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年份。现在的媒体上，对高考、高等教育有着汗牛充栋的描述，追忆着高考这个大学教育的选拔方式是如何影响中国人命运的。一些反思的声音也出来了。前几天我读到这样两条报道：作为过去的高考亲历者、和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朱清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语气沉痛，说：“高考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最痛的事，高考这么强地伤害了这么多年轻人！”并建议高考落榜者选择自学；而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则撰文说：媒体在报道中采访高考胜利者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去采访一下“七七级”中那些至今仍处在社会边缘的“街头流浪者”，提醒当年的高考胜利者们不能忘记当初的理想，不能忘记公正，不能忘记自己之外的同胞的生存处境。

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反思。不仅如此，我要说一下：那些“七七届”们在庆幸自己因为高考的胜利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的时候，中国那些数量更加庞大的、超过总人口九成比例的中国人，至今还处在“七七届”们命运改变之前的状态里。这些人的人生该怎么办？有一个事实非常明显：即使经过数轮的大学扩招后的今天，有大学学历的人在中国人口里的比例仅有6%。中国的无学历者人数仍然有十二亿多（作者注：社会上通常把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简称为“没有学历”，后面将沿用这个说法。）。再扣除中国三亿多学历未定的未成年人，那么，在中国的成年人里，有学历的和无学历的人口分别是七千万、和九亿；两者比例大约是1：13。如果再把有学历者的人数再高估一点，这个比例缩小就成1：10。可见，无学历人士是中国人里无可争辩的主体人群，是中国主要的建设者。显然：如果无学历者没有出路，那么中国也将不会有什么太明朗的出路。在本文里，我将要说的是：中国社会对无学历人士的伤害，呼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伤害。因为这是一个攸关中国发展前景的、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予以正视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那些经过了高考而获得了高等教育的一届届的幸运者，在中国人口里占的比例虽小，今天却在中国社会里取得了决定性的、和全方位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规则的制订者，和中国秩序的主导者。在中国现行的规则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法律规章，在捍卫有学历者的利益的同时，明显排斥了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高考失利、或者无缘高考的人的社会权利，封堵了他们的发展路径。现实中我发现许多无学历人士，一生都过得很艰难，一生都没有取得成功。不成功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素质差，或者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不合理制度横亘在他们通往成功的路上，让他们无法逾越。

这里，我就从中国的律师从业资格说起吧，因为律师法要准备修订了。中国现行的律师法第六条作出了这样一个规定：一个没有取得大学学历的人，将没有参加律师资格考核的机会。这个规定意味着：在中国，作为一种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和工种，律师这一行只是对极少数的中国人开放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与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无缘的、无法跻身其中的。设想一下：无论一个人他有多么勤奋地去学习、具备多么精深的法学素养、具备了多么好的逻辑思辨的能力与口才，就因为没有学历，他都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能从事这个服务行业中来。这个规定有道理吗？当然没有道理。我们看：曾经的美国领导人、小学学历的林肯；今天的韩国领导人、高中学历的卢武铉都曾是合格的律师出身。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那种认为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就缺乏担任律师的能力，在道理上是荒谬的、不能成立的。这种不合理的规则的存在，只是中国社会里存在众多的不公正规则的一个例子，是无学历人士的社会发展权利遭受到封堵的一个例子。

我今天的文章主题是呼吁全社会正视中国主体人群是没有学历的基本国情，呼吁全社会尤其是中国决策层，为无学历者的发展排除障碍，反对学历歧视、学历膜拜在社会上的蔓延。并且认为：对无学历者法定权利的漠视，严重伤害了中国现实利益、伤害了中国发展潜力。
 
很多人不明白：如果有机会，无学历者能创造多么大的业绩。如果看了下面的例子，你会发现：封堵无学历者的在社会上的发展机会，无论对无学历者本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两败俱伤的悲剧事件，也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的事件。

我们通常听到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这话在中国的语境里的意思是：有知识的人、有更高学历的人，通常能够过上更富裕的日子。是的，这是基本事实。（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也有中国的政策资源向有学历者过多倾斜造成的。）这里，我还要说另外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事实：今天，无论是全球范围看，还是在全球华人的范围看，世界首富的位置，和华人首富的位置，都是被无学历的人士据有。并且他们在首富的位置上坐得很稳，坐得很久。可见这不是出于侥幸和偶然。这两位就是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注：最近新浮出的“世界首富”的斯利姆先生，公众对他的资格认定还存在争议；此外，他正受司法调查，股价、身价都在跌)。而且，通常人们印象里，是有学历的人提供给无学历的就业岗位。其实，没有学历的人也能够给有学历的人提供大量的、高薪的就业机会。上面说的两位首富，就雇佣了大量的博士为他工作。这就是：低学历人士提供高学历人士饭碗的例子。

