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反右“阳谋”最早形成于何时：以书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为标志，还是从苏共二十大或波兹南事件起就有了“诱敌深入”的打算？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也难有定论，对狡诈多变的毛泽东来说，其“存乎一心”的隐秘动机，如若被人轻易看破，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

但从专制权力的特性出发，却又似乎不难破解。综观其一生，权力是毛泽东的全部生活中心，权谋则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皇权中国几千年的权谋智慧到了毛泽东这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东方文化中的诸多组成部分均与权谋文化灵犀相通并互为营养，以极具东方文化代表性的太极拳为例，作为以取胜为目的的搏击文化系统，它为权谋高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其“阴阳虚实”、“开合收放”的拳法义理，对直来直去的西洋拳师来说，实在并不容易理解，李亦畲在《虚实图解》中说：“实非全然站煞，实中有虚，虚非全然无力，虚中有实”、“虚实即是开合”， 武澄清在《太极拳论》中指出：“进固是进，进中有退。退仍是进，退中隐有进机。”演练过太极拳的人都懂得：招招式式，无所谓进，无所谓退，进招中含有退意，退招转瞬可以转化为进击。

毛泽东作为一个顶尖权谋高手，正如臻于化境的太极武师，出招背后有着深厚的权谋文化根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和生活艺术，毛氏曾经有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争斗是全无章法的乱斗，自然毫无乐趣可言，因此，我们不可机械地以常理揣测毛泽东的行为动机。

理解了斗争对于毛氏权谋艺术的载体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所有的行为动机。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概念，毛泽东堂而皇之地为权谋艺术作了与时俱进的注解。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这“意见是不对的”的评语与“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褒赞相比，显系轻描淡写的侧笔。但从文字上看，必须承认，毛泽东既肯定了其“左”，又对其“过左”有所警示，这与邓小平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一样，属于绝对正确的绝对废话。科学哲学家波普说过：“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验证，因而是非科学的。”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废话却是一种权谋语言艺术，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握着徐铸成的手表扬了《文汇报》，徐铸成趁机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无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毛泽东回避正面答复，只是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从实战的角度，这种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经验，不过是见招拆招的手法，既符合拳法中后发制人的要义，也是权谋高手的机警本能。其中的真谛是：管你什么教条主义、什么修正主义，该修理一下的时候，都会毫不客气地修理。因此，毛泽东在发动鸣放之际，不忘赞扬陈其通等人的“忠心耿耿，位党为国”，而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反右社论之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文章中却也不忘敲打一下“教条主义”。在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的1957年8月21日，咸鱼翻身的陈其通、陈亚丁发表文章《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发右派斗争》时也首先要表明克服“教条主义”错误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鸣放”的压力（严格说来不是来自右派的压力，而是毛泽东训斥邓拓“死人办报”的压力），“四位同志”中的马寒冰已自杀身亡。总之，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要反的，只有毛泽东永远正确。如果说1957年的鸣放最终以“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么，9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周期性轮回？同理，邓小平可以在几小时前鼓励胡耀邦与邓力群摊牌，也可以在几小时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公开打胡耀邦的脸。

也就是说，当掌握最高专制权力的君主鼓励别人去做某件事，他只是在利用别人，而不会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即使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最重大问题，比如说六四镇压，邓小平在戒严部队取得全面胜利的1989年6月9日之前，也会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独裁者的行为本能，当他们出拳打人的时候，总要减少自己身体的暴露面，尽量不给对手留下空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戒严部队无法取得全面胜利，那么，杨家将被牺牲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到1989，而不是1992年。独裁者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和朋友。

