦引入“大陆——香港”的二元观察视角，香港未来面临的问题就像一座倒塌的大山一样迎面向我们撞过来！在庆祝回归10年的时候，香港人和大陆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高兴起来。

说到香港回归，每个人可能都会脱口而出说“真快，没想到一晃就10年了！”是的，时间的确过得很快，眨眼间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10年里，大陆政治体制的坚冰未曾消融，香港与大陆之间“两制”的反差依然冰火两重天。坦率的说，以我之见，在香港回归这10年里，“大陆香港化”的进程并未像邓氏预设的那样开始启动，执掌国家权柄的人甚至已经把邓氏当初的计划完全抛弃，他们非但没有做任何“大陆香港化”的事，反而在积极推行“香港大陆化”。50年后消除两制落差的办法如果不是“大陆香港化”，那就只能是“香港大陆化”，别无选择。在这10年里我不曾看不见任何“大陆香港化”的动静，反而看在眼里的都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继续让香港制度向大陆回归。如此，谁能够为香港乐观？如此，谁又能在庆祝回归10年时从心理高兴起来？

我相信李嘉诚先生十几年前在得到邓氏的那个回答时，当场应该是放心的，但他过后肯定还有过担心。那么在庆祝回归10年之际，他的担心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我认为他的担心应该是增加了，不仅仅李嘉诚先生在为香港人的未来担心，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爱国爱港的人，在庆祝香港回归10年时，也和李先生一样，脸露微笑，心存忧虑，陪着别人高兴，但自己却无法轻松。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居住在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温克坚发表文章《自由的力量——我看香港回归10年》。

文章写道，10年以后，北京的领导人已经可以把香港当成他们亲民政治的秀场，跟小朋友打乒乓球，造访普通香港居民，在舞台上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不过仪式就是仪式，仪式很少反应社会真实，仪式的变化也未必反应真实社会的变化。籍着香港回归10年之际而引发出来的香港未来问题，牵动着很多人士的关注，也激发了很多的讨论。香港边缘化，香港大陆化，一国两制空心化等都是这种关注的充满忧虑的表达，香港的明天会更好，香港会更加繁荣则大概是北京支配的媒体的廉价煽情。

毫无疑问，观察一个小规模的自由社会和一个庞大的威权体制的对接和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过程中，自由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韧性，威权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不自信和无奈的弹性都是精彩的故事，而最精彩的部分则是这样一种事实，结局往往出人意料。10年以前那些唱好香港和唱衰香港的发现现实都偏离了他们的预言，10年以后，香港还在寻找未来。

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框架下，在香港人依旧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架构的情况下，香港的未来注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此引发的种心理焦虑将贯穿着香港经济社会的演变。我没有能力从一个整全性的视角来描述这种演变，我更原意从我自己个体的经历为这种可能的演变加上一个注脚。

从1995年开始，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开始跟香港“亲密接触”，几乎每个月都会在香港做短暂停留。不过当时疲于工作，对回归的意味实在缺乏了解，“一国两制”、“50年不变”等等句式，对回归的解读或者遮掩了类似我这样一个临时过客，大概就象一晃而过的广告语。只是随着对这个城市的感性了解渐渐增多，尤其是对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变得敏感，并滋生了一些探究产生这些差异原因的兴趣，才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香港社会的制度基础，了解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基础设施：经济自由，法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这种对比就是一种正面的思想撞击，原来那些通过多年教育置于脑海深处的主义开始摇晃，那些习以为常的话语体系开始瓦解，简单的说，是跟香港的接触，是香港的自由完成了我重新启蒙，让我明白为什么自由会如此重要。

在香港停留期间，我们交往的圈子往往都是来自大陆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这些人出来之前，大多经受过党国的政治审查，社会主义的烙印明显。不过，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一个自由社会的认同和向往，毕竟香港的自由，法治，廉洁和高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和大陆之间的差异是依靠常识就能判定优劣的。最近这些年，大陆和香港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融合度提高，人们对香港感觉不再遥远，而大陆的自由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亲身感受一个自由社会的魅力。或强或弱，一个在自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可能成为促进自由的催化剂。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香港的回归，使得香港的自由和大陆人们寻求自由的努力绑在一起，香港的自由可以激活大陆人们追求自由的努力，而大陆自由的拓展反过来可以成为香港自由的保障。一个自由社会所展示出来的力量是深远的。它可以通过影响一些个体来影响更多的个体，而这个过程是不断扩展的。自由虽然不是免费的，但自由获得以后却是可以分享的，并不会因为多一个人来享受自由，自由就变得稀缺了，恰恰相反，拥有自由的群体越多，单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也越多。

