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囚犯虽犯重罪，但仍有服刑的年限，而毛泽东戴给他们这顶美其名曰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面上既宽又大的右派帽子，竟然戴了整整二十一年。你知道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中，他（她）们的母亲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吗？

秦醒民，泸西县农技站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划成右派后未与家中通讯，他的母亲无时不在牵挂着他，其间，曾到泸西打听他的下落未果，认为儿子已不在人间，遂到公安户籍管理处注销其子户口，每年清明节都要为儿子烧香纸，以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之情。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农场实行军垦，连长对秦醒民说：“右派是要回单位工作的，你要写《悔过书》，承认是‘右派’，摘了‘右派’帽子才有出路，否则你就要在农场劳动一辈子。”他理解连长的好意，写了违心的检查后，不到一个月，农场就宣布摘了“右派”帽子，并准了他一个月的探亲假。他归心似箭，但囊中羞涩，身无分文，难友们捐助他五十元作旅费。他乘坐农场货车，待到昆明东站时，夜幕降临，他挑着难友们托带的六十多公斤农产品。艰难地边走边问路，直到深夜四点才找到家门，多次敲门无人应答，只好坐等在门口，翌日晨，妹妹开门看到一老头坐在门口，吓了一大跳，兄妹相见不相识，待母亲来到时，母子相视一阵后，秦醒民猛然跪在母亲面前，哭喊着说：“妈，我是你儿子秦醒民。”母亲也哭着扶起儿子，母子的眼泪融汇在一起。当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哭在一起，有叙不完的往事，诉不完的苦，这是“整风反右”运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留下的泪痕!时值文革期间，全家既高兴又害怕，母亲对外不敢说儿子回来，到派出所以弥勒来了亲戚办了临时户口，弟妹们只能背着人来看他，不敢请他到家里去，因哥哥是“右派”，害怕受株连影响。

1979年初，秦醒民离开农场时，年方四十，却已皱纹满面，看上去已是花甲老人，熟悉他的人也不认识他了，不仅他如此，其他右派受难者哪一个不是这样。1979年，在落实右派的改正工作中，统战部门查阅秦醒民的档案认为，秦醒民未曾划为右派，不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不能享受右派的待遇，不归统战部管，经几位由东风农场回泸西的难友与之据理力争指出，既然没有划为右派，又凭什么把人家送到东风农场受苦受冤二十一年?最后，统战部门只好以秦醒民在农场是摘了帽右派为依据，而予以改正。鉴于他孑然一身，生活困难，发给冤狱费三百元作困难补助。农业局长夫妇还为他当红娘找了对象，正当他准备用三百元办理婚事时，噩耗传来，母亲逝世，只好婚事从简，用冤狱费办了母亲的丧事。

薛兆福，云南省水利厅技术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自幼出身贫寒，十一岁时父亲病逝，寡母拉扯着他们姐妹兄弟五个孩子艰苦度日，十二岁辍学做童工当过店员，稚嫩的身躯被厚重的店铺门板滑塌压折腰椎，母亲含泪接他回家养伤。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姐姐一直瞒着母亲，实在瞒不下去了，姐姐给他来信： “……我们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瞒着母亲，对她老人家说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个月到一定时候我满眼含泪模仿你的语气写出一封你的来信，念给她老人家听，拿二十块钱给她说是你汇来的。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得出你写的薛字末笔拉得很长。所以我每次写的假信都用你写来的旧信封装上拿给她看。瞒哄老人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哥哥的话，她们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说漏了嘴泄露真情。我们谈论你的事情都要设法背开母亲。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听去一言半语，老人立即大惊失色以为是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我们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劝慰，但假话终归编不方圆，老人的疑虑越来越深了。昨天，母亲又念叨起你没良心，她老人家骂了你啦!她说别人家儿子都能回家探亲，就你狠心丢开老娘这么多年不来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强忍不住了，我心如刀绞失声痛哭起来，我泣不成声说，妈呀!你别骂啦，你儿子他在受苦呐!这一下才真的是吓坏了母亲，她连声直追问是咋个啦?我这个儿子不在人世了吗?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该记得母亲有个老病根，她心里一着急，肚子就剧烈疼痛，上厕所又屙不出，倒在床上只会不住的哼唉哟唉哟……起不来啦，母亲认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抢地责怪我们不该这样瞒哄她……弟弟呀!现在是纸里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妈，再三劝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哭哑了嗓子，两天一夜水米不粘牙了!……怎么办呢?当然最好是你马上能回来一下，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不可强求。我们需要的是你抓紧好好劳动的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亲面前，即使你不能再为国尽忠也应该回家尽孝……姐兆芬1960 年8 月8日”。

薛兆福读到此信已时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现状如何。他心中万分焦急，立即动笔写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别具特征的几张旧照片，一并寄回让母亲确信她的儿子活地世上。信中也大略讲了现时的饥饿处境，望家里设法寄点粮票，也为了使老母对他的存在确信无疑。此前虽长期饥饿不愿让亲人远虑，多次写信都不曾说过这方面的情形。家里很快就给他邮来包裹，内有沙糕、粮票、鱼肝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此后接连收到多次邮寄来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邮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资饱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亲情，感铭肺腑，坚定了薛兆福奔家团聚的决心。

