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旗帜网被关闭

 

人们习惯的用语叫“多事之秋”，中共十七大将在秋天召开，这不，现在还是夏日炎炎，按捺不住的中共左右两大阵营的熊熊大火，已烤问胡温政权，以往吹嘘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看来将成为“分裂的大会，烦恼的大会”。胡温政权面临党内左右夹攻，看起来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也是权力之争。

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开始发难，他们在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公开信，此公开信借助黑砖窑事件挑战胡温政权。签名的这十七位有前任部长、退休外交官、大使和军队将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顶尖院校及智囊机构的学者。联系人马宾是江泽民、李鹏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开信说，山西黑砖窑以及一些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公开信呼吁中共回到正统的马列毛轨道上来，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阻止资本家入党。

党内的右派，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由派或民主派，一直以来在其大本营《炎黄春秋》期刊发出声音，试图借助“总设计师”邓小平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文章还指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这种“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垄断、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以及对政府的监控，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

另外，《炎黄春秋》最新一期还刊发了退休中共高层领导人田纪云的回忆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文章赞扬已故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时勤俭朴素，这个“擦边球”也意味深长，已经在政界学界掀起波澜，海外媒体更是在显要位置刊发相关报道。显然，赵紫阳是中共政治改革的象征性人物，十七大前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不能不说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企图唤起党内的记忆，影响十七大的策略之举。

对来自左右的夹攻，中共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封杀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直到现在，虽然网站已经可以打开，但十七人建议书已经不见了；对于《炎黄春秋》刊发田纪云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一文，十三日晚，大陆网站转载该文的网页全被删除。十五日，进入搜索引擎“百度”，以“炎黄春秋田纪云国务院大院记忆”搜索，有三百三十一个网页，但全被删除，以“炎黄春秋田纪云”搜索，有一千五百八十个网页，凡大陆网站的有关《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的消息和田纪云文章全文，已几乎全被删除，仅能看到部分博客关于田纪云这一文章的评介。

来自左右的夹攻，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以现实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切入点，如贪污腐化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但左右诉求则大相径庭，左派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道路上来，右派则要求党内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关于中共十七大前左右两派夹攻胡温政权，海外媒体纷纷报道分析，学者、专业人士、评论人士也纷纷撰文发表评论。人们期待着更多的不同声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依然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有关左派公开信和《炎黄春秋》刊登要求政改及赞扬赵紫阳文章的评论

▲现居北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毛泽东旗帜网被封，与2001年质疑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左派理论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闭如出一辄。在刘晓波看来，中共党内保守派－左派的媒体和倡言民主、自由的所谓右派媒体一样为中国政府所不容，但他们被封杀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左派和右派针对的社会现实基本差不多。所谓自由派民主派针对各种社会现实，把根源归结到政治制度上，而左派也用特别激烈的语言批评现政权，它把这个根源归结到现行政策背离了马列毛的原教旨，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封杀《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的时候我就写过文章，我就谴责这种官权的极其虚伪，你不整天在台上讲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兴你讲就不兴人家讲。人家用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批评你你就受不了？”

刘晓波还说，尽管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同，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

▲评论人士刘晓竹发表文章《十七大引发老人战争》。文章说，最近，中国政坛上爆发了一场老年人的战争，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左右阵营的泾渭分明，炮声隆隆，而且多少都跟十七大有关系，跟胡锦涛的领导素质有关联，叫做隔山打牛。先是右派老人要求党中央赔礼道歉，进而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算是首先发难。接着左派老人也不示弱。在“毛泽东旗帜网”上，登载了一封由老干部马宾牵头的七千字的公开信，签名者都是离退休的高龄老人。信中痛陈黑砖窑等种种弊端，认为改革开放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因此要求“拨乱反正”，或者说拨“右”反“左”。

为什么说跟十七大有关系呢？因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而十七大将决定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故关系重大。其次，胡锦涛左右失凭，中心空虚，却还假装镇静自若，希望自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假大空骗左右不讨好，一条臭水沟而已。因之，左右两岸都对他放心不下。夫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左右营垒的老人其鸣不哀，其言不善。左派老人仍然杀气腾腾，阶级斗争，而右派老人仍然铮铮铁骨，寸土必争。在我看来，这都怪胡锦涛后生无能，既不能安老，也不懂怀少，如此一来，如同挑动老人斗老人。老人之悲也。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必然的。十七大是如此重要的会议，但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关心，即使关心，也不知道如何关心。胡锦涛执政五年，政治遗产如同一个拙劣小说家笔下的幻想世界，与青年人的现实世界完全无关。陈词滥调，令人生厌。然而，老人家们就不一样了。首先，他们没有顾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其次，他们多少年风风雨雨过来了，对共产党那一套知根知底，虽说生理上老眼昏花，但政治上火眼金睛。胡锦涛那点花样岂能逃得过去呢？因之，胡锦涛最怕老年人，不但右派老人他怕，左派老人他也怕。他一定觉得，如果中国人都像少先队员一样天真烂漫，该多好啊。这个情况十分有趣：初生牛犊有顾忌，老牛伏枥不畏“胡”。

但是，中国的确到了山重水尽的地步，前路渺茫，故老马识途，老牛拉车，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老年人是中国政治的宝贵财富，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重视，因之，在十七大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发挥他们的余光余热。怎样发挥呢？我们恭请老人家们带头挑起一场中国前途的大论战。文斗固然很好，可以大鸣大放大博客大辩论，趁势就把这个封闭的体制打开了。但是，武斗也不怕。前苏联的一党专制不就垮于一次左派发动的军管武斗吗？总之，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究竟要发展民主还是巩固专制？这个决定是迟早要做的，在我看来，早比晚好。因为，早做抉择可防患大规模长期动乱于未然，虽然小规模的局部动荡不可避免。早一点下决心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胡锦涛是一个昏庸无能的领导人，难以阻挡中国社会的总体走势。这对大局比较有利。

比如，左派希望挽救一党专制，乃至恢复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我看唯一的办法是胡锦涛称帝，如此方可“拨乱反正”。但是，胡锦涛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即使有这个胆量，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呢？我认为都没有。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一党专制发展到今天，光有个党组织已经不够了，还要有一个党皇帝。呜呼，一党专制，病入膏肓，没有一个皇上，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怕谁，闹来闹去，就是一党乱制，不可能长久。因之，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左派必然要推动一个左派人物来称帝。清末民初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拖着长辫的遗老遗少，面对新局，无论如何不能适应，先是“重振纲纪”，也搞“先进性”，这一招不灵，怎么办？下一步就是恢复帝制，于是群起建议袁世凯称帝，救党救国，顿足捶胸，痛哭流涕。今天，共产党的遗老遗少好像也强不到那里去。遗憾的是，胡锦涛没有袁世凯的本事。袁世凯“洪宪”称帝一共八十三天，胡锦涛“红先”称帝，焉能长久？

无论如何，中国还是要向前进的，老百姓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制，十三亿人不可能永远甘心做奴才。如今老人冲锋在前，隔山打牛，拉开战幕，后生不可无动于衷，而应全面介入这场世纪大决战。言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定理。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一定要冲破胡里胡涂的“锦涛骇浪”，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居住在深圳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达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这个网站被封，和这封公开信痛陈当今中国社会弊端的言辞颇具煽动性很有关系：

“因为这里面有省部级干部，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共产党非常腐败，再一个就是工人阶级地位低下，不能当家作主，这些都是具有煽动性的。他的观点可以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对共产党的执政非常不利。 ”

赵达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当今口头上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旗号，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是非驴非马的四不象：“实际上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种资本主义又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专制的、黑暗的资本主义。”

▲居住在澳洲的评论人士张鹤慈发表文章《从十七个老部长的公开信，谈我如何看待黑砖窑事件》。文章写道，公开信中揭露的目前中国的黑暗面，基本属实。但对这个事件的本质的看法，基本错误；不只是这些老左派，新左派，就是一些民间的不同政见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十分清楚。

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分歧。但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本质问题，看法的分歧就相当的大了。说现今的中国病了。大家没有意见，说已经是病入膏肓，分歧也同样不大；至于是否有药可救，到底是应该用什么药，就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现在也不准备谈这些；首要的问题是：确诊。

黑砖窑引起的道德声讨，把中国现状归之为奴隶社会等，都没有说清楚黑砖窑所暴露的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的实质。

我的看法，黑砖窑事件的实质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回归资本主义，不是新，老左派谴责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罪恶；而是中国从极权主义向后极权主义转化时，必然产生的中央对基层的控制能力的削弱。黑砖窑事件是中共统治能力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那样无处不在。

