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已有近半个世纪，中国全面接管西藏后，除了武装镇压反抗者，还开展了针对包括平民在内的所有藏人的各种整肃运动，其中以爆发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为惨烈。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人类浩劫，虽然整肃目标并不只是西藏，但给西藏造成的灾难却是空前的。
发生在西藏的文革，不仅毁坏了不可计数的悠久而宝贵的西藏文化遗产，而且仅仅从杀戮人的生命以及剥夺西藏民族的尊严等，已将毛泽东本人从一个独裁者推向了可与“恶”的化身——希特勒相提并论的境地。
毛泽东的死亡，促使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场波及全西藏的运动也因此告一段落。邓小平的上台以及胡耀邦对西藏的视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西藏的破坏运动，甚至还出现了修复被破坏的寺庙、释放政治犯、允许境内外藏人相互探亲等现象。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的后果，使很多普通藏人至今心有余悸，或谈虎色变。尽管文化大革命给西藏留下的诸多痕迹，就像核爆炸后的辐射清理工作，似乎已被官方清除无遗，但稍微留心，就不难在西藏到处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大量迹象。
西藏女作家唯色利用她父亲留下的西藏文革图片所著的图文书《杀劫》，给我们揭开了拉萨这座佛教圣城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惨遭浩劫的黑幕，甚至对许多人而言，引来了犹如像发现庞贝古城般的惊叹。这是因为由于中共对西藏所实行的禁闭政策，居然在中国内外有很多人认为，西藏至今大量尚存文化遗迹的原因，是没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所致。
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使命”就是彻底摧毁西藏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传统、旧道德”。作为西藏乃至世界范围的善男信女们精神支柱的达赖喇嘛，虽早已流亡他乡，但在“文革”期间甚至早于“文革”数年之前，从未幸免对他个人形象的种种毁誉性的强烈攻击。由于被指责为“封建农奴阶级的总根子”，中共的西藏当局责令达赖喇嘛的原画师绘制了许多丑化、批判达赖喇嘛及十世班禅喇嘛的讽刺漫画。
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尊严的践踏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就连当时拉萨很多小孩子对骂的口头禅便是指责对方是“达赖、班禅的走狗”。我想，开明大度的达赖喇嘛在知道这类事情后，肯定会不以为然，甚至会给于当时那些无知的批判者以无私的怜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言九鼎的邓小平为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共对待达赖喇嘛的野蛮姿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西藏似乎也默许了人民对达赖喇嘛公开的崇拜，拉萨的大昭寺附近也出现了出售达赖喇嘛相片的摊位。由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甚广，甚至出现过汉人淘金者沿街叫卖达赖喇嘛的相片。
忽冷忽热的中国西藏政策，并没有像他们的预期那样奏效。自从共产党中国为获得西藏全境控制权，不惜实施各种残暴的镇压手段，使很多藏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西藏人民有了一种“忏悔”，或者说并不相信这种“忏悔”会有多少真诚度，更不相信这种来自异族的压迫会消失，因此藏人长期积蓄的愤怒终于爆发于1987年的拉萨。人民借机在部分恢复的宗教集会上，与大量僧侣共同向世界宣布了西藏“绛红色革命”的开始。这场突如其来的反抗运动，由于中国新生统治者的无措，而使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直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镇压。
拉萨的混乱局面和民心的全面倒向，使中共的矛头对准了达赖喇嘛，他们声称达赖喇嘛是这场“骚乱”的始作俑者，掀起揭批达赖喇嘛的后文化大革命运动。
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这种“骚乱制造者”与和平奖获得者的双重身份，使中共无言以对大陆中国的江东父老，于是在那段时期，因为缺乏说服力，干脆又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来了个“冷炒冷吃”的处理。
随着达赖喇嘛和他的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进而明晰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也即西藏在中国范围内获得真正意义的高度自治的思想，以及他长期在世界范围倡导和平、慈悲、非暴力等等，使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全球空前卓著，甚至具有现代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
国际舆论的压力使得中国不得不以各种秘密或非官方的接触方式，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来往，这就是已经6轮却无效果的藏中谈判。
