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老鬼的《母亲杨沫》，我不会重读《青春之歌》。曾经深深影响自己早期阅读的小说，现在读来已味同嚼蜡；不读，或许还可以保留少年时因读物匮乏而形成的美好记忆。

但是，将《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放在一起来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诚到极致的叙述，既满足了读者对《青春之歌》写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丽的探秘小说，将历史、人性、文学的未尽之言一一揭示。曾经深受党文化影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屡屡递交入党申请书，最终却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由于这样的思想经历，《母亲杨沫》激发了我重新阅读《青春之歌》的兴趣。

老鬼的叙述让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杨沫几乎不具备虚构的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身上，实在是太多地携带了杨沫本人的青春经历，以至于读完《母亲杨沫》再回忆《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经常会将林道静与杨沫的人生轨迹混淆。

与林道静一样，杨沫的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给林道静安排了一个受欺凌而死的贫困出身的母亲，这显示了杨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时的“政治觉悟”，却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对父爱、母爱共同缺失的遗憾，事实上，林道静也好，杨沫也好，她们的不幸与那个战乱不止的破败的急剧转型社会有关，新思想已经注入青年人的内心，社会却仍以传统的惯性在运转。逃婚是林道静和杨沫离家的共同原因，对于已经接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向往自由与解放的女孩子来说，做一个小军阀或官僚的小老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但现实如此，同龄的伙伴中很多人只好接受了命运的摆布，不管怎么说，从个人生存来说，那是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选择。

但这不是杨沫的性格，也不是林道静的性格，她们想的，是如何继续完成学业。而当读书所需的经济支撑被切断，她们选择了出走，和无数青春期少年所幻想的那样，她们试图去寻找远方的风景。北戴河是杨沫和林道静找寻出路的第一站，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们显然都无法独立谋生，“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同样严峻地摆在她们面前。

此时，爱情降临了，而且，除了爱情，似乎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收留她们，好在她们都还年轻，爱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奢侈昂贵。

通过爱获得自由，这是多少年轻人心中的幻想！爱情不仅意味着男欢女悦，也意味着彼此生存世界的扩大，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灵层面，都可以让她们躁动的心暂时安定下来。她们不畏惧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但每天买菜做饭的生活却又不是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忍受的，初恋的喜悦过后，她们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经济自立因而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尴尬。

于是，比爱情更有威力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革命。革命是颠覆旧秩序的行为，而旧秩序在杨沫而言，是已经被她抛弃却仍对她构成威胁的东西，她所追求的远方风景当时仍落在北京，她的恋人张中行是北大学生，因为张中行家中已有妻子，杨沫与她的生活便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她不得不尽量疏远中学时期的好友，也就是说，她基本割断了原先的社会联系，形成一种准流民心态。这个人群无疑是最乐于投身于打破一切规则的政治革命的，所以，在共产党被屡屡逮捕杀头的日子里，她蛮不在乎地主动寻找共产党人。“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表示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爱和自由是杨沫终生寻找的主题。当时看来，革命似乎能将二者一起给她。她读过邓肯的传记，不是遵循三从四德的女人，所以，当她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的时候，她也将爱情寄托于革命者的代表身上。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知道卢嘉川、江华等小说人物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她之所以嫁给老鬼的父亲马建民，也是因为，他是她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

小说《青春之歌》以一二•九运动作为结尾，为林道静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归宿。但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看到，这一段大致是虚构的，杨沫入党的时间，其实在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底，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马建民顶不住杨沫的一再要求，私自让杨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一直被马建民隐瞒，直到文革爆发，由于马建民的主动交代，杨沫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假党员”。

入党之后的“革命”显然没有给杨沫带来她所希望的，艰苦的生活毁掉了她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似乎都超出了她的想象，她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甚至在中共建国以后，其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每况愈下，作为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干部，最终却不得不从事街道妇女干部的工作，这使她感到郁闷，却无处诉说，但到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她已再无处可逃，只能老老实实呆在革命队伍里泡病号；而且，除了“革命”之外，与丈夫的关系也形同陌路。也就是说，革命二十年后，既无自由，也未收获爱情。

