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乍暖还寒。我从外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准备与父母在一起过一个难得的春节，我的兄长欧阳懿也回到了他遂宁城家中，过去的一年他在外奔波劳作，到了年底，却被迫两手空空回家，因为没能结到工钱。据说温家宝先生非常关心做工者的工资问题，甚至亲自为那些工人们解决。（我抵制“民工”或者更具侮辱性的“农民工”之类的词汇，他们明明是在工、矿、建筑业里靠出卖廉价劳力为家庭挣些糊口钱的工人。）但是政治秀归政治秀，现实归现实，政治秀做得再花哨，也无法改变工人们难以结到工钱这个现状。
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中的一员，那么当权者永远是不足的或者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沦为被当权者肆意摆布的玩物，人类也谈不上文明。这是作为一名异议的悲哀，他们希望执掌政治权力的人们能够理性，能够对得起公众委托他们代为行使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不愿和任何人为敌。但是当权者将他们当成敌人，费尽心思要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将他们摧毁于无声无息之中。
我和欧阳懿远隔数千里，过去的一年我们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在风雨飘摇中奔波了一年，所幸最后终于得以拖着一身疲倦回到亲人身边。如果你身为异议群体的一员，你会发现身边每一个人都是相似的。他没能结到工资，过去的一年除了辛劳几乎一无所获，只有两份酝酿已久书稿接近杀青。我明白，这两份书稿于他或者是于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分量，远胜于那些堆积如山的金库储备或是寒光森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于中国当权势力的分量。所以当他嘱我为这些书稿作序时，莫大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寒冬还未完全过去，躲在奢华空调房屋内享受醇香拉美咖啡的人们，不会明白为何有人要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到冰天雪地里去寻找苦难？无论向任何人询问这个问题，都无人能够给出一个完满答案。人类的理性有限，理性在这个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她是一种属灵追求，是生命、爱情和自由的三位一体。如果非要做一个解释，我想套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当什么事物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时，同时也意味它还未诞生。梁启超之少年中国，于百年前是一个理想，于今天仍旧是个理想。我们这片土地名叫“中国”，但实际上“中国”还未诞生。这片土地上过去四千年的的历史，只不过是那部名叫“中国”的遥远诗篇之序言。
这序言太过于漫长，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序言，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序言。是以，当欧阳懿先生将他心血凝成的书稿《别样的中国》寄给我并嘱我作序时，我决定将这篇序言起名为《没有序言的中国》。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畸形母胎之中，如同电影《Matrix》。四千年来，我们世世代代在极权专制下为奴的血泪历史，使得我们已经习惯一边为奴一边忘记了自己贱奴的身份。我们的一切人生哲学都必须围绕统治者的利益展开，完全丧失自我。譬如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首先表态称：“在XX领导的关怀下！”这种比吞死苍蝇更恶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居然在全中国范围内被视为天经地义，无人因之而羞耻。可怜我们可悲的中国。
但是人们不知道，有人在因之羞耻，他们只不过不为人知。1989年，瘦小孱弱的许万平先生身披一幅白色标语出现在重庆街头，上书“杀人犯李鹏”，旋迅速被捕然后判刑八年。人们忘却了，或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不愿在杀人犯、贪污犯统治之下为奴。以他们才干，选择为奴，锦衣玉食的生活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用自己一生去体味什么叫颠沛流离。
要追溯那场杀人的往事似乎越来越困难，十八年来，人们无法从任何官方渠道得知关于当时情景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能够使人联想到那场屠杀的一切因素，都被彻底屏蔽到了我们视野之外。“6”和“4”这两个数字无论以任何形式相连，都是宣传部门的头号禁忌。1989年这个年份从一切公众媒体上消失，仿佛这个年份从未存在过。而民间关于那场屠杀口口相传的消息，又往往因为传播途径的原因而偏离了真象。我们至今不知道那一天凌晨死了多少人？我们只知道军队动用了国际上明令禁止的达姆弹（这是一种秃头子弹，射入人体之后遇上阻力迅速减速，能量瞬间骤然释放，产生类似爆炸的效果，并在人体内继续翻转，能将中弹者五脏六腑捣得粉碎，俗称“开花弹”）。而他们枪口指向的对象，是一大群手无寸铁的骨肉同胞，他们年青、真诚，充满理想和对祖国未来的向往。
1989年过去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枯萎的年代，每年都有成批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或劳教队，被驱逐出境。我们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书刊、报纸、影视等媒体的审查制度变本加厉地密不透风。任何一篇文章或是一个镜头，想要和公众见面要经过无数机构拿着放大镜和电子计算机层层审查。有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文化部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门。尽管如此，每年仍有无数书刊被禁，报社被查封。这个年代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畸形的文化和畸形的生活方式，是谓之“枯萎的年代”，这空气令人窒息。
欧阳懿先生的《别样的中国》，正是记录了在这个枯萎年代，一群被他称用“别样”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们。这些人中，有默默无闻的刘贤斌、许万平、张林先生，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周志刚、浦勇、李才安、李作、鲁登川等先生，以及他们背后更加无人知晓的人们：他们的母亲、父亲、妻子、孩子……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看到的其它一切，都或多或少打上了谎言的烙印。
这些人走上了被外界俗称为“民运”，国际上统称为“异议”的道路，他们这一生会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变得荆棘丛生，苦难不断。即便有一天，民主投票的时代来临，他们也不可能在未来的民选社会里得到什么。未来社会更不会将他们的名字制成黄继光、刘胡兰之类的标本往后世孩子们的耳朵里灌。在民选的社会里，一切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将与现今存在质的不同。
民运并非一股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人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有人因为时代原因没有进入学校依靠自学，无论受过还是未曾受过正式高等教育，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明显高于社会各个阶层。一般意义上，将1979年西单民主墙的兴起视为中国民运的开端，也有人以为应该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开端。“民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反右扩大化年代，即便在最残酷的文革期间，所谓“民运分子”也从未销声匿迹过：其中著名的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
民运也非中国独有，在二十世纪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尤其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优秀的民运代表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克罗地亚的图季曼。而越南有一个直属越共中央的“民运部”，与宣传、组织部门并列，专门为对付国内的民运力量而设立。在民运形成形成深远影响的国家中，极权势力崩溃之后，社会迅速摆脱动荡和贫困走向繁荣，今天的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达程度已经接近西欧水平。而在民运势单力薄的国家，情况则不容乐观。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等国常年动荡，社会并未因极权势力的崩溃而得到明显好转。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中国49年之后色彩最为绚丽一个时代，但由于当权势力拒绝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毛泽东时代依靠高压政策积累的数十年弊病没有得到真正治疗。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严重的社会弊病令共产党当局所制造的经济、政治双重危机大规模爆发，同时引发198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争活动。
1989年之后，共产党当局在经济上做了一定的私有化改革，却在政治上采取强硬的消禁政策，试图挽回危机。但是如果在经济上不实行真正彻底的私有制，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上缺乏民主，那么中国社会必然走向苏联、东欧一样结局，然后听天由命。正因如此，一代一代的人们才不惜常年累月头破血流，向这个庞然大物一般共产党不停地说：不！
欧阳懿先生创作《别样的中国》，正是希望记录下这些说“不”的人和他们的亲人，留给历史和未来一个见证。也许您会觉得疑惑：为何在这篇序言中，没有对《别样的中国》做多少介绍？因为当您准备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阅读、感悟这些文字时，就再无须做任何事先或事后的介绍。当你用目光、手指和心灵去触摸那些文字，你也许还不知道，你所触摸的，正是那个已经流传了百年，至今仍停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少年中国
2006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