胡温和中央当然是不希望出现黑砖窑事件，但这是在中共一党执政，没有对绝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中央又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地方和基层的必然结果。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吏治：就象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基层干部的清廉就是十年寒窗的必要付出，这些面对老百姓的官员，基本上的清廉，是为了将来熬成人上人时的投资。当然，当年的高干和今天的暴发户式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不能相比，但那个时代，中共认为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有这个自信。而今天，贪官污吏需要把钱转移到海外，他们已经没有那么足的底气了。

今天的中共，也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手下，这些基层干部，根本不想再熬十年寒窗，也越来越不管什么大局了。顾不上当权者需要的和谐，稳定了。没有什么游戏规则，没有什么长远打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县官点灯的时代是真的过去了。

针对老左派对现在社会是奴隶制的谴责，就应该看一看，到底是他们希望回去的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更接近奴隶制度。

“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老左派所说的这些现象，也同样基本属实，北京有大量的啃老族，宁可不工作，在家里吃父母。这说明，那些外地来的民工的工作的报酬和条件的恶劣。在死亡率相当高的煤矿，仍然不缺少劳工，这也证明有足够的类似“苛政猛于虎”中的捕蛇者。

老左派特别强调的私营企业主的罪恶有道理吗？在毛泽东的全民所有的时代。难道比今天强吗？今天，黑砖窑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声讨和谴责，而毛泽东时代，你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吗？除了毛泽东时代，对任何不同声音的绝对扼杀外，另一个原因更让人不寒而栗：就是象黑砖窑事件在毛泽东时代是司空见惯，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周围，甚至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全家人都被饿死，是一个大新闻。而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饿死，有谁哼一声？又有谁敢哼一声？湖南驻马店的洪水，二十多万条性命的消失，全国有多少人知道？

当年在清河农场，和我一样从有期变成无期的，只是因为他的档案被公安弄丢了。他就这么一直被关在劳改队。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疑问：没有档案，就没有证明我应该在劳改队了。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会笑话当时的倒霉蛋，但你们如果在当时，可能也同样是无可奈何。

不说60年代几千万人饿死，就是在所谓的正常年代，中国农民只能叫做农奴：被约束在土地，和基本上没有报酬的强迫劳动，就是农奴的两个主要特征。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当年的农民家里，有多少人手里有人民币？有多少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工分，到手的如果不是债务就算是万幸。我见到的农民家庭，一家人，只有男劳力在午饭时有两个窝头，剩下的就是糠菜糊糊，农民的生活标准，绝对低于劳改犯。现在的农民工再苦，他们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的毛泽东时代。

大跃进的山东，农民是被省委书记舒同的民兵，用抢逼着种地的。这些老左派，如果你们当时不能算作是奴隶主，也应该算作是奴隶主的监工，管家。当年你们可曾为这些死去的农民，为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呼吁 ？ 当年的你们，既没有为民的良知，也没有今天和当权者叫板的胆量。今天你们的勇敢，就是因为今天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你们明明知道，呼吁一下，政府不会把你们怎么样，而且，这个和马克思，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共产党，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私人企业主就一定比国营的干部更没有良知？报道中，有的奴工只能得到非常少的食物和水，我相信是事实，我相信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东西，会有人作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这绝对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除非你是在搞人的心理研究。我相信，这些只是个别现象。

63年劳改，我的第一站，就是延庆砖瓦场。对砖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我当然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劳改队的砖场，劳动强度的高和劳动条件的差，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对奴隶的随意杀害和虐待，是奴隶没有使用价值或奴隶的来源过剩为前提的，干活的牛，马还需要喂饱。我在延庆，当时是六个组，二个老弱病残组，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几斤，而我们出工的人，每个月的定量是五十六斤。并不是国营的砖场对出工的人更仁慈，从劳改队给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的定量，就可以看的出来，给我们五十六斤粮食，和给机器加足煤，给牲口喂足料一个道理。

在民工已经开始出现短缺的今天，在人口贩子需要连骗带买才能够找到劳力的情况下，奴隶主也必须考虑，他们的奴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的；从报道中提到的性奴，也可以看出，如果奴隶主饭都不想给，就不可能考虑这些奴隶的性发泄。

今天人们的愤怒，是因为在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下，这些狼心狗肺的人，还要进一步的越界。但这些愤怒，不能转移我们注意的焦点。我们声讨这些越界者，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

对一些农工受到非人的待遇，声讨，谴责是对的；但绝对不应该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吃不饱的民工没有人权，吃的饱的民工就有人权了？我在劳改队，文革时期，饿的吃草根，而在我快离开劳改队时，在唐山盐场，每个月的定量是九十斤。九十斤的粮食当然和草根没有方法比。但劳改队仍然还是劳改队。如果我们只是把焦点关注在国内一些极端不人道的现象上，一方面，会很难让国外的一般人认同，而且，也同时堕入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辩解中。

中共在打经济牌，如果我们也同样的只关注一些极端贫困的现象，中共是非常容易对付的。我们不能按中共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路子走。

而谈到让国外认同，文革的教训可以记取。为什么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会对文革作出如此错误，荒唐的回应，除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左派知识分子的偏激，和中国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确是超出正常人的思维理解外；台湾等的爱憎分明，道德高调，立场坚定的长期宣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极端和过于的情绪化，反而会失去一般人的认同。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今天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下，在今天后极权主义时代所遇到的新问题。即后集权社会是否能够转形和如何转形的问题。

老左派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要发扬光大红军当年长征时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但 但我不知道，这些是只对你们左派适用呢，还是对全国所有的人。你们当部长，当主任的时候，把多少人送进去监狱？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五十五万右派，你们处理的时候，可曾想过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敢讲真话？对彭德怀，周小舟等人，你们可曾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 “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

不杀头？你们今天仍然在高叫什么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

把你们的信扔到地上，王实味大叫一声：“还我头来！”。

▲对于赞扬赵紫阳的文章，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胡温的花拳绣腿和民间的切实努力》。文章说，近两天，不断有记者打电话采访，大都是问：《炎黄春秋》发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暖？

众所周知，赵紫阳的名字与六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是因反对太上皇邓小平的屠杀决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也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已经被中共官权视为“叛徒”，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炎黄春秋》敢于突破敏感的禁忌，发文公开称赞赵紫阳，在大陆媒体上尚属首次。更何况，该文还是前副总理公开赞扬被软禁到死的前总书记，让外界产生善意的联想或期待，并不让人奇怪。

但是，从胡温官权的角度讲，如果把此文解读为启动政改或解决六四问题的征兆，那么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正如2005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也曾让海外舆论热炒了一阵，但至今见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征兆。所以，这样的政治开明秀，不过是胡温政权的花拳绣腿，其最大的意义，是胡温政权对胡耀邦的良好声誉的机会主义利用，以此来笼络党心民意和塑造开明的国际形象，而与启动政治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完全无关。

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田纪云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与胡温政权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完全不同，决不能从官权的角度来解读，而只能从民间自发拓展言论空间的角度来解读。《炎黄春秋》的文章绝非高层授意的行为，而是这本民间声誉卓著的开明杂志的自发努力，是民间对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围。而境外媒体之所以更多地从官权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在于它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养成的眼睛向上的习惯性思维。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解读《炎黄春秋》所为，那就不会感到奇怪或惊喜。因为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炎黄春秋》就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测试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不断地发表离退休的党内开明派的言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该杂志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前不久，《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不仅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了国内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模式选择的大讨论。

在我的记忆中，《炎黄春秋》最为大胆的一次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不久。《炎黄春秋》发表了《李锐政改建议书》（2003年1月号），其核心内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温政权启动政治改革。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八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炎黄春秋》之所以敢于并善于打擦边球，就在于今日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价值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黑即白的言论管制早已无法维系，言论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让开明媒体、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也让中共言论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渐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进行自由言说，言论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权利意识觉醒的大陆民间已经意识到，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开明媒体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在今日的国际大势和国内民心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六四学生领袖、宪政促进会会长王丹发表文章《让“赵紫阳”不再是文字禁忌》。文章写道，最新出版的《炎黄春秋》刊登了前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以平实的文字赞扬了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文章虽不涉及任何政治及对赵紫阳的政治评价，但在中国现实政治状况下，在当局刻意令全社会遗忘六四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敢于说出赵紫阳的名字就是一种勇气，而以正面赞扬的口气谈及紫阳则无异于一种政治表态了，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文章竟然可以闯过密不透风的言论控制而变成铅字，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此一勇敢之举打破了十多年来“赵紫阳”三个字从中国境内纸质印刷物中消失的局面，让一个被彻底擦除痕迹的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由于田纪云的身份，有人猜测这是当局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试探性行为，这种猜测恐只是善意的一相情愿，目前的中共最高层不会有直面六四问题和赵紫阳三个字的胆识与智慧。

