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年10月13日凌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于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王光美女士的逝世，搅起了人们心中尚未落地的“文革”尘埃……

王光美出身于富有家庭，硕士学历。1946年末奔赴延安，1948年与刘少奇结为夫妇。从此，王光美作为共产党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的配偶，身不由己，跌入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漩涡之中。中共党内举世罕见的极权统治和举世罕见的残酷斗争，造就了王光美的举世罕见的奇特经历：上天入地，暴荣暴辱，大起大落……

如果出一道选择题，问：什么是王光美一生中最深刻的“入地”、最惨烈的“暴辱”和最大落差的“大落”？凡是年龄稍大、对“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选择“智擒王光美”。
 
所谓“智擒王光美”，是发生在“文革”初期1967年1月6日的一次政治绑架事件。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刘少奇同时上当受骗，落入清华大学“造反派”事先精心设计的圈套，使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接受“批斗”。

此事在当时轰动全国，当时清华大学的文革小报《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上，刊载了介绍事件始末的文章，题为《智擒王光美》，销路甚畅。其他文革小报也纷纷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没有亲历“文革”的青年读者欲了解事件的始末，可在网上检索“智擒王光美”，便可一目了然。

这次绑架事件，在当代绑架史上创下两项重大纪录：

一曰时间早—— 1967年1月6日，在我国发生成功地绑架了国家主席夫人的轰动事件时，今天在世界上到处制造事端的的那些“绑匪”们还兜着尿布呢！

二曰被绑架者的身分高——其它“绑匪”们只不过绑架一些新闻记者、商人、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是人地两生的旅游者，而我们绑架的却是如此重型人物——堂堂国家主席的夫人——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绑匪们还都不曾打破这样的纪录……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场“斗智”中，失算的一方，是共产党的二号党魁、尚未被免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共产党内，刘少奇是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足智多谋，人称“小诸葛”。况且，绑架事件发生时，刘少奇年届七旬，亲身经历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是一块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十分辛辣的“老姜”，却居然被骗，眼睁睁地看着夫人王光美女士在他眼前被人绑架走。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绑架事件的策划者，是年仅21岁的清华大学在校学生蒯大富以及一批与他同龄的年轻人。蒯大富是江苏省滨海县的农家子弟，1963年18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在清华大学期间，“六年没花掉一千块钱”，足见其家境的清贫，属于没有什么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弟。（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vip.6to23.com/taosl/live/p060522kuaidf.htm  2006-5-22）

蒯大富以及与他同龄的“红卫兵战友们”都是“初生牛犊”，没经过“培训”直接“上岗”。但初试锋芒，就身手不凡，策划的周密和手段的老辣与他们稚嫩的年龄绝不相称，颠覆了“新姜不如老姜辣”这一古训。

对“智擒王光美”事件，我们不应当只看成是一桩奇闻。在这桩奇闻的背后，有着十分厚重的、令人痛心的政治、社会背景。总而言之，“文革”中出现“蒯大富”，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拟将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为考察对象，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也包括即将升入大学的“准大学生”——高中的高年级学生。这批人不仅在年龄上与“老三届”接轨，在学历上也于“老三届”交叉。在“文革”发生时，这批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对自己行为承担负责的法定年龄。这批人，才真正是“红卫兵”的中坚力量；“老三届”中的那些低龄红卫兵，由于年幼无知，倒有些跟着瞎起哄的味道。

“文革”时期，这些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无疑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岂止当时，在今天社会的各行各业，这批人仍旧在领袖群伦。对未来，他们也在积极主动施加影响，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未来世界；最起码，他们的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惯性，一种习惯势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时至今日，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已经迈向老年或正在向老年迈进，却很少有人对当年的恶行进行理性的反思，很少有人向受害人道歉，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对他们说来竟然如此困难！这一现象，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文革”前十七年那些“狼奶”的毒性之剧。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类似于“老三届”这样的简单明了、为社会所公认的专名词来称呼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到“蒯大富”是他们之中典型的一员，只不过由于各种机缘出了大名，因而留下了较多的文字材料，供我们分析和研究。于是，在本文中，只好将“蒯大富们”当作是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准大学生的代名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对“文革十年”和“老三届”已经有大量专门研究论述的文章。而对“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和这批“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却缺少整体性的考察。其实，这批人才是“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教育的正宗产品呢！他们受教育的历史、成长的历史最能体现共产党建国十七年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文革”十年的历史载体，在他们的血液中，积淀了太多的党文化的有害因素，有必要加以清理，做一次“血液透析”，这对中华民族说来，不仅利在当代，而且功在千秋！