盖茨和李嘉诚，不排除他们的一生里会获得著名高校授予各种学历（名校需要拉无学历的人为自己的门庭贴金，呵呵。），也不排除在未来的日子他们在财富榜的位置会下滑，当然这些不影响我的观点：无学历人士也能成功、也能够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在成为首富时，他们俩拥有的最高学历分别是高中、小学。在这里，我不准备系统地去分析世界富人榜或华人富豪榜的榜单，不想把榜单里其他无学历的富人的名字挖掘出来，但肯定是还有不少的。这里，我只想将一些公众熟知的名字再补充一些，添加到盖茨与李嘉诚后面：王永庆，多年的台湾首富，小学学历；洛克菲勒，美国石油大王，初中；松下幸之助，日本的“经营之神”，小学……其实这个名单，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视野内的事例添加自己进来，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如果说，无学历的老板可以通过调用“高”人帮助自己取得成功，那么，在低学历的人里，同样也有通过调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而独立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在世界所有的发明家里，最家喻户晓的例子，我感觉就是爱迪生，和诺贝尔。做出了一千多项发明、给人类带来了白炽灯泡、电影和留声机等重大发明成果的爱迪生，他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而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叫“诺贝尔奖”的奖项，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高学历人士朝思暮想、为之癫狂。该奖项的出资人是发明家诺贝尔先生。这位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的卓越人物，他在自己的一生里仅仅只念过一年书，念书的时候在他八岁那年。这也是他所受过的唯一的正规学校教育。这些事例说明：对学历的迷信，对无学历者的轻慢，是多么危险、多么不理智的事情。如果不是无学历人士的贡献，我们很难确定人类到现在是不是有交流电照明，为我们驱散漆黑的夜晚。如果不是无学历人士的贡献，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无疑会改写。

前面列举诺贝尔的例子，这也是：低学历人士可以为高学历人士提供物质帮助、精神奖励的例子。事实上，无学历者不仅在商界、在发明领域、在科学研究领域有非凡建树，就是在其他领域，无学历人士取得成功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在政治家里面，前面说的林肯就是；在哲学家里，卢梭就是；文学家里，国内外的例子就更多了。

我以上篇幅，只是想认真地论证这样一个道理：人才、将人，不仅仅只能在现代教育流程里面才能培养出来；单说上面这些杰出的无学历人士中的商界人士，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不懂MBA术语、通不过MBA试卷考试，但他们是在公平的商业竞争的平台上、在有众多高学历的人士参赛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虽没有学历，但他们与那些在MBA考试成绩优良的“有学历”组的较量结果看，是毫不逊色的。而实质上，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他们已经处在巅峰位置、王者位置、金牌得主位置了。这说明，用学历来丈量一个人是不是可用之材，这样的方式是过时的，落后的，不可靠的。这样的筛选方式常常会留下“遗珠之憾”，犯下把珠玉当顽石的误判，这会害了这个社会。也许，人类迫切需要发明新的方式，来评估人、测试人。

让人忧虑的现实是，中国不重视发挥无学历者的作用，无学历者才智的发挥一直遭遇着政策环境的抑制，这是一种巨大的、难以统计的人力资源浪费。九亿人呀。我知道，中国的决策权通常是被高学历的人所掌握。即便如此，我仍要要向这些高学历人士疾呼：在就业方面、创业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拆除更多的学历准入门槛，要一视同仁地为要为无学历的人士的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让他们更容易成功。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制度创新的领域。这对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对无学历者权利的排斥对中国社会的伤害有多大。还是回到开头那个例子上来说：如果没有学历的限制，中国律师行业的从业者要比现在多许多倍。这些学历背景不同律师从业人员一起面向市场，接受客户的挑选。高端的律师可以获得高端的报酬，普通的律师获得普通的报酬，平庸的律师会因为水平不行、无人聘请而失去饭碗。更多的人参与，律师行业将不再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却能使其发育成一个健康的、营业额更高的服务产业。据法制日报记者张有义在他的撰写的《中国：206县无律师》一文里引述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说：中国现在有律师13万左右，每万名中国人只有一名律师，而美、英、法等国的律师人数在万人里的比例是中国的6.2倍到31.7倍不等。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有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要知道，中国总共也只有两千多个县！如果一个县域都找不到一个律师，那么法律救济、法律服务从何谈起？“依法治国”的建国部署从何谈起？中国可能有上亿、数亿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到法律服务，不是不需要，而是非常需要。不去购买法律服务，不是由于请不到，就是请到的律师服务标价太高——如同鲍鱼，中国的穷人就从来不自己掏钱买回来吃。底层人民得不到律师的法律服务，显示的是我们国家法律服务的总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而想靠出售这种服务而谋生的人，却因为门槛过高而进不来。律师职业准入开放的最显著的好处，是能增加普通中国百姓的择业范围，也会使中国最穷的人也请得起与自己经济条件相匹配的法律服务。如果不废除那个充满歧视的准入标准，中国一些杰出的律师只能胎死腹中，将无法诞生。

