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２００７年，是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大祭。
五十年，时间的长度，不长，也不短。所谓不长，是相对于百年、千年而言，所谓不短，是指人的寿命而言。幸好现在人的寿命普遍延长，比起古人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来说，活到活过七十岁的人，已经比比皆是，因此，经历了反右运动，并且仍然活在世上的人，还多得很。
官方宣布，１９５７年打了右派５５万余人。打右派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和司法程序，打或不打，党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盖个章就可以算数，因此，年龄最小的右派，现在我知道的为１６岁，一个在昆明，一个在成都。他们现在才６６岁。不过，现在还苟活在世的右派大多在７０岁以上，其人数也许在一半左右，在２０――３０万之间。
为什么说反右运动是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呢？因为那一年的２月２７日，北京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毛泽东召开了一个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的报告”，向被扩大参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坦陈心迹，表示共产党要实行整风，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政方针，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在“鸣放”过程中，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政策。因为在这之前，抓辫子、打棍子已经成了政治生活的常态，反胡风运动已经把思想言论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积累了非常强烈的不满，希望共产党改弦易辙，弃旧图新。对于这个政治动态极为敏感更是极为兴奋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因此纵笔挥洒，赶快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名文，３月２４日刊载于《人民日报》把一股和煦的春风吹到大江南北，但是他没有料到，这成了后来打右派的由头。
关于费孝通，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１９５１年的秋冬。我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因“抗美援朝”而参军，８月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教育处工作。这时，进驻原美国大使馆的后勤干部处，交来好几大箱的英文图书，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教育处应该可以利用这批图书，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并没有人读得懂英语。我觉得这些书印刷精美，图片丰富，而且很多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于是翻了若干本，其中就有注明费孝通中文大名的照片，从环境背景和人物背景来看，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时拍摄的。这样，我算是“认识”了这位不知干什么的中国人费孝通。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参军的，知识实在浅薄，能够因此“幸会”费孝通，也是一种巧遇。
原来费孝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蜇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费孝通本来是一腔幽怨，进尽忠言，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舒心工作的社会环境。也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道德自许。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篇诸葛亮的《出师表》，使陛下“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但是，费孝通没有料到后来他的文章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本人成了“章罗联盟”的军师。
按照费孝通的看法，既然已经进入“早春天气”，那么只要共产党继续推进双百方针，三月阳春也就遥遥在望了。但是，他表达的更是一种隐忧。他说：“‘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这是一位在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肺腑赤诚，在期望之余，仍然心怀疑虑。
费孝通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３５年，２５岁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接着就和比他低两个年级的同学王同惠结婚。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为婚礼增光添彩。
新婚之后，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们趁着夜色，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回赶的时候，费孝通误坠捕虎的陷阱，被倾泻的石头压伤。夫人王同惠在无力解救之后，下山求救。可是，第二天，费孝通被救之后，遍寻夫人无着，直到七天之后，才在山涧里找到王同惠的尸体。这是发生在他们婚后１０８天的灾难，也是这位著名学者的人生传奇。
此后，费孝通的大作《花兰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两部别具一格的社会学著作，使他在中国名声大噪。也许费孝通认为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比较高，而又获得共产党的赏识，所以敢于鼓起勇气，发表傥论。
毛泽东为了使这个整风鸣放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把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拿到全国的高等学校等等地方广泛播放，其记录稿，也就是未定稿也印发给人手一册，让各色人等认真学习，以便参与整风。对于党外人士来说，就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件件往事，我们这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谁也难以忘记。
在中共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共执政之后，如此信誓旦旦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输诚，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盛大举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诚心诚信产生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怀疑呢？
于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场所谓大鸣大放运动，也就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或统战部出面，召开的座谈会，就在全国次第展开。当时的所有党报都是全力以赴地高调报道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开放程度可以说在中共执政的５８年来，既空前，又绝后。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当时的校报名曰《新山大》。我抄录５月１８日山大中共党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报道如下：