强灌“狼奶”十七年

千千万万的“蒯大富们”，在十七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狼奶”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食粮。

回顾历史，中共自1949年在全国掌权，至1966发动“文化大革命”，共计十七年。十七年不算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中国当代史上，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新朝肇建，新君登极，庶事草创。毛泽东建立的新朝虽然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极权政权，其极权的程度超越了中国历代王朝——毛泽东五十年代的秘书李锐就曾经说过：“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德国之声采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paowang.com/cgi- bin/forum/viewpost.cgi　2006-10-2）

毛泽东作为“开国之君”，他的指导思想、行为模式，特别是他创建的关于党的“一元化”极权制度——垂范于后，以后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在遵循。迄今为止，“毛太祖”制造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并无根本性改变，“十七年”影响既深且远，偌大的一个中国，今天仍然被笼罩在“文革之前十七年”的阴影之中。

但是，“文革前十七年”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却格外密切、格外直接——犹如嫡亲父子——其因果关系是：“十七年”的罪恶之花，结出“文革”的灾难之果。从这种意义说，所谓“文革之前十七年”确实没为中国打下好底子，从根子上就坏了。

回首1949年建国之初，中共挟内战胜利之余威，以气冲斗牛的气概，大刀阔斧，砸烂旧制度，不奏前朝曲。在打碎旧国家机器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气魄宏大，以思想改造为先导，将“思想牢笼”的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使其务必坚固严密，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通过所谓“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关进思想的牢笼里，谁都不得窥探外界。出生于1941年－1949年那些人，自从他们脱离婴幼儿的混沌无知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就已经身在牢内，看到的就是牢内的景色，听到的也是牢内的声音，生来如此，也就不再有“牢笼”的概念。

在思想牢笼内，青少年天天被“强灌”的只是单一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狼奶”，别无精神食粮。对“狼奶”，想不吃是办不到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狼奶”——如果哪位父母想给自己的孩子另外增加一点精神营养，那可得偷偷摸摸的，被外界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连大人带孩子，都得挨整。

那么，究竟“什么是狼奶”呢？对于这个问题，长年累月吃“狼奶”的人由于有着切肤之痛，作为受害者，他们给“狼奶”下的定义既准确鲜明而又一语破的：

 “所谓‘狼奶’，就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冉云飞：《抄民国辞书凡例，哀悼中国青年报之“冰．点”》，www.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2006-2-2）

这个对“狼奶”的定义实在精辟，值得牢记！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个定义，首先先看一看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

大体说来，共产党编造的伪历史分两类，一类是蓄意虚构的“光荣史”，另一类是掩盖罪恶的“谎言史”。

在虚假的“光荣史”中，举例说，有“国民党不抗战，是共产党打垮了日本鬼子”这类弥天大谎——为的是用来证明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对八年抗战，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在“文革”前只知道毛泽东的游击战，只知道“平型关大战”，而对国民党主战场的几次殊死搏斗的重大战役、对修建维护滇缅公路艰苦卓绝的历程、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正义援助，全都由于共产党当局只字不提而一无所知。共产党的决策人硬是昧着良心抹杀国民党将士的浴血奋战的事实，宁肯使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抗战史在亿万青年头脑中变成一页空白也不愿说出真相。更有甚者，毛泽东在共产党召开的“七大”上公然撒谎，说蒋介石不抗战：“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