学历门槛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存在，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非法的：不符合宪法精神；不符合劳动法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违背了正在草拟中的“就业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我甚至怀疑它还是国际罕见的“中国特色”。在美国情况来看：当它整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无学历者组成的时候，它对律师准入就没有学历要求，导致林肯那样的小学学历的人能成律师；现在美国一些州对律师入门提出学历要求，这是在美国基本上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国情背景下施行的政策。如果“非大学生不能当律师”这一规则的制定者是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文明的人，他们就应该拿出一个论证，告诉全社会：为什么无大学学历的人是无法胜任律师工作的？尤其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远没有得到普及的国情背景下。

作为每一个现代人，我们都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这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明文赋予的人权。中国是这些人权公约的签约国。让人忧虑的是：无学历人士的这些权利处在不断地被蚕食状态里。前面说的律师行业的准入壁垒，它只是中国在就业领域不经意间产生了歧视的一个例子。——说“不经意间”，是对这个明显的违法规定，中国人已经熟视无睹，很难听到反对的声音。在其它领域，也不少见。比如，什么人能够做记者？什么人可以做银行职员？是不是非要大学生不可？这都是需要搞清楚、需要重新审视标准的问题。《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在缅甸的一个特区佤邦，它就在中缅边境招收了大量的中国初中生，到缅甸的电站、银行等单位里工作。这说明：在中国，许多只招大学生来从事的工作工种，许多实际上是无学历的人也能够胜任的。

在政治参与方面，也有与学历相关的问题需要明晰。在中国今年的两会期间，我无意间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人大代表文化程度急速提升，九成有大专以上学历》。这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说：“在十届全国人大的2985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代表达2760余名，占代表总数的92．46％”，说“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先进群体，文化层次与往届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我看来，在一个无学历者占94%的国家里，这绝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它凸显的是：中国政治上仍然处在“劳心者治人”古老格局里，两千多年没有突破。选“人民”代表，选出的代表就要体现人民的多元性，这个“多元”里就包括无学历者的利益诉求和声音。如果对全国人大的组成而言，高学历人数在代表总数里的高百分比是一个值得欣喜、值得追求的指标，是一个符合政治文明的指标，那么以后，中国所有的人大代表都可以考虑在大学高校、在研究院等等那些高学历人士密集的人群里产生，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财政在选举成本上的支出，“92．46％”这个的值也就“急速提升”到100%，一步达到完美状态。问题是，这行吗？

我不能断定，中国还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我们的先辈龚自珍在160多年前的那句悲凉的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深意所在。学历，或者说文凭，它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里，正在呈现出的一种霸权。我们要警惕，不让它成为一些人排斥竞争、制造垄断、猎取私利的工具。不能让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知道，中国现在有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我依然要呼吁：为无文凭者敞开机会的门。在就业领域而言，这个主张好像是增加了有文凭者的难度。其实不然。首先，有学历的人一直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一个群体。接受了系统学校教育的他们，应该是不惧怕和无学历的人展开同台的公平竞争的；其次，无学历者若能广泛地行使他们本该拥有的经济、社会权利，他们就更容易获得经济成功，经济成功可能会给有学历的人们提供众多的高薪的机会。谁能说中国大陆的无学历人士里面不会出现盖茨、李嘉诚、王永庆、松下幸之助式的角色呢？即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人终生不能成为工商业界的巨头，假如中国所有的无学历者，一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可以根据意愿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路径：不想做农民的人就可以不做农民进入新行业，下了岗的人在从头再来的时候，都能够面临无歧视的就业准入环境，那么，他们中很多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会成为律师、记者、商人、技工、经纪人，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有稳定收入的他们会成为高学历人士开发的图书、软件、电影等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买主。

如果从性别上分，中国人可以分两部分：男性中国人；女性中国人。同样，如果从学历上分，中国人可以分成两部分：有学历的中国人；没有学历的中国人。需要搞清楚一点的是：无论怎么分，我们都是同胞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不是相克的关系。我们的利益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一方荣，则另一方荣；一方损，则另一方也损。

现在的中国，有学历的人的就业渠道如此狭小，是因为中国过去对无学历者的就业机会严格设限所导致的。农村，是中国无学历者的大本营。就从大本营说起吧。如果中国在多年前允许农民自由地摆脱农田，不被歧视、拥有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的权利，那么，中国现在的城乡人口比例极有可能掉个个，中国的城乡人口之比就有可能不是现在的4：9，而可能是9：4，就是有九亿城市人口。若如此，中国无消费能力的赤贫人口不会像今天这样庞大，中国绝对就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城市会需要更多的城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银行、餐馆、旅店、工厂……这些机关、企业，会需要更多的策划人、主持人、编辑、记者、银行职员、企业主、服务员…… 海量的就业机会就这样产生了，众多的白领机会、蓝领机会产生了。中国何以出现这样艰难的局面？可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获得发展机会，这会对中国的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针对有学历者的就业难，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海为例：从事个体经营的大学生，一年内免交个体户登记注册费、个体户管理费等；可以免税三年；可以向银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七万元的无担保贴息贷款作创业基金；政府专设机构可以免费为大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