标题：大胆发表意见，帮助党员整风，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许多同志对党员提出尖锐批评。下面是参加会议者发言的“记录摘要”。编辑表示：“未经发言者校阅，如与发言有不符原意之处，由本刊记者负责。”其小标题如下：
刘鸿宾：动员报告说服力不大，说明党委对“放”没有决心。
高 亨：领导高高在上征求工资意见形式主义。
张维华：山大使我不感温暖，党群不能以诚相见。
刘泮溪：没有掌握大学特点，要求领导学习业务。
黄嘉德：“党员找人谈话，一定不是好事。”
陈 机：校外校内气温不同，工作混乱是非不明。
傅宝瑞：对老教授要有正确估计，党员有特权思想难接近。
曲漱蕙：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党员不谦虚光教训别人。
阎长泰：校委会中可设常委会，更好发挥老教授作用。
王祖农：应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教工之家为何迟未建立。
尹左芬：校刊报道失实夸大，工资改革不尽合理。
刘鸿宾：不能以反历史观点看历史，党委对群众意见处理拖拉。
黄冕堂：为什么入党后就高人一头，为什么校刊不敢登批评稿
最后，刊登了校党委副书记的发言，“欢迎给党委党员提意见，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５月３１日《新山大》报道，“党委已召开２１次座谈会，各方面的意见对整风有很大帮助，目前正整理研究意见以改进工作。”
看来由校党委召开的会议，主要是邀请正副教授和讲师参加，各系还召开会议，邀请其他的人员参加，主题仍然是帮助党整风。《新山大》不断使用的大标题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家动手，拆墙填沟”等等，都极为具有煽动性，使人们认为共产党真是开展开诚布公的整风了。于是，《新山大》上，不但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刊登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们为申述自己的观点而写的文章。
可是，我们这些昏头胀脑的百姓，做梦也难以想到，贵为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他却正在部署一场全中国、全世界都不曾有过的巨大的歼灭战――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以上这些摆在台面的鸣放文章，不过是实现他的“阳谋”的把柄。山大党委从５月１６日开始，召开座谈会，拉开整风的架势，实际上是根据早前一天毛泽东的部署。我们当时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中共的任何一级组织，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自行其是。
其实所有的会议都是按照毛泽东指导运动的战略部署而召开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急电传达党内。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毛泽东是战略谋略大师。他又在谋划一场大战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调动党内党外的对手敌人，然后按照他的战略意图，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用这种办法把党内的对手，如张国涛，如王明，等等，置之死地。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这种谋略，也是屡试屡爽。现在，他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么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
军队进攻，先要制定作战计划，规定几时几分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几时几分炮火准备开始，同时坦克利用炮火的掩护也前进到出发阵地，几时几分部队冲锋开始，同时炮火延伸，压制敌军的后方火力，配合坦克和步兵的前进。毛泽东在部署了一个周密的进攻计划之后，就下令各级党委召开座谈会，以调动敌人，暴露自己，然后聚而歼之。
我自己和全国５５万的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掉进了毛泽东预设的陷阱。
山东大学一级教授、物理学家束星北，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称他是自己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抗战时期他因为主持研究雷达，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他应邀从青岛（当时山大在青岛）到济南，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他只知道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他在会上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束星北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强烈赞赏，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结果，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并管制３年。
山大副校长陆侃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史家，一级教授。他有幸到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如坐春风，如沐夏雨，回到青岛就召开九三学社的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发表了“我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讲话。那么，他赞成的这个“撤销学校党委制”观点是谁提出的呢？就是英明领袖毛泽东。结果，他成了“阳谋”的牺牲。
山东大学，在反右运动中，共计打了右派２０４人，约占全校师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正副教授１６人，约占四分之一，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知名教授。教师划右派５４人，约占五分之一。学生１１４人，主要在中文、历史、物理各系。这和北大等其它综合大学相似，就是学生中被打右派的大多是素质比较好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反右运动在人才构成上，明显的特点就是逆淘汰。
公正地说，山东大学打右派的人数，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落后于北大、武大等几所高校。山大还没有把全年级学生完全彻底打右派的记录。
最后，本文再回到毛泽东在怀仁堂里那个信誓旦旦的讲话。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把这个讲话正式发表，加上注释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无论打过右派还是没有打过右派的人，读到这个“整理本”的时候，只能仰天痛哭，可是欲哭无泪啊！毛泽东食言自肥，把他说过的话，完全抛弃，质言之，就是：言者有罪。
这样的惊心动魄，是今天的人无法感受的。
作为学者，他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底线。
作为政治家，他突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线。
作为一个人，他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沦丧已经病入膏肓，却采取“八荣八耻”这样的小儿科手术挽救。其实，追本溯源，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就是反右运动。如果绕开病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着手，不从批判毛泽东着手，乃舍本逐末之途也。
仅以本文作一九五七之祭。
呜呼哀哉！
（２００７／２／１０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