对于这种谎言，如今受骗的一代纷纷在网上发表评论，揭露虚假的“光荣史”：

我小时候读书，我得到的是：蒋匪帮和日寇是一伙！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我军才抗战，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日寇，蒋匪是摘桃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蒋匪是下山摘桃子！（《国民党抗战十大名将》，12楼的评论：forum1.news.sina.com.cn/cgi-bin/view. 2006-7-25）
　　　
而在掩盖罪行的“谎言史”中，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将1959年至1961年大饥馑的真正原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掩盖起来，将饿死三千多万百姓的可怕事实掩盖起来，谎称“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曾在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这次灾害，他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全都亲身经历过，完完整整挨过三年饿。如果对他们作一个问卷调查，请他们如实回答：在1959年至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你是否饿过肚子？恐怕回答“是”的，占90％都不止！

饿了三年肚子的大学生、准大学生们，到了“文革”，天天豪迈地高唱《红卫兵战歌》：“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一个奇异的吊跪是，却无人敢造“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一弥天大谎的反——这首先是因为，党已经说过他们饿了三年肚子是由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些号称“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的红卫兵对此根本没有提出质疑的胆量。其次由于，每一个年轻人都只在自己读书学习的小范围内活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之中谁有本事去了解其它地区的风风雨雨？所以就只能由党信口开河瞎编去。

然而，党本来想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长期欺骗下去，不料全能的上帝给予揭露：1959～1961年间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这三年根本没有任何“自然灾害”。有一篇考据性文章，题为《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以详实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虚假性：

事实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www.lachinaren.com/bbs/showthread. 2006-10-31）

这类考据文章摆事实，讲道理，非常富有说服力，使共产党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不攻自破，而这场灾害的制造者不得不走上历史的被告席，接受三千万被饿毙的亡灵的审判！

这类“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俯拾即是，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要论谎言的“集大成者”，看来，那可是非中共自己的历史《中共党史》莫属了。党的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要，随时随地的改编他们的历史，用后一个谎言遮盖前一个谎言，前后举凡十数变、数十变，变来变去，使得自己的历史变得“非历史化”——再说什么也没人对“党史”信以为真了。

那么，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观念”呢？“阶级斗争扩大化”即是其中之一。

十七年来，共产党以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的方式，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宣讲阶级斗争。最早是将地主、富农妖魔化。那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的地主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事后证明，全属一级又一级党组织亲自部署，投入大量财力、多方网罗人才，经过长时间精心编造出来的骗人鬼话。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关于刘文彩水牢的长篇报道，当看到刚刚生产三天的贫农产妇冷月英被关进臭水齐腰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的时，笔者满腔悲愤，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笑蜀先生写出长篇专著《“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揭露造假的全过程，令人震惊。笔者作为当年的受骗者，读了这部揭露真相的著作后，不禁感到一阵阵严寒彻骨，弄不明白各级党组织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力量、编造如此巨大的假话，欺骗一代又一代对党如此不敢怀有二心的青年人？为什么居心叵测，要通过谎言制造仇恨？笔者至今困惑不解：或许，只有通过伪造历史才能愚弄人民吧？否则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

后来，“水牢”的谎言被揭穿，原来刘文彩的庄园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水牢”。有记者找到冷月英核对事实，冷月英拒绝正面回答，但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刘文彩“水牢”幸存者冷月英:是县委要我那样讲》，www.592movie.com/read/renwu/200511/read　2006-4-4）现在，在毛泽东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破产，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的地主、富农，无非是多有几亩、十几亩、几十亩、百十亩土地的农民，大部分安分守己、老实巴交——起码没有现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样多、那样大的权力，做的坏事也比大队书记少得多。

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入了像“鬼打墙”一般的阶级斗争的怪圈。在怪圈里，大家都得在瞪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由于对共产党建国之前的历史没有记忆，所以无从进行比较鉴别，共产党说什么，他们信什么，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受害人——他们的胸中充满阶级仇恨，血管中流淌着阶级复仇的热血，由灌输“狼奶”而导致的仇恨意识，使他们成为凶狠的“准打手”，只要党一声令下，让他们打谁就打谁，往死里打。

