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我夫妇俩在京城折腾了已经一个月，为孩子的蒙冤惨死多方申诉，讨不着任何的说法；日复一日给最高领导人每天寄出两封特快专递，也得不到任何的回音。这些全在意料之中。在京城奔波到最后的结果，我夫妇俩或也像绝大多数的访民那样，不过是用人生真确的惨痛，进一步印证了体制之恶，以及这世道肉食者的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古色古香的京城已然灰飞烟灭。北京街道的两侧，要么雾阁云窗，要么在砌造一堵接一堵的“文化墙”，像拉扯一块块遮羞布似的，遮掩着低矮的民房以及大面积拆迁之后的一片狼藉。这座城市的表皮裹起了“现代化”的盛装，骨子里却抱残守缺——大量访民奔走在广袤的京城，犹如跋涉在远古时代的荒漠之内，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事机构林立，然而故宫的城墙在四处隐性延伸，“贱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这座城池同样不易找到一个可以真正说理的地方。那些习惯于作秀的官僚，千里迢迢“访贫问苦”，对眼皮之下苦苦泣告的访民，却能视而不见，何其矫情与冷血！
    
    　　事实上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在骨子里就没有明显的成长，它定格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时，似乎也已把专制、残暴、无耻和邪恶钉牢在了当权者的体内。在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极权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哪怕是人命关天之事也能暗箱操作，统一宣传口径，何来公开、公平和公正？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一通哄和骗，无所谓民主，也就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百姓当家作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翻开中国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率兽食人、虐政害民的历史。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世道一边在起劲地叫嚣“构建和谐社会”，一边却旁若无人频频上演着万般的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默许吃人、藐视人权、迫害良善的事每天均在朗朗乾坤中发生，只是这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媒体以及互联网上，不会得到具体的体现，这个“伟大的”国家在把持舆论方面已是炉火纯青，总是莺歌燕舞，总是一派“和谐”。类似上访村内的苦难，是得不到中国媒体的眷顾的；打开“境外”的中文网站，不忍卒读，种种控诉的文字中凝结了百姓太多的血泪，而写这些文字的作者，多半如我，正“幸福”地苟活在“崛起”中的中国。
    
    　　他们在本土有冤无处申，有苦说不出，在互联网天大地大的时代，不过是为着喊冤呼痛，为着给执政当局提出一些批判性、建设性的意见，便不得不舍近求远，从互联网上“出国”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白纸黑字，俨然不是对人民庄严的承诺，而只是一种摆设。更令人愤慨的是，这种言论上的禁锢正大量抛撒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居然能用纳税人的金钱反过来限制纳税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无数革命先烈当年为着实现心头的夙愿慷慨赴死，白骨累累之后，据说搬走了压在中国人头顶的三座大山，而今新的三座大山又高比五岳。在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背后，是连年来政府职能属性的丢失，是逼良为娼，无视民间疾苦。可就是在这样的不堪中，也还有御用文人和所谓的“经济学家”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炮制理论上的支撑，为政府推卸份内的责任而百般掩饰，何其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廖梦君惨烈遇害校园事件案发年余，被邪恶势力操作成了而今这模样，就更是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相关方面一会儿说廖梦君是“跳楼自杀”，一会儿说是“不慎坠楼”，而任何一个亲眼目睹我孩子遗体的男女，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这孩子死于他杀！换言之，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必有一方在误判或撒谎。真金不怕火烧，何以这一惨案偏偏媒体介入不得、律师介入不得、家属申诉不得、公众谈论不得、法院受理不得？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个经不起检阅和追问的假案、冤案，强权压迫至今，靠的就是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何其相似啊，“肉体上消灭，道德上抹黑，经济上拖垮”，“文革”中整人的可怕套路，在这一惨案中再次被邪恶势力运用得驾轻就熟。风雨如磐中，承受着巨大人为灾难袭击的绝不仅只是廖祖笙夫妇。不断有阴风阵阵的消息传来：某个作家、记者被捕，某个维权人士饱遭迫害……构建和谐社会与制造官民对立、疯狂践踏人权之间，难道也能划得上等号？从中也能觅得见“和谐”的影子？
    
    　　法国作家、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在邪恶势力完全不把人权当回事、拒绝先进制度、习惯于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的年月，这种推动国家进步的枢纽又到哪里去寻觅？中国“崛起”的背后，美德是如此乏力，大江南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大滑波。
    
    　　纣王无道杀忠良，天下荒芜怨声起，纣王最终是一种怎样的下场，我们都已经看到。在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真正依凭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相反只会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学》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人的训格之言，肉食者们难道也忘了？
    
    　　我本愚鲁，但即便愚鲁若我，亦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用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构建不了和谐社会！执政当局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善待人民，那么哪怕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于民众而言也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一愿景最后只能是画饼充饥，不过是海市蜃楼！