实际上，应将“赵紫阳”这三个字重新跃上印刷品视为中国社会民主意识提升的标志，视为民间社会发育的深化。此文使我们看到：潜存于社会中的自由愿望蕴涵着强大的反弹动能，它总以顽强的姿态拒绝遗忘历史，并力争突破封锁，还历史以真相。这也是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明证。

尽管赵紫阳曾经身为中共总书记，但中共体制本身已不可能主动给他应有的历史评价，赋予“赵紫阳”三个字以魔力的，是迫切呼唤民主自由的民间社会，可以预言，赵紫阳的名字对未来中国仍有某种警戒、启示和号召作用，这是紫阳先生的万世荣耀，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十八年前，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紫阳先生因同情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而拒绝开枪，从此离开政治舞台，被囚禁至死，而在中共囚禁紫阳先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牢牢地囚禁在了不义的死地，如今，曾经身受紫阳提携的前中共高官田纪云先生以对紫阳生前的探视以及《炎黄春秋》的文章，开始偿还紫阳的“伯乐之情”，蕴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也必将还紫阳先生一个大大的情分-恩怨情仇，总有历史的最后裁判。

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擦除，当它消失于人们眼前，便是已刻在人们心中。十八年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更加迫切的需求，而赵紫阳的名字也更具现实意义，“赵紫阳”三个字再也没有理由成为文字禁忌。紫阳先生的精神，是一种尊重法治、民主、理性的精神，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性的珍视，象许多党内开明者一样，他的努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将共同催生出新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要持续而大声地呼唤紫阳的名字，并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回忆紫阳、谈论紫阳、纪念紫阳，并以坚韧的精神争取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使紫阳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期待成为现实。
因为对良知和理想的坚守，紫阳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永远不会死去。中国人终将彻底克服恐惧、打破禁忌，让“赵紫阳”的名字印在教科书上，刻在民族记忆的石碑上。

▲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陈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这篇文章，以及先前发表的谢韬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说明中共上层关于民主和政改的争论相当激烈。

“我看并不是对六四问题和赵紫阳问题有更新的，全面看法。现在中共上层两派斗争相当激烈，某一个方面表示一个姿态，争取民心的一种姿态。像《炎黄春秋》这类杂志，不可能是得到中央的直接授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但是《炎黄春秋》有很多老干部的背景，所以比一般的杂志的自由度要大一些。

“现在的情况，恐怕和党内的基本态势有关系。不一定是上边直接的授意，但是下面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根据目前的政治局势判断，这样的尺度是可以出来的，果然也出来了。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受到明显的压制，撤销杂志等，我想不会，我估计往下还会出现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有些高兴的文章出来。“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旅美政治学者方觉在接受采访时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比较晚的，他是1986年的初夏才提出的，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的12月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吴敏的文章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觉说，这个概括不够准确，不够全面，或者失之抽象：

“比如说第一条，它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话讲得比较抽象，邓小平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当中最关键的是两条：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目标是说要发展生产力，这个说法也不够准确。他反复讲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实惠，社会就稳定了，党的领导就巩固了，他没有笼统地去考虑发展生产力。第三点关于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说法不够完全。因为邓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要提高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个民主实际上不包含民主的主要内容。民主的主要内容是说人民要通过民主选举参与政治进程，要实行多党制。笼统地把邓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成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说法不够准确。”

学者方觉说，吴敏的文章不像有的报道所说的是对当局搁置政改的批评，但是他用意是好的：

“他还是从一个正面暗示性的角度来提出希望中共现行领导层能够考虑把二十年前邓小平的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限的主张付诸实施。”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中国事务》主编、评论家伍凡表示，现在所说的邓小平的改革，从政治上看，主要是行政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谈到对邓小平主张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看法时，伍凡说，在这点上，邓小平还是有功的：

“邓小平有一个功劳，他对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点反感，这一点应该在历史上是有点作为了，至少比毛泽东时代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进步吧。”

▲对于《炎黄春秋》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

“田纪云，包括李瑞的势力范围是《炎黄春秋》，比如毛岸英的妻子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江泽民多她对多么关心。这篇文章不可能在《炎黄春秋》发表，因为势力范围不同，媒体的控制权不同。不同媒体透露出不同的声音。由此可见，中南海也有各种声音，而不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一种声音权威。现在是多种权威，都有自己的喉舌来反映自己的诉求。”

他还说，《炎黄春秋》发表赞扬赵紫阳的文章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要为赵紫阳平反，“其实赵紫阳也不需要党中央平反，我认为党中央没有资格给他平反，当时他是总书记，他做的又是对的，没什么错误。他的功绩也好，遭遇也好公道自在人心。”

▲《炎黄春秋》在发表田纪云文章的同时，还配发了他于1985年12月陪同赵紫阳在河南考察工作的照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总编、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胡平说，这也是大陆媒体18年来的首次刊登有关赵紫阳的照片，“去年那种规模更大的纪念胡耀邦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过去那种反自由化不利，把胡耀邦赶下台要翻案的含义。那次事件折腾得更多，也并没有翻案的含义，这次的比那次的声势要小得多，所以更不具备要替赵紫阳翻案的意思，无非就是表示出一种姿态，在坚持原来对赵紫阳问题的前提下，也对他其他的方面略略有些肯定。”

田纪云在文章中说：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就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的不良风气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胡平说，《炎黄春秋》敢于刊登田纪云回忆赵紫阳的文章说明，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已经不如毛泽东时代那么严格，

“中宣部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已经不如毛时代有一整套包罗万象的一套东西，同时把这套东西贯彻到方方面面，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维持一党专制这个基本控制权，在这个前提下出现一些和主旋律不太一致的东西它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这是六四之后中共政权的一个特点。”

▲旅居海外的评论人士海壁发表文章《如何唤起艰苦朴素的作风》。文章说，看到了田纪云所写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想起一个问题，即如何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田纪云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除了因为其中提到了多年来禁见的赵紫阳的名字之外，中国大陆干部的作风现在与卅年前大不一样也确实是事实。卅年前，以艰苦为荣，以朴素为乐，有钱就是有罪，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就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干部很朴素，或者至少装出来很朴素。买官卖爵的事则闻所未闻。象李志绥大夫所揭发的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那一般人不但看不见，连想都不敢想。而且毛泽东与水浒中的高衙内毕竟还有区别，毛泽东的那些女孩子多半是自愿献身，不但没有听说过强抢民女，连用物质利益直接交换的成份也比较少，与其它贪图女色者相比，境界还是稍有区别。毛泽东提拔干部，主要还是看思想品质，是不是能贯彻他的极左路线，而并不根据其它的标准。在这种风气下，共产党的干部作风都很艰苦朴素，但不同的意见也都全部消失了，所生产的商品质量也都越来越差，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在下降。所以这种艰苦朴素作风的代价是很大的。

其实还有另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美国公职人员的薪给与企业总裁相比是很低的，例如比尔盖茨，不过管一个微软公司，手下的员工不足数十万人（包括为微软公司服务的国内外代销商），个人年收入怎么算也有几十个亿。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在就任之前，是高盛公司的总裁，年收入有几千万美元，当目前的财政部长，年薪（税前）不过廿万美元，对他而言，这点工资同义务劳动也差不多。谈到专职司机接送，整个美国联邦的内阁据说也只有四五个人配有专职司机接送的，而中国，一个科级干部的乡长，就配有专职的司机开车接送，美国官吏的艰苦朴素与中国卅年前干部的艰苦朴素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艰苦朴素是自愿选择的，竞选者宁可放弃高薪，也愿意从政，这是各人自己的选择。克林顿当阿肯色州长时，他太太作为执业律师每年的收入有卅万，比他当时三万美元的年薪高十倍，但那是克林顿自愿的选择，通过四年一次的竞选得到的职务，不能怨别人。而中国卅年前的干部，物质待遇尽管很低，但也是全社会在同等情况下最好的物质待遇，艰苦朴素是条件逼出来的。

用消灭富人的方式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最大的问题是扭曲了全社会的人性，大家都变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怪人。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紧接着的三年饥荒又饿死了许多人，大笔一挥，就送出去多少亿的冤枉钱，然后用“交学费”三个字就轻松销账，这都是消灭富人，抑制财富观念所造成的恶果。

用压低民选公职官吏薪给的方式来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有任期的民选首长当然是无话可说，有那么多人竞选，是你自己想方设法竞选谋到的职务，你总不能嫌工资低就不干吧？但对于一般的政府部门的文职官员，情况就有不同。那是谋生的职业，工资比私营部门明显要低。即使用没有竞争，没有压力，不犯过失没有被解雇的威胁，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如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优越性来留住一些员工。怎样让他们抵制收贿舞弊的压力，来保持一个廉洁奉公的形象呢？这主要就依靠制度，最主要是依靠私营的舆论工具。

