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妻子都是《读书》的老读者，家里还保存着从1979年创刊号到2000年的《读书》。但从2000年“长江《读书》奖”风波后，我和妻子共同决定不再订阅《读书》，历时二十年的《读书》缘也由此终结。原因无他，仅仅因为“长江《读书》奖”评得太丑陋。
前不久，《读书》换帅，再次引起大陆知识界的热议和媒体关注，有人扯到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声称是自由派打压新左派的结果；有人祭出“阴谋论”，指责作家王蒙是阴谋的策源人。这些议论，显然是为《读书》的两位主编汪晖和黄平打抱不平，汪晖本人也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在我看来，汪晖在“长江《读书》奖”风波中的拙劣表演，七年前他就应该离开《读书》主编的位置。没想到，有中国式制度和人际关系护驾，让汪晖先生安然渡过那场风波，且在《读书》主编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他还好意思对自己的下台那么愤愤不平。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一面大摆《读书》十年的功绩，一面大诉被别有用心之辈算计的苦水，肃然是一位不被理解的悲剧英雄。只不过，这悲剧的底色是反讽的喜剧，甚至就是滑稽可笑。
在访谈中，汪晖再次回应“长江《读书》奖”风波时说：“‘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事隔七年，汪晖先生还是那样委屈、那样理直气壮，依然不改当年的抵赖腔调。他非但没有丝毫自我反省，反而对当年的批评者耿耿于怀。他再次提到当年准备起诉，再次对批评者妄下诛心之论。
那么，回顾一下2000年6月“长江《读书》奖”风波，评奖程序和汪晖先生所受到的批评，是否有人对他进行道德构陷？是否象他本人说的那么无辜？
该奖的主要负责人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汪晖先生，名誉主席是费孝通先生。该奖启动之初，曾经豪情万丈，又是百名学人组成的推荐委员会，又是拷贝世界上极具权威的诺贝尔奖程序，对外宣称要“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为此，《读书》主编黄平趁1999年中期到欧洲出差的机会，特地前往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取经，把“诺奖”的程序拷贝过来，又补充了更为严格的学术民主评奖条例。
然而,无论阵容多么庞大，也无论怎样取经、怎样高标准，“长江读书奖”从评委会的组建开始就已经有违通行规则了。因为，该奖评委会的组成很有点“小圈子”味道。评委会委员中，有汪晖的“新左派盟友”甘阳、陈燕谷等，有社科院内的好友黄平、孙歌等六位，其他评委罗志田、钱理群、汪丁丁等，也是汪晖的好友。
再看评奖过程和结果。按照国内外评奖的惯例，首先，程序先于是非，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由结果公正或实质公正。其次，按照程序公正，评奖主办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和评委会委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但在该奖评选恰恰违反这样的惯例。在推荐阶段，评委会中的若干评委的著述皆被推荐入围，这已经违反了起码的程序公正。评选结果就更离谱了：评委会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汪晖获“著作奖”，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名誉主席、召集人、评委的作品入围，已经有违公认的评选规则了；最后又得了奖，就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了。世界上好象还没有这样的比赛规则：裁判兼球员，还进了球，通赢其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评奖结果，顿时引发知识界的广泛批评。徐友渔、贺卫方、秦晖、朱学勤、葛剑雄、丁东、邵建、邓正来、鄢烈山、刘洪波等人纷纷发言，指出此次评奖的严重程序不公。而面对如此明显违规和批评，《读书》高层及某些评委的反应，居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狡辩。
当年，《读书》高层的应对策略是软硬两手。软的是，由两主编之一的黄平出面平息争议。但黄平在接受采访时，他的解释和澄清完全是顾左右而言它，丝毫不触及问题实质，表现出一种底气不足又不肯认错的圆滑。硬的是，《读书》杂志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正式声明，为其违背最起码的学术公正和世俗常识的行为进行强词夺理的狡辩，用谁也无从把握、内功颇深的“本质正义”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开的“程序公正”，还拿出起诉之类的法律手段吓人。
2000年7月2日，汪晖也发表了《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重点强调：首先，“对于评奖过程和评奖结果，我个人没有任何参与，也不负有任何责任。”其次，有人把评奖工作“变成了对我个人的道德攻击”，这些攻击包括三大类：1，“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不仅对我本人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而且也将矛头指向评审委员和其他获奖者。”2，“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3，“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他们甚至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汪晖最后表示：“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那些想用污水和中伤来阻止我们的思想探索的人是不会得逞的。”
汪晖的控诉足够动人，但再动人的控诉，也改变不了他是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一事实，因而也改变不了评委会负责人获奖的严重程序不公。
难道汪晖先生不知道，首先，任何著名知识人出任某一奖项的负责人或评委，即便他具有崇高的写作声誉，也不能让自己的作品参与该奖项的评选，更不要说还获奖了。其次，出任一种重要奖项的负责人或评委，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荣誉也会作为象征性资源带来巨大的无形利益；而获奖是另一种荣誉，利益也会随之而来。
如此简单的公理，决不会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更难理解。
更过分的是，虽然任何比赛都不能完全避免黑哨黑球，但黑哨黑球也至多藏着掖着，既不敢明目张胆地操控比赛，更不敢在败露之后还义正辞严地狡辩。而《读书》高层却两样都敢。如果说，黄平出面解释的顾左右而言他，还多少透露出些许羞耻之心；那么，《读书》的正式声明和汪晖的两点声明，就是明火执仗且义正词严的无耻，是以无耻的方式挑战社会公正、学术规则和公共常识。而在中国知识界，以无耻的方式向道义挑战的勇气，几乎人人具有，但以道义勇气挑战无耻现实的人，却少之又少。
由此可见，人，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很容易利令智昏。人，不可太贪婪，贪婪就要过界、犯规，闹出有违起码常识的笑话。
七年前，闹出那么丑陋的“长江《读书》奖”风波的汪晖先生，直到今年才下台。这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知识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这样的酱缸文明中，御用的学霸或学痞当道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附录:
1．“长江”评审委员会委员名单
专家著作奖：
汪丁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晓明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甘 阳 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 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燕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万俊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纪霖 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员
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信春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陈嘉映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教授
文章奖：
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
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
2．2000年“长江读书奖”获奖名单
特别荣誉奖（无奖金）：《费孝通文集》。
著作奖３部［其中一部为读者评选奖，两部为专家评选奖。从五年来出版的用汉语写作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含文集）中评选产生，每个奖项奖金３０万元。］：
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共享一个奖项３０万元；
汪晖的《汪晖自选集》、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共享一个奖项３０万元。
文章奖３篇（每个奖项奖金３万元，从两年来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评出）：
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钱永祥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和苏力的《“法”的故事》同获一个奖项。
读者评选著作奖暂时空缺，将待复选产生。
(来源：《99万元大奖颁给“读书人”》，载于《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