显然，有学历者这是在享受一种照顾和补贴，我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会使另外一些个体经营者在竞争中处在劣势。其实，处在就业、创业状态的无学历者，作为中国社会的公民，他们也同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照顾和帮助。任何人在寻找饭碗过程中产生的烦恼都是一样的，对民生疾苦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对疼痛产生反应的神经感知器官，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优惠政策不能涵盖到所有寻工作的人身上的时候，各级政府能够马上实现的事情是：为无学历人士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拆除尽可能多的限制壁垒。

不仅如此，我还以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对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表达感谢，对那些通过各种途径自学的人表达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教育硬件长期供应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许多人做出了牺牲。这如同在粮食总量供应不够的大跃进时代，一些人通过吃树皮、吃观音土的方式而消耗了极少的、远低于人均份额的粮食；而节余出来的粮食让另外一些人能吃饱；吃饱的人有理由对没有机会吃饱的同胞心存感谢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人没有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缺乏上大学的禀赋吗？不是。从许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看，一个智力正常、并有上大学意愿的人，是能够很轻易地实现它的上学愿望的。可见：上大学的问题，根本来说是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供应能力的问题，是国家意志决定教育资源向哪些人倾斜的政策取向问题。

在中国，75%的生源分布在农村。有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学校获得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总经费里所占比例长期在10％以下。这是农村成为中国无学历者的大本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教育权益长期被忽视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让不幸的人永远沉浸在不幸的泥潭中挣扎，不让他们的一生与幸福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要让社会所有的好处由幸运者们占尽。这是中国社会应该破除学历歧视的另外一层原因：公正。

中国的宪法说：国家鼓励自学成才。这是一个重要的国策。政府是希望藉此政策，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的情况下，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具备较高素质的建设人才。问题在于：一个在艰难环境下刻苦自学的人，比如他们通过努力掌握了律师从业知识、掌握了做记者编辑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不被社会承认，他的就业出路和没有去自学的人是一样的，最终只能在建筑工地、码头搬运、家政劳务等行业，寻找低薪的、缺乏保障的工种。这公正吗？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今天的中国，缺乏着对职业从业标准认定的新方法。教育部草拟的考核标准，只是有利于从常规教育流程出来的人，却非常不利于那些从自学流程、家庭教育流程、甚至私塾教育等非主流教育流程出来的人。打个比说：人才好比苹果，标签好比文凭。教育部在自己的地盘上种了一大片地的苹果，它只对通过了自己生产流程产出的苹果，贴上一个标签，并且下规定说：有这个标签的苹果才是合格的，有标签的才能上超市销售；而来自其它土地的、来自其它生产流程的苹果，一律不给贴这样标签，不许进超市，只能沦落在地摊上甩卖的命运。

中国政府渴望人才，这好像是真的。我看到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的一次讲话。他说：他希望高校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他很焦虑，很期待。中国大师在哪里？有多少会出现在高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只要我们不自卑，我们就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也许不比别的民族优，但也绝对不比别的任何一个民族劣。天才、大师是在人口里随机产生的。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应该能够诞生最多的大师的国家。固然，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大师的出现与优越的研究环境有关系，但是，在人文、思想这样的领域，大师得出现是不受研究环境束缚的。释迦牟尼是不是大师？孔子是不是大师？卢梭是不是大师？历史上都公认他们是。他们成为大师，靠的是他们卓越的思想能力、推理能力、领悟能力。他们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正如没有上过几年学的卢梭自己承认的：他的老师是大自然，是树木、湖泊、云彩。

我们当然可以举出更多的未经过高校学堂而成为杰出大师的例子。前面的人物里，说李嘉诚是大师、松下幸之助是大师、林肯是大师、爱迪生是大师，这么说有问题吗？可见：在高校内寻觅大师，范围还是狭窄了些。

孔子，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老子、孙子等人的成就说明一个道理：私塾教育也能出大师。这些大师的智慧之光，还在照耀着今天的人类、造福着今天的世界。可是，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另类的教育流程的有效性呢？

结语：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教育模式、教育认证、劳工培养、劳工认证、职业准入等方面进行革新，需要在政策层面的高度营造宽松环境，让更多无学历、有潜力的千里马能够走得出来。这不仅是提升他们民生处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发展的需要。

