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下的中国现当代历史是被严重扭曲的，凭借主旋律的高分贝扩音器，这种扭曲的“历史”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塑造出一个个当代“创世纪神话”，久久地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而事实却隐没在政治需要的背后，无法得以清晰显现。

今年是两位中共“战神”的百年诞辰，中央军委按照去世大将的级别为粟裕诞辰召开了座谈会，林彪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官方展览上。于是，两颗中共历史上最璀璨的将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中共历史上战将如云，可以称得上“战神”的，大概只有林彪、粟裕等很少几个人，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基层混起，官至高位，但遭受批判后，其军史地位又长期被有意淡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中共军史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8月日到抗战爆发前的武装割据时期，虽一度发展迅猛，但最终兵败逃窜，长征结束后只剩几万人，败军不可言勇，自然无战神可言；抗战时期，一分抗战二分摩擦七分发展，没与日本人打过什么硬仗，八年“战史”中空白比比皆是；全面内战（官方称之为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短短三年时间，被蒋介石称为“共匪”的这支部队，竟干净利索地把占据优势的蒋介石一气赶到台湾，可以说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三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胜利，结果是一个共产中国的诞生。在这个阶段，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军事将领，其中，林彪与粟裕可谓最具传奇性的（当然，二人也同样喜欢采用人海战术，毫不顾惜士兵生命，以大量士兵的躯体为代价换取战斗胜利），谓之“战神”并不为过。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与粟裕分别统帅四野、三野，其实力和战绩远非彭德怀与贺龙领导的一野、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可以比拟。与三野、四野相比，除了战争的最后扫尾阶段，一野、二野可以说战绩平平，乏善可称，而华北野战军更因表现平庸，大部分兵力被中共中央直接送给了一野，连“五野”的名号都没捞到。

粟裕的战功，由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的做法可见一斑：毛泽东自然是第一个铲土的人，他起身时，拉上了朱德，忽又迈过许多人，拉上粟裕，三人一同走上前去为纪念碑铲土。

中共建国初期，粟裕曾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粟裕在孟良崮战役后的分兵作战阶段，有过临朐、南麻、土山集等战役的失败，过江之后，也有过上海月浦之战的轻敌失利，但刘伯承对他的评价可算中肯，刘伯承认为：“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原话中并没未带有如今的尾巴——“之一”，林彪也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刘伯承的评价如果放到今天，自然会引起一场“林粉”与“粟粉”间的口水战，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林彪和粟裕之间分个高下，将永无结果，除非要他们分别带兵打上一仗才能解决问题。林彪本人倒是谦虚：“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应该说，三年内战之前，林彪的表现非粟裕可比，林彪1925年8月入黄埔军校，粟裕1927年上半年才开始接触军事，南昌暴动时，林彪任排长，粟裕任班长。林彪在1932年起担任红军主力军团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粟裕在这一年只是个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被夸大宣传，成为中外知名的军事将领，而在这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故意丢给国民党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员，粟裕在部队被打垮后侥幸逃生，在闽浙一带从事艰难的游击战。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一开始就接受了苏军转交的投降日军武器，又有苏联和朝鲜的后勤保障，而华东野战军处在离国民党中心最近的区域，生存环境险恶，缺少武器装备，对当时的粟裕来说，仅仅打胜仗是不够的，他必须做到以战养战，也就是说靠不停地打胜仗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武器和军用物资（同样重要的是抓获俘虏）才能存在下去。

粟裕的传奇性就在这里，靠着一次次的胜利和缴获，他给蒋介石戴上一顶“运输大队长”的帽子，而他所指挥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遂西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都是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案例。

作为基层指挥员，粟裕和林彪在红军时期都是作战十分勇敢的，粟裕曾四次负伤，体内留有三块炮弹皮，直到死后火化才被发现。头部的伤痛一直影响粟裕的健康，三年内战中的几次战役，他必须将铝制的散热器戴在头上以降低头疼欲裂的痛苦才能实施指挥。如果不是因为伤病折磨，他很可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第一司令员人选。