这种判断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一定在1957年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却可以解释这种变化的更深层根源。要寻求毛泽东招式“起变化”的机缘，须从权力的致幻作用说起。专制和独裁权力是逐渐趋向于评价一律的，也就是说，随着专制权力的形成，专制者必然生活在歌功颂德的声浪中，久而久之，权力和掌握权力者就会被神化，这一神化的过程也是反面舆论被消声的过程，专制者最终成为正义的唯一化身，这一造神过程的结果是，专制者将他维护权力的努力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努力，从而卸掉了权力争斗过程中所有的道德约束。无论毛泽东整死多少个左派、右派，他都不会有心理负担，无论邓小平让多少无辜者丧失幸福生活，他都会为自己找到合理性论证（即使在十八年后，他的长女邓林女士还在香港的媒体上继续为他寻求论证），在毛泽东看来，他是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代表，在邓小平看来，他是不左不右的唯一社会平衡器。

无论权力对正义的定义如何狭隘，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当人们指责专制者滥用权力的时候，他在内心是感到无辜的。

由于这种正义性的幻觉，专制者总会是开明的，他们愿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左右两方意见他们都愿意听（如果你不说，他甚至想方设法强迫你说），通过对这些意见的收集，他们更加欣赏自己的开明统治，并且认为，只要完成这一意见收集的过程，他们就可以完全代表“人民群众”了。通过“运动群众”夺取政权的专制者不会傻到无视群众的地步，但与普通人一样，他们经常接触的人，大概也不会超出几百个，其信息来源同样具有片面性，不仅如此，由于利害关系，他们听到的意见多是被各级官员筛选过的，为此，他们必须借助“民主”。有趣的是，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史上第一暴君毛泽东，甚至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经常地使用“民主”一词，另外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当然就是“人民”了。如果说这是一种欺骗的话，他可能首先已把自己欺骗，问题是，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和权力的自我神化，使他把“和风细雨”和恭顺无比的提意见，当作唯一可以接受的“民主”表达，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我这么虚心地接受“民主”意见，那么，任何人对我不友好的批评就是反民主的。也就是说，无论苏共二十大后的反个人崇拜、1957年春季的鼓励鸣放，还是此后的反右，都是维护民主的正义之举——让你们给我提意见，不是让你们质疑党天下的制度，不是让你们呼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你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既然威胁到专制者的权力便是危害民主和社会正义，那么，顺手变招给来自右边的人一击，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拳法如此娴熟，既可以借A力击打B点，当然也可以顺手借B力击打A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是何等坦荡：“‘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当独裁暴君的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那么，为了维护权力之需而犯下的一切罪恶，都不会给独裁者带来心理负担，独裁者可以在任何时候牺牲掉任何人，否则，何以解释斯大林把凶残的特务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置于死地？他们是否忠诚、是否该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大林认为让他们死掉更好一些。所以，苏共二十大之后也好，波兹南事件之后也好，1957年5月15日之后也好，甚至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具备随时让任何人成为右派的心理准备，认识到这一点，就连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终生思想“左派”陈沂也不会对自己的右派身份有什么不解了。座上宾片刻间沦为阶下囚并不奇怪，专制者的拳理本就如此，瞬间可以完成虚实开合的转变。在独裁者眼里甚至没有什么严格的左右之分，只要客观上威胁到他的权力，总会被找出一个罪名，当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的时候，毛泽东却放心地让“叛徒”江青和张春桥继续做他的打手，并且不允许周恩来和康生清查他们的历史叛变问题——这中间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和情、理、法，只有权力的需要，一切符合暴君维护权力既时之需的人，都被归入正义一方，反之，则成为地富反坏右。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刀子”被苏共抛弃，波兰、匈牙利共产党险些失去政权，使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权力的隐性威胁问题，一方面，他知道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失去民心的根源，为此，他需要人民群众给这些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提意见，另一方面，他这个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真正的总后台，却想当然地自视为正义和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是绝对不可以被批评的。如果说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危害的是人民利益，对毛泽东的统治造成的也只是间接威胁，那么，指向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的批评，则是对他的直接挑战，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一直接和间接的区别，使毛泽东成为一个终生的“极左”暴君。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刘邓向高校派驻工作组的反感，也不应被视为低级权力斗争的需要，1964年毛泽东就很自信地对刘少奇说过，“我动一动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不需要发展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他对刘邓派驻工作组的反感，是因为他自视为人民和正义的唯一代表，他需要通过对官僚主义的打击来维护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降低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过，这不妨碍他在1976年清明节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施以更残酷的暴力，因为他永远都是唯一正确的代表，威胁他的权力就是直接威胁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