在美国，政府机关是不准用公款兴办任何舆论机构向美国国内进行宣传的。所有的舆论工具都是由私人拥有。根据美国最高法院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做的判例，如果这些舆论工具对私人的事情发布了错误的报导，有可能涉嫌诽谤罪，但如果是报导政府机构，只要不是明知事实，蓄意误报，就不用负诽谤罪的法律责任。这就像是一条特许状，鼓励所有的舆论机构都拿着放大镜在政府身上找茬。找到了什么缺陷，就像是摸彩中了头奖。就是报导错了，只要不是明知故犯，也不像是对私人做出错误报导那样要负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应当是保证各级政府机构廉洁奉公最主要的保障。

联邦调查局是美国防止政府官员营私舞弊的又一道屏障，美国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由当地的选民选举产生的，但联邦调查局则只隶属于联邦政府，与中央以下的各级民选或委任机构都不发生隶属关系。这就保证了联邦调查局在办案时能秉公执法，不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干扰。这与中国的纪检机关和司法机构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的纪检和司法机构都是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在人事上，经济上都要仰人鼻息，他们有可能成为地方主要官吏排斥异已的打手，要去查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与在私人机构中工作相比，美国公务员的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没有竞争的压力，只要不犯法，不用担心被解雇，也有比较好的退休和医疗福利。如果因为行贿受贿，那么这一切都泡了汤。这种利害方面的考虑，应当也是公务员谨小慎微，不愿涉及任何犯罪活动，从而不愿收贿舞弊的一项重要的考虑。

与私营机构的主管相比，美国官员的工资比较低，这附带的一项结果就是军队军官的工资也不高。但自从美国建立来的两百多年里，从来都是文官领导军队，军队不但没有造过反，甚至连军阀割据也没有发生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选民没有一张选举人票是投给林肯总统的。因此即使就南方同盟而言，打仗仍然是在文官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决不是军阀割据。为什么美国的军队从来不叛变？虽然笔者没有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亲身经历，据笔者观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军队的人事制度。从军校毕业出来，合格的毕业生被分派到军队中担任最基层的军官：排长。在军官逐级提升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部队，接受不同的长官的领导。他长官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影响他的个人前途，但却没有办法把他始终留在自己的麾下，听自己的调谴，形成忠于某个个人的派别力量。巴顿将军那么能打仗，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勤务兵提拔成军官。麦克阿瑟在朝鲜前线因政见与美国总统不合被总统公开地撤了职，回到纽约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说明当时他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但当他被撤职时，手上那么多的军队，连一个排的军人都没有随他一起退役，表示对他的支持。这说明美国军队忠于民选文官政府的素质很高，而这种素质并不是靠高薪收买来的。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由自愿选择及制度来维护比较好，还是靠把社会上的富人都杀光，用消灭富裕生活的方式逼出来更好，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可以再做深入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廉洁奉公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事实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廉洁奉公都是一种美德，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在任何国家里，都把贪污腐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可见这并不仅仅是思想教育的问题。而主要靠其它方式来培养。

▲香港政论家方德豪发表《打擦边球赞赵紫阳：真汉子田纪云智勇兼备》。摘录如下：

田纪云在《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一文大打擦边球，他谈到高度敏感人物、在六四后下台的赵紫阳，但却有智有勇，完全懂得如何在体制容许的范围下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说田纪云有智能，因为他谈的都是赵紫阳在主理国务院时期的德政，他谈的是“事”而非“人”。称赞中国国务院的 “优良作风”，中宣部若要禁止，总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不是别人，正是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他对那些该是禁区，自然很熟悉；其后辈若要挑战杜导正，恐怕非要很强的理由不可。

田纪云谈到当年中国国务院的一些现象，都十分“政治正确”。据田纪云的说法，包括“把好文件关”、“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等做法，都是在中共地位极高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长期熏陶下”的“优良传统”，试问中共体制内谁敢说田纪云不可发表有关言论？所以说，《炎黄春秋》以头条文章的位置刊发此文，其风险并不算太高。

在文章里，田纪云提到“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等现象；若然谁要出来阻止田纪云发表这篇文章，很容易就会落得“对号入座”的嘲讽，因此，即使真的有谁不高兴，大概也难以发作。且“艰苦奋斗”也是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公开认同的中共核心价值，对田纪云文章不满的宣传官员，因此也会有三分忌讳。

另外，现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有恢复一些八十年代上半期至八九年前实施的做法。例如温家宝所到各地，确实是“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现任官员若要禁止此文，也有“否定自己领导的做法”的嫌疑。因此，即使见解再保守的宣传大员，也许也会避免拿这篇文章开刀。

说田纪云有勇气，因为他在中共十七大前进入倒数的敏感时期，十分果敢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即使因为他懂得游戏规则，晓得打擦边球，这些提法始终有可能开罪一些仍有影响力的最高领导人。例如田纪云说“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里个因腐败而落马的”，而中国去年就有一名大贪官陈良宇下台；若然有谁以为自己被嘲讽了而不高兴，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许多关键的时刻，田纪云都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赵紫阳去世时，田就公开出席了赵紫阳遗体告别；赵紫阳重病住院期间，田也曾公开探视赵。也许，“择善固执，持正不阿”这一点，才是田纪云在赵紫阳身上学到的最大的“优良作风”。

▲评论人士松林在东方日报发表文章《又谈赵紫阳，党内自由派探路》。文章写道，中国杂志《炎黄春秋》日前刊登已退休的中共领导人田纪云回忆赵紫阳的文章，对赵紫阳任总理时国务院机关的清廉勤政风气赞赏有加，字里行间交织着怀旧绵绵与痛砭时弊的寓意：“当时的文件质量很高”、“未听说那时提拔的干部有谁因腐败而落台”、赵紫阳“从未对自己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高档用品”等等。一篇念旧之作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作者曾位居要津，发表时间在十七大前，载体《炎黄春秋》又具党内自由派色彩，文章背后的文章值得解读。

中共五年一度的党代会是权力分配的平台，各种政治力量都会有所表现，其中有关赵紫阳的题目是逢“大”必炒的题材之一。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前夕，出现了赵紫阳致大会的公开信。○二年十六大前，京沪十七省市近二百名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还赵紫阳公民自由。十七大召开在即，《炎黄春秋》刊登田纪云的文章，使身已作古的赵紫阳再次成为京城的热门政治话题之一。

与前两次不同，今次重提往事者并非民运人士，而是体制内当年重臣、赵紫阳一手提拔的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田文公开赞赵，一方面冲破当局设置多年的政治忌讳，另一方面则以事实为据，既未涉及主角落台等敏感话题，也不见政治诉求，只有一幅十八年前未在官方媒体出现的赵紫阳旧照片。中宣部对此奈何不得，真要出手开罚，轻重不得。醉翁之意不在酒，田纪云赞赵，不但是借昔讽今，更是向当局试探十七大后的政治开明程度和包容度。

其实，登载田纪云文章的《炎黄春秋》杂志试探十七大政治路向已经是第二次了。今年二月，该刊发表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主张中国引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引起理论界激辩。胡锦涛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决不改变”，断然否定了自由派对政治改革的憧憬。

被外界视为中共党内自由派喉舌的《炎黄春秋》，集中了一批过气的“老革命”，包括赵紫阳的部属，又以与官方政治离经叛道为视点、卖点。只是人近黄昏，潮流不再，今次《炎黄春秋》藉田纪云再度给胡温出难题，考验中央对赵紫阳的容忍程度，网上几无回应，估计北京不会太当作一回事。

▲评论人士于成玉发表文章“《炎黄春秋》的又一道闪光”。文章说，今天（2007年7月9日）下午，同时收到自费订阅的今年第七期《同舟共进》和《炎黄春秋》，晚上按照惯例先看《炎黄春秋》。开篇便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现在主旋律仍在强调解放思想，要讲真话。《炎黄春秋》于今年第2期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打破了理论界的沉闷局面，活跃了理论探讨的气氛，可谓是发出了一道亮光。

而田纪云的这篇文章可谓是解放思想，敢讲真话的鲜有先例，令人钦佩；而《炎黄春秋》为其提供发表敏感文章平台，当然更令人钦佩。在当前讲真话还缺少亮堂的空间的境况下，《炎黄春秋》敢发敢讲真话文章的举动和气势，可谓是又一道闪光，为人们和传媒解放思想，敢讲真话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旗帜网被关闭

 