今年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年份。现在的媒体上，对高考、高等教育有着汗牛充栋的描述，追忆着高考这个大学教育的选拔方式是如何影响中国人命运的。一些反思的声音也出来了。前几天我读到这样两条报道：作为过去的高考亲历者、和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朱清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语气沉痛，说：“高考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最痛的事，高考这么强地伤害了这么多年轻人！”并建议高考落榜者选择自学；而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则撰文说：媒体在报道中采访高考胜利者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去采访一下“七七级”中那些至今仍处在社会边缘的“街头流浪者”，提醒当年的高考胜利者们不能忘记当初的理想，不能忘记公正，不能忘记自己之外的同胞的生存处境。

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反思。不仅如此，我要说一下：那些“七七届”们在庆幸自己因为高考的胜利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的时候，中国那些数量更加庞大的、超过总人口九成比例的中国人，至今还处在“七七届”们命运改变之前的状态里。这些人的人生该怎么办？有一个事实非常明显：即使经过数轮的大学扩招后的今天，有大学学历的人在中国人口里的比例仅有6%。中国的无学历者人数仍然有十二亿多（作者注：社会上通常把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简称为“没有学历”，后面将沿用这个说法。）。再扣除中国三亿多学历未定的未成年人，那么，在中国的成年人里，有学历的和无学历的人口分别是七千万、和九亿；两者比例大约是1：13。如果再把有学历者的人数再高估一点，这个比例缩小就成1：10。可见，无学历人士是中国人里无可争辩的主体人群，是中国主要的建设者。显然：如果无学历者没有出路，那么中国也将不会有什么太明朗的出路。在本文里，我将要说的是：中国社会对无学历人士的伤害，呼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伤害。因为这是一个攸关中国发展前景的、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予以正视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那些经过了高考而获得了高等教育的一届届的幸运者，在中国人口里占的比例虽小，今天却在中国社会里取得了决定性的、和全方位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规则的制订者，和中国秩序的主导者。在中国现行的规则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法律规章，在捍卫有学历者的利益的同时，明显排斥了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高考失利、或者无缘高考的人的社会权利，封堵了他们的发展路径。现实中我发现许多无学历人士，一生都过得很艰难，一生都没有取得成功。不成功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素质差，或者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不合理制度横亘在他们通往成功的路上，让他们无法逾越。

这里，我就从中国的律师从业资格说起吧，因为律师法要准备修订了。中国现行的律师法第六条作出了这样一个规定：一个没有取得大学学历的人，将没有参加律师资格考核的机会。这个规定意味着：在中国，作为一种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和工种，律师这一行只是对极少数的中国人开放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与这个行业实际上是无缘的、无法跻身其中的。设想一下：无论一个人他有多么勤奋地去学习、具备多么精深的法学素养、具备了多么好的逻辑思辨的能力与口才，就因为没有学历，他都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能从事这个服务行业中来。这个规定有道理吗？当然没有道理。我们看：曾经的美国领导人、小学学历的林肯；今天的韩国领导人、高中学历的卢武铉都曾是合格的律师出身。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那种认为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就缺乏担任律师的能力，在道理上是荒谬的、不能成立的。这种不合理的规则的存在，只是中国社会里存在众多的不公正规则的一个例子，是无学历人士的社会发展权利遭受到封堵的一个例子。

我今天的文章主题是呼吁全社会正视中国主体人群是没有学历的基本国情，呼吁全社会尤其是中国决策层，为无学历者的发展排除障碍，反对学历歧视、学历膜拜在社会上的蔓延。并且认为：对无学历者法定权利的漠视，严重伤害了中国现实利益、伤害了中国发展潜力。
 
很多人不明白：如果有机会，无学历者能创造多么大的业绩。如果看了下面的例子，你会发现：封堵无学历者的在社会上的发展机会，无论对无学历者本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两败俱伤的悲剧事件，也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的事件。

我们通常听到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这话在中国的语境里的意思是：有知识的人、有更高学历的人，通常能够过上更富裕的日子。是的，这是基本事实。（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也有中国的政策资源向有学历者过多倾斜造成的。）这里，我还要说另外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事实：今天，无论是全球范围看，还是在全球华人的范围看，世界首富的位置，和华人首富的位置，都是被无学历的人士据有。并且他们在首富的位置上坐得很稳，坐得很久。可见这不是出于侥幸和偶然。这两位就是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注：最近新浮出的“世界首富”的斯利姆先生，公众对他的资格认定还存在争议；此外，他正受司法调查，股价、身价都在跌)。而且，通常人们印象里，是有学历的人提供给无学历的就业岗位。其实，没有学历的人也能够给有学历的人提供大量的、高薪的就业机会。上面说的两位首富，就雇佣了大量的博士为他工作。这就是：低学历人士提供高学历人士饭碗的例子。

