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这是我为此次会议准备提交的论文梗概。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刘 水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写作，源自自己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和撕裂，并且不愿意保持沉默，这是我个人写作的精神动力。这个制度将我们拒斥在体制之外，对此我没有任何留恋，我们被这个可耻的政治戴上“异议作家”的帽子，我非常自豪！为中国这个暗黑时代发言，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中国异议作家是以个人身份边缘化为标志的，先是身份边缘化然后才是写作的边缘化，而不似西方自由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立场的边缘化，他们并没有身份的不同，这有本质不同。异议作家意味着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任何作品，并且随时面临被政府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受监禁、隔离、驱赶、封杀的残酷现实。
而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东方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体制内作家和那些逃避言论禁锢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作家一进入写作，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于是，颓废的经验，生存的残酷性，欲望的袭击，使一些人的写作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从而使写作被无关痛痒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浅薄的过日子精神所左右。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我个人的愤怒，是源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个人的四次政治犯监禁和精神的困境。我们经历着现实的独裁、苦难和危险，由此，心灵就更加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自我价值实现以平息这种怒气，而平息个人怒气的最好方式，就是个人性的书写。
我希望个人化的写作能承担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而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仍被严厉禁锢，文学的艺术性这对异议作家太奢侈。反抗政治迫害，反抗言论禁锢成为我们书写文字的迫切主题。为反独裁政治发言、为警察特务迫害发言，为丑陋社会发言，在被中国政治屏蔽的公共领域发言。呐喊，我们的喉管被割断，被政府的种种非法行为剥夺说话权利、生存权利；愤怒，我们的血流进了沙漠，无声无息，遭受庸俗哲学和世俗观念的嘲弄。这一切使得我们既作为卑微者而存在，又作为残暴制度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而存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碾压，只因我们不甘于沉默。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景象：轻蔑写作而注重荣誉，淡漠作品而倾心于作秀，规避文学而企求权力，以此获得名利，这同样的可耻。
如鲁迅所言：“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以至生命消失。
2006年10月23日
2007年1月6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