人们习惯的用语叫“多事之秋”，中共十七大将在秋天召开，这不，现在还是夏日炎炎，按捺不住的中共左右两大阵营的熊熊大火，已烤问胡温政权，以往吹嘘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看来将成为“分裂的大会，烦恼的大会”。胡温政权面临党内左右夹攻，看起来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也是权力之争。

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开始发难，他们在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公开信，此公开信借助黑砖窑事件挑战胡温政权。签名的这十七位有前任部长、退休外交官、大使和军队将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顶尖院校及智囊机构的学者。联系人马宾是江泽民、李鹏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开信说，山西黑砖窑以及一些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公开信呼吁中共回到正统的马列毛轨道上来，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阻止资本家入党。

党内的右派，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由派或民主派，一直以来在其大本营《炎黄春秋》期刊发出声音，试图借助“总设计师”邓小平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文章还指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这种“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垄断、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以及对政府的监控，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

另外，《炎黄春秋》最新一期还刊发了退休中共高层领导人田纪云的回忆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文章赞扬已故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时勤俭朴素，这个“擦边球”也意味深长，已经在政界学界掀起波澜，海外媒体更是在显要位置刊发相关报道。显然，赵紫阳是中共政治改革的象征性人物，十七大前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不能不说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企图唤起党内的记忆，影响十七大的策略之举。

对来自左右的夹攻，中共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封杀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直到现在，虽然网站已经可以打开，但十七人建议书已经不见了；对于《炎黄春秋》刊发田纪云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一文，十三日晚，大陆网站转载该文的网页全被删除。十五日，进入搜索引擎“百度”，以“炎黄春秋田纪云国务院大院记忆”搜索，有三百三十一个网页，但全被删除，以“炎黄春秋田纪云”搜索，有一千五百八十个网页，凡大陆网站的有关《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的消息和田纪云文章全文，已几乎全被删除，仅能看到部分博客关于田纪云这一文章的评介。

来自左右的夹攻，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以现实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切入点，如贪污腐化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但左右诉求则大相径庭，左派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道路上来，右派则要求党内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关于中共十七大前左右两派夹攻胡温政权，海外媒体纷纷报道分析，学者、专业人士、评论人士也纷纷撰文发表评论。人们期待着更多的不同声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依然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有关左派公开信和《炎黄春秋》刊登要求政改及赞扬赵紫阳文章的评论

▲现居北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毛泽东旗帜网被封，与2001年质疑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左派理论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闭如出一辄。在刘晓波看来，中共党内保守派－左派的媒体和倡言民主、自由的所谓右派媒体一样为中国政府所不容，但他们被封杀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左派和右派针对的社会现实基本差不多。所谓自由派民主派针对各种社会现实，把根源归结到政治制度上，而左派也用特别激烈的语言批评现政权，它把这个根源归结到现行政策背离了马列毛的原教旨，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封杀《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的时候我就写过文章，我就谴责这种官权的极其虚伪，你不整天在台上讲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兴你讲就不兴人家讲。人家用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批评你你就受不了？”

刘晓波还说，尽管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同，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

▲评论人士刘晓竹发表文章《十七大引发老人战争》。文章说，最近，中国政坛上爆发了一场老年人的战争，虽然没有直接交火，但是，左右阵营的泾渭分明，炮声隆隆，而且多少都跟十七大有关系，跟胡锦涛的领导素质有关联，叫做隔山打牛。先是右派老人要求党中央赔礼道歉，进而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算是首先发难。接着左派老人也不示弱。在“毛泽东旗帜网”上，登载了一封由老干部马宾牵头的七千字的公开信，签名者都是离退休的高龄老人。信中痛陈黑砖窑等种种弊端，认为改革开放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因此要求“拨乱反正”，或者说拨“右”反“左”。

为什么说跟十七大有关系呢？因为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而十七大将决定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故关系重大。其次，胡锦涛左右失凭，中心空虚，却还假装镇静自若，希望自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假大空骗左右不讨好，一条臭水沟而已。因之，左右两岸都对他放心不下。夫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左右营垒的老人其鸣不哀，其言不善。左派老人仍然杀气腾腾，阶级斗争，而右派老人仍然铮铮铁骨，寸土必争。在我看来，这都怪胡锦涛后生无能，既不能安老，也不懂怀少，如此一来，如同挑动老人斗老人。老人之悲也。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必然的。十七大是如此重要的会议，但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关心，即使关心，也不知道如何关心。胡锦涛执政五年，政治遗产如同一个拙劣小说家笔下的幻想世界，与青年人的现实世界完全无关。陈词滥调，令人生厌。然而，老人家们就不一样了。首先，他们没有顾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其次，他们多少年风风雨雨过来了，对共产党那一套知根知底，虽说生理上老眼昏花，但政治上火眼金睛。胡锦涛那点花样岂能逃得过去呢？因之，胡锦涛最怕老年人，不但右派老人他怕，左派老人他也怕。他一定觉得，如果中国人都像少先队员一样天真烂漫，该多好啊。这个情况十分有趣：初生牛犊有顾忌，老牛伏枥不畏“胡”。

但是，中国的确到了山重水尽的地步，前路渺茫，故老马识途，老牛拉车，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老年人是中国政治的宝贵财富，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重视，因之，在十七大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发挥他们的余光余热。怎样发挥呢？我们恭请老人家们带头挑起一场中国前途的大论战。文斗固然很好，可以大鸣大放大博客大辩论，趁势就把这个封闭的体制打开了。但是，武斗也不怕。前苏联的一党专制不就垮于一次左派发动的军管武斗吗？总之，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究竟要发展民主还是巩固专制？这个决定是迟早要做的，在我看来，早比晚好。因为，早做抉择可防患大规模长期动乱于未然，虽然小规模的局部动荡不可避免。早一点下决心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胡锦涛是一个昏庸无能的领导人，难以阻挡中国社会的总体走势。这对大局比较有利。

比如，左派希望挽救一党专制，乃至恢复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我看唯一的办法是胡锦涛称帝，如此方可“拨乱反正”。但是，胡锦涛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即使有这个胆量，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呢？我认为都没有。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一党专制发展到今天，光有个党组织已经不够了，还要有一个党皇帝。呜呼，一党专制，病入膏肓，没有一个皇上，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怕谁，闹来闹去，就是一党乱制，不可能长久。因之，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左派必然要推动一个左派人物来称帝。清末民初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拖着长辫的遗老遗少，面对新局，无论如何不能适应，先是“重振纲纪”，也搞“先进性”，这一招不灵，怎么办？下一步就是恢复帝制，于是群起建议袁世凯称帝，救党救国，顿足捶胸，痛哭流涕。今天，共产党的遗老遗少好像也强不到那里去。遗憾的是，胡锦涛没有袁世凯的本事。袁世凯“洪宪”称帝一共八十三天，胡锦涛“红先”称帝，焉能长久？

无论如何，中国还是要向前进的，老百姓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制，十三亿人不可能永远甘心做奴才。如今老人冲锋在前，隔山打牛，拉开战幕，后生不可无动于衷，而应全面介入这场世纪大决战。言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定理。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一定要冲破胡里胡涂的“锦涛骇浪”，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居住在深圳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达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这个网站被封，和这封公开信痛陈当今中国社会弊端的言辞颇具煽动性很有关系：

“因为这里面有省部级干部，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共产党非常腐败，再一个就是工人阶级地位低下，不能当家作主，这些都是具有煽动性的。他的观点可以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对共产党的执政非常不利。 ”

赵达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当今口头上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旗号，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是非驴非马的四不象：“实际上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种资本主义又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专制的、黑暗的资本主义。”

▲居住在澳洲的评论人士张鹤慈发表文章《从十七个老部长的公开信，谈我如何看待黑砖窑事件》。文章写道，公开信中揭露的目前中国的黑暗面，基本属实。但对这个事件的本质的看法，基本错误；不只是这些老左派，新左派，就是一些民间的不同政见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十分清楚。

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分歧。但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本质问题，看法的分歧就相当的大了。说现今的中国病了。大家没有意见，说已经是病入膏肓，分歧也同样不大；至于是否有药可救，到底是应该用什么药，就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现在也不准备谈这些；首要的问题是：确诊。

黑砖窑引起的道德声讨，把中国现状归之为奴隶社会等，都没有说清楚黑砖窑所暴露的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的实质。

我的看法，黑砖窑事件的实质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回归资本主义，不是新，老左派谴责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罪恶；而是中国从极权主义向后极权主义转化时，必然产生的中央对基层的控制能力的削弱。黑砖窑事件是中共统治能力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那样无处不在。