盖茨和李嘉诚，不排除他们的一生里会获得著名高校授予各种学历（名校需要拉无学历的人为自己的门庭贴金，呵呵。），也不排除在未来的日子他们在财富榜的位置会下滑，当然这些不影响我的观点：无学历人士也能成功、也能够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在成为首富时，他们俩拥有的最高学历分别是高中、小学。在这里，我不准备系统地去分析世界富人榜或华人富豪榜的榜单，不想把榜单里其他无学历的富人的名字挖掘出来，但肯定是还有不少的。这里，我只想将一些公众熟知的名字再补充一些，添加到盖茨与李嘉诚后面：王永庆，多年的台湾首富，小学学历；洛克菲勒，美国石油大王，初中；松下幸之助，日本的“经营之神”，小学……其实这个名单，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视野内的事例添加自己进来，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如果说，无学历的老板可以通过调用“高”人帮助自己取得成功，那么，在低学历的人里，同样也有通过调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而独立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在世界所有的发明家里，最家喻户晓的例子，我感觉就是爱迪生，和诺贝尔。做出了一千多项发明、给人类带来了白炽灯泡、电影和留声机等重大发明成果的爱迪生，他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而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叫“诺贝尔奖”的奖项，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高学历人士朝思暮想、为之癫狂。该奖项的出资人是发明家诺贝尔先生。这位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的卓越人物，他在自己的一生里仅仅只念过一年书，念书的时候在他八岁那年。这也是他所受过的唯一的正规学校教育。这些事例说明：对学历的迷信，对无学历者的轻慢，是多么危险、多么不理智的事情。如果不是无学历人士的贡献，我们很难确定人类到现在是不是有交流电照明，为我们驱散漆黑的夜晚。如果不是无学历人士的贡献，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无疑会改写。

前面列举诺贝尔的例子，这也是：低学历人士可以为高学历人士提供物质帮助、精神奖励的例子。事实上，无学历者不仅在商界、在发明领域、在科学研究领域有非凡建树，就是在其他领域，无学历人士取得成功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在政治家里面，前面说的林肯就是；在哲学家里，卢梭就是；文学家里，国内外的例子就更多了。

我以上篇幅，只是想认真地论证这样一个道理：人才、将人，不仅仅只能在现代教育流程里面才能培养出来；单说上面这些杰出的无学历人士中的商界人士，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不懂MBA术语、通不过MBA试卷考试，但他们是在公平的商业竞争的平台上、在有众多高学历的人士参赛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虽没有学历，但他们与那些在MBA考试成绩优良的“有学历”组的较量结果看，是毫不逊色的。而实质上，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中他们已经处在巅峰位置、王者位置、金牌得主位置了。这说明，用学历来丈量一个人是不是可用之材，这样的方式是过时的，落后的，不可靠的。这样的筛选方式常常会留下“遗珠之憾”，犯下把珠玉当顽石的误判，这会害了这个社会。也许，人类迫切需要发明新的方式，来评估人、测试人。

让人忧虑的现实是，中国不重视发挥无学历者的作用，无学历者才智的发挥一直遭遇着政策环境的抑制，这是一种巨大的、难以统计的人力资源浪费。九亿人呀。我知道，中国的决策权通常是被高学历的人所掌握。即便如此，我仍要要向这些高学历人士疾呼：在就业方面、创业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拆除更多的学历准入门槛，要一视同仁地为要为无学历的人士的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让他们更容易成功。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制度创新的领域。这对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对无学历者权利的排斥对中国社会的伤害有多大。还是回到开头那个例子上来说：如果没有学历的限制，中国律师行业的从业者要比现在多许多倍。这些学历背景不同律师从业人员一起面向市场，接受客户的挑选。高端的律师可以获得高端的报酬，普通的律师获得普通的报酬，平庸的律师会因为水平不行、无人聘请而失去饭碗。更多的人参与，律师行业将不再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却能使其发育成一个健康的、营业额更高的服务产业。据法制日报记者张有义在他的撰写的《中国：206县无律师》一文里引述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说：中国现在有律师13万左右，每万名中国人只有一名律师，而美、英、法等国的律师人数在万人里的比例是中国的6.2倍到31.7倍不等。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有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要知道，中国总共也只有两千多个县！如果一个县域都找不到一个律师，那么法律救济、法律服务从何谈起？“依法治国”的建国部署从何谈起？中国可能有上亿、数亿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到法律服务，不是不需要，而是非常需要。不去购买法律服务，不是由于请不到，就是请到的律师服务标价太高——如同鲍鱼，中国的穷人就从来不自己掏钱买回来吃。底层人民得不到律师的法律服务，显示的是我们国家法律服务的总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而想靠出售这种服务而谋生的人，却因为门槛过高而进不来。律师职业准入开放的最显著的好处，是能增加普通中国百姓的择业范围，也会使中国最穷的人也请得起与自己经济条件相匹配的法律服务。如果不废除那个充满歧视的准入标准，中国一些杰出的律师只能胎死腹中，将无法诞生。