粟裕为人低调，两次让司令和一次传说中让元帅的表现说明他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地位，而且在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的信心，即使身负重伤，枪都被逃跑的排长拿走了，还坚持寻找中共部队，可以说，年轻的粟裕完全是中共“革命思想”教育出的新一代军人，他为人谨慎、作风正派，履历清白，且没有一般军人的粗鲁作风，也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敌人阴狠，对党内同志宽厚，算是一个老好人，可这样一个功勋将领，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批判，至死未获平反，充分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残酷无情。

粟裕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对他的指责是“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现在评判这桩公案的资料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至少可以断定有这样几条：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冲突。粟裕是一个军事将领，注重军队实力和作战谋略，而对空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兴趣不大。现实的军事斗争与党权控制军权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据说二野打胜仗后，政委邓小平会高调宣称“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刘伯承则反唇相讥：“打胜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那么打了败仗是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失败？”作为职业军人，粟裕注重对现代战争条件变化与规律的研究，注重对国外军事成果的吸收，这对制造毛泽东思想“精神原子弹”是有妨碍的（刘伯承的“教条主义”，也大致由此而来）；

二，粟裕和彭德怀、黄克诚的冲突是中共权力系统职责不明的必然结果，而职责不明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绝对控制军队的需要；

三，粟裕与聂荣臻的矛盾，除了山头的既有矛盾外，更是毛泽东有意挑拨的结果；

四，陈毅与粟裕表面一体的形象背后，存在微妙的冲突；

五，粟裕与邓小平的关系内在紧张，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1958年，粟裕受到批判后不久便失去了总参谋长的身份，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做了副院长，并被邓小平警告不得再接触部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重新恢复权力后，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老干部纷纷获得平反。叶剑英是推动粟裕平反的最初力量，“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此前，陈云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

可是，粟裕的平反问题显然遇到了麻烦，按照杨尚昆的说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杨尚昆是比较积极推动粟裕平反的，可他的权力显然不够大）。但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聂荣臻在粟裕平反问题上的态度显示他和粟裕结怨太深，作为原晋察冀军区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的态度甚至对时任总书记的老部下胡耀邦都可能有所影响，华北野战军山头在建国后借助地利之便，一直是实权干部的摇篮。

但无论聂还是胡，都不是军中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最终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掌门人，重新上台后不久便发现，如果要把共产党这块招牌打下去，就不能不在意毛泽东的形象，于是他很快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仇怨，反以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身份自居，同时他也意识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最终会算到他个人头上，虽然他在文革中成为一个受害者，但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他经常作为一个高级打手而助纣为虐，对毛泽东的彻底清算可能演化为对他个人的清算，毕竟他没有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勇气，于是，无论“反右”运动，还是在刘伯承、粟裕的平反问题上，他都不再是一个积极因素，更不用谈林彪和高岗案了。

邓小平和粟裕历史上并无深交，而且在邓小平心中可能还有一些“瑜亮情结”，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总指挥问题是个麻烦。由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战略思想转变无疑是来自粟裕的，为了寻求各方对打大淮海战役的支持，粟裕向中央发电要求“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军委第二天就批复同意，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但邓陈刘对于战役并无信心，而且对粟裕过大的胃口不满，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借口通讯联络困难，要求中央直接与粟裕联系，“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邓陈刘只使用中野，而不曾使用总前委名义发布电文，直到渡江战役局势已定，才开始使用总前委名号，但仍是一个空壳，这就象陈毅继续兼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是个摆设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所以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仍多次称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如果不是充分了解粟裕的能力，绝不会做这样的指示，在淮海战役这种事关全局的战役中，他当然不会将指挥权交给他并不看好的陈毅，往来电文足以显示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毛泽东和粟裕。

