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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作者:余世存 独立学者
关于余世存：余世存，湖北随州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
余世存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他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一书出版以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在广大青年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余世存先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阵痛、社会乱象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严肃的思考，有人称他为“非常学者”。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观察，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衣冠文物制度，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前，是千年不变的；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后，即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几乎十年就要一变。当代的国际关系学家们更以世界眼光的角度观察到，我国社会几乎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后者的证据，我们的社会一进入逢六的年份，比如1946、1956、1966、1976、1986、1996等年份时，社会就要经历一较重要的转折，而进入逢九的年份，比如1949、1959、1969、1979、1989、1999等年份时，社会则要经历一重大的变革。变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主题。以至于社会学家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是人民群众运动了，还是人民群众被运动了。
在这样的时世变革中生活，人们的参照系数之浅近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经济学家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这样的认识和感受似乎更为我们中国人扭曲地实践着。传统中国人的那种信仰情怀和因果观念，那种慎终追远，那种把历史长河甚至三代以上的人物事功当作立身处世的参照，在当代中国人这里几乎是一个空白。我们的生存参照似乎是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是三年五年之内的流行标准。因此，能把眼光越过三年五年，以十五年为一种价值认定的长度，就已经是很稀罕之事了。
十五年前，我在北京一中学教书的时候，社会运动刚过不久，一切还显得沉寂，我自己也处在大学毕业不久的懵懂无知之中。有朋友来找我，要我帮忙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论金饭碗和瓷饭碗”。我大吃一惊，怎么还有一个我和周围的人都不懂的名词？饭碗还有什么定义？社会主义无差别，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到哪里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但为了帮忙，我还是先做调研，打电话问了几个朋友，北岛的弟弟赵振先在电话里笑了，“金饭碗可能指国家机关一类的工作，瓷饭碗可能指合资外资企业的工作......”他在电话里猜测说。我恍然大悟，泥饭碗是农民的工作，银饭碗就是指文教卫战线上的工作，铁饭碗则指国营企业的工作......
我的朋友有先见之明。第二年小平南巡，拉开了新一轮变革的序幕。饭碗真的成了一个问题。金银饭碗们自污其光，于是瓷饭碗等等成了人们可供选择或优先选择的对象。下海、第二职业、挣大钱......瓷饭碗易碎，但对人有挑战性；金饭碗的生活重复，一成不变，但含金量高。每种饭碗都有优缺点。那时，饭碗问题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丰饶的问题，如布里顿的骡子所面临的选择问题，而不是污染和匮乏的问题。甚至从事后来看，饭碗问题是国家和社会舆论号召下要求人们支持改革的一个国家运动，用秦晖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时的饭碗问题，是大家长分家时许诺出的丰饶问题。国家、政府要对人民负责，是那时上下心中不言而喻的共识。所以，那时没有饭碗的年轻人叫“待业青年”。
当是时也，城里的年轻人要么上大学稳稳当当地当国家干部，要么等着“接班”，接父母的班。“接班”是一个需要向今人解释的词，它可能源于“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说，而具体落实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父母在国营企业上班，快到年龄的时候，可以早点退休，让儿女顶替，是谓“接班”。当然，这条线在今天似乎断了，延续下来的接班路线也有，大家做官，尤其做高级官员的，可以让儿女接班，一家至少可以出一个嘛；大家演戏，尤其做明星的，可以让儿女接班，一家至少有一个戏子嘛；大家发财，尤其是老板们，儿女们接班更是天经地义的事。
15年过去了，饭碗问题不言而喻地成了一个牵涉到亿万人生计的就业问题，“待业青年”演变成“失业大军”。没有许诺了，没有大家长了，一切都是市场惹的祸，是产业化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家作主的人民据说本质上只是“人力资源”，当他们不是资源，只是人力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社会有如丛林，要生存只能靠他自己。
而丛林中的就业，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污染和匮乏问题。匮乏不用说了，饭碗如此之少，令人想到恩格斯的名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走过一个桥梁，下面蜷缩着一些叫做人的生物。”污染的情况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忍目睹，以至于我们打工者的权益只能靠他们去争取。在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一切职场，人性的扭曲和被污染是惊人的。白领们的名言：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吃得比猪差。这是丛林之中的动物庄园图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官家主义”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的扭曲，但近年中国出版的职业伦理图书，却是一再宣扬“敬业”、“分享艰难”、“没有任何借口”、“细节决定成败”......一再宣扬就业者的驯从、犬儒、奉献。
人口多、底子薄等等再一次成为人们想当然的问题。生存权也一时成为上下宣扬的立国哲学，牧民、让人民吃饱饭，成为精英们存在的理由。就是说，精英阶层不是为了个人的创造性发展而存在，他们不是像其他民族的精英那样，努力把自己创造成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发明家、大探险家，他们的生活，只是忙于让平民大众有口饭吃，忙于分配，如果人民受苦，他们也会忙于流泪。我国的企业家也少有夸说自己如熊彼特笔下“断裂突破”的企业家，他们最愿意说，我们的企业使得多少人就业了，言外之意，我养活多少人了。
如果我们用鲁迅的语言，不需要揭示说，我们只有两类人，一类端稳了饭碗的人，一类求端饭碗而不得的人。因为我们本来只存在这两类人。这样的情况自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安，人们检讨国家的投资政策、产业结构带来的就业瓶颈。但是，仍会有人说，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左派的问题，有的只是就业主义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这15年来变与不变的东西，就是意味深长的了。当年的金饭碗和瓷饭碗之说，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听说，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高达2000：1。金饭碗不变，含金量仍然让全社会炫目。
那些变化的事物呢？人世沧桑。人物变了。我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中说过，我国社会发展得太快，没有人还在享用三年前的知识、五年前的财富、十年前的权力。事实上，知识、财富、权力运用的主体，即人，也在不断地变化中。今天是陆专家登场，明天陆专家入狱了，伍学者上场了；昨天是袁企业家，今天的袁家满门抄斩；......用老舍在《茶馆》里的话说：“今天是张大帅，明天是王大帅......”用前人名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垮了。”
虽然，人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大多数人会活得超过三年五年，但愿我们在安身立命当中有超越三年五年的东西。
首发南方都市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