回到1957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600万，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但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抹掉这600万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自由记忆，今天重温鸣放时的言论，我们不能不惊讶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主认识之深刻，仅就民主理论和人格魅力而言，这些知识精英并不逊色当时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毛泽东具备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历史视野，自上而下或者说上下结合的社会改革并非不能实现，杜光先生回忆中央高级党校的鸣放与反右时写到：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象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

就是说，尽管当时的社会矛盾分歧以党与非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即使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大量存在的。在镇反、三反、肃反等历次运动之后，党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已呈严重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反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毛泽东具备基本的民主素质与历史责任感，他完全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和一部分党内力量完成中国的温和民主革命，这一点，从他大跃进之后威望严重受损仍然可以发动文革将老干部打倒，就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今天的中国，当民主已成民间基本共识，当专制与民主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逆转，如果中共党魁有意进行民主改革，成功的几率远大于一般想象，民主的阻力远小于“民主缓行”者的渲染。但由于毛泽东把自己视为正义的唯一代表，并将其权力的稳固视为维护正义的基础，1957年，他彻底毁掉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可能，并为权力对民意的镇压确立了一种极坏的典型模式。

事实上，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民主改革的，即使他一次次鼓动鸣放（文革时又对年轻一代玩这种把戏，先是鼓动他们造反，既而将他们发配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那只是为了从左右两方面消除对他的权力威胁，他所谓的“造反有理”只不过是“反贪官不反皇帝”。1957年的鸣放之所以很快引起毛泽东震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历次镇压（尤其是刚刚过去不久的肃反运动）使民众一旦获得说话机会，必然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镇反也好，肃反也好，都只是维护权力的一个招式，但对受害者来说，却意味着整个人生和前途的毁灭，谁能让这些无“组织”的民众“和风细雨”地描述他们的伤痛？民众的激烈情绪和追究责任的要求，必然大大刺激叶公好龙的“民主倡导者”毛泽东，而这些民众的愤怒背后，是毛泽东手上的鲜血。作为一个不停地杀人的专制权力拥有者，倡导鸣放和“民主”的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通过杀AB团的权力操作堵死了自己的“民主”可能，怎么能指望一个手上大量沾血的暴君开启民主之路呢？这一点对于当今时代仍具现实意义，历史上是否大量沾血，或者说，是否在行动中不怕沾血，仍是判断权力持有者是否可能开启民主之路的重要指标。

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然的，长期的杀人经历早已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作为一个杀人犯，他却在内心里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唯一代表和化身。在无人能够挑战其权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如果全然一副独裁暴君的面目反倒更好一些，人们至少不会被他轻易地“诱敌深入”，但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乃至于对民主的承诺（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过当时处在训政时期），在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毛泽东心中却可能是真诚的（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左派同样为数甚多）。这种“真诚”更为可怕，以巩固权力或“正义”为目的的真诚，使之更具欺骗性，也更无禁忌，于是，即便鸣放以“反左”起，同样会导致对“右派”的反向鸣放与声讨，使更多呼唤自由的人失去自由。

祛除政治乌托邦造成的道德洁癖、“党”的力量的削弱、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普及、权力制衡观念、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民间社会的自觉、民意对权力的天然不信任和防范••••••这些，在1957年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对教条主义的鸣放必然导致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致命创伤，“爱民”的皇帝毛泽东（他需要通过爱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维持内心深处的正义自信）必然步步演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反右过后，毛泽东的权力再次强化，于是，大跃进就要开始了，饿死千万人的悲剧就要到来。不过，即使几千万人饿死，在毛泽东看来，也只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因此，他不会承认错误，而恐惧和舆论管制使民众不敢相信他的错误。于是，包括他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将毛泽东看成一尊神，但这是一具肉身之神，他需要衣食享乐，更会感到疼痛和恐惧，尤其是失去权力的恐惧，于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他只能通过一次次运动杀死越来越多的人。