事实上，以当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实力对比，毛也不可能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交给刘、邓。豫东战役中阻击胡琏兵团的战绩已显示中原野战军实力与华东野战军不在同一水平上。无论淮海战役还是渡江战役，粟裕的华野（后称三野）指挥部才是共军一方的真正首脑机关，直到渡江战役，华野指挥部与总前委指挥部还是分开的，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指挥部在安徽肥东，而粟裕的三野指挥部则在江苏泰州。

陈毅当时以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实际却成了一个闲人，这种安排除了毛泽东让粟裕放手指挥华东野战军的考虑外，还因为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关系都不错，可起到调节刘邓关系的作用，当时的刘邓关系十分紧张。

以实力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实力较弱的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对陈毅来说，无疑是很难堪的，而粟裕因为谦虚的性格和战争的需要，主动放弃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职务，使他在党内地位受到影响，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指挥军队的权力。

获胜之后，邓小平对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身份显然十分看重，毕竟淮海战役不只是对国民党的关键性一战，更是世界军事史上浓重的一笔，国际军事研究领域对淮海战役的重视程度远超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89年，毛泽东和粟裕都不在了，邓终于可以对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以当时的至尊身份，邓这么做可以说很不光彩，也很不明智，事实不会由于他的一言九鼎而改变。不过，从中可以看出邓与粟裕长期以来的隐性竞争关系。

于是，在邓小平和粟裕之间，淮海、渡江两战役的总指挥权归属就成了一个问题，从邓小平1989年的谈话看，他是非常在意两场战役的NO.1身份的，而粟裕也很识趣，其《战争回忆录》在淮海战役面前留下空白。我们可以假设：粟裕如果在八十年代初获得平反，那么，邓贪功的困难就很大了，林彪已死，粟裕如获彻底平反，是否会成为军内偶像，也未可知，1979年，粟裕曾经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粟裕并发表一系列文章，他的思想与当时军中占主流地位的军事思想明显不一致，具备相当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受到军内极大关注，显示粟裕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战略家的潜在影响力，如果粟裕字此时获得平反，他很可能分掉邓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资源，所以，邓对于粟裕的平反，不可能具有积极性，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抵触的，至于聂荣臻、谭政就更不用说了。而叶剑英此时说话已逐渐失去分量。

另外，邓小平还是1958年中央反教条主义小组的组长，如同“反右”问题上非要留个尾巴上的苦衷，邓小平自身在粟裕问题上也背着历史包袱。和粟裕一样，刘伯承生前也没有等到平反的结论，但刘伯承比粟裕聪明，他干脆就没有要求过平反，和他一起挨过批的李达、肖克给邓写信要求平反，刘伯承直接拒绝：“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在这一点上粟裕不如刘伯承清醒，他是个天才的军人，一直希望有重新带兵的机会，自1958年起，这个整整打了22年仗的军人，除了1965年至1970年间在林彪的关照下跑了几趟部队，他就象一条离了水的鱼，生活在失落和郁闷之中，看到自己的老部下许世友指挥“对越自卫还击战”而且打得那么臭，自己却只能作壁上观，可以想象粟裕心里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邓小平对粟裕的冷淡，更甚于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没有彻底打倒粟裕，他对粟裕的军事才华是很欣赏的，粟裕虽在1958年受批判，但他一直担任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其后的毛泽东时代中，也不曾再受其它批判，从毛泽东与林彪的谈话中，可知他是有战时起用粟裕的打算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毛泽东本人清楚：战事一起，他的思想不仅顶不了原子弹，甚至顶不上一颗子弹。

但邓小平却不会给粟裕这样的机会。战功不仅不是粟裕平反的资本，反而成为他的累赘。以毛泽东对将领的驾御手腕，以毛粟地位之悬殊，对粟裕自不必有“功高盖主”的担心，适当敲打一下就行了，但粟裕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却让太多的人心生嫉妒，陈赓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总之，在当年的平庸军事同僚兼聪明政客手里，粟裕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就是说，粟裕的平反问题，根本不可能列入最高统治者的工作日程，对叶剑英的点头，不过是礼节性的应付而已。

