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额首称庆现代化如期而至时，何曾料到现代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系统化干预已逼得天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波德里亚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用，由于其赖以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必将顺势分化、重新组合，所以它已不仅仅着力于对人的物理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形而下的改造，而是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重新规划人的社会伦理和精神构图。正是立足于这一无法规避的现实境况，我们需要正视并思考现代性之下的工程化，归纳化的社会生态，面对完全依赖于电子传媒摄取精神养份，完全托身于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配置生存资源并主导着“活法”的现代化之下的个人，我们还可以在什么样的维度经营和建设自己，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真正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完全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并借此抗拒公权的专制对个体私性空间的侵犯，能够有效抵制极权主义挟持之下的伪现代化语言和精神对个人主体意志的分化瓦解。
现代性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
在现代性之下，没有值得认真执守的信念，也不必有专心致志的目标，更不会有能统辖一切和武装头脑的公共意识形态，人们都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制彼此隔离、条块分割，被按单位、公司和各种利益组织定量定格配置，从而将各自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伸展的可能性压缩在当下的利益区间，这时候，人们只管专心去活，只管专注于自己的私性领域，然后陶醉于个人化的甜蜜，在这种境况之下，身体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就是唯一可以确证的生存目的，所以，对于周遭情事和层出不穷的世道纷争，人们总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变不惊的立世原则，因为都相信没有必然只有或然，相信一切都在不可确定之中，一切都不可预知、不可把持，所以人们总是能够淡定地看待这一切，并将生发于眼前的世道恶行和各种不公不义视为当然，视为见惯不怪日日必须演练的功课和生活的常态，因为现代性承认历史与客观上的不均势、不守衡，承认社会差序格局和冲突的本然存在，所以人们并不刻意寻求调和，寻求整齐划一步伐相同，因而便只能习惯它并接受它在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在现代性的认知谱系里，因为没有终极，没有不可以置疑的定义，所以便没有不可以挑战的权威，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个人为某种虚设的公共目标或国家意志负责任作牺牲，在高度精密、系统化控制的社会之中，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关乎人类精神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拆解，被量化分析，甚至连爱情也可以被想象成工程化社会构成之中的某个元素。由于一切都是即时的、可变的、甚至是可消费的，随着语词的标准化、格式化以及公众对“趋同效应”的集体无意识效仿，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日渐趋同，所以，有学者说“现代人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由于我们总是依赖于媒体，总是依赖于公器制售的话语去思考去判断，去言说表达，因此我们总是远离真实和生活本身，因而便没有了置身现场历险的独特经验，没有了直逼心灵的疼痛与颤栗，于是，我们常常将虚拟与现实倒置，常常被无良的公权把持者和市场中的强势资本操控着“为我所用”地率性驱策和把玩。由于电子传媒和公共交通的无限渗透消弥了人的异质性，使得个体的独立自在性随着公共舆论的泛介入而逾显试微，其结果是我们作为个体本然存在的差异性和突出之处被不断消解而走向平面化和同一性。如此日长月久，我们言说的语气和思维模式、以及情绪状态与行为举止等一切关涉人的社会属性和表达，都因专制公权依凭其掌控的“喉舌”的反复教唆和挑逗而跟着“极权主义跳舞”，这正应验了心理学上所描述的现象即“同一事象的断不反复会成为人的牢固不变的第二天性”。如此反复、如此熔炼，“在咸水里泡三年，在碱水里泡三年”，我们由不得以放弃思想、放弃判断并最终自觉自愿协从专制意志而成为其帮凶帮闲，这不仅显示了专制主义文治策略在现代性之下“投机取巧”式的活学活用，也是我们作为人的天然缺陷中始终有一种耽于怠惰、不劳而获的品质所必然遭逢的宿命！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寄望于公家的关怀，托身于皇恩浩荡布施救济的“送温暖”，我们总是习惯于被安排被收容，被“修理改造”然后量身定价货与帝王家，总是眼晴向上巴望着并且时时翘首以待天命垂青、大人下顾、圣人引路……，从而心安理得将自己矮化、弱智化抛离于“公道”公义之外，在放弃责任担当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体见之于社会的普遍人权，因为我们的文化积习和价值取向太单一、太低度，太缺少能超越形而下的盲目性从而立足高远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另一种人生的冲动，所以才导致支撑并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大都很少是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更多则是利益期许和权力换班之使然，因为我们太功利、太急切，太实用主义，所以我们没有信仰也不需要信仰，因此我们的社会中总是无法建构起多维度的人生参照系，总是缺少多元价值并列、势均力敌且能相互制衡、兼容并包的社会生态，因而我们无法形成体制外压力集团，无法结盟抗辩专权侵害，更难于形成从法理和良知的高度为个人争权取权利、争取自由的民意资源和有效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都因为别无选择，所以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么全民从政呼啦啦绕着权力中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么服膺政治强人然后“锁定眼球”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总之，我们总是缺乏主体性，缺乏前瞻的眼光因而总是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所以才无法拆卸求生活路中时时紧逼的压迫感和挤兑力，这种全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为食色之欲和荣华富贵拼家当本使蛮劲下狠心的社会心态，势必误导人心人性弃善从恶进而不断加剧社会系统化、制度性的危机，最终导致个人生存生活的风险成本一路飚升。于是，我们不得以只能高度紧张穷于应对纷至沓来的生存困境，只知道心无旁骛为活着而不是活法立规矩定原则，因此“我们”被命名为群众、群氓，成为现代化之下被“权力无知之幕”及其垄断的资讯完全监控和教导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此，我们总是被替代，总是被现成的中介组织和技术所利用，所以我们本然的怠惰品质被充分激活，于是，我们只习惯用眼睛读图用耳朵听音，只习惯于通过电子屏受现成的资讯从而常常被媒体“蒸馏选材”乃至弄虚作假所误导和把玩。
有了如此方便快捷、触手可及的现成消受，谁还会含辛茹苦、身体力行作精神的远游呢？试想，当我们长期依赖视听做分析作判断，经常被电子传媒所牵引然后用感觉代替思想，用想象代替事实，用虚拟空间代替当下场景……，长此以往，其最终消解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语言、感觉和思想、甚至会导致我们在认知上出现迷误和混乱，所以，当我们通过媒介无限拓展视听镜域，获取无限信息的同时，我们却常常有感觉迟钝、无心他顾的冷漠与木纳，其原因之一乃是由于观注点都具有相似性和雷同处，从而使得原自个人化的经验、视角和处境的差异性日渐消弥而丧失了交流的冲动，思想的枯萎正是从语言开始，因此那种对真理性和终极性的追问与冥想只能突显出不合时宜的愚顽和滞后，由于人们总是拒斥沉重躲避崇高，总是故意忽视公共权力和强势资本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因而也就无意顾怀日日坍塌沦陷的心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容忍弥布与周遭的各种不公不义，才难以激发出对生命殒灭时的悲悯之情，才留下了太多聚众围观者的木纳和施恶者弹冠相庆的浪笑，才使我们面对单极独大的体制化精神与利益围堵无从逃脱。
二 0 0 七年二月十四日于麻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