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香港第一次翻开巫一毛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她原来的版本竟是用英文（英文版由美国首屈一指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e ）出版）写成的，更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生生断送在毛泽东那疯狂年代的“愁云惨雾”里。据有关资料透露，巫一毛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巫宁坤先生的女儿。而巫宁坤与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在美国的同学”。书中说，“爸爸回国的时候，李政道还帮着打行李。”

在这本自传中，巫一毛用她那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溪水清流似的叙述让读者不知不觉轻轻走近着她的内心世界，也走近着她从三岁开始直至十九岁这一段在大陆的辛酸历程。

在今年早春二月的香港会议（即独立中文笔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她。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并非一位容颜刻着苦大仇深岁月印记的女作家形象，而是一位脸上常常洋溢着开朗笑容的阳光女人。在那短短几天的接触中，我还真没见过她故作严肃之状。

记得在笔会举行开幕式的前一天夜里，大伙正在忙乎着搬弄一些会议资料及杂物。忽然间，从我后面的夜色中飘来一声非常温情的英文姓名呼唤，回头一看，一位披着一袭黑色披风的女性正张开双臂迎向另一位会友，并做出一付很夸张的拥抱动作来！顿时，我感到这夜的空气仿佛也因此而平添了些许神秘而浪漫的色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那带着漂亮手势的英语交谈，但我分明能感受到这位女性透过迷离的黑夜所传递出来的丝丝热流，显得多么生动自然，也多么令人轻松舒展……

可谁又能想到，巫一毛——这位如今已声名鹤起的旅美华裔女作家——在少女时代，却经历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灾难和痛苦呢。

巫一毛的童年刚好遇上“反右运动”和著名的“三年大饥荒”岁月。因为父亲在她出世前几个星期就作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母亲也被流放到安徽合肥，无人照看的一毛只好被寄养到千里之外的姥姥舅舅家两年。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她认做父亲的舅舅与年仅三岁半的她，在骨肉离别之时的情景：

——在“大饥荒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天，我被送还给家人。那是1962年元月底，春节前几天，我三岁半。”当舅舅带着她，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合肥的父母亲家门时，舅舅对她说，“从今天起，你要住在这里。 不要再叫我爸爸，叫我舅舅。” “不要，我要回家。”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姥姥。” 眼泪从我脸上劈劈啪啪地滚落下来。我搂住他的脖子痛哭。“不要扔了我，爸爸。我乖。我听话。我再也不叫饿了。不要扔了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粘在他身上抽泣，他拍着我的背轻声说，“好了，毛毛，好了，别哭。”

这段文字虽然对那三年的“大饥荒”的惨烈灾难不着一字形容，但我们已能从三岁女孩懂事的哭喊中，感受到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为大饥荒”之可怖。

但这还远不是她最可怕的痛忆。更可怕的是，她作为一位幼女所经历的惨厉噩梦。而那个真实噩梦的制造者，竟是她十分虔诚地“相信”和“崇敬”的解放军战士！

巫一毛在记述那惊魂一刻前这样写道：“安徽大学校园里，合肥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解放军给我安全感……”

一天，她在雨中茂密的树林里“赶路”时，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的“穿雨衣的解放军”“按倒在雨衣上……掐住……喉咙”，粗暴地强奸了。然而她只能“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醒来，我躲在黑暗中，流着泪坐等到天明。”这就是她在那“动乱中失去的童年”。那一年，她才年仅八岁。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巫一毛看到穿绿军装的，她就会想到那个恶魔般的解放军战士，而且“仿佛能看到那张伤害过我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不由自主地蔌蔌发抖。”

当时，由于暴君统治的需要，“解放军”这一特殊的政治工具已被伟大领袖极端地拔高了！“解放军叔叔”，这是至今仍然灌输给所有中国孩子的一个政治性符号。好在经过六四屠杀之后，这一符号已逐渐式微。