胡温和中央当然是不希望出现黑砖窑事件，但这是在中共一党执政，没有对绝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中央又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地方和基层的必然结果。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吏治：就象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基层干部的清廉就是十年寒窗的必要付出，这些面对老百姓的官员，基本上的清廉，是为了将来熬成人上人时的投资。当然，当年的高干和今天的暴发户式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不能相比，但那个时代，中共认为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有这个自信。而今天，贪官污吏需要把钱转移到海外，他们已经没有那么足的底气了。

今天的中共，也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手下，这些基层干部，根本不想再熬十年寒窗，也越来越不管什么大局了。顾不上当权者需要的和谐，稳定了。没有什么游戏规则，没有什么长远打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县官点灯的时代是真的过去了。

针对老左派对现在社会是奴隶制的谴责，就应该看一看，到底是他们希望回去的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更接近奴隶制度。

“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老左派所说的这些现象，也同样基本属实，北京有大量的啃老族，宁可不工作，在家里吃父母。这说明，那些外地来的民工的工作的报酬和条件的恶劣。在死亡率相当高的煤矿，仍然不缺少劳工，这也证明有足够的类似“苛政猛于虎”中的捕蛇者。

老左派特别强调的私营企业主的罪恶有道理吗？在毛泽东的全民所有的时代。难道比今天强吗？今天，黑砖窑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声讨和谴责，而毛泽东时代，你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吗？除了毛泽东时代，对任何不同声音的绝对扼杀外，另一个原因更让人不寒而栗：就是象黑砖窑事件在毛泽东时代是司空见惯，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周围，甚至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全家人都被饿死，是一个大新闻。而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饿死，有谁哼一声？又有谁敢哼一声？湖南驻马店的洪水，二十多万条性命的消失，全国有多少人知道？

当年在清河农场，和我一样从有期变成无期的，只是因为他的档案被公安弄丢了。他就这么一直被关在劳改队。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疑问：没有档案，就没有证明我应该在劳改队了。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会笑话当时的倒霉蛋，但你们如果在当时，可能也同样是无可奈何。

不说60年代几千万人饿死，就是在所谓的正常年代，中国农民只能叫做农奴：被约束在土地，和基本上没有报酬的强迫劳动，就是农奴的两个主要特征。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当年的农民家里，有多少人手里有人民币？有多少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工分，到手的如果不是债务就算是万幸。我见到的农民家庭，一家人，只有男劳力在午饭时有两个窝头，剩下的就是糠菜糊糊，农民的生活标准，绝对低于劳改犯。现在的农民工再苦，他们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的毛泽东时代。

大跃进的山东，农民是被省委书记舒同的民兵，用抢逼着种地的。这些老左派，如果你们当时不能算作是奴隶主，也应该算作是奴隶主的监工，管家。当年你们可曾为这些死去的农民，为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呼吁 ？ 当年的你们，既没有为民的良知，也没有今天和当权者叫板的胆量。今天你们的勇敢，就是因为今天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你们明明知道，呼吁一下，政府不会把你们怎么样，而且，这个和马克思，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共产党，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私人企业主就一定比国营的干部更没有良知？报道中，有的奴工只能得到非常少的食物和水，我相信是事实，我相信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东西，会有人作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这绝对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除非你是在搞人的心理研究。我相信，这些只是个别现象。

63年劳改，我的第一站，就是延庆砖瓦场。对砖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我当然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劳改队的砖场，劳动强度的高和劳动条件的差，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对奴隶的随意杀害和虐待，是奴隶没有使用价值或奴隶的来源过剩为前提的，干活的牛，马还需要喂饱。我在延庆，当时是六个组，二个老弱病残组，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几斤，而我们出工的人，每个月的定量是五十六斤。并不是国营的砖场对出工的人更仁慈，从劳改队给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的定量，就可以看的出来，给我们五十六斤粮食，和给机器加足煤，给牲口喂足料一个道理。

在民工已经开始出现短缺的今天，在人口贩子需要连骗带买才能够找到劳力的情况下，奴隶主也必须考虑，他们的奴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的；从报道中提到的性奴，也可以看出，如果奴隶主饭都不想给，就不可能考虑这些奴隶的性发泄。

今天人们的愤怒，是因为在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下，这些狼心狗肺的人，还要进一步的越界。但这些愤怒，不能转移我们注意的焦点。我们声讨这些越界者，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

对一些农工受到非人的待遇，声讨，谴责是对的；但绝对不应该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吃不饱的民工没有人权，吃的饱的民工就有人权了？我在劳改队，文革时期，饿的吃草根，而在我快离开劳改队时，在唐山盐场，每个月的定量是九十斤。九十斤的粮食当然和草根没有方法比。但劳改队仍然还是劳改队。如果我们只是把焦点关注在国内一些极端不人道的现象上，一方面，会很难让国外的一般人认同，而且，也同时堕入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辩解中。

中共在打经济牌，如果我们也同样的只关注一些极端贫困的现象，中共是非常容易对付的。我们不能按中共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路子走。

而谈到让国外认同，文革的教训可以记取。为什么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会对文革作出如此错误，荒唐的回应，除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左派知识分子的偏激，和中国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确是超出正常人的思维理解外；台湾等的爱憎分明，道德高调，立场坚定的长期宣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极端和过于的情绪化，反而会失去一般人的认同。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今天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下，在今天后极权主义时代所遇到的新问题。即后集权社会是否能够转形和如何转形的问题。

老左派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要发扬光大红军当年长征时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但 但我不知道，这些是只对你们左派适用呢，还是对全国所有的人。你们当部长，当主任的时候，把多少人送进去监狱？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五十五万右派，你们处理的时候，可曾想过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敢讲真话？对彭德怀，周小舟等人，你们可曾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 “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

不杀头？你们今天仍然在高叫什么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

把你们的信扔到地上，王实味大叫一声：“还我头来！”。

▲对于赞扬赵紫阳的文章，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胡温的花拳绣腿和民间的切实努力》。文章说，近两天，不断有记者打电话采访，大都是问：《炎黄春秋》发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暖？

众所周知，赵紫阳的名字与六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是因反对太上皇邓小平的屠杀决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也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已经被中共官权视为“叛徒”，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炎黄春秋》敢于突破敏感的禁忌，发文公开称赞赵紫阳，在大陆媒体上尚属首次。更何况，该文还是前副总理公开赞扬被软禁到死的前总书记，让外界产生善意的联想或期待，并不让人奇怪。

但是，从胡温官权的角度讲，如果把此文解读为启动政改或解决六四问题的征兆，那么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正如2005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也曾让海外舆论热炒了一阵，但至今见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征兆。所以，这样的政治开明秀，不过是胡温政权的花拳绣腿，其最大的意义，是胡温政权对胡耀邦的良好声誉的机会主义利用，以此来笼络党心民意和塑造开明的国际形象，而与启动政治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完全无关。

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田纪云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与胡温政权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完全不同，决不能从官权的角度来解读，而只能从民间自发拓展言论空间的角度来解读。《炎黄春秋》的文章绝非高层授意的行为，而是这本民间声誉卓著的开明杂志的自发努力，是民间对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围。而境外媒体之所以更多地从官权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在于它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养成的眼睛向上的习惯性思维。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解读《炎黄春秋》所为，那就不会感到奇怪或惊喜。因为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炎黄春秋》就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测试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不断地发表离退休的党内开明派的言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该杂志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前不久，《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不仅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了国内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模式选择的大讨论。

在我的记忆中，《炎黄春秋》最为大胆的一次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不久。《炎黄春秋》发表了《李锐政改建议书》（2003年1月号），其核心内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温政权启动政治改革。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八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炎黄春秋》之所以敢于并善于打擦边球，就在于今日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价值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黑即白的言论管制早已无法维系，言论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让开明媒体、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也让中共言论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渐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进行自由言说，言论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权利意识觉醒的大陆民间已经意识到，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开明媒体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在今日的国际大势和国内民心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六四学生领袖、宪政促进会会长王丹发表文章《让“赵紫阳”不再是文字禁忌》。文章写道，最新出版的《炎黄春秋》刊登了前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以平实的文字赞扬了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文章虽不涉及任何政治及对赵紫阳的政治评价，但在中国现实政治状况下，在当局刻意令全社会遗忘六四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敢于说出赵紫阳的名字就是一种勇气，而以正面赞扬的口气谈及紫阳则无异于一种政治表态了，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文章竟然可以闯过密不透风的言论控制而变成铅字，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此一勇敢之举打破了十多年来“赵紫阳”三个字从中国境内纸质印刷物中消失的局面，让一个被彻底擦除痕迹的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由于田纪云的身份，有人猜测这是当局为赵紫阳恢复名誉的试探性行为，这种猜测恐只是善意的一相情愿，目前的中共最高层不会有直面六四问题和赵紫阳三个字的胆识与智慧。