江朝进，云南省水利厅技术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58 年1 月28 日，离全家团聚的春节只差几天了，为了让千里迢迢赶来与他话别的老母，以及产后尚不足月的妻子能以较平和安详的心绪去共同度过这最后一次的旧历的新年，把划右后郁积在心的满腔愁思，感伤和愤懑，以打掉牙齿混血吞的方式强行咽下，表面上装出一付悠然自得，乐以忘忧的样子。这天上午，厅里派人给江朝进下达哀的美敦书，勒令他于1958 年1 月29日清晨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到厅里集中后，由专人护送去火车站，前往东风农场接受监督生产劳动改造。他母亲闻讯心胆俱裂，对原来渴望的共度佳节的心愿，虽然变成泡影，却仍能以临难毋苟免的安详面对飞来人祸，使儿子倍感欣慰。在江朝进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善于精心策划的人，她对划右后的儿子可能遭受的困难境遇作了妥善安排，她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孙儿带回老家去抚养，另外她还凑足了布票，用于购布制衣，以解除儿子在劳动中因日晒雨淋，衣服易于磨损之虑。当天下午母亲要求儿子陪她上街，在布店细心选购经穿耐脏的布料并通宵达旦为他赶缝衣裳。夜深人静，万籁无声，老母缝衣时的裁剪和叹气声均清晰可闻。江朝进触景生情，胸中涌起激情，吟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爱妻和他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全身抽动，心如刀割。江朝进自幼缠绵病榻，身患白喉，霍乱、百日咳和急性痢疾等重病。在病中母亲不辞辛劳，日夜护理，煎汤熬药，洗涤脏物。幸得父母的细心关怀才得以起死回生。1948 年在学就读时，参加革命组织后甘愿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发誓对革命鞠躬尽瘁，永远忠于党，谁又能料到，在自传中主动交待父亲与旧军阀打过网球，却因此在肃反运动中被列为全厅的重点审查对象。

1957 年全党全国层层动员并千方百计地鼓励全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貌似和煦阳光的普照下，他拒不参加整风鸣放，但在劫者难逃，江朝进还是因对肃反不满的言论被揭发，最终没能躲过“请君入瓮”的厄运！这正印证了俗话说的，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让人有口难辩了。儿时调皮，不服母教，母亲常有诅咒他长大后到云南去充军的戏言，真的被母亲言中了！ 离别时他带着依恋和愧疚，悲观和绝望的心情跪别老母，手抱着不足月嗷嗷待哺的婴儿，眼望着熟睡在小床上的儿子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面对着妻子整夜哭泣而红肿的双眼，想到她们从此就要无辜地被歧视和屈辱。妻子不顾分娩不满月切忌风吹雨淋，执意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送他去车站。谁料天公不作美，人愁天也愁，昨天还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天气，今天怎么就风云突变，阴霾满天，细雨蒙蒙了呢?在月台上出现了一大队由武装押解出站的囚犯，而他们则由穿便衣的人事处人员监管着进站，过去他和这些人事处人员均是同事，彼此常说说笑笑，相处融洽，今天真是时过境迁，彼此沉默无语，相互视若路人。火车鸣笛起动，笛声凄切，其声如怨、如泣、如诉，只有妻子在刺骨的寒风和透心凉的细雨中仍然呆若木鸡，神色惶惑地停立着。
 
张景雯，女，曲靖县委文教口副组长，丈夫吕华民是曲靖县委书记，夫妻双双划右派。1959 年除夕夜，家家团圆吃年夜饭。她家因拼凑不到八人一桌无法开饭。全家五口，在公共食堂里来回游转，孩子又饿又瞌睡。她饱含热泪，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就给正饿得啼哭的二儿子一耳光。儿子流出鼻血，停了哭声，全家提着空的锅碗，像几个讨饭的叫花子，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老母亲哭喊着“毛主席呀!我全家三代贫农，旧社会我夫妻蹲监，新社会我儿子又蹲监，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连年夜饭也吃不上?!“接着，派出所所长来找张景雯， “白天你不在家，因工作急需买你的手表去用。”她回答说：“手表我更需要。” 派出所所长又厚颜无耻地说：“你男人在劳改，以后也不再当官，用不着戴表了。” 张景雯气得怒吼道：“我两口子戴不成表，留给儿孙作纪念，就是不卖给你!”在一旁的母亲也发火说：“你这个所长可当一辈子?你欺人太甚! ” 派出所所长看她们母女态度强硬，才悻悻而去。

王晟明，红河中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母亲对他恩重如山，母亲告诉他：为了保住他的命，专门开了家庭会，决定在不大的天井里种植几棵“丰收瓜”，吃饭前每人要先吃两碗丰收瓜垫底，才准吃米饭。每月无论如何要省下十斤米，磨成炒面送给他。他之所以免遭饿死，全得益于每月的十斤炒面。1961 年10 月，他已成为摘帽右派，此时的母亲已年过花甲，风烛残年，又得了蜂窝组织炎，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母亲思儿心切，打电报要他告假回家探亲。按照当时的《劳动教养条例》，即使是未解除劳教的人员也可以请假，因劳教只是最高行政处分，并未剥夺公民权。王晟明被准假两天回家探亲。他前脚进家，后脚就有一位劳教所的分队长跟进来。蛮横无理地强行察看他母亲是否真病。60 多岁的母亲只得呻吟着从床上爬起，由两个妹妹掺扶着走到堂屋，脱下衣裤，裸露出病灶部位，让此人察看，对此，全家人都感到屈辱。王晟明被划为右派后，母亲的居民小组长被撤换，大门头上的“军属光荣”匾被摘下。一次街道召开“五类分子”会，通知母亲去参加。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识诗书，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她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场质问主持会议的人：“请问我的老三被划为右派，而我老二是县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我是算老三的家属还是算老二的家属?是不是等开共产党员家属会时，我也参加?”问得主持会议的人无言以对。此后才无人通知母亲开“五类分子”家属会。