随着大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人们似乎认为弹丸之地的香港将无法摆脱北京的阴影。大概也正因为这些错觉，北京才会对香港施加压力要进行23条立法，否决香港的普选诉求，通过人大释法侵犯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但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大社会资本，就是对自由的认同变成生活常识，对权利的斤斤计较到了苛刻的程度。面对这种力量，庞大的列维坦也会胆颤心惊。2003年7月1日50万人就在香港的街头表达过这种力量。在香港和大陆的交互式演变中，香港并不是大陆简单同化的对象，香港社会所包含的力量和它激发的力量完全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引导着大陆的未来。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在内地演讲谈香港回归十周年。摘要如下：

香港政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是尽量要避免自己去调查的。为什么呢？自己调查的话，会给人一个感觉官官相护。该怎么调查呢？两个渠道。第一，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除此之外，政府本身也会找人调查，他会找一个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非常独特，香港讲司法独立，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当主席，然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不论是品德或者是功绩，都让人非常佩服的，有可能是一些退休官员，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象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请律师，或者是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政府官员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里讲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意见是这个都不能做，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要批评政府，这么做就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当然这件事在香港有一点轰动，但是很高兴一件事，我们对学术自由的把持是非常高标准的，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

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是流血革命，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的惨烈流血，而香港的去殖是很快乐的一夜之间完成了。

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国一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它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但是不是整个体制的回归。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那表示什么呢？容我大胆的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逻辑、社会价值、文化习惯保持下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我这么说似乎政治非常不正确，但是请听我解释。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几乎都是独立，象是非洲，独立完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社会，为什么？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庄园经济，那是一种殖民经济，这个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

香港市民跟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这指的是什么呢？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是比较没有信心的，特别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你们可以不变，保持那个样子，这是让香港人安心，香港人觉得不错，主权回归没有事，我们原来还跟过去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香港那么惧怕中国的这套体制？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从来香港这个地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些逃离大陆的人去的地方，一直这么下去，49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的时候去了一批，大家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我记得以前在香港出现回归问题时，很多人跟我说，糟了糟了97年怎么办，之后再闹文革怎么办，我说不会再闹了，他们说难说啊。还有说97来了，李嘉诚怎么办，肯定都分了。

因此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然后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之外的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而且保存五十年不变。去殖之后五十年，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

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在香港推行过所谓的对英国认同的运动，为什么？对殖民地国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英室的殖民跟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很不一样，别的殖民地国搞贸易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英国人夺取殖民地是为了搞贸易，英国人搞殖民，当年英国几个选择，可以要中山群岛，但是要了香港，签条约的查理回到英国还在国会被人骂，你这人怎么搞的，中山群岛这么大的地方，向来发展也不错，那种地方不要，要破烂的香港岛，当时香港给人的感觉很破烂、很边缘。最初清朝政府认为香港是香港岛上的一条村，后来英国人把整个岛拿下。为什么拿香港？英军发现香港海盗多，因为香港是良港，袭击来往船只、打劫来往商人，然后躲到这里清兵又找不到，又是很好的避风港，又有很好的补给。当时英国人的想法以这里作为一个军事据点，然后钳制珠江口，所以我常常说这里是海盗窝变成的国际大都市。

英国人不想碰你的民族认同问题，香港人向来都是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李小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我的中国人”、“你们鬼佬”等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跟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一样，他们都是自己是华人，而我们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英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硬要七百万人认同英国，一定会造反，统治的难度非常大。

我们的认同，是认同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的认同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很实质的国家认同，他有很深厚的文化认同、血缘认同。问题就来了，今天说人心回归，又面临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想在香港推行人心回归，就不应该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没有问题，应该是政治的。可是问题是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在香港又很难搞实质的政治认同，因为一搞这个香港又很怕，……所以天天说你们要爱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香港人又很怪异，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怎么还天天说，就象我姓梁，我爸爸天天跟我说别忘了你姓梁啊，这种宣传在香港就变得很怪异。

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内地官员在香港跟我聊天，他觉得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很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翻香港的报纸，比如说开两会，全国媒体两会消息一定放头版，香港的报纸开着两会，你这什么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居然在讲着那一个富商的情妇从楼上跳楼自杀的，这不象话，不关心全国人民关心的话题。我跟他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坦白说两会跟香港无关，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头等大事，我们要关心，但是这个关心是抽象的关心，它不是实质的关心。为什么无关呢？比如说取消农业税，就算改变纳税人报税的方法，……所有国家重大决策都来不了香港的，香港人就象跟广州人，我们真的是同门同种，大家都是讲广东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休戚与共的政策上的现实感，原因就在于两制嘛，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们有什么变化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很实际，比如说QDII、CEPA等等。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既然是一国两制，你就不可能让香港人产生真正很现实的一个国民认同感。但是由于香港人没有很现实的国民认同感，所以某些政府部门又觉得香港人没有人心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