实际上，应将“赵紫阳”这三个字重新跃上印刷品视为中国社会民主意识提升的标志，视为民间社会发育的深化。此文使我们看到：潜存于社会中的自由愿望蕴涵着强大的反弹动能，它总以顽强的姿态拒绝遗忘历史，并力争突破封锁，还历史以真相。这也是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明证。

尽管赵紫阳曾经身为中共总书记，但中共体制本身已不可能主动给他应有的历史评价，赋予“赵紫阳”三个字以魔力的，是迫切呼唤民主自由的民间社会，可以预言，赵紫阳的名字对未来中国仍有某种警戒、启示和号召作用，这是紫阳先生的万世荣耀，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十八年前，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紫阳先生因同情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而拒绝开枪，从此离开政治舞台，被囚禁至死，而在中共囚禁紫阳先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牢牢地囚禁在了不义的死地，如今，曾经身受紫阳提携的前中共高官田纪云先生以对紫阳生前的探视以及《炎黄春秋》的文章，开始偿还紫阳的“伯乐之情”，蕴涵在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也必将还紫阳先生一个大大的情分-恩怨情仇，总有历史的最后裁判。

这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会被擦除，当它消失于人们眼前，便是已刻在人们心中。十八年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更加迫切的需求，而赵紫阳的名字也更具现实意义，“赵紫阳”三个字再也没有理由成为文字禁忌。紫阳先生的精神，是一种尊重法治、民主、理性的精神，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性的珍视，象许多党内开明者一样，他的努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将共同催生出新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我们要持续而大声地呼唤紫阳的名字，并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回忆紫阳、谈论紫阳、纪念紫阳，并以坚韧的精神争取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使紫阳晚年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期待成为现实。
因为对良知和理想的坚守，紫阳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永远不会死去。中国人终将彻底克服恐惧、打破禁忌，让“赵紫阳”的名字印在教科书上，刻在民族记忆的石碑上。

▲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陈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这篇文章，以及先前发表的谢韬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说明中共上层关于民主和政改的争论相当激烈。

“我看并不是对六四问题和赵紫阳问题有更新的，全面看法。现在中共上层两派斗争相当激烈，某一个方面表示一个姿态，争取民心的一种姿态。像《炎黄春秋》这类杂志，不可能是得到中央的直接授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但是《炎黄春秋》有很多老干部的背景，所以比一般的杂志的自由度要大一些。

“现在的情况，恐怕和党内的基本态势有关系。不一定是上边直接的授意，但是下面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根据目前的政治局势判断，这样的尺度是可以出来的，果然也出来了。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受到明显的压制，撤销杂志等，我想不会，我估计往下还会出现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有些高兴的文章出来。“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旅美政治学者方觉在接受采访时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比较晚的，他是1986年的初夏才提出的，中国的改革是1978年的12月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吴敏的文章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觉说，这个概括不够准确，不够全面，或者失之抽象：

“比如说第一条，它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话讲得比较抽象，邓小平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当中最关键的是两条：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目标是说要发展生产力，这个说法也不够准确。他反复讲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实惠，社会就稳定了，党的领导就巩固了，他没有笼统地去考虑发展生产力。第三点关于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说法不够完全。因为邓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要提高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个民主实际上不包含民主的主要内容。民主的主要内容是说人民要通过民主选举参与政治进程，要实行多党制。笼统地把邓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成也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说法不够准确。”

学者方觉说，吴敏的文章不像有的报道所说的是对当局搁置政改的批评，但是他用意是好的：

“他还是从一个正面暗示性的角度来提出希望中共现行领导层能够考虑把二十年前邓小平的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限的主张付诸实施。”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一文，《中国事务》主编、评论家伍凡表示，现在所说的邓小平的改革，从政治上看，主要是行政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谈到对邓小平主张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看法时，伍凡说，在这点上，邓小平还是有功的：

“邓小平有一个功劳，他对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有点反感，这一点应该在历史上是有点作为了，至少比毛泽东时代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进步吧。”

▲对于《炎黄春秋》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刊登赞扬赵紫阳的文章，

“田纪云，包括李瑞的势力范围是《炎黄春秋》，比如毛岸英的妻子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江泽民多她对多么关心。这篇文章不可能在《炎黄春秋》发表，因为势力范围不同，媒体的控制权不同。不同媒体透露出不同的声音。由此可见，中南海也有各种声音，而不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一种声音权威。现在是多种权威，都有自己的喉舌来反映自己的诉求。”

他还说，《炎黄春秋》发表赞扬赵紫阳的文章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要为赵紫阳平反，“其实赵紫阳也不需要党中央平反，我认为党中央没有资格给他平反，当时他是总书记，他做的又是对的，没什么错误。他的功绩也好，遭遇也好公道自在人心。”

▲《炎黄春秋》在发表田纪云文章的同时，还配发了他于1985年12月陪同赵紫阳在河南考察工作的照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总编、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胡平说，这也是大陆媒体18年来的首次刊登有关赵紫阳的照片，“去年那种规模更大的纪念胡耀邦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过去那种反自由化不利，把胡耀邦赶下台要翻案的含义。那次事件折腾得更多，也并没有翻案的含义，这次的比那次的声势要小得多，所以更不具备要替赵紫阳翻案的意思，无非就是表示出一种姿态，在坚持原来对赵紫阳问题的前提下，也对他其他的方面略略有些肯定。”

田纪云在文章中说：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就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的不良风气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胡平说，《炎黄春秋》敢于刊登田纪云回忆赵紫阳的文章说明，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已经不如毛泽东时代那么严格，

“中宣部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已经不如毛时代有一整套包罗万象的一套东西，同时把这套东西贯彻到方方面面，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维持一党专制这个基本控制权，在这个前提下出现一些和主旋律不太一致的东西它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这是六四之后中共政权的一个特点。”

▲旅居海外的评论人士海壁发表文章《如何唤起艰苦朴素的作风》。文章说，看到了田纪云所写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想起一个问题，即如何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田纪云的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除了因为其中提到了多年来禁见的赵紫阳的名字之外，中国大陆干部的作风现在与卅年前大不一样也确实是事实。卅年前，以艰苦为荣，以朴素为乐，有钱就是有罪，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就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干部很朴素，或者至少装出来很朴素。买官卖爵的事则闻所未闻。象李志绥大夫所揭发的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那一般人不但看不见，连想都不敢想。而且毛泽东与水浒中的高衙内毕竟还有区别，毛泽东的那些女孩子多半是自愿献身，不但没有听说过强抢民女，连用物质利益直接交换的成份也比较少，与其它贪图女色者相比，境界还是稍有区别。毛泽东提拔干部，主要还是看思想品质，是不是能贯彻他的极左路线，而并不根据其它的标准。在这种风气下，共产党的干部作风都很艰苦朴素，但不同的意见也都全部消失了，所生产的商品质量也都越来越差，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在下降。所以这种艰苦朴素作风的代价是很大的。

其实还有另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美国公职人员的薪给与企业总裁相比是很低的，例如比尔盖茨，不过管一个微软公司，手下的员工不足数十万人（包括为微软公司服务的国内外代销商），个人年收入怎么算也有几十个亿。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在就任之前，是高盛公司的总裁，年收入有几千万美元，当目前的财政部长，年薪（税前）不过廿万美元，对他而言，这点工资同义务劳动也差不多。谈到专职司机接送，整个美国联邦的内阁据说也只有四五个人配有专职司机接送的，而中国，一个科级干部的乡长，就配有专职的司机开车接送，美国官吏的艰苦朴素与中国卅年前干部的艰苦朴素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的艰苦朴素是自愿选择的，竞选者宁可放弃高薪，也愿意从政，这是各人自己的选择。克林顿当阿肯色州长时，他太太作为执业律师每年的收入有卅万，比他当时三万美元的年薪高十倍，但那是克林顿自愿的选择，通过四年一次的竞选得到的职务，不能怨别人。而中国卅年前的干部，物质待遇尽管很低，但也是全社会在同等情况下最好的物质待遇，艰苦朴素是条件逼出来的。

用消灭富人的方式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最大的问题是扭曲了全社会的人性，大家都变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怪人。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紧接着的三年饥荒又饿死了许多人，大笔一挥，就送出去多少亿的冤枉钱，然后用“交学费”三个字就轻松销账，这都是消灭富人，抑制财富观念所造成的恶果。

用压低民选公职官吏薪给的方式来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有任期的民选首长当然是无话可说，有那么多人竞选，是你自己想方设法竞选谋到的职务，你总不能嫌工资低就不干吧？但对于一般的政府部门的文职官员，情况就有不同。那是谋生的职业，工资比私营部门明显要低。即使用没有竞争，没有压力，不犯过失没有被解雇的威胁，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如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优越性来留住一些员工。怎样让他们抵制收贿舞弊的压力，来保持一个廉洁奉公的形象呢？这主要就依靠制度，最主要是依靠私营的舆论工具。

