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在美国国会谈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作者：《观察》网站记者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短期访问的中国作家、基督徒余杰，应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美国国会作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及前瞻》的主题报告。
    
     余杰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七千万左右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是前所未有的。二零零零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影响和地位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
    
    余杰指出，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信徒的出现，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大大地加添了家庭教会的智慧与力量，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这个特殊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努力实现知行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
    
    余杰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力量。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们希望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又避免出现大的崩溃和动荡。
    
    余杰还以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分析了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方舟教会2001年成立，最早是在余杰家中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名左右的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知识分子。有部分异见人士，天安门屠杀中的残疾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教会，这些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在家庭教会当中，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
    
    2006年5月1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余杰、王怡、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迫害：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余杰在演讲中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出了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余杰指出，中共坚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中共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化。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能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控制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以及通过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由此被粗暴剥夺）。
    
    余杰还发现，近年来，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如到美国的圣经展览，甚至主动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但是，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期间，观察到的只是一个“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对他们所发表的看法进行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
    
    余杰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运动”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官方的高层人士建议，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则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余杰列举了以下两个个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余杰呼吁西方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西方可以持续施加压力。余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一契机，迫使中共当局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也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与西方教会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今年初颁布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外国记者在奥运会前后的新闻采访有了更大的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余杰的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否能够使得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是否能够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真正的帮助？
    
    余杰回答说，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降低，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的介入，降低到六年；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得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能够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物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收西方媒体采访的受迫害的家庭的家属，敢于出来公开申诉的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北京的书店里可以买到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出版？
    
    余杰回答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加强了。但出版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也无法完全到达毛泽东时代那样“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那些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也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可以在中国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余杰回答说，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许可以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一致。余杰谈及了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他们甚至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余杰前去讲道，认为电视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由于双方的观点不一致，这个教会此后不再请余杰前去分享。但是，后来，余杰仍然不断与他们探讨，也发现他们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尝试用DVD等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学者提问说，未来中国崩溃之前，中国教会需要作哪些准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余杰回答说，目前中国教会的准备十分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未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首先，教会内部要完成民主化的组织建设，此次到美国来访问，便是考察美国教会（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中国的官方教会不必说了，即便是家庭教会，大部分也没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比如教会的长老执事会如何建立，长老执事会与牧师的权力如何分割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教会的传统和经验。也就是说，教会自身要成为民主的先行者。其次，教会和基督徒要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等各方面的事务，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公义和良知的代表，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南非由图图大主教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社会转型的问题，既保障了公义的彰显，也避免了报复和仇恨的蔓延，这是值得中国教会学习的榜样。
    
    最后，还有学者提问说，奥运会前西方教会到中国宣教，以及西方各阶层人士访问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福音的传播？应当以一种公开的、挑战性的方式，还是以低调的、秘密的方法？
    
    余杰回答说，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不同的身份、地位、处境的人或者机构，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有人可以选择先锋、挑战者的角色，即便被骚扰、被遣返，也要公开传教，这就是主动冲击中共的底线和禁区，这很重要；有人选择比较低调的方式，通过教学、经商等方式到中国工作，以实现传教的目的，这样水滴石穿地努力也不可缺少。当然，政治家可以更加积极。不久前在澳洲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布什总统答应了胡锦涛主席的邀请，届时到中国观看奥运会比赛。这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基督徒们迫切盼望布什总统再次到中国访问，尤其希望布什总统在此次访问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如果恰好遇到主日崇拜的时间，到方舟教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中去做礼拜，与中国的基督徒一起分享自己信仰的经历。余杰还提及，去年在白宫的会谈中，他正式邀请布什总统下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家庭教会做礼拜，此次再次向总统发出邀请。布什总统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数千万基督徒都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余杰在美国国会谈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作者：《观察》网站记者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短期访问的中国作家、基督徒余杰，应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美国国会作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及前瞻》的主题报告。
    