考察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看一看他们曾经生活过十七年的社会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今天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大量信息的青年人——尽管有大量网警天天在网上巡逻，情况毕竟好多了——根本无法想象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思想控制的蛮横状况。无所不在的各级党组织监控下的思想监牢，远远超过了米歇尔•福科所描述的圆形的透明监视厅，那真的是密不透风的多重结构，任何人休想接触到一丁点儿共产党控制以外的信息。正如坐过监狱的作家秦耕先生在走出监狱时所说的：

整个中国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套间中。我今天出了这道大铁门，其实身子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铁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秦耕：《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www.boxun.com/hero/qingeng）

在那十七年中，共产党依靠“一党专政”的特殊地位，通过教科书、广播、电影、电视、图画、歌曲、报纸、杂志、大标语、黑板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政治学习会等不同渠道，铺天盖地，强灌“狼奶”，灌得人人都是满满一肚子的“毛泽东思想”。在那十七年，哪一个年轻人都逃脱不了被毛泽东思想“狼孩化”的大劫。

有一位“文革”时正读大学的“狼孩”事后这样描述他们那一代成长的环境：“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萧一湘：《天涯何处祭文革》，56cun.blogsome.com/category 2006-11-28）高分贝的强噪音“一个领袖、一个党”天天都在播放，直到听得那些年轻人两只耳朵内都摩出厚厚的老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经过十七年，积跬步终致千里——年轻人最终被“狼奶”同化，变成了狼孩！

怎样才算变成了“狼孩”？其标志是什么？常年被强灌“狼奶”的人作了精彩的概括：变成“狼孩”的标志就是——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胡星斗：《中国必须警惕“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兼论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2006-6-12 www.zhmz.net/Article_Show）

到这一步，共产党大功告成：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完成了良知被泯灭、不再知道运用自己的理性的“狼孩化”转变过程，成为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

（待续）　　　　　　　　　　　　　　　　　　　　　　　　　
　　　　　　　　　　　　　　　　　　　　2007-1-19

前言

去年10月13日凌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于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王光美女士的逝世，搅起了人们心中尚未落地的“文革”尘埃……

王光美出身于富有家庭，硕士学历。1946年末奔赴延安，1948年与刘少奇结为夫妇。从此，王光美作为共产党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的配偶，身不由己，跌入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漩涡之中。中共党内举世罕见的极权统治和举世罕见的残酷斗争，造就了王光美的举世罕见的奇特经历：上天入地，暴荣暴辱，大起大落……

如果出一道选择题，问：什么是王光美一生中最深刻的“入地”、最惨烈的“暴辱”和最大落差的“大落”？凡是年龄稍大、对“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选择“智擒王光美”。
 
所谓“智擒王光美”，是发生在“文革”初期1967年1月6日的一次政治绑架事件。王光美和她的丈夫刘少奇同时上当受骗，落入清华大学“造反派”事先精心设计的圈套，使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接受“批斗”。

此事在当时轰动全国，当时清华大学的文革小报《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上，刊载了介绍事件始末的文章，题为《智擒王光美》，销路甚畅。其他文革小报也纷纷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没有亲历“文革”的青年读者欲了解事件的始末，可在网上检索“智擒王光美”，便可一目了然。

这次绑架事件，在当代绑架史上创下两项重大纪录：

一曰时间早—— 1967年1月6日，在我国发生成功地绑架了国家主席夫人的轰动事件时，今天在世界上到处制造事端的的那些“绑匪”们还兜着尿布呢！

二曰被绑架者的身分高——其它“绑匪”们只不过绑架一些新闻记者、商人、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是人地两生的旅游者，而我们绑架的却是如此重型人物——堂堂国家主席的夫人——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绑匪们还都不曾打破这样的纪录……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场“斗智”中，失算的一方，是共产党的二号党魁、尚未被免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共产党内，刘少奇是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足智多谋，人称“小诸葛”。况且，绑架事件发生时，刘少奇年届七旬，亲身经历过党内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是一块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十分辛辣的“老姜”，却居然被骗，眼睁睁地看着夫人王光美女士在他眼前被人绑架走。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绑架事件的策划者，是年仅21岁的清华大学在校学生蒯大富以及一批与他同龄的年轻人。蒯大富是江苏省滨海县的农家子弟，1963年18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在清华大学期间，“六年没花掉一千块钱”，足见其家境的清贫，属于没有什么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弟。（田炳信：《采访今日蒯大富》，vip.6to23.com/taosl/live/p060522kuaidf.htm  2006-5-22）