当然，如今继续纠缠于粟裕平反的枝节问题已无必要，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两条指责与粟裕根本就是不靠边的：教条主义者怎么可能具有如此精妙想象力和的战争谋略？极端个人主义者怎么可能两让司令？

事实上，“主义”之争往往是派系斗争的借口，“批判”和“平反”都无事实标准。江泽民时代开始后，华野根底的人气飙升，粟裕在华野的参谋长张震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这时候，平反问题便不再存有阻力，迟来的正义降临于粟裕去世十年之后。可是，为了争取给粟裕平反，粟裕夫人楚青几乎成上访专业户，这时已经弄得很多人感到不快了。

而且，即使在1994年平反之后，中共对粟裕在三年内战中的实际作用仍没有足够正视。如实还原粟裕的战功将使很多后来的权势人物难堪，更重要的是，军史需要重写，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没有林彪和粟裕的三年内战也是毫无精彩可言的，但是，还林彪与粟裕以真实面貌，将证明以前宣传的内容有太多的谎言。因此，已被平反的大将粟裕的光彩仍被遮蔽，这样的“平反”是很空洞无聊的。平反用了四十多年，承认历史事实却更为艰难，对粟裕来说，这同样可悲。

掩盖历史的问题还表现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资料长期不被解密，我们不知各方在会议上究竟有如何表演，毛、邓、彭、陈、聂等人在批判粟裕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也无定论，比如说，陈毅为何会给老战友粟裕一个“阴”的评价，至今不得而知。探询真相仍然是困难的。中共的保密制度之严格，实在令人感叹，据说直到丢掉整个大陆，台湾方面才知道华野是由粟裕实际指挥的，此前他们一直以为系由陈毅指挥，因而对共军战略多有轻视。

或许，真正给粟裕平反的不是中央军委，而是民间军史爱好者。粟裕与他打出来的天下之间，将长期存在一种尴尬的关系。随着“林粉”与“粟粉”队伍的扩大，粟裕的军事才华与战绩开始被重新发掘。尽管在1989年之后，这支军队已经丧失了它的荣誉，但作为职业军人，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粟裕的军事地位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可与评价。毕竟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不过，民间研究可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粟裕的卓越才华和辉煌战功被承认的同时，战争的另外一面也会被展现。长期以来，内战被渲染成一场解放战争，战争本身的极端残酷性却被漠视，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真实情况也被掩盖，共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内斗、对民力的过分使用、对士兵和民众的欺骗、共军一方的真实伤亡、杀戮的随意性等等，都被刻意淡化。这些也同样需要历史的还原。早在六十年前，林彪、粟裕部队的人海战术就广受外界指责，刘邓的二野战斗力不如三野，但在爱惜士兵生命这一点上，却优于三野、四野。

大概是作为未能在生前平反的补偿，1984年之后，粟裕长子粟戎生很快获得提升，1985年，担任师长不过一年的粟戎生更因高层指示，被火线提拔担任了67军参谋长，但他不惜代价拿下211高地的做法造成了5•31的惨败，使其差点死于愤怒的士兵枪口之下。5•31战役的失败显示粟戎生与粟裕一样，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如果粟裕在世，不知又做何想？
 
在我的老家沂蒙山区，有许多三野、四野部队的老兵，他们为战争付出了青春与健康，遍体伤疤，晚年却不能享受政府的任何关照，更多的士兵死了，他们的后代（如果留下了后代的话）竟从来不曾享受烈属的待遇，如今，华野的代司令粟裕好歹已经获得平反，这些山野小民又能去哪里寻求公道？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信然。100年前，粟裕和林彪诞生在一个即将展开血肉拼杀的中国，他们是为专那个时代而生的，他们书写了上个世纪军事史上的神话，但是，我宁愿上一个世纪的中国不曾诞生这样的军事天才，让几代中国人可以少承受一些苦难！