与孩子的关系紧张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杨沫本人早年的生活影响，生活中，因缺少父母之爱而给予下一代更强烈呵护的人并不少，而且根据老鬼的记载我们发现，杨沫对单位同事和老战友非常友好关心，不喜欢整人斗人的那一套，这说明她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我们只能将她对于单位同事和老战友的关心理解为对革命的感情。但在家中，她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将爱与自由的期望全部寄托于革命的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反差，而党性又每每恐吓其“小资产阶级”人性的存在（那时候，“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此时的杨沫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内心世界是极度紊乱而近于崩溃的。除了对革命和领袖，她似乎什么都不敢去爱，因为，几乎所有的爱都是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奇异的家庭图景：夫妻互相揭发；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儿子带人抄父母的家；父亲对女儿实施经济封锁；女儿千方百计占父亲的便宜••••••而在家庭之外，则是无休止的相互揭发和批斗：老舍自杀了；马铁丁自杀了；周扬、蒋南翔、何其芳被打倒了；海默更是新帐旧帐一起算；浩然公开批判杨沫又在私下里给她安慰••••••

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杨沫和林道静投入全部青春和热情追求的人间天国吗？不，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几乎就是地狱。

然而，革命的强大力量在于，对革命和领袖的任何怀疑都是罪恶，哪怕是一闪念都不行，对于人性的本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加以克服。

如果没有《青春之歌》的出版，杨沫这个曾经狂热的革命者会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郁郁而终。《青春之歌》给了她于地狱中透一口气的自由，也为她与那个助手的暧昧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不过，深陷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迷雾中，她仍然找不到真正的爱和自由。最后，暧昧关系成了助手要挟她的武器，而《东方欲晓》的创作失败显示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她已江郎才尽。

经历过文革之后，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革命背后的复杂内涵。但促使她重新思考和调整人生态度的，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是她的儿子老鬼小说《血色黄昏》的出版，这部曾被她称为“大毒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张光年、王蒙、冯牧等都对此都表示肯定，这对创作已走入死胡同的杨沫肯定是个不小的心理冲击，而此后不久的六四事件更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一个作家而存在的杨沫，除了儿子老鬼作为“暴徒”被迫出走海外的因素，我们还要看到杨沫本人身上的一二•九运动背景，李慎之、叶君健、何家栋、李锐等一二•九时代的人物彻底转换思考的角度，也大都是从六四开始的，我注意在李锐先生在最近致十七大的《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中写到：“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和林道静一样，杨沫追寻共产党时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她只了解共产党高喊的那些口号，而不了解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那些内部纪律、规章和运动。和许多一二•九时代参加共产党的人一样，她们的动机中是有理想主义成分的。虽然怀着理想加入了这一政党后，被逐渐锻造成一架党性超越人性的机器，很难再有独立的思考和声音，但这不表明理想主义的痕迹会被完全抹除。

杨沫只活到1995年，而未能象李慎之、何家栋、李锐那样活得更久，从思想能力来说，杨沫与上述一二•九参与者本来就相差甚远，但在1989年之后，我曾见她在国内刊物公开的发表文章中旁敲侧击地提及六四前那一夜的情形，尽管只是曲笔，但那也是需要勇气的。老鬼的记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沫晚年的转变。“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加，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在别处，这样的母子之情可能颇为寻常，但由于杨沫这个家庭的历史，却显得那么可贵，是通过革命获得爱与自由的努力失败后的人性回归。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杨沫的转变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由于和科研工作者李蕴昌老人相濡以沫的黄昏恋，她成了一个精神平和、健全的人；二，开始用笔杆子为弱者代言。老鬼认为：“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象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与儿子老鬼在晚年的和解与亲近，使杨沫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她不再指责老鬼，而只是把爱和关心给他，在老鬼笔下，这份迟来的母子之爱令人读来不胜唏嘘。而且老鬼认为，母亲最终“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母亲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老鬼当然明白这最后一个亮点可以使杨沫恢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杨沫的儿子，老鬼肯定为母亲最后的亮点深感庆幸，否则，他难于面对母亲的历史。

只可惜，杨沫从来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加上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而上天给她的时间也不够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积极转变，却未能看到她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最终走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不能过于苛责杨沫，毕竟李慎之都承认：“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但作为曾经与林道静心心相通的少年读者，我坚持认为，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性格禀赋，如果不是上世纪中国知识界近乎整体的迷失，如果不是政治本身的欺骗性太强，林道静不会被改造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她的热情和勇气本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遗憾的是，晚年的杨沫没有替林道静完成这一思考过程。杨沫未能象她的同龄人李慎之、李锐、叶君健、王元化、何家栋那样走出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如果不是因为老鬼的《母亲杨沫》，我不会重读《青春之歌》。曾经深深影响自己早期阅读的小说，现在读来已味同嚼蜡；不读，或许还可以保留少年时因读物匮乏而形成的美好记忆。