张轶中，女，云南大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农场饿死的人多了，少数人为了活命去偷点红薯或花生吃，被打死或开斗争会逼死或升级送去劳改。母亲在上海彻夜去排队购得有限的食品，自己不吃寄给她，她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她的侄子们为了分一只锅贴而赖在地上哭了一整天。1967 年5 月，她请假回上海探亲，她有两个孩子，背一个牵一个，带着一个小包就启程。到了昆明，就住塘子巷的“昆明旅馆”的一个小房间，离火车站近些。昆明由于文革乱哄哄的，公交车不开了，那时南窑车站刚建不久，连站台也没有，她将孩子锁在旅馆去买票，因孩子小心里着急，步行还是很远，有一骑车的中年人看出她的难处，帮助她，带她去到车站，顺利地买到票。回到旅馆，看见小的滚下了床，两个孩子哭得泪人儿似的。上火车由于背着孩子，又没站台，爬不上去，有个解放军帮忙才上去了。当时没有到上海的直达车，中途要转车，她就选了衡阳站转，岂知到了衡阳，局势更加混乱，每列到上海的车都满满的，挤不上去，就这样在衡阳滞留七天，而且每天给上海打电报说：“明天到，盼接”。到第七天，她是拼命也要挤上去的，背一个拖一个艰难地赶到车门口，列车就要开了，还挤不进去，只好最后一个把小女推在前，拉着扶手车子就启动了，背上的小儿还在车外。这时列车员看见了，说：“太危险了!”就挤过来帮她，抱起三岁的小女，领她挤进车厢内，但也无落脚处，就带她到餐车内找个坐位安顿好，餐车内也塞满了老人孕妇等需要照顾的人们。世上还是好人多呀!车内水泄不通，天又热，没有水，上厕所极不方便，小孩的屎尿只好连尿布一起扔了。那时是蒸汽机车，所以满面是煤灰，黑呼呼的，而且这列特拥挤的车到站都不再开车门，不让再上车了。可站台上的旅客就要上车，许多大胆农民用扁担打破玻璃窗就爬进来，情景可怕。所以车是停停开开，多走了好几天。车到上海，一阵拥挤，她想，反正家里是不会来接她的，就等别人都走了，再慢慢地下车吧!这时听到她母亲的声音说：：“又没来!”她一下就大叫起来说：“妈，我在这里!”就哭起来了。

曾定华，云南大学学生，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53 年中秋节，他辞别母亲赴昆明上学，每当故乡中秋之夜，母亲都要念叨：“已经第×年不见他了……”1957年，母亲终于盼到儿子毕业的年份，但仍不见儿子回家，也没有分配工作的消息。如何向母亲解释，令他坐卧不安，既担心母亲难以承受打击，又加以心存侥幸，以为一年两年或可恢复正常。于是只有违心哄骗母亲：“毕业前夕，不幸患病，须长期住院治疗，暂未分配工作，也不能回家”。但是，谎话——即使出于无奈、善意，也只能短暂应急，总不能让母亲又陷入“久治不愈”的忧虑。权衡再三，还是委托至亲好友，将划右改造如实向母亲透露。母亲知道儿子在1957 年犯了罪，(不犯罪怎能送去农场劳改?)可是年复一年不见释放，究竟犯的罪有多大?，又成为母亲不可释怀的悬念。然而母亲又难以完全相信儿子犯了罪，因为，“看着他长大，一个学生，从来奉公守法，再说新中国的大学也不是学坏的地方”。母亲不懂国家大事，对儿子的牵挂和自己的不幸，除了无言地承受，寄希望于渺茫，此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怜的母亲，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将儿子留下的一件棉衣，仔细包扎，置于枕畔，聊慰舔犊之情。

196 7年以后，母亲渐感来日无多，来信里除常规的慰勉又增添了殷殷的嘱咐：“向领导好好说说自己的情况，务必争取回家一转。”母亲一向克己，从不轻易求人，这嘱咐显然是生离死别的心愿，绝不应该掉以轻心。然而，“好好说说”就能换来理解和同情吗?但是即使希望仅存万分之一，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作最后的争取，如果争取无效，则将别无选择，只有不顾一切自行回家看望母亲。以实现被无理剥夺拖欠长达10 年，多达10 次的假。1968 年1 月13 日，曾定华离开农场，踏上通往开远的公路，途经竹园镇，稍事休息，便又急急登程，夕阳西下到达朋普镇，此去开远尚有36 公里，因见道旁停着—辆满载甘蔗的货车，一问得知此车开往开远糖厂，与他去向一致。当即要求搭乘，驾驶员告诉他驾驶室已无座位，他表示愿在车顶甘蔗上坐，由于这极不安全又违反货车载人规定，驾驶员不答应，但经不起他再三保证，一定抓紧固定甘蔗的钢丝索，才终于得到驾驶员的同意，于薄暮中登程。货车刚启运，突又停下，以为出了什么有碍行车的问题，原来好心的驾驶员递上他的棉衣：“车上风大，你穿上”。这萍水相逢的人间温暖，令他永志不忘。由于满载的甘蔗远超车厢围栏，为了避免树枝及意外物件“横扫”，他只能伏卧紧贴，两手抓牢纲索，难免吃力而紧张，但他一点不以为苦。当车灯射出长长的光柱，马达轰鸣，夜风拂面，他仿佛长上了翅膀，多么希望能快一点飞到故乡，飞到年迈母亲的身旁。开远糖厂，转瞬即至，驾驶员在苍茫夜色中，遥指灯火朦胧处：“那就是开远”。到达开远立即赶到火车站，车站上出乎意料的冷清，灯光暗淡，没有人流，他几乎以为找错了地方，正不知所措，已被一名铁路员工模样的人盯上并带着不信任的眼光问：“来这里干什么?”“买票去昆明。”“哦，火车早就停开了。”“几时会恢复?”“谁知道。”简短的对话说明不仅无车可乘，候车室过夜的指望也随之落空，怎么办。即使公共汽车营运正常，去昆明至少是明天的事，目前的当务之急乃是找住处。旅店不宜考虑，只有借宿同事家，幸而同事之家顺利找到，同事的父亲也慨然接纳，安排住下，正当就寝之际，一位着警服的中年男子(后知为主人女婿任职公安)来到，问他有无证明，一瞬间，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答以“有”，紧接着是索看，再次犯错误，竟将一张明知极不像样的证明(盖的是某公社印章)交给了这位警察。结果被带到公安局派出所之类的地方，在问清何去何来，经电话核实之后，便被投入囚室以待农场来人认领。囚室为单间，不脏不乱，水泥地，无杂物，如果和他长期居住的农场简易平房相比，这里可以视为星级宾馆，竟然有优待之感觉。但毕竟是剥夺自由的场所，过度的寂静与眩目的灯光都显得异乎寻常。他试图面壁侧卧，稍事休息，然而无效。经过一天奔波和情绪的大起大伏，管他什么地方，太需要睡上一觉，但是很奇怪：极疲倦同时又极兴奋，无法安静。更奇怪的是明显的幻觉一再重复交替放映，譬如，他觉得已经登上成昆列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均匀节奏声声入耳，窗外飞驰的景物历历在目，他急速地计算到达成都的行程时刻……忽然回到现实，自己埋怨这不是活见鬼，白日梦。另一场“好戏”又开幕：他听到人声嘈杂，哦！是农场来人，专程给他送证明而来，并不乏善意地指责：“你呀!也太性急了，这不是，你刚走，证明就下来了，怕你在路上惹麻烦，连夜追你，这下可好，你就放心去吧!看过老人快去快来……”