学历门槛在法律服务行业的存在，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非法的：不符合宪法精神；不符合劳动法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违背了正在草拟中的“就业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我甚至怀疑它还是国际罕见的“中国特色”。在美国情况来看：当它整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无学历者组成的时候，它对律师准入就没有学历要求，导致林肯那样的小学学历的人能成律师；现在美国一些州对律师入门提出学历要求，这是在美国基本上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国情背景下施行的政策。如果“非大学生不能当律师”这一规则的制定者是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文明的人，他们就应该拿出一个论证，告诉全社会：为什么无大学学历的人是无法胜任律师工作的？尤其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远没有得到普及的国情背景下。

作为每一个现代人，我们都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这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明文赋予的人权。中国是这些人权公约的签约国。让人忧虑的是：无学历人士的这些权利处在不断地被蚕食状态里。前面说的律师行业的准入壁垒，它只是中国在就业领域不经意间产生了歧视的一个例子。——说“不经意间”，是对这个明显的违法规定，中国人已经熟视无睹，很难听到反对的声音。在其它领域，也不少见。比如，什么人能够做记者？什么人可以做银行职员？是不是非要大学生不可？这都是需要搞清楚、需要重新审视标准的问题。《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在缅甸的一个特区佤邦，它就在中缅边境招收了大量的中国初中生，到缅甸的电站、银行等单位里工作。这说明：在中国，许多只招大学生来从事的工作工种，许多实际上是无学历的人也能够胜任的。

在政治参与方面，也有与学历相关的问题需要明晰。在中国今年的两会期间，我无意间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人大代表文化程度急速提升，九成有大专以上学历》。这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说：“在十届全国人大的2985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代表达2760余名，占代表总数的92．46％”，说“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先进群体，文化层次与往届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我看来，在一个无学历者占94%的国家里，这绝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它凸显的是：中国政治上仍然处在“劳心者治人”古老格局里，两千多年没有突破。选“人民”代表，选出的代表就要体现人民的多元性，这个“多元”里就包括无学历者的利益诉求和声音。如果对全国人大的组成而言，高学历人数在代表总数里的高百分比是一个值得欣喜、值得追求的指标，是一个符合政治文明的指标，那么以后，中国所有的人大代表都可以考虑在大学高校、在研究院等等那些高学历人士密集的人群里产生，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财政在选举成本上的支出，“92．46％”这个的值也就“急速提升”到100%，一步达到完美状态。问题是，这行吗？

我不能断定，中国还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我们的先辈龚自珍在160多年前的那句悲凉的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深意所在。学历，或者说文凭，它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里，正在呈现出的一种霸权。我们要警惕，不让它成为一些人排斥竞争、制造垄断、猎取私利的工具。不能让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我知道，中国现在有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我依然要呼吁：为无文凭者敞开机会的门。在就业领域而言，这个主张好像是增加了有文凭者的难度。其实不然。首先，有学历的人一直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一个群体。接受了系统学校教育的他们，应该是不惧怕和无学历的人展开同台的公平竞争的；其次，无学历者若能广泛地行使他们本该拥有的经济、社会权利，他们就更容易获得经济成功，经济成功可能会给有学历的人们提供众多的高薪的机会。谁能说中国大陆的无学历人士里面不会出现盖茨、李嘉诚、王永庆、松下幸之助式的角色呢？即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人终生不能成为工商业界的巨头，假如中国所有的无学历者，一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权利：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可以根据意愿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路径：不想做农民的人就可以不做农民进入新行业，下了岗的人在从头再来的时候，都能够面临无歧视的就业准入环境，那么，他们中很多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会成为律师、记者、商人、技工、经纪人，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有稳定收入的他们会成为高学历人士开发的图书、软件、电影等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买主。

如果从性别上分，中国人可以分两部分：男性中国人；女性中国人。同样，如果从学历上分，中国人可以分成两部分：有学历的中国人；没有学历的中国人。需要搞清楚一点的是：无论怎么分，我们都是同胞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不是相克的关系。我们的利益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一方荣，则另一方荣；一方损，则另一方也损。