在美国，政府机关是不准用公款兴办任何舆论机构向美国国内进行宣传的。所有的舆论工具都是由私人拥有。根据美国最高法院按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做的判例，如果这些舆论工具对私人的事情发布了错误的报导，有可能涉嫌诽谤罪，但如果是报导政府机构，只要不是明知事实，蓄意误报，就不用负诽谤罪的法律责任。这就像是一条特许状，鼓励所有的舆论机构都拿着放大镜在政府身上找茬。找到了什么缺陷，就像是摸彩中了头奖。就是报导错了，只要不是明知故犯，也不像是对私人做出错误报导那样要负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应当是保证各级政府机构廉洁奉公最主要的保障。

联邦调查局是美国防止政府官员营私舞弊的又一道屏障，美国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由当地的选民选举产生的，但联邦调查局则只隶属于联邦政府，与中央以下的各级民选或委任机构都不发生隶属关系。这就保证了联邦调查局在办案时能秉公执法，不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干扰。这与中国的纪检机关和司法机构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的纪检和司法机构都是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在人事上，经济上都要仰人鼻息，他们有可能成为地方主要官吏排斥异已的打手，要去查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与在私人机构中工作相比，美国公务员的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没有竞争的压力，只要不犯法，不用担心被解雇，也有比较好的退休和医疗福利。如果因为行贿受贿，那么这一切都泡了汤。这种利害方面的考虑，应当也是公务员谨小慎微，不愿涉及任何犯罪活动，从而不愿收贿舞弊的一项重要的考虑。

与私营机构的主管相比，美国官员的工资比较低，这附带的一项结果就是军队军官的工资也不高。但自从美国建立来的两百多年里，从来都是文官领导军队，军队不但没有造过反，甚至连军阀割据也没有发生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选民没有一张选举人票是投给林肯总统的。因此即使就南方同盟而言，打仗仍然是在文官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决不是军阀割据。为什么美国的军队从来不叛变？虽然笔者没有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亲身经历，据笔者观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军队的人事制度。从军校毕业出来，合格的毕业生被分派到军队中担任最基层的军官：排长。在军官逐级提升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部队，接受不同的长官的领导。他长官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影响他的个人前途，但却没有办法把他始终留在自己的麾下，听自己的调谴，形成忠于某个个人的派别力量。巴顿将军那么能打仗，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勤务兵提拔成军官。麦克阿瑟在朝鲜前线因政见与美国总统不合被总统公开地撤了职，回到纽约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说明当时他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但当他被撤职时，手上那么多的军队，连一个排的军人都没有随他一起退役，表示对他的支持。这说明美国军队忠于民选文官政府的素质很高，而这种素质并不是靠高薪收买来的。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由自愿选择及制度来维护比较好，还是靠把社会上的富人都杀光，用消灭富裕生活的方式逼出来更好，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可以再做深入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廉洁奉公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事实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廉洁奉公都是一种美德，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在任何国家里，都把贪污腐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可见这并不仅仅是思想教育的问题。而主要靠其它方式来培养。

▲香港政论家方德豪发表《打擦边球赞赵紫阳：真汉子田纪云智勇兼备》。摘录如下：

田纪云在《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一文大打擦边球，他谈到高度敏感人物、在六四后下台的赵紫阳，但却有智有勇，完全懂得如何在体制容许的范围下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说田纪云有智能，因为他谈的都是赵紫阳在主理国务院时期的德政，他谈的是“事”而非“人”。称赞中国国务院的 “优良作风”，中宣部若要禁止，总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不是别人，正是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他对那些该是禁区，自然很熟悉；其后辈若要挑战杜导正，恐怕非要很强的理由不可。

田纪云谈到当年中国国务院的一些现象，都十分“政治正确”。据田纪云的说法，包括“把好文件关”、“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等做法，都是在中共地位极高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长期熏陶下”的“优良传统”，试问中共体制内谁敢说田纪云不可发表有关言论？所以说，《炎黄春秋》以头条文章的位置刊发此文，其风险并不算太高。

在文章里，田纪云提到“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等现象；若然谁要出来阻止田纪云发表这篇文章，很容易就会落得“对号入座”的嘲讽，因此，即使真的有谁不高兴，大概也难以发作。且“艰苦奋斗”也是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公开认同的中共核心价值，对田纪云文章不满的宣传官员，因此也会有三分忌讳。

另外，现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有恢复一些八十年代上半期至八九年前实施的做法。例如温家宝所到各地，确实是“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现任官员若要禁止此文，也有“否定自己领导的做法”的嫌疑。因此，即使见解再保守的宣传大员，也许也会避免拿这篇文章开刀。

说田纪云有勇气，因为他在中共十七大前进入倒数的敏感时期，十分果敢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即使因为他懂得游戏规则，晓得打擦边球，这些提法始终有可能开罪一些仍有影响力的最高领导人。例如田纪云说“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里个因腐败而落马的”，而中国去年就有一名大贪官陈良宇下台；若然有谁以为自己被嘲讽了而不高兴，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许多关键的时刻，田纪云都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赵紫阳去世时，田就公开出席了赵紫阳遗体告别；赵紫阳重病住院期间，田也曾公开探视赵。也许，“择善固执，持正不阿”这一点，才是田纪云在赵紫阳身上学到的最大的“优良作风”。

▲评论人士松林在东方日报发表文章《又谈赵紫阳，党内自由派探路》。文章写道，中国杂志《炎黄春秋》日前刊登已退休的中共领导人田纪云回忆赵紫阳的文章，对赵紫阳任总理时国务院机关的清廉勤政风气赞赏有加，字里行间交织着怀旧绵绵与痛砭时弊的寓意：“当时的文件质量很高”、“未听说那时提拔的干部有谁因腐败而落台”、赵紫阳“从未对自己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高档用品”等等。一篇念旧之作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作者曾位居要津，发表时间在十七大前，载体《炎黄春秋》又具党内自由派色彩，文章背后的文章值得解读。

中共五年一度的党代会是权力分配的平台，各种政治力量都会有所表现，其中有关赵紫阳的题目是逢“大”必炒的题材之一。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前夕，出现了赵紫阳致大会的公开信。○二年十六大前，京沪十七省市近二百名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还赵紫阳公民自由。十七大召开在即，《炎黄春秋》刊登田纪云的文章，使身已作古的赵紫阳再次成为京城的热门政治话题之一。

与前两次不同，今次重提往事者并非民运人士，而是体制内当年重臣、赵紫阳一手提拔的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田文公开赞赵，一方面冲破当局设置多年的政治忌讳，另一方面则以事实为据，既未涉及主角落台等敏感话题，也不见政治诉求，只有一幅十八年前未在官方媒体出现的赵紫阳旧照片。中宣部对此奈何不得，真要出手开罚，轻重不得。醉翁之意不在酒，田纪云赞赵，不但是借昔讽今，更是向当局试探十七大后的政治开明程度和包容度。

其实，登载田纪云文章的《炎黄春秋》杂志试探十七大政治路向已经是第二次了。今年二月，该刊发表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主张中国引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引起理论界激辩。胡锦涛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决不改变”，断然否定了自由派对政治改革的憧憬。

被外界视为中共党内自由派喉舌的《炎黄春秋》，集中了一批过气的“老革命”，包括赵紫阳的部属，又以与官方政治离经叛道为视点、卖点。只是人近黄昏，潮流不再，今次《炎黄春秋》藉田纪云再度给胡温出难题，考验中央对赵紫阳的容忍程度，网上几无回应，估计北京不会太当作一回事。

▲评论人士于成玉发表文章“《炎黄春秋》的又一道闪光”。文章说，今天（2007年7月9日）下午，同时收到自费订阅的今年第七期《同舟共进》和《炎黄春秋》，晚上按照惯例先看《炎黄春秋》。开篇便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文章：《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现在主旋律仍在强调解放思想，要讲真话。《炎黄春秋》于今年第2期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打破了理论界的沉闷局面，活跃了理论探讨的气氛，可谓是发出了一道亮光。

而田纪云的这篇文章可谓是解放思想，敢讲真话的鲜有先例，令人钦佩；而《炎黄春秋》为其提供发表敏感文章平台，当然更令人钦佩。在当前讲真话还缺少亮堂的空间的境况下，《炎黄春秋》敢发敢讲真话文章的举动和气势，可谓是又一道闪光，为人们和传媒解放思想，敢讲真话树立了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