然而，这是幻觉。当他从灰暗的黎明中醒来，一切幻觉已如过眼云烟，又重新回到冷漠的现实中。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诅丧，他已经预感到失去这次机会，将永远不能见到母亲了。果然不出所料，当年九月，带着永远不解的困感和悬念，母亲离开了人间。对母亲的歉疚，永生难以弥补。他真诚希望，在九泉之下，有一个逝者的世界，只有在那里，才可以和母亲重逢。

田启昌，红河县委组织部干事，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自哥哥田启铨牺牲后，成了独子，赡养父母，责无旁贷。他按月寄钱回家供养父母和小妹。他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生活来源断绝，母亲郁郁寡欢，无言流泪，疾病缠身。母亲是善良的小脚家庭妇女，为了生存，她把一些针头线脑搭上火柴，用一个簸箕摆在门口卖。一棵针一分钱。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支线五分钱，一个街子天总销售额不到一元钱。

1961 年的一天，新街市管会的几个人，说她搞资本主义经商做生意，边说边将她的簸箕没收端走了，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苦苦哀求，又怎能溶化那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她先在家门口哭，越哭越气，越想越不通。她想起了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大儿子，一口气跑到烈士陵园田启铨的坟头上，跪倒就哭，边哭边喊：“田启铨”，呼天唤地，围观者也陪她落泪。过去的往事一幕幕地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解放前她一心支持儿子干革命，在白色恐怖下，她接待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她为生病的同志喂药、送水、送饭。到如今谁来养活她?我错了吗?我的儿子错了吗?为什么如今得到这样的报应?为什么?为什么?她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她喊着：“田启铨，你来接我去，我想你，我不想活啦!“她的遭遇惊动了整个新街的群众，议论纷纷，多数人为她悲叹，一位原来与田启昌相识的老同志知道了。跑去市管会质问：“她一个老人家卖一棵针，一盒火柴算什么资本主义?你们把她急死了谁负责?快!送去还她。” 田启昌的小妹得知后，跑去烈士陵园把母亲背回来。一路又引来多少悲叹、同情和议论。田启昌的母亲以前曾被称为革命母亲，是光荣的烈士家属，是革命之家。自田启昌被打成右派后，转眼间，她被有关人员称为“右派之家”，右派家属。开军烈属会来请她，开“五类分子”家属会也照样来叫她。赞颂的话听了许多，被辱骂为黑五类家属，背叛革命，堕落成可耻的反党右派，她也得去领受。人生的这种风云变幻真令她老人家哭不完，受不尽，她终生不理解为什么?错了什么?谁错了?她把这些问号带进了棺材。

1962 年5 月1 日田启昌被宣布摘了右派帽子。1963 年6 月2 日，他接到小妹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他紧张不安，跑去农场场部想打电话问个究竟。到了场部，有人正在接电话说：“你们要找田启昌，他不在场部”。我在旁即答：“田启昌是我，我来讲”。一听，是小妹的声音，她哭着说：“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回来吧!……”搁下话筒他哭了，一直哭着回到黄家庄二队。他告诉了队长，得到队长的同情和安慰。他悲痛万分，一切往事涌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喊道：“我田启昌对共产党、对人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落到这种下场?”事隔几天，队长单独跟他说，那天你悲愤时说的话，在其他地方不可冒失说出口。“他告假回家，到家时母亲已草草埋葬了。到了坟头，尚见黄钱在风中飘拽，田启昌无声的泪又如雨流下。
 
数十万被发配的右派，饱尝了长夜漫漫何时旦的焦急心情的煎熬。但慈母的光辉犹如灿烂的旭日，永远地照亮着他们的心，也正是这灿烂和暖心的光辉，促使他们以超凡的毅力去忍受那二十一年每时每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悲痛折磨；更是这灿烂和暖心的光辉，激励中国右派幸存者能迈起沉重的步履，在布满被屈辱与被损害的荆棘丛中，终于跋涉过了这漫长岁月旅途中的各种险隘！