毛泽东的反右“阳谋”最早形成于何时：以书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为标志，还是从苏共二十大或波兹南事件起就有了“诱敌深入”的打算？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也难有定论，对狡诈多变的毛泽东来说，其“存乎一心”的隐秘动机，如若被人轻易看破，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

但从专制权力的特性出发，却又似乎不难破解。综观其一生，权力是毛泽东的全部生活中心，权谋则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皇权中国几千年的权谋智慧到了毛泽东这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东方文化中的诸多组成部分均与权谋文化灵犀相通并互为营养，以极具东方文化代表性的太极拳为例，作为以取胜为目的的搏击文化系统，它为权谋高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其“阴阳虚实”、“开合收放”的拳法义理，对直来直去的西洋拳师来说，实在并不容易理解，李亦畲在《虚实图解》中说：“实非全然站煞，实中有虚，虚非全然无力，虚中有实”、“虚实即是开合”， 武澄清在《太极拳论》中指出：“进固是进，进中有退。退仍是进，退中隐有进机。”演练过太极拳的人都懂得：招招式式，无所谓进，无所谓退，进招中含有退意，退招转瞬可以转化为进击。

毛泽东作为一个顶尖权谋高手，正如臻于化境的太极武师，出招背后有着深厚的权谋文化根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和生活艺术，毛氏曾经有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争斗是全无章法的乱斗，自然毫无乐趣可言，因此，我们不可机械地以常理揣测毛泽东的行为动机。

理解了斗争对于毛氏权谋艺术的载体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所有的行为动机。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概念，毛泽东堂而皇之地为权谋艺术作了与时俱进的注解。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这“意见是不对的”的评语与“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褒赞相比，显系轻描淡写的侧笔。但从文字上看，必须承认，毛泽东既肯定了其“左”，又对其“过左”有所警示，这与邓小平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一样，属于绝对正确的绝对废话。科学哲学家波普说过：“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验证，因而是非科学的。”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废话却是一种权谋语言艺术，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握着徐铸成的手表扬了《文汇报》，徐铸成趁机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无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毛泽东回避正面答复，只是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从实战的角度，这种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经验，不过是见招拆招的手法，既符合拳法中后发制人的要义，也是权谋高手的机警本能。其中的真谛是：管你什么教条主义、什么修正主义，该修理一下的时候，都会毫不客气地修理。因此，毛泽东在发动鸣放之际，不忘赞扬陈其通等人的“忠心耿耿，位党为国”，而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反右社论之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文章中却也不忘敲打一下“教条主义”。在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的1957年8月21日，咸鱼翻身的陈其通、陈亚丁发表文章《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发右派斗争》时也首先要表明克服“教条主义”错误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鸣放”的压力（严格说来不是来自右派的压力，而是毛泽东训斥邓拓“死人办报”的压力），“四位同志”中的马寒冰已自杀身亡。总之，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要反的，只有毛泽东永远正确。如果说1957年的鸣放最终以“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么，9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周期性轮回？同理，邓小平可以在几小时前鼓励胡耀邦与邓力群摊牌，也可以在几小时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公开打胡耀邦的脸。

也就是说，当掌握最高专制权力的君主鼓励别人去做某件事，他只是在利用别人，而不会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即使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最重大问题，比如说六四镇压，邓小平在戒严部队取得全面胜利的1989年6月9日之前，也会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独裁者的行为本能，当他们出拳打人的时候，总要减少自己身体的暴露面，尽量不给对手留下空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戒严部队无法取得全面胜利，那么，杨家将被牺牲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到1989，而不是1992年。独裁者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和朋友。