但是，将《青春之歌》与《母亲杨沫》放在一起来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老鬼坦诚到极致的叙述，既满足了读者对《青春之歌》写作背景的好奇心，又如奇丽的探秘小说，将历史、人性、文学的未尽之言一一揭示。曾经深受党文化影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屡屡递交入党申请书，最终却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由于这样的思想经历，《母亲杨沫》激发了我重新阅读《青春之歌》的兴趣。

老鬼的叙述让我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杨沫几乎不具备虚构的能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身上，实在是太多地携带了杨沫本人的青春经历，以至于读完《母亲杨沫》再回忆《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经常会将林道静与杨沫的人生轨迹混淆。

与林道静一样，杨沫的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给林道静安排了一个受欺凌而死的贫困出身的母亲，这显示了杨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时的“政治觉悟”，却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对父爱、母爱共同缺失的遗憾，事实上，林道静也好，杨沫也好，她们的不幸与那个战乱不止的破败的急剧转型社会有关，新思想已经注入青年人的内心，社会却仍以传统的惯性在运转。逃婚是林道静和杨沫离家的共同原因，对于已经接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向往自由与解放的女孩子来说，做一个小军阀或官僚的小老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但现实如此，同龄的伙伴中很多人只好接受了命运的摆布，不管怎么说，从个人生存来说，那是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选择。

但这不是杨沫的性格，也不是林道静的性格，她们想的，是如何继续完成学业。而当读书所需的经济支撑被切断，她们选择了出走，和无数青春期少年所幻想的那样，她们试图去寻找远方的风景。北戴河是杨沫和林道静找寻出路的第一站，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们显然都无法独立谋生，“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同样严峻地摆在她们面前。

此时，爱情降临了，而且，除了爱情，似乎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收留她们，好在她们都还年轻，爱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奢侈昂贵。

通过爱获得自由，这是多少年轻人心中的幻想！爱情不仅意味着男欢女悦，也意味着彼此生存世界的扩大，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灵层面，都可以让她们躁动的心暂时安定下来。她们不畏惧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但每天买菜做饭的生活却又不是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忍受的，初恋的喜悦过后，她们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经济自立因而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尴尬。

于是，比爱情更有威力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革命。革命是颠覆旧秩序的行为，而旧秩序在杨沫而言，是已经被她抛弃却仍对她构成威胁的东西，她所追求的远方风景当时仍落在北京，她的恋人张中行是北大学生，因为张中行家中已有妻子，杨沫与她的生活便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她不得不尽量疏远中学时期的好友，也就是说，她基本割断了原先的社会联系，形成一种准流民心态。这个人群无疑是最乐于投身于打破一切规则的政治革命的，所以，在共产党被屡屡逮捕杀头的日子里，她蛮不在乎地主动寻找共产党人。“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表示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爱和自由是杨沫终生寻找的主题。当时看来，革命似乎能将二者一起给她。她读过邓肯的传记，不是遵循三从四德的女人，所以，当她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的时候，她也将爱情寄托于革命者的代表身上。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知道卢嘉川、江华等小说人物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她之所以嫁给老鬼的父亲马建民，也是因为，他是她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共产党员。

小说《青春之歌》以一二•九运动作为结尾，为林道静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归宿。但通过《母亲杨沫》我们看到，这一段大致是虚构的，杨沫入党的时间，其实在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底，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马建民顶不住杨沫的一再要求，私自让杨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一直被马建民隐瞒，直到文革爆发，由于马建民的主动交代，杨沫才知道自己竟然是个“假党员”。

入党之后的“革命”显然没有给杨沫带来她所希望的，艰苦的生活毁掉了她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似乎都超出了她的想象，她这个充满了激情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甚至在中共建国以后，其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每况愈下，作为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干部，最终却不得不从事街道妇女干部的工作，这使她感到郁闷，却无处诉说，但到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她已再无处可逃，只能老老实实呆在革命队伍里泡病号；而且，除了“革命”之外，与丈夫的关系也形同陌路。也就是说，革命二十年后，既无自由，也未收获爱情。