1957年的反右，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囚犯虽犯重罪，但仍有服刑的年限，而毛泽东戴给他们这顶美其名曰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面上既宽又大的右派帽子，竟然戴了整整二十一年。你知道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中，他（她）们的母亲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吗？

秦醒民，泸西县农技站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划成右派后未与家中通讯，他的母亲无时不在牵挂着他，其间，曾到泸西打听他的下落未果，认为儿子已不在人间，遂到公安户籍管理处注销其子户口，每年清明节都要为儿子烧香纸，以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之情。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农场实行军垦，连长对秦醒民说：“右派是要回单位工作的，你要写《悔过书》，承认是‘右派’，摘了‘右派’帽子才有出路，否则你就要在农场劳动一辈子。”他理解连长的好意，写了违心的检查后，不到一个月，农场就宣布摘了“右派”帽子，并准了他一个月的探亲假。他归心似箭，但囊中羞涩，身无分文，难友们捐助他五十元作旅费。他乘坐农场货车，待到昆明东站时，夜幕降临，他挑着难友们托带的六十多公斤农产品。艰难地边走边问路，直到深夜四点才找到家门，多次敲门无人应答，只好坐等在门口，翌日晨，妹妹开门看到一老头坐在门口，吓了一大跳，兄妹相见不相识，待母亲来到时，母子相视一阵后，秦醒民猛然跪在母亲面前，哭喊着说：“妈，我是你儿子秦醒民。”母亲也哭着扶起儿子，母子的眼泪融汇在一起。当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哭在一起，有叙不完的往事，诉不完的苦，这是“整风反右”运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留下的泪痕!时值文革期间，全家既高兴又害怕，母亲对外不敢说儿子回来，到派出所以弥勒来了亲戚办了临时户口，弟妹们只能背着人来看他，不敢请他到家里去，因哥哥是“右派”，害怕受株连影响。

1979年初，秦醒民离开农场时，年方四十，却已皱纹满面，看上去已是花甲老人，熟悉他的人也不认识他了，不仅他如此，其他右派受难者哪一个不是这样。1979年，在落实右派的改正工作中，统战部门查阅秦醒民的档案认为，秦醒民未曾划为右派，不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不能享受右派的待遇，不归统战部管，经几位由东风农场回泸西的难友与之据理力争指出，既然没有划为右派，又凭什么把人家送到东风农场受苦受冤二十一年?最后，统战部门只好以秦醒民在农场是摘了帽右派为依据，而予以改正。鉴于他孑然一身，生活困难，发给冤狱费三百元作困难补助。农业局长夫妇还为他当红娘找了对象，正当他准备用三百元办理婚事时，噩耗传来，母亲逝世，只好婚事从简，用冤狱费办了母亲的丧事。

薛兆福，云南省水利厅技术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自幼出身贫寒，十一岁时父亲病逝，寡母拉扯着他们姐妹兄弟五个孩子艰苦度日，十二岁辍学做童工当过店员，稚嫩的身躯被厚重的店铺门板滑塌压折腰椎，母亲含泪接他回家养伤。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姐姐一直瞒着母亲，实在瞒不下去了，姐姐给他来信： “……我们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瞒着母亲，对她老人家说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个月到一定时候我满眼含泪模仿你的语气写出一封你的来信，念给她老人家听，拿二十块钱给她说是你汇来的。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得出你写的薛字末笔拉得很长。所以我每次写的假信都用你写来的旧信封装上拿给她看。瞒哄老人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哥哥的话，她们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说漏了嘴泄露真情。我们谈论你的事情都要设法背开母亲。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听去一言半语，老人立即大惊失色以为是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我们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劝慰，但假话终归编不方圆，老人的疑虑越来越深了。昨天，母亲又念叨起你没良心，她老人家骂了你啦!她说别人家儿子都能回家探亲，就你狠心丢开老娘这么多年不来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强忍不住了，我心如刀绞失声痛哭起来，我泣不成声说，妈呀!你别骂啦，你儿子他在受苦呐!这一下才真的是吓坏了母亲，她连声直追问是咋个啦?我这个儿子不在人世了吗?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该记得母亲有个老病根，她心里一着急，肚子就剧烈疼痛，上厕所又屙不出，倒在床上只会不住的哼唉哟唉哟……起不来啦，母亲认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抢地责怪我们不该这样瞒哄她……弟弟呀!现在是纸里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妈，再三劝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哭哑了嗓子，两天一夜水米不粘牙了!……怎么办呢?当然最好是你马上能回来一下，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不可强求。我们需要的是你抓紧好好劳动的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亲面前，即使你不能再为国尽忠也应该回家尽孝……姐兆芬1960 年8 月8日”。

薛兆福读到此信已时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现状如何。他心中万分焦急，立即动笔写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别具特征的几张旧照片，一并寄回让母亲确信她的儿子活地世上。信中也大略讲了现时的饥饿处境，望家里设法寄点粮票，也为了使老母对他的存在确信无疑。此前虽长期饥饿不愿让亲人远虑，多次写信都不曾说过这方面的情形。家里很快就给他邮来包裹，内有沙糕、粮票、鱼肝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此后接连收到多次邮寄来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邮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资饱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亲情，感铭肺腑，坚定了薛兆福奔家团聚的决心。