        果不其然，我夫妇俩在京城折腾了已经一个月，为孩子的蒙冤惨死多方申诉，讨不着任何的说法；日复一日给最高领导人每天寄出两封特快专递，也得不到任何的回音。这些全在意料之中。在京城奔波到最后的结果，我夫妇俩或也像绝大多数的访民那样，不过是用人生真确的惨痛，进一步印证了体制之恶，以及这世道肉食者的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古色古香的京城已然灰飞烟灭。北京街道的两侧，要么雾阁云窗，要么在砌造一堵接一堵的“文化墙”，像拉扯一块块遮羞布似的，遮掩着低矮的民房以及大面积拆迁之后的一片狼藉。这座城市的表皮裹起了“现代化”的盛装，骨子里却抱残守缺——大量访民奔走在广袤的京城，犹如跋涉在远古时代的荒漠之内，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事机构林立，然而故宫的城墙在四处隐性延伸，“贱民”们求爷爷告奶奶，在这座城池同样不易找到一个可以真正说理的地方。那些习惯于作秀的官僚，千里迢迢“访贫问苦”，对眼皮之下苦苦泣告的访民，却能视而不见，何其矫情与冷血！
    
    　　事实上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在骨子里就没有明显的成长，它定格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时，似乎也已把专制、残暴、无耻和邪恶钉牢在了当权者的体内。在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极权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哪怕是人命关天之事也能暗箱操作，统一宣传口径，何来公开、公平和公正？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一通哄和骗，无所谓民主，也就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百姓当家作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翻开中国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率兽食人、虐政害民的历史。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世道一边在起劲地叫嚣“构建和谐社会”，一边却旁若无人频频上演着万般的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默许吃人、藐视人权、迫害良善的事每天均在朗朗乾坤中发生，只是这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媒体以及互联网上，不会得到具体的体现，这个“伟大的”国家在把持舆论方面已是炉火纯青，总是莺歌燕舞，总是一派“和谐”。类似上访村内的苦难，是得不到中国媒体的眷顾的；打开“境外”的中文网站，不忍卒读，种种控诉的文字中凝结了百姓太多的血泪，而写这些文字的作者，多半如我，正“幸福”地苟活在“崛起”中的中国。
    
    　　他们在本土有冤无处申，有苦说不出，在互联网天大地大的时代，不过是为着喊冤呼痛，为着给执政当局提出一些批判性、建设性的意见，便不得不舍近求远，从互联网上“出国”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白纸黑字，俨然不是对人民庄严的承诺，而只是一种摆设。更令人愤慨的是，这种言论上的禁锢正大量抛撒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居然能用纳税人的金钱反过来限制纳税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无数革命先烈当年为着实现心头的夙愿慷慨赴死，白骨累累之后，据说搬走了压在中国人头顶的三座大山，而今新的三座大山又高比五岳。在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背后，是连年来政府职能属性的丢失，是逼良为娼，无视民间疾苦。可就是在这样的不堪中，也还有御用文人和所谓的“经济学家”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炮制理论上的支撑，为政府推卸份内的责任而百般掩饰，何其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廖梦君惨烈遇害校园事件案发年余，被邪恶势力操作成了而今这模样，就更是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相关方面一会儿说廖梦君是“跳楼自杀”，一会儿说是“不慎坠楼”，而任何一个亲眼目睹我孩子遗体的男女，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这孩子死于他杀！换言之，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必有一方在误判或撒谎。真金不怕火烧，何以这一惨案偏偏媒体介入不得、律师介入不得、家属申诉不得、公众谈论不得、法院受理不得？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一个经不起检阅和追问的假案、冤案，强权压迫至今，靠的就是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
    
    　　何其相似啊，“肉体上消灭，道德上抹黑，经济上拖垮”，“文革”中整人的可怕套路，在这一惨案中再次被邪恶势力运用得驾轻就熟。风雨如磐中，承受着巨大人为灾难袭击的绝不仅只是廖祖笙夫妇。不断有阴风阵阵的消息传来：某个作家、记者被捕，某个维权人士饱遭迫害……构建和谐社会与制造官民对立、疯狂践踏人权之间，难道也能划得上等号？从中也能觅得见“和谐”的影子？
    
    　　法国作家、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在邪恶势力完全不把人权当回事、拒绝先进制度、习惯于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的年月，这种推动国家进步的枢纽又到哪里去寻觅？中国“崛起”的背后，美德是如此乏力，大江南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大滑波。
    
    　　纣王无道杀忠良，天下荒芜怨声起，纣王最终是一种怎样的下场，我们都已经看到。在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真正依凭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相反只会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学》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人的训格之言，肉食者们难道也忘了？
    
    　　我本愚鲁，但即便愚鲁若我，亦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用无耻、无赖、残暴和邪恶构建不了和谐社会！执政当局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善待人民，那么哪怕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于民众而言也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一愿景最后只能是画饼充饥，不过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