现在的中国，有学历的人的就业渠道如此狭小，是因为中国过去对无学历者的就业机会严格设限所导致的。农村，是中国无学历者的大本营。就从大本营说起吧。如果中国在多年前允许农民自由地摆脱农田，不被歧视、拥有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的权利，那么，中国现在的城乡人口比例极有可能掉个个，中国的城乡人口之比就有可能不是现在的4：9，而可能是9：4，就是有九亿城市人口。若如此，中国无消费能力的赤贫人口不会像今天这样庞大，中国绝对就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城市会需要更多的城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银行、餐馆、旅店、工厂……这些机关、企业，会需要更多的策划人、主持人、编辑、记者、银行职员、企业主、服务员…… 海量的就业机会就这样产生了，众多的白领机会、蓝领机会产生了。中国何以出现这样艰难的局面？可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获得发展机会，这会对中国的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针对有学历者的就业难，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海为例：从事个体经营的大学生，一年内免交个体户登记注册费、个体户管理费等；可以免税三年；可以向银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七万元的无担保贴息贷款作创业基金；政府专设机构可以免费为大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

显然，有学历者这是在享受一种照顾和补贴，我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会使另外一些个体经营者在竞争中处在劣势。其实，处在就业、创业状态的无学历者，作为中国社会的公民，他们也同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照顾和帮助。任何人在寻找饭碗过程中产生的烦恼都是一样的，对民生疾苦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对疼痛产生反应的神经感知器官，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优惠政策不能涵盖到所有寻工作的人身上的时候，各级政府能够马上实现的事情是：为无学历人士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拆除尽可能多的限制壁垒。

不仅如此，我还以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对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表达感谢，对那些通过各种途径自学的人表达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教育硬件长期供应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许多人做出了牺牲。这如同在粮食总量供应不够的大跃进时代，一些人通过吃树皮、吃观音土的方式而消耗了极少的、远低于人均份额的粮食；而节余出来的粮食让另外一些人能吃饱；吃饱的人有理由对没有机会吃饱的同胞心存感谢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人没有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缺乏上大学的禀赋吗？不是。从许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看，一个智力正常、并有上大学意愿的人，是能够很轻易地实现它的上学愿望的。可见：上大学的问题，根本来说是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供应能力的问题，是国家意志决定教育资源向哪些人倾斜的政策取向问题。

在中国，75%的生源分布在农村。有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学校获得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总经费里所占比例长期在10％以下。这是农村成为中国无学历者的大本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教育权益长期被忽视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让不幸的人永远沉浸在不幸的泥潭中挣扎，不让他们的一生与幸福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要让社会所有的好处由幸运者们占尽。这是中国社会应该破除学历歧视的另外一层原因：公正。

中国的宪法说：国家鼓励自学成才。这是一个重要的国策。政府是希望藉此政策，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的情况下，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具备较高素质的建设人才。问题在于：一个在艰难环境下刻苦自学的人，比如他们通过努力掌握了律师从业知识、掌握了做记者编辑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不被社会承认，他的就业出路和没有去自学的人是一样的，最终只能在建筑工地、码头搬运、家政劳务等行业，寻找低薪的、缺乏保障的工种。这公正吗？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今天的中国，缺乏着对职业从业标准认定的新方法。教育部草拟的考核标准，只是有利于从常规教育流程出来的人，却非常不利于那些从自学流程、家庭教育流程、甚至私塾教育等非主流教育流程出来的人。打个比说：人才好比苹果，标签好比文凭。教育部在自己的地盘上种了一大片地的苹果，它只对通过了自己生产流程产出的苹果，贴上一个标签，并且下规定说：有这个标签的苹果才是合格的，有标签的才能上超市销售；而来自其它土地的、来自其它生产流程的苹果，一律不给贴这样标签，不许进超市，只能沦落在地摊上甩卖的命运。

中国政府渴望人才，这好像是真的。我看到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的一次讲话。他说：他希望高校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他很焦虑，很期待。中国大师在哪里？有多少会出现在高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只要我们不自卑，我们就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也许不比别的民族优，但也绝对不比别的任何一个民族劣。天才、大师是在人口里随机产生的。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应该能够诞生最多的大师的国家。固然，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大师的出现与优越的研究环境有关系，但是，在人文、思想这样的领域，大师得出现是不受研究环境束缚的。释迦牟尼是不是大师？孔子是不是大师？卢梭是不是大师？历史上都公认他们是。他们成为大师，靠的是他们卓越的思想能力、推理能力、领悟能力。他们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正如没有上过几年学的卢梭自己承认的：他的老师是大自然，是树木、湖泊、云彩。

我们当然可以举出更多的未经过高校学堂而成为杰出大师的例子。前面的人物里，说李嘉诚是大师、松下幸之助是大师、林肯是大师、爱迪生是大师，这么说有问题吗？可见：在高校内寻觅大师，范围还是狭窄了些。

孔子，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老子、孙子等人的成就说明一个道理：私塾教育也能出大师。这些大师的智慧之光，还在照耀着今天的人类、造福着今天的世界。可是，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另类的教育流程的有效性呢？

结语：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教育模式、教育认证、劳工培养、劳工认证、职业准入等方面进行革新，需要在政策层面的高度营造宽松环境，让更多无学历、有潜力的千里马能够走得出来。这不仅是提升他们民生处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