江朝进，云南省水利厅技术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58 年1 月28 日，离全家团聚的春节只差几天了，为了让千里迢迢赶来与他话别的老母，以及产后尚不足月的妻子能以较平和安详的心绪去共同度过这最后一次的旧历的新年，把划右后郁积在心的满腔愁思，感伤和愤懑，以打掉牙齿混血吞的方式强行咽下，表面上装出一付悠然自得，乐以忘忧的样子。这天上午，厅里派人给江朝进下达哀的美敦书，勒令他于1958 年1 月29日清晨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到厅里集中后，由专人护送去火车站，前往东风农场接受监督生产劳动改造。他母亲闻讯心胆俱裂，对原来渴望的共度佳节的心愿，虽然变成泡影，却仍能以临难毋苟免的安详面对飞来人祸，使儿子倍感欣慰。在江朝进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善于精心策划的人，她对划右后的儿子可能遭受的困难境遇作了妥善安排，她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孙儿带回老家去抚养，另外她还凑足了布票，用于购布制衣，以解除儿子在劳动中因日晒雨淋，衣服易于磨损之虑。当天下午母亲要求儿子陪她上街，在布店细心选购经穿耐脏的布料并通宵达旦为他赶缝衣裳。夜深人静，万籁无声，老母缝衣时的裁剪和叹气声均清晰可闻。江朝进触景生情，胸中涌起激情，吟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爱妻和他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全身抽动，心如刀割。江朝进自幼缠绵病榻，身患白喉，霍乱、百日咳和急性痢疾等重病。在病中母亲不辞辛劳，日夜护理，煎汤熬药，洗涤脏物。幸得父母的细心关怀才得以起死回生。1948 年在学就读时，参加革命组织后甘愿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发誓对革命鞠躬尽瘁，永远忠于党，谁又能料到，在自传中主动交待父亲与旧军阀打过网球，却因此在肃反运动中被列为全厅的重点审查对象。

1957 年全党全国层层动员并千方百计地鼓励全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貌似和煦阳光的普照下，他拒不参加整风鸣放，但在劫者难逃，江朝进还是因对肃反不满的言论被揭发，最终没能躲过“请君入瓮”的厄运！这正印证了俗话说的，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让人有口难辩了。儿时调皮，不服母教，母亲常有诅咒他长大后到云南去充军的戏言，真的被母亲言中了！ 离别时他带着依恋和愧疚，悲观和绝望的心情跪别老母，手抱着不足月嗷嗷待哺的婴儿，眼望着熟睡在小床上的儿子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面对着妻子整夜哭泣而红肿的双眼，想到她们从此就要无辜地被歧视和屈辱。妻子不顾分娩不满月切忌风吹雨淋，执意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送他去车站。谁料天公不作美，人愁天也愁，昨天还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天气，今天怎么就风云突变，阴霾满天，细雨蒙蒙了呢?在月台上出现了一大队由武装押解出站的囚犯，而他们则由穿便衣的人事处人员监管着进站，过去他和这些人事处人员均是同事，彼此常说说笑笑，相处融洽，今天真是时过境迁，彼此沉默无语，相互视若路人。火车鸣笛起动，笛声凄切，其声如怨、如泣、如诉，只有妻子在刺骨的寒风和透心凉的细雨中仍然呆若木鸡，神色惶惑地停立着。
 
张景雯，女，曲靖县委文教口副组长，丈夫吕华民是曲靖县委书记，夫妻双双划右派。1959 年除夕夜，家家团圆吃年夜饭。她家因拼凑不到八人一桌无法开饭。全家五口，在公共食堂里来回游转，孩子又饿又瞌睡。她饱含热泪，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就给正饿得啼哭的二儿子一耳光。儿子流出鼻血，停了哭声，全家提着空的锅碗，像几个讨饭的叫花子，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老母亲哭喊着“毛主席呀!我全家三代贫农，旧社会我夫妻蹲监，新社会我儿子又蹲监，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连年夜饭也吃不上?!“接着，派出所所长来找张景雯， “白天你不在家，因工作急需买你的手表去用。”她回答说：“手表我更需要。” 派出所所长又厚颜无耻地说：“你男人在劳改，以后也不再当官，用不着戴表了。” 张景雯气得怒吼道：“我两口子戴不成表，留给儿孙作纪念，就是不卖给你!”在一旁的母亲也发火说：“你这个所长可当一辈子?你欺人太甚! ” 派出所所长看她们母女态度强硬，才悻悻而去。

王晟明，红河中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母亲对他恩重如山，母亲告诉他：为了保住他的命，专门开了家庭会，决定在不大的天井里种植几棵“丰收瓜”，吃饭前每人要先吃两碗丰收瓜垫底，才准吃米饭。每月无论如何要省下十斤米，磨成炒面送给他。他之所以免遭饿死，全得益于每月的十斤炒面。1961 年10 月，他已成为摘帽右派，此时的母亲已年过花甲，风烛残年，又得了蜂窝组织炎，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母亲思儿心切，打电报要他告假回家探亲。按照当时的《劳动教养条例》，即使是未解除劳教的人员也可以请假，因劳教只是最高行政处分，并未剥夺公民权。王晟明被准假两天回家探亲。他前脚进家，后脚就有一位劳教所的分队长跟进来。蛮横无理地强行察看他母亲是否真病。60 多岁的母亲只得呻吟着从床上爬起，由两个妹妹掺扶着走到堂屋，脱下衣裤，裸露出病灶部位，让此人察看，对此，全家人都感到屈辱。王晟明被划为右派后，母亲的居民小组长被撤换，大门头上的“军属光荣”匾被摘下。一次街道召开“五类分子”会，通知母亲去参加。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识诗书，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她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场质问主持会议的人：“请问我的老三被划为右派，而我老二是县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我是算老三的家属还是算老二的家属?是不是等开共产党员家属会时，我也参加?”问得主持会议的人无言以对。此后才无人通知母亲开“五类分子”家属会。