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下的中国现当代历史是被严重扭曲的，凭借主旋律的高分贝扩音器，这种扭曲的“历史”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塑造出一个个当代“创世纪神话”，久久地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而事实却隐没在政治需要的背后，无法得以清晰显现。

今年是两位中共“战神”的百年诞辰，中央军委按照去世大将的级别为粟裕诞辰召开了座谈会，林彪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官方展览上。于是，两颗中共历史上最璀璨的将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中共历史上战将如云，可以称得上“战神”的，大概只有林彪、粟裕等很少几个人，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基层混起，官至高位，但遭受批判后，其军史地位又长期被有意淡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中共军史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8月日到抗战爆发前的武装割据时期，虽一度发展迅猛，但最终兵败逃窜，长征结束后只剩几万人，败军不可言勇，自然无战神可言；抗战时期，一分抗战二分摩擦七分发展，没与日本人打过什么硬仗，八年“战史”中空白比比皆是；全面内战（官方称之为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短短三年时间，被蒋介石称为“共匪”的这支部队，竟干净利索地把占据优势的蒋介石一气赶到台湾，可以说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三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胜利，结果是一个共产中国的诞生。在这个阶段，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军事将领，其中，林彪与粟裕可谓最具传奇性的（当然，二人也同样喜欢采用人海战术，毫不顾惜士兵生命，以大量士兵的躯体为代价换取战斗胜利），谓之“战神”并不为过。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与粟裕分别统帅四野、三野，其实力和战绩远非彭德怀与贺龙领导的一野、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可以比拟。与三野、四野相比，除了战争的最后扫尾阶段，一野、二野可以说战绩平平，乏善可称，而华北野战军更因表现平庸，大部分兵力被中共中央直接送给了一野，连“五野”的名号都没捞到。

粟裕的战功，由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的做法可见一斑：毛泽东自然是第一个铲土的人，他起身时，拉上了朱德，忽又迈过许多人，拉上粟裕，三人一同走上前去为纪念碑铲土。

中共建国初期，粟裕曾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粟裕在孟良崮战役后的分兵作战阶段，有过临朐、南麻、土山集等战役的失败，过江之后，也有过上海月浦之战的轻敌失利，但刘伯承对他的评价可算中肯，刘伯承认为：“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原话中并没未带有如今的尾巴——“之一”，林彪也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刘伯承的评价如果放到今天，自然会引起一场“林粉”与“粟粉”间的口水战，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林彪和粟裕之间分个高下，将永无结果，除非要他们分别带兵打上一仗才能解决问题。林彪本人倒是谦虚：“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应该说，三年内战之前，林彪的表现非粟裕可比，林彪1925年8月入黄埔军校，粟裕1927年上半年才开始接触军事，南昌暴动时，林彪任排长，粟裕任班长。林彪在1932年起担任红军主力军团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粟裕在这一年只是个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被夸大宣传，成为中外知名的军事将领，而在这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故意丢给国民党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员，粟裕在部队被打垮后侥幸逃生，在闽浙一带从事艰难的游击战。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一开始就接受了苏军转交的投降日军武器，又有苏联和朝鲜的后勤保障，而华东野战军处在离国民党中心最近的区域，生存环境险恶，缺少武器装备，对当时的粟裕来说，仅仅打胜仗是不够的，他必须做到以战养战，也就是说靠不停地打胜仗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武器和军用物资（同样重要的是抓获俘虏）才能存在下去。

粟裕的传奇性就在这里，靠着一次次的胜利和缴获，他给蒋介石戴上一顶“运输大队长”的帽子，而他所指挥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遂西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都是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案例。

作为基层指挥员，粟裕和林彪在红军时期都是作战十分勇敢的，粟裕曾四次负伤，体内留有三块炮弹皮，直到死后火化才被发现。头部的伤痛一直影响粟裕的健康，三年内战中的几次战役，他必须将铝制的散热器戴在头上以降低头疼欲裂的痛苦才能实施指挥。如果不是因为伤病折磨，他很可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第一司令员人选。