中国的西藏问题策略在国际上陷入愈发尴尬的境地，而藏内外藏人所采取的各种方式的反抗运动，又使得中共恼羞成怒，于是中共的宣传枪口再次对准了手持橄榄枝的达赖喇嘛。就在2002年恢复藏中谈判之后，随之愈演愈烈的是，中共干脆利用与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的方式，开展了对达赖喇嘛更进一步的指责、攻击甚至漫骂的“揭批”攻势，把西藏的后“文革”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场西藏的后“文革”运动的一个重点，起始于中共介入并最终剥夺寻找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纯宗教事务。由于达赖喇嘛从受到中共监控的灵童寻访小组所提供的名单提前认可了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中共大为光火，为做出与达赖喇嘛毫无共同语言的姿态，不但另立灵童，甚至将真正的班禅转世灵童置于人间蒸发的境地。十足荒谬的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介入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共居然歇斯底里、贼喊捉贼地指责达赖喇嘛介入宗教事务！在其媒体上大做文章，说达赖喇嘛“破坏藏传佛教”；并召集西藏各地的“统战人士”深入揭批，一些“统战人士”因揭批力度不够或发言不当，还遭到了被贬官或降级的处分。而被藏人称为“甲班钦”（意为汉人的班禅）的“假班禅”，迄今仍然遭到全藏地藏人广泛的不信任，以至于在班禅主寺所在地的日喀则，官方不得不利用利诱、胁迫及恐吓的手段，召集民众和僧侣欢迎时不时回乡亮相的“甲班钦”，来解决“甲班钦”的人气危机。
藏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反抗被武装镇压后，并没有停止大规模地公开信奉达赖喇嘛的活动，帕廓街出售达赖喇嘛相片的摊位、拉萨东郊举行纪念达赖喇嘛诞生日的活动以及公开佩带达赖喇嘛像章等一直坚持到了完全被严禁的最后。
在第五次和第六次藏中谈判左右，西藏所谓“揭批达赖”的运动到了“极其深入”的地步。西藏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和所有居民委员会、各地乡村乃至寺院内，到处张贴着文笔如出一辙的揭批信，甚而至于，在报纸上刊登的驾驶员招考公告也要求“揭批达赖”，如
综观西藏的后“文革”运动，是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的。后“文革”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摧毁民众对达赖喇嘛的信仰，以此试图解决中共在西藏的尴尬并且掩盖西藏问题。然而，作为具有诸多转世活佛传承系统的藏传佛教，即便没有达赖喇嘛，还有各教派的精神领袖等许多高僧大德；即便没有现实世界的活佛，还有心中的诸佛菩萨。枪杆子是无法消灭人类的精神世界的。
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千奇百怪、光怪陆离是西藏后“文革”运动呈现出来的一大现象。由于在班禅转世问题上吃亏多多，为了试图根本性地控制西藏的宗教事务，无神论者的中共居然颁布了关于转世活佛认可规定的法令，向世界宣布从今往后将由中共来决定谁是真正的活佛。在此之前，各藏地居然还出现了一种叫“活佛证”的证件，这种做法也是在向世界宣布：只有万能的共产党说你是活佛，你才是活佛，不然不算。
与文化大革命一样，西藏的后“文革”运动也有“扩大化”的迹象。就在陈奎元担任中共西藏的第一把手时，曾下令禁止与藏传佛教、西藏宫廷音乐有关的所有民族文艺出现在官方的媒体上，就连囊玛、堆谢等民间音乐形式，在陈的任职期间，也是不敢被西藏的电台电视播放的。
甚至还出现了反环保的潮流。西藏部分地区有穿着动物皮毛的习俗，由于近年来各地政府攀比成风，形成炫耀野生动物皮毛的恶劣风气。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国际保护野生动物运动的影响，更因为佛教关爱生命的思想，达赖喇嘛在2006年的一次法会上，呼吁藏人停止穿戴野生动物皮毛，得到了全藏区人民的一呼百应，各地接连焚烧自家皮毛，其中尤以西藏安多地区最为隆重。而中共似乎仍然在“贯彻”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藏地人民自发的环保运动，采取了冷炒热压的高压政策，即由于缺乏反对环保的说服力，一面对该事件本身作宣传上的“冷处理”，一面采取动用军警抓捕带头烧皮毛者的高压政策，一面责令各级官员及媒体主持人穿戴珍稀动物皮毛，以显示“反对达赖”的决心。安多的青海电视台主持人及拉萨市委书记在当时穿戴珍稀动物皮毛就是两个例子。
比较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与今天西藏的后“文革”运动，虽然同样具有灾难性后果，但毛的文革并不只是针对达赖喇嘛而言；而西藏的后“文革”运动，从其目的和方式来说却是十分明确而单一的，不加丝毫掩饰地直接对准达赖喇嘛，较之台湾问题，同样的“统一大业”，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陈水扁作为中国头号的“分裂分子”，却无缘享受与达赖喇嘛同样的被“揭批”待遇，这固然是因为西藏已牢牢在手，而台湾尚未“解放”。
西藏的后“文革”运动甚至暴露出赤裸裸的殖民者的面目。如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同样是“优秀”的，藏人的和汉人的就是不一样，拥有较深民族文化功底的藏人官员或得不到重用，或遭到贬官和“调离”的下场；降低或消除民族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限制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甚至有汉人官员认为，是否懂得藏文就是思想是否反动的一项标准。汉人的国粹在被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藏人文化的传承或被歪曲或被取消。2007年的拉萨雪顿节便是一例：拉萨所有学校严禁在雪顿节期间放假，以此来试图消除民族文化对年轻藏人的影响和凝聚力；甚至在报纸上直接发布禁止人民参加宗教活动“甘旦安曲”（燃灯节）的告示。
由于民族歧视和不信任，也造成在西藏的后“文革”期间，出现了诸如普通藏人办理中国护照相当困难的现象；一些藏人曾因“政治问题”有过被监禁的经历，释放后被当局拒绝发放“良民证”（身份证），以至于藏人们戏谑地抱怨说不是藏人不愿意做中国人，而是当局不承认藏人是中国人。
从时间段来说，中国全面影响下的西藏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上任前；西藏的后“文革”，是从西藏的“绛红色革命”之后，到迄今仍在持续。两者之间有一段被称为藏中“第二次蜜月”，即八十年代初期，使得一些中国官员认为藏人是“软硬不吃”而愚蠢地坚持强硬到底，可一味强压是绝对不会征服人心的。中共若能顺从天下民意，给予藏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给予藏人充分的民族尊严，给予藏汉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框架内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那么，或许两个千百年来世世相邻的民族，将举杯共饮和平庆功酒，共享安乐和谐世界，否则，类似于西藏的后“文革”运动，对于中共只会是一场害人不利己甚至引火烧身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