张轶中，女，云南大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农场饿死的人多了，少数人为了活命去偷点红薯或花生吃，被打死或开斗争会逼死或升级送去劳改。母亲在上海彻夜去排队购得有限的食品，自己不吃寄给她，她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她的侄子们为了分一只锅贴而赖在地上哭了一整天。1967 年5 月，她请假回上海探亲，她有两个孩子，背一个牵一个，带着一个小包就启程。到了昆明，就住塘子巷的“昆明旅馆”的一个小房间，离火车站近些。昆明由于文革乱哄哄的，公交车不开了，那时南窑车站刚建不久，连站台也没有，她将孩子锁在旅馆去买票，因孩子小心里着急，步行还是很远，有一骑车的中年人看出她的难处，帮助她，带她去到车站，顺利地买到票。回到旅馆，看见小的滚下了床，两个孩子哭得泪人儿似的。上火车由于背着孩子，又没站台，爬不上去，有个解放军帮忙才上去了。当时没有到上海的直达车，中途要转车，她就选了衡阳站转，岂知到了衡阳，局势更加混乱，每列到上海的车都满满的，挤不上去，就这样在衡阳滞留七天，而且每天给上海打电报说：“明天到，盼接”。到第七天，她是拼命也要挤上去的，背一个拖一个艰难地赶到车门口，列车就要开了，还挤不进去，只好最后一个把小女推在前，拉着扶手车子就启动了，背上的小儿还在车外。这时列车员看见了，说：“太危险了!”就挤过来帮她，抱起三岁的小女，领她挤进车厢内，但也无落脚处，就带她到餐车内找个坐位安顿好，餐车内也塞满了老人孕妇等需要照顾的人们。世上还是好人多呀!车内水泄不通，天又热，没有水，上厕所极不方便，小孩的屎尿只好连尿布一起扔了。那时是蒸汽机车，所以满面是煤灰，黑呼呼的，而且这列特拥挤的车到站都不再开车门，不让再上车了。可站台上的旅客就要上车，许多大胆农民用扁担打破玻璃窗就爬进来，情景可怕。所以车是停停开开，多走了好几天。车到上海，一阵拥挤，她想，反正家里是不会来接她的，就等别人都走了，再慢慢地下车吧!这时听到她母亲的声音说：：“又没来!”她一下就大叫起来说：“妈，我在这里!”就哭起来了。

曾定华，云南大学学生，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53 年中秋节，他辞别母亲赴昆明上学，每当故乡中秋之夜，母亲都要念叨：“已经第×年不见他了……”1957年，母亲终于盼到儿子毕业的年份，但仍不见儿子回家，也没有分配工作的消息。如何向母亲解释，令他坐卧不安，既担心母亲难以承受打击，又加以心存侥幸，以为一年两年或可恢复正常。于是只有违心哄骗母亲：“毕业前夕，不幸患病，须长期住院治疗，暂未分配工作，也不能回家”。但是，谎话——即使出于无奈、善意，也只能短暂应急，总不能让母亲又陷入“久治不愈”的忧虑。权衡再三，还是委托至亲好友，将划右改造如实向母亲透露。母亲知道儿子在1957 年犯了罪，(不犯罪怎能送去农场劳改?)可是年复一年不见释放，究竟犯的罪有多大?，又成为母亲不可释怀的悬念。然而母亲又难以完全相信儿子犯了罪，因为，“看着他长大，一个学生，从来奉公守法，再说新中国的大学也不是学坏的地方”。母亲不懂国家大事，对儿子的牵挂和自己的不幸，除了无言地承受，寄希望于渺茫，此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怜的母亲，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将儿子留下的一件棉衣，仔细包扎，置于枕畔，聊慰舔犊之情。

196 7年以后，母亲渐感来日无多，来信里除常规的慰勉又增添了殷殷的嘱咐：“向领导好好说说自己的情况，务必争取回家一转。”母亲一向克己，从不轻易求人，这嘱咐显然是生离死别的心愿，绝不应该掉以轻心。然而，“好好说说”就能换来理解和同情吗?但是即使希望仅存万分之一，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作最后的争取，如果争取无效，则将别无选择，只有不顾一切自行回家看望母亲。以实现被无理剥夺拖欠长达10 年，多达10 次的假。1968 年1 月13 日，曾定华离开农场，踏上通往开远的公路，途经竹园镇，稍事休息，便又急急登程，夕阳西下到达朋普镇，此去开远尚有36 公里，因见道旁停着—辆满载甘蔗的货车，一问得知此车开往开远糖厂，与他去向一致。当即要求搭乘，驾驶员告诉他驾驶室已无座位，他表示愿在车顶甘蔗上坐，由于这极不安全又违反货车载人规定，驾驶员不答应，但经不起他再三保证，一定抓紧固定甘蔗的钢丝索，才终于得到驾驶员的同意，于薄暮中登程。货车刚启运，突又停下，以为出了什么有碍行车的问题，原来好心的驾驶员递上他的棉衣：“车上风大，你穿上”。这萍水相逢的人间温暖，令他永志不忘。由于满载的甘蔗远超车厢围栏，为了避免树枝及意外物件“横扫”，他只能伏卧紧贴，两手抓牢纲索，难免吃力而紧张，但他一点不以为苦。当车灯射出长长的光柱，马达轰鸣，夜风拂面，他仿佛长上了翅膀，多么希望能快一点飞到故乡，飞到年迈母亲的身旁。开远糖厂，转瞬即至，驾驶员在苍茫夜色中，遥指灯火朦胧处：“那就是开远”。到达开远立即赶到火车站，车站上出乎意料的冷清，灯光暗淡，没有人流，他几乎以为找错了地方，正不知所措，已被一名铁路员工模样的人盯上并带着不信任的眼光问：“来这里干什么?”“买票去昆明。”“哦，火车早就停开了。”“几时会恢复?”“谁知道。”简短的对话说明不仅无车可乘，候车室过夜的指望也随之落空，怎么办。即使公共汽车营运正常，去昆明至少是明天的事，目前的当务之急乃是找住处。旅店不宜考虑，只有借宿同事家，幸而同事之家顺利找到，同事的父亲也慨然接纳，安排住下，正当就寝之际，一位着警服的中年男子(后知为主人女婿任职公安)来到，问他有无证明，一瞬间，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答以“有”，紧接着是索看，再次犯错误，竟将一张明知极不像样的证明(盖的是某公社印章)交给了这位警察。结果被带到公安局派出所之类的地方，在问清何去何来，经电话核实之后，便被投入囚室以待农场来人认领。囚室为单间，不脏不乱，水泥地，无杂物，如果和他长期居住的农场简易平房相比，这里可以视为星级宾馆，竟然有优待之感觉。但毕竟是剥夺自由的场所，过度的寂静与眩目的灯光都显得异乎寻常。他试图面壁侧卧，稍事休息，然而无效。经过一天奔波和情绪的大起大伏，管他什么地方，太需要睡上一觉，但是很奇怪：极疲倦同时又极兴奋，无法安静。更奇怪的是明显的幻觉一再重复交替放映，譬如，他觉得已经登上成昆列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均匀节奏声声入耳，窗外飞驰的景物历历在目，他急速地计算到达成都的行程时刻……忽然回到现实，自己埋怨这不是活见鬼，白日梦。另一场“好戏”又开幕：他听到人声嘈杂，哦！是农场来人，专程给他送证明而来，并不乏善意地指责：“你呀!也太性急了，这不是，你刚走，证明就下来了，怕你在路上惹麻烦，连夜追你，这下可好，你就放心去吧!看过老人快去快来……”