这种判断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一定在1957年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却可以解释这种变化的更深层根源。要寻求毛泽东招式“起变化”的机缘，须从权力的致幻作用说起。专制和独裁权力是逐渐趋向于评价一律的，也就是说，随着专制权力的形成，专制者必然生活在歌功颂德的声浪中，久而久之，权力和掌握权力者就会被神化，这一神化的过程也是反面舆论被消声的过程，专制者最终成为正义的唯一化身，这一造神过程的结果是，专制者将他维护权力的努力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努力，从而卸掉了权力争斗过程中所有的道德约束。无论毛泽东整死多少个左派、右派，他都不会有心理负担，无论邓小平让多少无辜者丧失幸福生活，他都会为自己找到合理性论证（即使在十八年后，他的长女邓林女士还在香港的媒体上继续为他寻求论证），在毛泽东看来，他是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代表，在邓小平看来，他是不左不右的唯一社会平衡器。

无论权力对正义的定义如何狭隘，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当人们指责专制者滥用权力的时候，他在内心是感到无辜的。

由于这种正义性的幻觉，专制者总会是开明的，他们愿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左右两方意见他们都愿意听（如果你不说，他甚至想方设法强迫你说），通过对这些意见的收集，他们更加欣赏自己的开明统治，并且认为，只要完成这一意见收集的过程，他们就可以完全代表“人民群众”了。通过“运动群众”夺取政权的专制者不会傻到无视群众的地步，但与普通人一样，他们经常接触的人，大概也不会超出几百个，其信息来源同样具有片面性，不仅如此，由于利害关系，他们听到的意见多是被各级官员筛选过的，为此，他们必须借助“民主”。有趣的是，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史上第一暴君毛泽东，甚至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经常地使用“民主”一词，另外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当然就是“人民”了。如果说这是一种欺骗的话，他可能首先已把自己欺骗，问题是，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和权力的自我神化，使他把“和风细雨”和恭顺无比的提意见，当作唯一可以接受的“民主”表达，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我这么虚心地接受“民主”意见，那么，任何人对我不友好的批评就是反民主的。也就是说，无论苏共二十大后的反个人崇拜、1957年春季的鼓励鸣放，还是此后的反右，都是维护民主的正义之举——让你们给我提意见，不是让你们质疑党天下的制度，不是让你们呼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你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既然威胁到专制者的权力便是危害民主和社会正义，那么，顺手变招给来自右边的人一击，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拳法如此娴熟，既可以借A力击打B点，当然也可以顺手借B力击打A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是何等坦荡：“‘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当独裁暴君的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那么，为了维护权力之需而犯下的一切罪恶，都不会给独裁者带来心理负担，独裁者可以在任何时候牺牲掉任何人，否则，何以解释斯大林把凶残的特务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置于死地？他们是否忠诚、是否该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大林认为让他们死掉更好一些。所以，苏共二十大之后也好，波兹南事件之后也好，1957年5月15日之后也好，甚至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具备随时让任何人成为右派的心理准备，认识到这一点，就连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终生思想“左派”陈沂也不会对自己的右派身份有什么不解了。座上宾片刻间沦为阶下囚并不奇怪，专制者的拳理本就如此，瞬间可以完成虚实开合的转变。在独裁者眼里甚至没有什么严格的左右之分，只要客观上威胁到他的权力，总会被找出一个罪名，当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的时候，毛泽东却放心地让“叛徒”江青和张春桥继续做他的打手，并且不允许周恩来和康生清查他们的历史叛变问题——这中间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和情、理、法，只有权力的需要，一切符合暴君维护权力既时之需的人，都被归入正义一方，反之，则成为地富反坏右。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刀子”被苏共抛弃，波兰、匈牙利共产党险些失去政权，使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权力的隐性威胁问题，一方面，他知道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失去民心的根源，为此，他需要人民群众给这些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提意见，另一方面，他这个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真正的总后台，却想当然地自视为正义和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是绝对不可以被批评的。如果说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危害的是人民利益，对毛泽东的统治造成的也只是间接威胁，那么，指向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的批评，则是对他的直接挑战，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一直接和间接的区别，使毛泽东成为一个终生的“极左”暴君。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刘邓向高校派驻工作组的反感，也不应被视为低级权力斗争的需要，1964年毛泽东就很自信地对刘少奇说过，“我动一动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不需要发展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他对刘邓派驻工作组的反感，是因为他自视为人民和正义的唯一代表，他需要通过对官僚主义的打击来维护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降低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过，这不妨碍他在1976年清明节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施以更残酷的暴力，因为他永远都是唯一正确的代表，威胁他的权力就是直接威胁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