自那年八岁之后，她的少女时代，几乎都是在 “文革”中度过的：

——北京是“文革”发源地，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率、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歇斯底里地喊着：“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以北京为发源地，全国各地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涨，演变成暴力激情。红卫兵宣告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人人必备的红宝书。……公安部长宣布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无效。……紧接着，北京的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开始了“红色恐怖”。他们在学校批斗、殴打校长、老师，在社会上任意闯入黑五类家庭的住处，抄家、剃阴阳头、乱施酷刑，几个星期内杀人上千。”

书中的描述，让我不禁忆起自己的童年。五岁的时候，妈妈牵着我的一只小手正走在长沙城的“五一路”上，突然间，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杂乱的人声，回头看去，一群黑压压的人墙正排山倒海地直冲我们而来，许多人提着刀枪棍棒，杀气腾腾。只见妈妈猛地把我往背上一背，就发狂似地向前疯跑，可是，我右脚的一只新凉鞋“啪”地掉落在地，而我已伏在妈妈的背上无法下地捡拾，只有拼命摇晃着妈妈的肩膀叫唤着：“妈妈，妈妈，我的鞋！妈妈，我的鞋掉了！”

“不要算了！不要了！不要了……”妈妈头也不回地急匆匆应道。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自己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提倡并乐此不疲的“武斗”场面。

那时，我还常常爬在家里的窗户上玩。年幼的我，对每天每时都会听到的零星枪炮声，充满着好奇。我家窗下的对面，有一位守门老人，他每次一看到我爬上窗沿，就肯定会走上前来，笑呵呵地提醒我：“小毛，不要把你的头伸出来，小心流弹飞来哦！”但那时的我，虽然置身在动乱年代，却完全没有危险的概念。这一点和巫一毛儿时的感觉似乎有点相似。

书中描述的小学上课场面里，也有令我记忆犹新的光景：

——虽然已经开学，学校并没有教学生什么正式功课。学生每天花主要的时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走进教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毛主席画像三鞠躬；放学以前，我们要同样三鞠躬，这叫“早请示”“晚汇报”。

“在学校里，老师教我们：看一眼毛主席画像，浑身都是力量。”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在那个充满罪恶和虐杀的年代里，毛泽东居然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目中，早已树起一尊至高无尚的圣人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历史学家袁伟时所称的意识形态“狼奶”灌输，其实也就是从这么小的年纪开始的。因为童年的心，都是洁白无瑕的。

巫一毛虽已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但她那逝去的童年和恐惧的少女时代所发生的真实噩梦，常常还会像挥之不去的隐痛一样纠缠在她的记忆深处。因此，她总是天真地梦想着，为了不让她的童年噩梦再现在今天大陆孩子们的生活中，故她决定鼓起重生的勇气将她的19年往事诉诸于文字记录。尽管“有些故事，为了让西方读者看起来不那么毛骨悚然，删掉了一些……血淋淋的细节”。但她说，“写这本书，我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实感受写出来。”

我理解她无法忘怀年轻时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被迫遭遇的一切。所以她发誓要出走异国他乡。就像她说的，“我死也要死到美国去。” 然而，在现在的中国，这依然是一句能让爱国愤青们狂怒不已的话。其实，巫一毛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可祖国爱过她吗？

二月，当我和巫一毛等人一起从香港跨过深圳罗湖桥时，我看见阔别故土20多年的巫一毛，脸上写着那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忐忑不安。

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与其说巫一毛是一位旅美华裔著名女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阳光女性来得贴切。这样的女人如何能终日生活在如影随形的恐惧和灾难之中？她的一位好友——同是旅美华裔作家的张慈女士说，“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巫一毛是极不幸的。可是，她能够活下来，书写自己的记忆并在其中找到生活之美，这又是极为幸运的。”是的，好在上帝也是公平的，她人生中前面的近二十年多灾多难的命运，已悄然远去；而后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相信上帝一定会用它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和信念，加倍偿还给她曾经失去的许多欢乐、尊重和荣耀……

