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香港回归仪式留下来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 依稀记得那天天空阴霾密布，彭定康先生撑着伞一脸落寞，而中国大陆虽然被渲染得如同过节一般，但是那些参加仪式的领导人却表情僵硬，查尔斯王子在当年的日记里把他们称呼为“一群蜡像”.
10年以后，北京的领导人已经可以把香港当成他们亲民政治的秀场，跟小朋友打乒乓球，造访普通香港居民， 在舞台上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不过仪式就是仪式，仪式很少反应社会真实，仪式的变化也未必反应真实社会的变化。籍着香港回归10年之际而引发出来的香港未来问题，牵动着很多人士的关注，也激发了很多的讨论。香港边缘化，香港大陆化，一国两制空心化等都是这种关注的充满忧虑的表达，香港的明天会更好，香港会更加繁荣则大概是北京支配的媒体的廉价煽情。
毫无疑问，观察一个小规模的自由社会和一个庞大的威权体制的对接和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过程中，自由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韧性，威权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不自信和无奈的弹性都是精彩的故事，而最精彩的部分则是这样一种事实，结局往往出人意料。10年以前那些唱好香港和唱衰香港的发现现实都偏离了他们的预言，10年以后，香港还在寻找未来。
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框架下，在香港人依旧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架构的情况下，香港的未来注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由此引发的种心理焦虑将贯穿着香港经济社会的演变。我没有能力从一个整全性的视角来描述这种演变，我更原意从我自己个体的经历为这种可能的演变加上一个注脚。
从1995年开始，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开始跟香港“亲密接触”，几乎每个月都会在香港做短暂停留。不过当时疲于工作，对回归的意味实在缺乏了解，“一国两制”、“50年不变”等等句式，对回归的解读或者遮掩了类似我这样一个临时过客，大概就象一晃而过的广告语。只是随着对这个城市的感性了解渐渐增多，尤其是对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变得敏感，并滋生了一些探究产生这些差异原因的兴趣，才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香港社会的制度基础，了解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基础设施：经济自由，法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等。这种对比就是一种正面的思想撞击，原来那些通过多年教育置于脑海深处的主义开始摇晃，那些习以为常的话语体系开始瓦解，简单的说，是跟香港的接触，是香港的自由完成了我重新启蒙，让我明白为什么自由会如此重要。
在香港停留期间，我们交往的圈子往往都是来自大陆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这些人出来之前，大多经受过党国的政治审查，社会主义的烙印明显。不过，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一个自由社会的认同和向往，毕竟香港的自由，法治，廉洁和高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和大陆之间的差异是依靠常识就能判定优劣的。最近这些年，大陆和香港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融合度提高，人们对香港感觉不再遥远，而大陆的自由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亲身感受一个自由社会的魅力。或强或弱，一个在自由社会生活过的人都可能成为促进自由的催化剂。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香港的回归，使得香港的自由和大陆人们寻求自由的努力绑在一起，香港的自由可以激活大陆人们追求自由的努力，而大陆自由的拓展反过来可以成为香港自由的保障。一个自由社会所展示出来的力量是深远的。它可以通过影响一些个体来影响更多的个体，而这个过程是不断扩展的。自由虽然不是免费的，但自由获得以后却是可以分享的，并不会因为多一个人来享受自由，自由就变得稀缺了，恰恰相反，拥有自由的群体越多，单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也越多。
随着大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人们似乎认为弹丸之地的香港将无法摆脱北京的阴影。大概也正因为这些错觉，北京才会对香港施加压力要进行23条立法，否决香港的普选诉求，通过人大释法侵犯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但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大社会资本，就是对自由的认同变成生活常识，对权利的斤斤计较到了苛刻的程度。面对这种力量，庞大的列维坦也会胆颤心惊。2003年7月1日50万人就在香港的街头表达过这种力量。在香港和大陆的交互式演变中，香港并不是大陆简单同化的对象，香港社会所包含的力量和它激发的力量完全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引导着大陆的未来。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