     余杰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七千万左右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是前所未有的。二零零零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影响和地位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
    
    余杰指出，近年来有一大批年轻一代的城市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信徒的出现，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大大地加添了家庭教会的智慧与力量，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这个特殊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努力实现知行合一，在不自由的社会中成为争取自由的先锋，在不公义的社会中充当捍卫公义的使者。
    
    余杰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力量。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们希望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又避免出现大的崩溃和动荡。
    
    余杰还以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分析了城市知识分子教会的一些特点和发展趋势。方舟教会2001年成立，最早是在余杰家中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名左右的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知识分子。有部分异见人士，天安门屠杀中的残疾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教会，这些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在家庭教会当中，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
    
    2006年5月1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余杰、王怡、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迫害：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余杰在演讲中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出了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余杰指出，中共坚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中共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化。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能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控制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以及通过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由此被粗暴剥夺）。
    
    余杰还发现，近年来，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如到美国的圣经展览，甚至主动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但是，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期间，观察到的只是一个“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对他们所发表的看法进行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
    
    余杰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运动”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官方的高层人士建议，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则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余杰列举了以下两个个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被抓捕的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余杰呼吁西方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西方可以持续施加压力。余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一契机，迫使中共当局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也使得中国的家庭教会与西方教会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今年初颁布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外国记者在奥运会前后的新闻采访有了更大的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余杰的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否能够使得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是否能够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真正的帮助？
    
    余杰回答说，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降低，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的介入，降低到六年；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得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能够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物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收西方媒体采访的受迫害的家庭的家属，敢于出来公开申诉的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北京的书店里可以买到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出版？
    
    余杰回答说，胡锦涛上台之后，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加强了。但出版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也无法完全到达毛泽东时代那样“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那些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也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可以在中国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余杰回答说，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许可以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一致。余杰谈及了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他们甚至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余杰前去讲道，认为电视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由于双方的观点不一致，这个教会此后不再请余杰前去分享。但是，后来，余杰仍然不断与他们探讨，也发现他们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比如开始尝试用DVD等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学者提问说，未来中国崩溃之前，中国教会需要作哪些准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余杰回答说，目前中国教会的准备十分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未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首先，教会内部要完成民主化的组织建设，此次到美国来访问，便是考察美国教会（当然也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中国的官方教会不必说了，即便是家庭教会，大部分也没有一套完善的运作机制，比如教会的长老执事会如何建立，长老执事会与牧师的权力如何分割等等。这些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教会的传统和经验。也就是说，教会自身要成为民主的先行者。其次，教会和基督徒要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等各方面的事务，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公义和良知的代表，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南非由图图大主教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社会转型的问题，既保障了公义的彰显，也避免了报复和仇恨的蔓延，这是值得中国教会学习的榜样。
    
    最后，还有学者提问说，奥运会前西方教会到中国宣教，以及西方各阶层人士访问中国，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福音的传播？应当以一种公开的、挑战性的方式，还是以低调的、秘密的方法？
    
    余杰回答说，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不同的身份、地位、处境的人或者机构，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有人可以选择先锋、挑战者的角色，即便被骚扰、被遣返，也要公开传教，这就是主动冲击中共的底线和禁区，这很重要；有人选择比较低调的方式，通过教学、经商等方式到中国工作，以实现传教的目的，这样水滴石穿地努力也不可缺少。当然，政治家可以更加积极。不久前在澳洲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布什总统答应了胡锦涛主席的邀请，届时到中国观看奥运会比赛。这是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基督徒们迫切盼望布什总统再次到中国访问，尤其希望布什总统在此次访问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如果恰好遇到主日崇拜的时间，到方舟教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中去做礼拜，与中国的基督徒一起分享自己信仰的经历。余杰还提及，去年在白宫的会谈中，他正式邀请布什总统下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到家庭教会做礼拜，此次再次向总统发出邀请。布什总统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中国数千万基督徒都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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