然而，这是幻觉。当他从灰暗的黎明中醒来，一切幻觉已如过眼云烟，又重新回到冷漠的现实中。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诅丧，他已经预感到失去这次机会，将永远不能见到母亲了。果然不出所料，当年九月，带着永远不解的困感和悬念，母亲离开了人间。对母亲的歉疚，永生难以弥补。他真诚希望，在九泉之下，有一个逝者的世界，只有在那里，才可以和母亲重逢。

田启昌，红河县委组织部干事，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自哥哥田启铨牺牲后，成了独子，赡养父母，责无旁贷。他按月寄钱回家供养父母和小妹。他被打成右派后，家庭生活来源断绝，母亲郁郁寡欢，无言流泪，疾病缠身。母亲是善良的小脚家庭妇女，为了生存，她把一些针头线脑搭上火柴，用一个簸箕摆在门口卖。一棵针一分钱。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支线五分钱，一个街子天总销售额不到一元钱。

1961 年的一天，新街市管会的几个人，说她搞资本主义经商做生意，边说边将她的簸箕没收端走了，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苦苦哀求，又怎能溶化那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她先在家门口哭，越哭越气，越想越不通。她想起了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大儿子，一口气跑到烈士陵园田启铨的坟头上，跪倒就哭，边哭边喊：“田启铨”，呼天唤地，围观者也陪她落泪。过去的往事一幕幕地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解放前她一心支持儿子干革命，在白色恐怖下，她接待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她为生病的同志喂药、送水、送饭。到如今谁来养活她?我错了吗?我的儿子错了吗?为什么如今得到这样的报应?为什么?为什么?她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她喊着：“田启铨，你来接我去，我想你，我不想活啦!“她的遭遇惊动了整个新街的群众，议论纷纷，多数人为她悲叹，一位原来与田启昌相识的老同志知道了。跑去市管会质问：“她一个老人家卖一棵针，一盒火柴算什么资本主义?你们把她急死了谁负责?快!送去还她。” 田启昌的小妹得知后，跑去烈士陵园把母亲背回来。一路又引来多少悲叹、同情和议论。田启昌的母亲以前曾被称为革命母亲，是光荣的烈士家属，是革命之家。自田启昌被打成右派后，转眼间，她被有关人员称为“右派之家”，右派家属。开军烈属会来请她，开“五类分子”家属会也照样来叫她。赞颂的话听了许多，被辱骂为黑五类家属，背叛革命，堕落成可耻的反党右派，她也得去领受。人生的这种风云变幻真令她老人家哭不完，受不尽，她终生不理解为什么?错了什么?谁错了?她把这些问号带进了棺材。

1962 年5 月1 日田启昌被宣布摘了右派帽子。1963 年6 月2 日，他接到小妹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他紧张不安，跑去农场场部想打电话问个究竟。到了场部，有人正在接电话说：“你们要找田启昌，他不在场部”。我在旁即答：“田启昌是我，我来讲”。一听，是小妹的声音，她哭着说：“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回来吧!……”搁下话筒他哭了，一直哭着回到黄家庄二队。他告诉了队长，得到队长的同情和安慰。他悲痛万分，一切往事涌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喊道：“我田启昌对共产党、对人民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落到这种下场?”事隔几天，队长单独跟他说，那天你悲愤时说的话，在其他地方不可冒失说出口。“他告假回家，到家时母亲已草草埋葬了。到了坟头，尚见黄钱在风中飘拽，田启昌无声的泪又如雨流下。
 
数十万被发配的右派，饱尝了长夜漫漫何时旦的焦急心情的煎熬。但慈母的光辉犹如灿烂的旭日，永远地照亮着他们的心，也正是这灿烂和暖心的光辉，促使他们以超凡的毅力去忍受那二十一年每时每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悲痛折磨；更是这灿烂和暖心的光辉，激励中国右派幸存者能迈起沉重的步履，在布满被屈辱与被损害的荆棘丛中，终于跋涉过了这漫长岁月旅途中的各种险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