与孩子的关系紧张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杨沫本人早年的生活影响，生活中，因缺少父母之爱而给予下一代更强烈呵护的人并不少，而且根据老鬼的记载我们发现，杨沫对单位同事和老战友非常友好关心，不喜欢整人斗人的那一套，这说明她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我们只能将她对于单位同事和老战友的关心理解为对革命的感情。但在家中，她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将爱与自由的期望全部寄托于革命的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反差，而党性又每每恐吓其“小资产阶级”人性的存在（那时候，“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此时的杨沫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内心世界是极度紊乱而近于崩溃的。除了对革命和领袖，她似乎什么都不敢去爱，因为，几乎所有的爱都是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奇异的家庭图景：夫妻互相揭发；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儿子带人抄父母的家；父亲对女儿实施经济封锁；女儿千方百计占父亲的便宜••••••而在家庭之外，则是无休止的相互揭发和批斗：老舍自杀了；马铁丁自杀了；周扬、蒋南翔、何其芳被打倒了；海默更是新帐旧帐一起算；浩然公开批判杨沫又在私下里给她安慰••••••

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杨沫和林道静投入全部青春和热情追求的人间天国吗？不，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几乎就是地狱。

然而，革命的强大力量在于，对革命和领袖的任何怀疑都是罪恶，哪怕是一闪念都不行，对于人性的本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加以克服。

如果没有《青春之歌》的出版，杨沫这个曾经狂热的革命者会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郁郁而终。《青春之歌》给了她于地狱中透一口气的自由，也为她与那个助手的暧昧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不过，深陷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迷雾中，她仍然找不到真正的爱和自由。最后，暧昧关系成了助手要挟她的武器，而《东方欲晓》的创作失败显示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她已江郎才尽。

经历过文革之后，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革命背后的复杂内涵。但促使她重新思考和调整人生态度的，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是她的儿子老鬼小说《血色黄昏》的出版，这部曾被她称为“大毒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张光年、王蒙、冯牧等都对此都表示肯定，这对创作已走入死胡同的杨沫肯定是个不小的心理冲击，而此后不久的六四事件更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一个作家而存在的杨沫，除了儿子老鬼作为“暴徒”被迫出走海外的因素，我们还要看到杨沫本人身上的一二•九运动背景，李慎之、叶君健、何家栋、李锐等一二•九时代的人物彻底转换思考的角度，也大都是从六四开始的，我注意在李锐先生在最近致十七大的《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中写到：“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和林道静一样，杨沫追寻共产党时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她只了解共产党高喊的那些口号，而不了解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那些内部纪律、规章和运动。和许多一二•九时代参加共产党的人一样，她们的动机中是有理想主义成分的。虽然怀着理想加入了这一政党后，被逐渐锻造成一架党性超越人性的机器，很难再有独立的思考和声音，但这不表明理想主义的痕迹会被完全抹除。

杨沫只活到1995年，而未能象李慎之、何家栋、李锐那样活得更久，从思想能力来说，杨沫与上述一二•九参与者本来就相差甚远，但在1989年之后，我曾见她在国内刊物公开的发表文章中旁敲侧击地提及六四前那一夜的情形，尽管只是曲笔，但那也是需要勇气的。老鬼的记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杨沫晚年的转变。“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加，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在别处，这样的母子之情可能颇为寻常，但由于杨沫这个家庭的历史，却显得那么可贵，是通过革命获得爱与自由的努力失败后的人性回归。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杨沫的转变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由于和科研工作者李蕴昌老人相濡以沫的黄昏恋，她成了一个精神平和、健全的人；二，开始用笔杆子为弱者代言。老鬼认为：“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象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与儿子老鬼在晚年的和解与亲近，使杨沫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她不再指责老鬼，而只是把爱和关心给他，在老鬼笔下，这份迟来的母子之爱令人读来不胜唏嘘。而且老鬼认为，母亲最终“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母亲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老鬼当然明白这最后一个亮点可以使杨沫恢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作为杨沫的儿子，老鬼肯定为母亲最后的亮点深感庆幸，否则，他难于面对母亲的历史。

只可惜，杨沫从来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加上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而上天给她的时间也不够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积极转变，却未能看到她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最终走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不能过于苛责杨沫，毕竟李慎之都承认：“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但作为曾经与林道静心心相通的少年读者，我坚持认为，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性格禀赋，如果不是上世纪中国知识界近乎整体的迷失，如果不是政治本身的欺骗性太强，林道静不会被改造成一个马列主义者，她的热情和勇气本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遗憾的是，晚年的杨沫没有替林道静完成这一思考过程。杨沫未能象她的同龄人李慎之、李锐、叶君健、王元化、何家栋那样走出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