当我在香港第一次翻开巫一毛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她原来的版本竟是用英文（英文版由美国首屈一指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e ）出版）写成的，更不知道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生生断送在毛泽东那疯狂年代的“愁云惨雾”里。据有关资料透露，巫一毛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巫宁坤先生的女儿。而巫宁坤与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在美国的同学”。书中说，“爸爸回国的时候，李政道还帮着打行李。”

在这本自传中，巫一毛用她那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溪水清流似的叙述让读者不知不觉轻轻走近着她的内心世界，也走近着她从三岁开始直至十九岁这一段在大陆的辛酸历程。

在今年早春二月的香港会议（即独立中文笔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她。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的印象，并非一位容颜刻着苦大仇深岁月印记的女作家形象，而是一位脸上常常洋溢着开朗笑容的阳光女人。在那短短几天的接触中，我还真没见过她故作严肃之状。

记得在笔会举行开幕式的前一天夜里，大伙正在忙乎着搬弄一些会议资料及杂物。忽然间，从我后面的夜色中飘来一声非常温情的英文姓名呼唤，回头一看，一位披着一袭黑色披风的女性正张开双臂迎向另一位会友，并做出一付很夸张的拥抱动作来！顿时，我感到这夜的空气仿佛也因此而平添了些许神秘而浪漫的色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那带着漂亮手势的英语交谈，但我分明能感受到这位女性透过迷离的黑夜所传递出来的丝丝热流，显得多么生动自然，也多么令人轻松舒展……

可谁又能想到，巫一毛——这位如今已声名鹤起的旅美华裔女作家——在少女时代，却经历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灾难和痛苦呢。

巫一毛的童年刚好遇上“反右运动”和著名的“三年大饥荒”岁月。因为父亲在她出世前几个星期就作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母亲也被流放到安徽合肥，无人照看的一毛只好被寄养到千里之外的姥姥舅舅家两年。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她认做父亲的舅舅与年仅三岁半的她，在骨肉离别之时的情景：

——在“大饥荒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天，我被送还给家人。那是1962年元月底，春节前几天，我三岁半。”当舅舅带着她，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合肥的父母亲家门时，舅舅对她说，“从今天起，你要住在这里。 不要再叫我爸爸，叫我舅舅。” “不要，我要回家。”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姥姥。” 眼泪从我脸上劈劈啪啪地滚落下来。我搂住他的脖子痛哭。“不要扔了我，爸爸。我乖。我听话。我再也不叫饿了。不要扔了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粘在他身上抽泣，他拍着我的背轻声说，“好了，毛毛，好了，别哭。”

这段文字虽然对那三年的“大饥荒”的惨烈灾难不着一字形容，但我们已能从三岁女孩懂事的哭喊中，感受到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为大饥荒”之可怖。

但这还远不是她最可怕的痛忆。更可怕的是，她作为一位幼女所经历的惨厉噩梦。而那个真实噩梦的制造者，竟是她十分虔诚地“相信”和“崇敬”的解放军战士！

巫一毛在记述那惊魂一刻前这样写道：“安徽大学校园里，合肥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解放军给我安全感……”

一天，她在雨中茂密的树林里“赶路”时，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的“穿雨衣的解放军”“按倒在雨衣上……掐住……喉咙”，粗暴地强奸了。然而她只能“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醒来，我躲在黑暗中，流着泪坐等到天明。”这就是她在那“动乱中失去的童年”。那一年，她才年仅八岁。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巫一毛看到穿绿军装的，她就会想到那个恶魔般的解放军战士，而且“仿佛能看到那张伤害过我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不由自主地蔌蔌发抖。”

当时，由于暴君统治的需要，“解放军”这一特殊的政治工具已被伟大领袖极端地拔高了！“解放军叔叔”，这是至今仍然灌输给所有中国孩子的一个政治性符号。好在经过六四屠杀之后，这一符号已逐渐式微。