粟裕为人低调，两次让司令和一次传说中让元帅的表现说明他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地位，而且在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的信心，即使身负重伤，枪都被逃跑的排长拿走了，还坚持寻找中共部队，可以说，年轻的粟裕完全是中共“革命思想”教育出的新一代军人，他为人谨慎、作风正派，履历清白，且没有一般军人的粗鲁作风，也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敌人阴狠，对党内同志宽厚，算是一个老好人，可这样一个功勋将领，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批判，至死未获平反，充分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残酷无情。

粟裕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对他的指责是“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现在评判这桩公案的资料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至少可以断定有这样几条：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冲突。粟裕是一个军事将领，注重军队实力和作战谋略，而对空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兴趣不大。现实的军事斗争与党权控制军权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据说二野打胜仗后，政委邓小平会高调宣称“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刘伯承则反唇相讥：“打胜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那么打了败仗是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失败？”作为职业军人，粟裕注重对现代战争条件变化与规律的研究，注重对国外军事成果的吸收，这对制造毛泽东思想“精神原子弹”是有妨碍的（刘伯承的“教条主义”，也大致由此而来）；

二，粟裕和彭德怀、黄克诚的冲突是中共权力系统职责不明的必然结果，而职责不明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绝对控制军队的需要；

三，粟裕与聂荣臻的矛盾，除了山头的既有矛盾外，更是毛泽东有意挑拨的结果；

四，陈毅与粟裕表面一体的形象背后，存在微妙的冲突；

五，粟裕与邓小平的关系内在紧张，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1958年，粟裕受到批判后不久便失去了总参谋长的身份，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做了副院长，并被邓小平警告不得再接触部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重新恢复权力后，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老干部纷纷获得平反。叶剑英是推动粟裕平反的最初力量，“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此前，陈云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

可是，粟裕的平反问题显然遇到了麻烦，按照杨尚昆的说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杨尚昆是比较积极推动粟裕平反的，可他的权力显然不够大）。但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聂荣臻在粟裕平反问题上的态度显示他和粟裕结怨太深，作为原晋察冀军区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的态度甚至对时任总书记的老部下胡耀邦都可能有所影响，华北野战军山头在建国后借助地利之便，一直是实权干部的摇篮。

但无论聂还是胡，都不是军中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最终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掌门人，重新上台后不久便发现，如果要把共产党这块招牌打下去，就不能不在意毛泽东的形象，于是他很快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仇怨，反以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身份自居，同时他也意识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最终会算到他个人头上，虽然他在文革中成为一个受害者，但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他经常作为一个高级打手而助纣为虐，对毛泽东的彻底清算可能演化为对他个人的清算，毕竟他没有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勇气，于是，无论“反右”运动，还是在刘伯承、粟裕的平反问题上，他都不再是一个积极因素，更不用谈林彪和高岗案了。

邓小平和粟裕历史上并无深交，而且在邓小平心中可能还有一些“瑜亮情结”，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总指挥问题是个麻烦。由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战略思想转变无疑是来自粟裕的，为了寻求各方对打大淮海战役的支持，粟裕向中央发电要求“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军委第二天就批复同意，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但邓陈刘对于战役并无信心，而且对粟裕过大的胃口不满，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借口通讯联络困难，要求中央直接与粟裕联系，“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邓陈刘只使用中野，而不曾使用总前委名义发布电文，直到渡江战役局势已定，才开始使用总前委名号，但仍是一个空壳，这就象陈毅继续兼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是个摆设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所以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仍多次称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如果不是充分了解粟裕的能力，绝不会做这样的指示，在淮海战役这种事关全局的战役中，他当然不会将指挥权交给他并不看好的陈毅，往来电文足以显示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毛泽东和粟裕。