蒯大富以及与他同龄的“红卫兵战友们”都是“初生牛犊”，没经过“培训”直接“上岗”。但初试锋芒，就身手不凡，策划的周密和手段的老辣与他们稚嫩的年龄绝不相称，颠覆了“新姜不如老姜辣”这一古训。

对“智擒王光美”事件，我们不应当只看成是一桩奇闻。在这桩奇闻的背后，有着十分厚重的、令人痛心的政治、社会背景。总而言之，“文革”中出现“蒯大富”，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拟将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为考察对象，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也包括即将升入大学的“准大学生”——高中的高年级学生。这批人不仅在年龄上与“老三届”接轨，在学历上也于“老三届”交叉。在“文革”发生时，这批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对自己行为承担负责的法定年龄。这批人，才真正是“红卫兵”的中坚力量；“老三届”中的那些低龄红卫兵，由于年幼无知，倒有些跟着瞎起哄的味道。

“文革”时期，这些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无疑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岂止当时，在今天社会的各行各业，这批人仍旧在领袖群伦。对未来，他们也在积极主动施加影响，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未来世界；最起码，他们的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惯性，一种习惯势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时至今日，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已经迈向老年或正在向老年迈进，却很少有人对当年的恶行进行理性的反思，很少有人向受害人道歉，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对他们说来竟然如此困难！这一现象，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文革”前十七年那些“狼奶”的毒性之剧。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类似于“老三届”这样的简单明了、为社会所公认的专名词来称呼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到“蒯大富”是他们之中典型的一员，只不过由于各种机缘出了大名，因而留下了较多的文字材料，供我们分析和研究。于是，在本文中，只好将“蒯大富们”当作是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准大学生的代名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对“文革十年”和“老三届”已经有大量专门研究论述的文章。而对“文革前十七年”强灌“狼奶”和这批“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却缺少整体性的考察。其实，这批人才是“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教育的正宗产品呢！他们受教育的历史、成长的历史最能体现共产党建国十七年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文革”十年的历史载体，在他们的血液中，积淀了太多的党文化的有害因素，有必要加以清理，做一次“血液透析”，这对中华民族说来，不仅利在当代，而且功在千秋！

强灌“狼奶”十七年

千千万万的“蒯大富们”，在十七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狼奶”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食粮。

回顾历史，中共自1949年在全国掌权，至1966发动“文化大革命”，共计十七年。十七年不算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中国当代史上，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新朝肇建，新君登极，庶事草创。毛泽东建立的新朝虽然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极权政权，其极权的程度超越了中国历代王朝——毛泽东五十年代的秘书李锐就曾经说过：“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德国之声采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paowang.com/cgi- bin/forum/viewpost.cgi　2006-10-2）

毛泽东作为“开国之君”，他的指导思想、行为模式，特别是他创建的关于党的“一元化”极权制度——垂范于后，以后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在遵循。迄今为止，“毛太祖”制造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并无根本性改变，“十七年”影响既深且远，偌大的一个中国，今天仍然被笼罩在“文革之前十七年”的阴影之中。

但是，“文革前十七年”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却格外密切、格外直接——犹如嫡亲父子——其因果关系是：“十七年”的罪恶之花，结出“文革”的灾难之果。从这种意义说，所谓“文革之前十七年”确实没为中国打下好底子，从根子上就坏了。

回首1949年建国之初，中共挟内战胜利之余威，以气冲斗牛的气概，大刀阔斧，砸烂旧制度，不奏前朝曲。在打碎旧国家机器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气魄宏大，以思想改造为先导，将“思想牢笼”的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使其务必坚固严密，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通过所谓“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关进思想的牢笼里，谁都不得窥探外界。出生于1941年－1949年那些人，自从他们脱离婴幼儿的混沌无知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就已经身在牢内，看到的就是牢内的景色，听到的也是牢内的声音，生来如此，也就不再有“牢笼”的概念。