回到1957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600万，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但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抹掉这600万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自由记忆，今天重温鸣放时的言论，我们不能不惊讶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主认识之深刻，仅就民主理论和人格魅力而言，这些知识精英并不逊色当时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毛泽东具备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历史视野，自上而下或者说上下结合的社会改革并非不能实现，杜光先生回忆中央高级党校的鸣放与反右时写到：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象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

就是说，尽管当时的社会矛盾分歧以党与非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即使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大量存在的。在镇反、三反、肃反等历次运动之后，党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已呈严重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反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毛泽东具备基本的民主素质与历史责任感，他完全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和一部分党内力量完成中国的温和民主革命，这一点，从他大跃进之后威望严重受损仍然可以发动文革将老干部打倒，就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今天的中国，当民主已成民间基本共识，当专制与民主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逆转，如果中共党魁有意进行民主改革，成功的几率远大于一般想象，民主的阻力远小于“民主缓行”者的渲染。但由于毛泽东把自己视为正义的唯一代表，并将其权力的稳固视为维护正义的基础，1957年，他彻底毁掉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可能，并为权力对民意的镇压确立了一种极坏的典型模式。

事实上，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民主改革的，即使他一次次鼓动鸣放（文革时又对年轻一代玩这种把戏，先是鼓动他们造反，既而将他们发配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那只是为了从左右两方面消除对他的权力威胁，他所谓的“造反有理”只不过是“反贪官不反皇帝”。1957年的鸣放之所以很快引起毛泽东震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历次镇压（尤其是刚刚过去不久的肃反运动）使民众一旦获得说话机会，必然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镇反也好，肃反也好，都只是维护权力的一个招式，但对受害者来说，却意味着整个人生和前途的毁灭，谁能让这些无“组织”的民众“和风细雨”地描述他们的伤痛？民众的激烈情绪和追究责任的要求，必然大大刺激叶公好龙的“民主倡导者”毛泽东，而这些民众的愤怒背后，是毛泽东手上的鲜血。作为一个不停地杀人的专制权力拥有者，倡导鸣放和“民主”的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通过杀AB团的权力操作堵死了自己的“民主”可能，怎么能指望一个手上大量沾血的暴君开启民主之路呢？这一点对于当今时代仍具现实意义，历史上是否大量沾血，或者说，是否在行动中不怕沾血，仍是判断权力持有者是否可能开启民主之路的重要指标。

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然的，长期的杀人经历早已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作为一个杀人犯，他却在内心里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唯一代表和化身。在无人能够挑战其权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如果全然一副独裁暴君的面目反倒更好一些，人们至少不会被他轻易地“诱敌深入”，但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乃至于对民主的承诺（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过当时处在训政时期），在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毛泽东心中却可能是真诚的（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左派同样为数甚多）。这种“真诚”更为可怕，以巩固权力或“正义”为目的的真诚，使之更具欺骗性，也更无禁忌，于是，即便鸣放以“反左”起，同样会导致对“右派”的反向鸣放与声讨，使更多呼唤自由的人失去自由。

祛除政治乌托邦造成的道德洁癖、“党”的力量的削弱、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普及、权力制衡观念、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民间社会的自觉、民意对权力的天然不信任和防范••••••这些，在1957年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对教条主义的鸣放必然导致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致命创伤，“爱民”的皇帝毛泽东（他需要通过爱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维持内心深处的正义自信）必然步步演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反右过后，毛泽东的权力再次强化，于是，大跃进就要开始了，饿死千万人的悲剧就要到来。不过，即使几千万人饿死，在毛泽东看来，也只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因此，他不会承认错误，而恐惧和舆论管制使民众不敢相信他的错误。于是，包括他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将毛泽东看成一尊神，但这是一具肉身之神，他需要衣食享乐，更会感到疼痛和恐惧，尤其是失去权力的恐惧，于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他只能通过一次次运动杀死越来越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