事实上，以当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实力对比，毛也不可能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交给刘、邓。豫东战役中阻击胡琏兵团的战绩已显示中原野战军实力与华东野战军不在同一水平上。无论淮海战役还是渡江战役，粟裕的华野（后称三野）指挥部才是共军一方的真正首脑机关，直到渡江战役，华野指挥部与总前委指挥部还是分开的，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指挥部在安徽肥东，而粟裕的三野指挥部则在江苏泰州。

陈毅当时以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实际却成了一个闲人，这种安排除了毛泽东让粟裕放手指挥华东野战军的考虑外，还因为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关系都不错，可起到调节刘邓关系的作用，当时的刘邓关系十分紧张。

以实力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实力较弱的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对陈毅来说，无疑是很难堪的，而粟裕因为谦虚的性格和战争的需要，主动放弃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职务，使他在党内地位受到影响，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指挥军队的权力。

获胜之后，邓小平对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身份显然十分看重，毕竟淮海战役不只是对国民党的关键性一战，更是世界军事史上浓重的一笔，国际军事研究领域对淮海战役的重视程度远超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89年，毛泽东和粟裕都不在了，邓终于可以对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以当时的至尊身份，邓这么做可以说很不光彩，也很不明智，事实不会由于他的一言九鼎而改变。不过，从中可以看出邓与粟裕长期以来的隐性竞争关系。

于是，在邓小平和粟裕之间，淮海、渡江两战役的总指挥权归属就成了一个问题，从邓小平1989年的谈话看，他是非常在意两场战役的NO.1身份的，而粟裕也很识趣，其《战争回忆录》在淮海战役面前留下空白。我们可以假设：粟裕如果在八十年代初获得平反，那么，邓贪功的困难就很大了，林彪已死，粟裕如获彻底平反，是否会成为军内偶像，也未可知，1979年，粟裕曾经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粟裕并发表一系列文章，他的思想与当时军中占主流地位的军事思想明显不一致，具备相当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受到军内极大关注，显示粟裕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战略家的潜在影响力，如果粟裕字此时获得平反，他很可能分掉邓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资源，所以，邓对于粟裕的平反，不可能具有积极性，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抵触的，至于聂荣臻、谭政就更不用说了。而叶剑英此时说话已逐渐失去分量。

另外，邓小平还是1958年中央反教条主义小组的组长，如同“反右”问题上非要留个尾巴上的苦衷，邓小平自身在粟裕问题上也背着历史包袱。和粟裕一样，刘伯承生前也没有等到平反的结论，但刘伯承比粟裕聪明，他干脆就没有要求过平反，和他一起挨过批的李达、肖克给邓写信要求平反，刘伯承直接拒绝：“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在这一点上粟裕不如刘伯承清醒，他是个天才的军人，一直希望有重新带兵的机会，自1958年起，这个整整打了22年仗的军人，除了1965年至1970年间在林彪的关照下跑了几趟部队，他就象一条离了水的鱼，生活在失落和郁闷之中，看到自己的老部下许世友指挥“对越自卫还击战”而且打得那么臭，自己却只能作壁上观，可以想象粟裕心里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邓小平对粟裕的冷淡，更甚于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没有彻底打倒粟裕，他对粟裕的军事才华是很欣赏的，粟裕虽在1958年受批判，但他一直担任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其后的毛泽东时代中，也不曾再受其它批判，从毛泽东与林彪的谈话中，可知他是有战时起用粟裕的打算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毛泽东本人清楚：战事一起，他的思想不仅顶不了原子弹，甚至顶不上一颗子弹。

但邓小平却不会给粟裕这样的机会。战功不仅不是粟裕平反的资本，反而成为他的累赘。以毛泽东对将领的驾御手腕，以毛粟地位之悬殊，对粟裕自不必有“功高盖主”的担心，适当敲打一下就行了，但粟裕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却让太多的人心生嫉妒，陈赓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总之，在当年的平庸军事同僚兼聪明政客手里，粟裕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就是说，粟裕的平反问题，根本不可能列入最高统治者的工作日程，对叶剑英的点头，不过是礼节性的应付而已。

