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不止短期的交换生，而是正式的学籍，将来就是港大的毕业生。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省，而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在他们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不重要。一是，历史教学是开放式的。
如果这一个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的会是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士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国观点之外，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电脑图片放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图像。在分析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他带来的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标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佔了上风。法国本身贫富之不均、工人阶级之不满、社会压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师可能用当时法国的生产指数和土地分配的图表来说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徵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当时的纪录片等等，然后在课堂里辩论：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合约结下的恶果，还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於结论，学生透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要下。
满头卷发的路卡士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书，『臣服』，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的民族性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如果主题是1948年的欧洲革命，学生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又要试图去评价这场革命的后果：这究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如法国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说，「社会顿时撕裂成两半：羨妒的无产阶级和恐惧的有产阶级」；或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因为20年后，德国和意大利都统一了，而法国扩大了选举权，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
德国学生的历史课
事情的是与非，人物的忠与奸，往往没有定论，学生必须自己从各种资料的阅读里学习耙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还常常要做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45分钟，等於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资料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人物日记、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重在训练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那考试怎么考呢？」
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答覆的，譬如「试分析俾士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国的历史教育比较跟教科书走。」来自奥地利的约翰在美国读过一年高中，他插进来﹕「而且他们的历史课教得很细，不像我们在欧洲，重在大事件、大历史。」
克力斯说﹕「那没办法，他们只有250年历史可以谈，所以连什么『30年代流行时尚』都可以在历史课里讨论一整节。」克力斯也去美国交换过一年。
话题转到美国去了。克力斯接﹕「我发现美国人跟欧洲人真的很不一样，譬如说，有一次老师出题，要大家挑选20世纪本国某一重要人物来做报告，结果，你知道吗？有5个人，选的是蝙蝠侠！不可思议，是高三呢。」
大家轰一下笑开了。我忍住笑，说﹕「美国嘛，大众文化特别重要。如果是你们德国班上做这个题目，大家可能选什么样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尔、希特勒、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者舒马克、贝克包尔什么的，都可能。可绝对不会是米老鼠、蝙蝠侠或超人吧。」
作者是着名作家、台北市前文化局长，现於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