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怎么看反右运动？回顾过去，最使我困惑的，是人们的心理。
最困惑的是人们的心理
运动一共四步：动员鸣放、帮党整风、批判斗争、法外处理。从中央到地方，历时半年（不包括五八年的补课），都是重复这一套特定的程序。不管是出尔反尔，还是阴谋阳谋，到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中央开始批斗鸣放者，报纸上出现「右派分子」一词，和声讨「右派分子」的暴力语言时，底线就露出来了。中央露了省级露，露到县级，陷阱已没了盖头，一个张着大嘴的深坑，已经算不上陷阱了。但是直到最下面最晚开始搞运动的基层单位，比如在一个外省的「中小学教师队伍」里，这个重复了无数次的四步曲，依旧在完整地重复，一步不少。领导保证言者无罪，群众感动帮党整风，悉如当初。报纸天天看，无数覆车之鉴，惊心动魄，全都视若无睹，照样的纷纷鸣放，按程序「跳出来」落井。你说奇怪不奇怪？怎么会这样？我至今仍迷惑不解。
丧失理智：独裁者还是群众？
至於当年的右派，和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有什么思想联系，就更难说了。脉络化是史学的本性，但是有些事就是没有脉络.当年欧洲的殖民者用铅笔在地图上随便一划，非洲土地上几个不同种族不同语系的人群就变成了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种族同一语系的族群就分属於两个或几个国家，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划分敌我也是这样。党中央统一制造的帽子撒出去落在不同的人们头上，不同的人们就获得了相同的身份和下场。右派也是，其中什么人都有，当然有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是盲目跟党走并莫名其妙被戴上帽子落进深渊的人，包括一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为虎作伥的积极分子。本是群众之一，但是一旦被戴上帽子，就众叛亲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群众性围捕的场景里有一股子节日的喜庆.这一点，最恐怖也最令人深思。是独裁者丧失理智，还是群众丧失理智？是「扩大化」之说毫无根据，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毫无根据？某些个案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就具有宏观历史的意义，还是一种偶然的重复或者偶合？都可以研究。
搞「反右」取决於政权本性
当时为什么反右？那是决策人的考虑，其他人只能解读.有人说毛之所以反右，是因应当时国际形势。不完全对。如何因应，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选择搞「反右运动」，取决於政权的本性。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期没有纳吉、没有哥穆尔卡，也没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类似的情况不是照样发生了吗？换句话说，反右运动的必然性，是由毛泽东政权以小民为敌国的攻击性本质决定了的。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的大规模掠夺（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等），必然地要导致绝对权力对於文化思想领域的政治佔有。以思想言论定罪，早有先例，所谓反右不过是它的一次深化而已。为进一步排除全面佔有的障碍，这种深化是少不了的。所谓的「扩大化」也是少不了的。有利的形势促成它，不利的形势推动它。反正在党的领导下，它是少不了的。
首先要追讨人权
右派可以索赔？我看毫无希望。起码在中国出现多党制以前没有希望。你可以据理力争，扩大政治影响，但赔偿是不会有的。这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不光是一个物权问题，还是个人权问题，有其更为複杂的背景。私有财产的党产化，必然导致人的党产化。制服知识分子，是为了制服全体人民。所以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说假话成为人们唯一的交往方式也是少不了的。当你不能说真话时，你只是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当你不能不说假话时，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党产——绞肉机器的一个零件。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假人，一个反人，一个与自己敌对的他人。你失去了自己，而他获得了你。你成了他的财产，他的力量的一个源泉。台湾人比我们幸运，他们能追讨「不当党产」，而且那只是物权。我们若要追讨「不当党产」，首先要追讨人权。没有人权，自己就是「不当党产」，说什么物权？退一步说，即使你拥有一些足以和对方谈判的实力，这个帐也没法算。算了经济债，政治债就出来了。算了政治债，血债就出来了，谁同你算？何况你没有任何实力。
一九五七年还没有过去
为什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当局仍然禁止讨论、甚至禁止提及一九五七年？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五七年还没有过去。不是吗？首犯的巨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继承人镇压「六四」学生，镇压法轮功、镇压地下教会、镇压民间维权；扼杀新闻出版自由，设立网路警察队伍，不都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吗？事先谁能想到，过剩的人口反而成就了庞大的世界工厂？谁能想到，经济的发展反而加强了专制政权的力量？（我把它看作是历史无序的一个例证.）由於政权的本性未变，它大大地增强了的力量，现在被用来继续「反右」，使之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世界，从文化思想的领域扩大到外交和军事的领域。从打卫星，造航母，到在海外积极经营亲共的团体、亲共媒体和专制国家联盟……如果说这些都不是「反右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我也要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