当然，如今继续纠缠于粟裕平反的枝节问题已无必要，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两条指责与粟裕根本就是不靠边的：教条主义者怎么可能具有如此精妙想象力和的战争谋略？极端个人主义者怎么可能两让司令？

事实上，“主义”之争往往是派系斗争的借口，“批判”和“平反”都无事实标准。江泽民时代开始后，华野根底的人气飙升，粟裕在华野的参谋长张震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这时候，平反问题便不再存有阻力，迟来的正义降临于粟裕去世十年之后。可是，为了争取给粟裕平反，粟裕夫人楚青几乎成上访专业户，这时已经弄得很多人感到不快了。

而且，即使在1994年平反之后，中共对粟裕在三年内战中的实际作用仍没有足够正视。如实还原粟裕的战功将使很多后来的权势人物难堪，更重要的是，军史需要重写，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没有林彪和粟裕的三年内战也是毫无精彩可言的，但是，还林彪与粟裕以真实面貌，将证明以前宣传的内容有太多的谎言。因此，已被平反的大将粟裕的光彩仍被遮蔽，这样的“平反”是很空洞无聊的。平反用了四十多年，承认历史事实却更为艰难，对粟裕来说，这同样可悲。

掩盖历史的问题还表现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资料长期不被解密，我们不知各方在会议上究竟有如何表演，毛、邓、彭、陈、聂等人在批判粟裕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也无定论，比如说，陈毅为何会给老战友粟裕一个“阴”的评价，至今不得而知。探询真相仍然是困难的。中共的保密制度之严格，实在令人感叹，据说直到丢掉整个大陆，台湾方面才知道华野是由粟裕实际指挥的，此前他们一直以为系由陈毅指挥，因而对共军战略多有轻视。

或许，真正给粟裕平反的不是中央军委，而是民间军史爱好者。粟裕与他打出来的天下之间，将长期存在一种尴尬的关系。随着“林粉”与“粟粉”队伍的扩大，粟裕的军事才华与战绩开始被重新发掘。尽管在1989年之后，这支军队已经丧失了它的荣誉，但作为职业军人，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粟裕的军事地位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可与评价。毕竟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不过，民间研究可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粟裕的卓越才华和辉煌战功被承认的同时，战争的另外一面也会被展现。长期以来，内战被渲染成一场解放战争，战争本身的极端残酷性却被漠视，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真实情况也被掩盖，共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内斗、对民力的过分使用、对士兵和民众的欺骗、共军一方的真实伤亡、杀戮的随意性等等，都被刻意淡化。这些也同样需要历史的还原。早在六十年前，林彪、粟裕部队的人海战术就广受外界指责，刘邓的二野战斗力不如三野，但在爱惜士兵生命这一点上，却优于三野、四野。

大概是作为未能在生前平反的补偿，1984年之后，粟裕长子粟戎生很快获得提升，1985年，担任师长不过一年的粟戎生更因高层指示，被火线提拔担任了67军参谋长，但他不惜代价拿下211高地的做法造成了5•31的惨败，使其差点死于愤怒的士兵枪口之下。5•31战役的失败显示粟戎生与粟裕一样，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如果粟裕在世，不知又做何想？
 
在我的老家沂蒙山区，有许多三野、四野部队的老兵，他们为战争付出了青春与健康，遍体伤疤，晚年却不能享受政府的任何关照，更多的士兵死了，他们的后代（如果留下了后代的话）竟从来不曾享受烈属的待遇，如今，华野的代司令粟裕好歹已经获得平反，这些山野小民又能去哪里寻求公道？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信然。100年前，粟裕和林彪诞生在一个即将展开血肉拼杀的中国，他们是为专那个时代而生的，他们书写了上个世纪军事史上的神话，但是，我宁愿上一个世纪的中国不曾诞生这样的军事天才，让几代中国人可以少承受一些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