在思想牢笼内，青少年天天被“强灌”的只是单一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狼奶”，别无精神食粮。对“狼奶”，想不吃是办不到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狼奶”——如果哪位父母想给自己的孩子另外增加一点精神营养，那可得偷偷摸摸的，被外界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连大人带孩子，都得挨整。

那么，究竟“什么是狼奶”呢？对于这个问题，长年累月吃“狼奶”的人由于有着切肤之痛，作为受害者，他们给“狼奶”下的定义既准确鲜明而又一语破的：

 “所谓‘狼奶’，就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冉云飞：《抄民国辞书凡例，哀悼中国青年报之“冰．点”》，www.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2006-2-2）

这个对“狼奶”的定义实在精辟，值得牢记！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个定义，首先先看一看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

大体说来，共产党编造的伪历史分两类，一类是蓄意虚构的“光荣史”，另一类是掩盖罪恶的“谎言史”。

在虚假的“光荣史”中，举例说，有“国民党不抗战，是共产党打垮了日本鬼子”这类弥天大谎——为的是用来证明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对八年抗战，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人群，在“文革”前只知道毛泽东的游击战，只知道“平型关大战”，而对国民党主战场的几次殊死搏斗的重大战役、对修建维护滇缅公路艰苦卓绝的历程、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正义援助，全都由于共产党当局只字不提而一无所知。共产党的决策人硬是昧着良心抹杀国民党将士的浴血奋战的事实，宁肯使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抗战史在亿万青年头脑中变成一页空白也不愿说出真相。更有甚者，毛泽东在共产党召开的“七大”上公然撒谎，说蒋介石不抗战：“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的要摘桃子！”

对于这种谎言，如今受骗的一代纷纷在网上发表评论，揭露虚假的“光荣史”：

我小时候读书，我得到的是：蒋匪帮和日寇是一伙！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我军才抗战，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日寇，蒋匪是摘桃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蒋匪是下山摘桃子！（《国民党抗战十大名将》，12楼的评论：forum1.news.sina.com.cn/cgi-bin/view. 2006-7-25）
　　　
而在掩盖罪行的“谎言史”中，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将1959年至1961年大饥馑的真正原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掩盖起来，将饿死三千多万百姓的可怕事实掩盖起来，谎称“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曾在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这次灾害，他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全都亲身经历过，完完整整挨过三年饿。如果对他们作一个问卷调查，请他们如实回答：在1959年至19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你是否饿过肚子？恐怕回答“是”的，占90％都不止！

饿了三年肚子的大学生、准大学生们，到了“文革”，天天豪迈地高唱《红卫兵战歌》：“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一个奇异的吊跪是，却无人敢造“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一弥天大谎的反——这首先是因为，党已经说过他们饿了三年肚子是由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这些号称“敢革命，敢造反，革命造反永不停”的红卫兵对此根本没有提出质疑的胆量。其次由于，每一个年轻人都只在自己读书学习的小范围内活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之中谁有本事去了解其它地区的风风雨雨？所以就只能由党信口开河瞎编去。

然而，党本来想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长期欺骗下去，不料全能的上帝给予揭露：1959～1961年间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这三年根本没有任何“自然灾害”。有一篇考据性文章，题为《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以详实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虚假性：

事实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www.lachinaren.com/bbs/showthread. 2006-10-31）

这类考据文章摆事实，讲道理，非常富有说服力，使共产党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不攻自破，而这场灾害的制造者不得不走上历史的被告席，接受三千万被饿毙的亡灵的审判！

这类“被政党有意歪曲的历史事实”俯拾即是，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要论谎言的“集大成者”，看来，那可是非中共自己的历史《中共党史》莫属了。党的掌握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要，随时随地的改编他们的历史，用后一个谎言遮盖前一个谎言，前后举凡十数变、数十变，变来变去，使得自己的历史变得“非历史化”——再说什么也没人对“党史”信以为真了。