自那年八岁之后，她的少女时代，几乎都是在 “文革”中度过的：

——北京是“文革”发源地，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率、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歇斯底里地喊着：“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以北京为发源地，全国各地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涨，演变成暴力激情。红卫兵宣告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人人必备的红宝书。……公安部长宣布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无效。……紧接着，北京的红卫兵肆无忌惮地开始了“红色恐怖”。他们在学校批斗、殴打校长、老师，在社会上任意闯入黑五类家庭的住处，抄家、剃阴阳头、乱施酷刑，几个星期内杀人上千。”

书中的描述，让我不禁忆起自己的童年。五岁的时候，妈妈牵着我的一只小手正走在长沙城的“五一路”上，突然间，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杂乱的人声，回头看去，一群黑压压的人墙正排山倒海地直冲我们而来，许多人提着刀枪棍棒，杀气腾腾。只见妈妈猛地把我往背上一背，就发狂似地向前疯跑，可是，我右脚的一只新凉鞋“啪”地掉落在地，而我已伏在妈妈的背上无法下地捡拾，只有拼命摇晃着妈妈的肩膀叫唤着：“妈妈，妈妈，我的鞋！妈妈，我的鞋掉了！”

“不要算了！不要了！不要了……”妈妈头也不回地急匆匆应道。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自己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提倡并乐此不疲的“武斗”场面。

那时，我还常常爬在家里的窗户上玩。年幼的我，对每天每时都会听到的零星枪炮声，充满着好奇。我家窗下的对面，有一位守门老人，他每次一看到我爬上窗沿，就肯定会走上前来，笑呵呵地提醒我：“小毛，不要把你的头伸出来，小心流弹飞来哦！”但那时的我，虽然置身在动乱年代，却完全没有危险的概念。这一点和巫一毛儿时的感觉似乎有点相似。

书中描述的小学上课场面里，也有令我记忆犹新的光景：

——虽然已经开学，学校并没有教学生什么正式功课。学生每天花主要的时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走进教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毛主席画像三鞠躬；放学以前，我们要同样三鞠躬，这叫“早请示”“晚汇报”。

“在学校里，老师教我们：看一眼毛主席画像，浑身都是力量。”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在那个充满罪恶和虐杀的年代里，毛泽东居然在几乎所有人的心目中，早已树起一尊至高无尚的圣人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历史学家袁伟时所称的意识形态“狼奶”灌输，其实也就是从这么小的年纪开始的。因为童年的心，都是洁白无瑕的。

巫一毛虽已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但她那逝去的童年和恐惧的少女时代所发生的真实噩梦，常常还会像挥之不去的隐痛一样纠缠在她的记忆深处。因此，她总是天真地梦想着，为了不让她的童年噩梦再现在今天大陆孩子们的生活中，故她决定鼓起重生的勇气将她的19年往事诉诸于文字记录。尽管“有些故事，为了让西方读者看起来不那么毛骨悚然，删掉了一些……血淋淋的细节”。但她说，“写这本书，我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实感受写出来。”

我理解她无法忘怀年轻时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被迫遭遇的一切。所以她发誓要出走异国他乡。就像她说的，“我死也要死到美国去。” 然而，在现在的中国，这依然是一句能让爱国愤青们狂怒不已的话。其实，巫一毛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可祖国爱过她吗？

二月，当我和巫一毛等人一起从香港跨过深圳罗湖桥时，我看见阔别故土20多年的巫一毛，脸上写着那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忐忑不安。

然而，在我的感觉中，与其说巫一毛是一位旅美华裔著名女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阳光女性来得贴切。这样的女人如何能终日生活在如影随形的恐惧和灾难之中？她的一位好友——同是旅美华裔作家的张慈女士说，“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巫一毛是极不幸的。可是，她能够活下来，书写自己的记忆并在其中找到生活之美，这又是极为幸运的。”是的，好在上帝也是公平的，她人生中前面的近二十年多灾多难的命运，已悄然远去；而后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相信上帝一定会用它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和信念，加倍偿还给她曾经失去的许多欢乐、尊重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