那么，什么是“被政党有意歪曲的观念”呢？“阶级斗争扩大化”即是其中之一。

十七年来，共产党以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的方式，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宣讲阶级斗争。最早是将地主、富农妖魔化。那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的地主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事后证明，全属一级又一级党组织亲自部署，投入大量财力、多方网罗人才，经过长时间精心编造出来的骗人鬼话。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关于刘文彩水牢的长篇报道，当看到刚刚生产三天的贫农产妇冷月英被关进臭水齐腰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的时，笔者满腔悲愤，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笑蜀先生写出长篇专著《“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揭露造假的全过程，令人震惊。笔者作为当年的受骗者，读了这部揭露真相的著作后，不禁感到一阵阵严寒彻骨，弄不明白各级党组织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力量、编造如此巨大的假话，欺骗一代又一代对党如此不敢怀有二心的青年人？为什么居心叵测，要通过谎言制造仇恨？笔者至今困惑不解：或许，只有通过伪造历史才能愚弄人民吧？否则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

后来，“水牢”的谎言被揭穿，原来刘文彩的庄园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水牢”。有记者找到冷月英核对事实，冷月英拒绝正面回答，但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刘文彩“水牢”幸存者冷月英:是县委要我那样讲》，www.592movie.com/read/renwu/200511/read　2006-4-4）现在，在毛泽东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破产，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的地主、富农，无非是多有几亩、十几亩、几十亩、百十亩土地的农民，大部分安分守己、老实巴交——起码没有现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样多、那样大的权力，做的坏事也比大队书记少得多。

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入了像“鬼打墙”一般的阶级斗争的怪圈。在怪圈里，大家都得在瞪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由于对共产党建国之前的历史没有记忆，所以无从进行比较鉴别，共产党说什么，他们信什么，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受害人——他们的胸中充满阶级仇恨，血管中流淌着阶级复仇的热血，由灌输“狼奶”而导致的仇恨意识，使他们成为凶狠的“准打手”，只要党一声令下，让他们打谁就打谁，往死里打。

考察那些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看一看他们曾经生活过十七年的社会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今天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大量信息的青年人——尽管有大量网警天天在网上巡逻，情况毕竟好多了——根本无法想象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思想控制的蛮横状况。无所不在的各级党组织监控下的思想监牢，远远超过了米歇尔•福科所描述的圆形的透明监视厅，那真的是密不透风的多重结构，任何人休想接触到一丁点儿共产党控制以外的信息。正如坐过监狱的作家秦耕先生在走出监狱时所说的：

整个中国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套间中。我今天出了这道大铁门，其实身子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铁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秦耕：《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www.boxun.com/hero/qingeng）

在那十七年中，共产党依靠“一党专政”的特殊地位，通过教科书、广播、电影、电视、图画、歌曲、报纸、杂志、大标语、黑板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政治学习会等不同渠道，铺天盖地，强灌“狼奶”，灌得人人都是满满一肚子的“毛泽东思想”。在那十七年，哪一个年轻人都逃脱不了被毛泽东思想“狼孩化”的大劫。

有一位“文革”时正读大学的“狼孩”事后这样描述他们那一代成长的环境：“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萧一湘：《天涯何处祭文革》，56cun.blogsome.com/category 2006-11-28）高分贝的强噪音“一个领袖、一个党”天天都在播放，直到听得那些年轻人两只耳朵内都摩出厚厚的老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经过十七年，积跬步终致千里——年轻人最终被“狼奶”同化，变成了狼孩！

怎样才算变成了“狼孩”？其标志是什么？常年被强灌“狼奶”的人作了精彩的概括：变成“狼孩”的标志就是——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胡星斗：《中国必须警惕“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兼论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2006-6-12 www.zhmz.net/Article_Show）

到这一步，共产党大功告成：那些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完成了良知被泯灭、不再知道运用自己的理性的“狼孩化”转变过程，成为人数庞大的“狼孩群体”。

（待续）　　　　　　　　　　　　　　　　　　　　　　　　　
　　　　　　　　　　　　　　　　　　　　200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