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温柔的刀----送别包遵信先生
在我已经将近20年从事民主运动的生涯中, 有几个人我不仅把他们当作老师, 朋友, 追求自由的同仁, 还对他(她)们有一种近似家人的特殊情感. 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再从事民主运动, 我相信我跟他(她) 们的互动还是会依然密切, 因为我们首先是彼此有深厚的个人情感, 然后才能在民主运动中合作无间. 理念, 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 但仅仅是因素之一. 这样的人中, 包遵信先生毫无疑问就是一个.
今天我们称之为 “八九一代” 的群体, 精神上都受到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 这其中,<< 走向未来>>丛书所起的作用, 以及老包在启蒙运动中的领军意义, 已经有不少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 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我要说的是, 我与很多人一样, 都是在阅读那套丛书的过程中知道包遵信这个名字的. 现在有人提议, 把过去的<<走向未来>>丛书重新出版, 作为对老包的纪念. 我觉得与其再版旧书, 不如编辑一套新的<<走向未来>>丛书, 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 将理论与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 探讨中国的未来, 然后将老包列为名誉主编. 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再次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我想这才是老包最想看到的事情吧.
真正跟老包打交道, 当然是从八九民运开始的. 运动开始以后, 我请他来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 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得了, 但是第一次见到老包的情景却清晰可见: 那时我在老包家附近的汽车站等他, 然后陪同他一起坐车到北大去. 一路上, 我们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谈论学生运动的发展. 那时我的感受, 就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学者, 当时知识界具有领袖声望的人物, 竟是如此的容易接近和没有架子. 以后我也见过很多平易近人的大知识分子, 但是总觉得老包身上的那种平易是很特别的. 这些天回想跟老包的相处, 我才慢慢体会到, 那种特别, 就是他跟对方的交往, 不仅仅是用思想, 而且是用情感. 这是很多别的长辈那里不容易看到的. 跟老包谈话, 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温情.
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老包与严家其、苏绍智等学者在北京大学贴出的《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五月十四日，他又联合严家其、戴晴、李泽厚、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名知识分子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声援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 此时, 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与学生站在了一起. 这其中, 冲在最前头的就是老包. 我们在广场, 在社科院的爱国维宪联席会上, 都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六四枪响之后, 在军涛的安排下, 我和老包一起转移到北京郊区, 然后跳出戒严部队的包围, 坐火车去哈尔滨.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在那样的大变动之后, 我的头脑已经陷入了麻木,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得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 我无法让自己做任何事, 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一动不动. 可是转眼看见老包, 却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在满车厢热闹的议论声中, 他居然一路无眠, 一直在看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什么样的心境, 可以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不动声色? 又是什么样的修行, 可以在这样的黑夜中进入到林语堂笔下的民国岁月呢? 当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读书人, 一个典型的文人的淡泊, 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 则是一个无愧于天地与自己的良心的知识分子, 面对生死的那种坦然. 那次与老包一起天涯亡命的经历, 让我们的命运和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就是一起坐牢. 秦城阶段我们不在一个楼里, 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讯息. 但是当1991年大审判结束之后, 老包, 军涛, 子明, 任畹町和我五个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 我们的生命轨迹又被重新连接了起来. 我们被关在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室中, 每个人相隔几个小号. 这使得我们可以有机会通过大声呼叫对方的方式互通讯息. 多年过后, 想起那时的情景, 我还觉得无比珍贵. 因为在那样的艰困之下, 听到对方的声音的那种温暖, 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 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 听军涛说才知道我母亲1989年也曾经被中共抓进炮局关押50多天的---我母亲事后跟我多次见面绝口不提这件事情, 为的是怕我情绪激动.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老包的声音, 就莫名的有了一种安定的感觉, 知道他也在身边, 心里似乎就踏实了许多. 我想我还没有忘记他在逃亡的火车上看小说的那一幕, 那种镇定象磁场一样感染了我, 让我在以后的监狱岁月中也可以努力淡然地面对苦难.
一九九三年我跟老包先后出狱, 到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再次入狱之间, 大约两年的时间, 是我跟老包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 在民运形势陷入低潮的形势下, 我们之间的来往就更显得温馨. 那时经常跟晓波等朋友一起到老包那里去吃饭喝酒. 那时的北京, 流行的还是孔府家酒. 老包喜欢喝酒, 我和少方等就舍命陪君子. 现在想, 今天的酒量多少还是那时练出来的. 想起来有些后悔的是, 那时我们毕竟还是少不更事, 如果更加了解老包的身体状况, 我们应当劝他少喝一点的. 当然也不是仅仅喝酒, 在那两三年的时间中, 我们讨论更多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局势与民主运动的未来. 经历1989一役, 大部份原来的队伍都打散了, 我们关心如何重新集结; 中国的政治气氛逐渐稳定, 我们思考怎样找到突破口. 今天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 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提出了, 这其中老包的意见是成了我们的指导指标之一. 我深深知道, 热血如老包, 他虽然被限制住了很多的人身自由, 但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气馁过. 他用自己的豪情, 亲切, 远见和人脉, 把自己变成 “冬天里的一把火”, 默默地推进了1989年之后中国民运力量的重新整合.
1995年5月之后我再度入狱, 从此与老包再也未能见面.1998年我到了美国之后, 第一时间给老包打了电话, 之后时断时续的保持着联系, 但是毕竟不如见面那样可以深谈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很遗憾, 因为心目中的老包, 是那样的生龙活虎, 我想都没有想到他会有离开我们的可能. 两年前老包病倒, 一度病危, 我还来不及惊吓到, 就听到了他已经奇迹般恢复的消息. 在我看来,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对老包的身体的担心反倒更加减少了. 听晓波, 少方他们说, 老包自己也开始很注意身体了, 我就更放心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有劝他不要多喝酒, 要管住自己.
然而, 天有不如人意之处实在太多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老包, 这个我们如此尊敬, 爱戴, 喜欢的人, 竟然这样快地就离开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我打电话给包师母,5分钟的时间只能哽咽, 无法说出任何一句话. 还是包师母比我镇静, 反倒是她在电话里安慰了我一番.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们患难之交一场, 临走都没能亲自送他一程---我不甘心啊.
老包是一个功底深厚的学者, 又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温柔敦厚的好人, 但是面对极权时他又是一把锋利的刀. 中国的今天, 经济虽然有发展, 但是伦理层面, 道德层面却大幅下降, 这其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我常常想, 如果中国的知识界多几个老包,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会活得这么窝囊.
老包走了, 我相信他有遗憾也有满足: 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中国人可以活得不仅仅吃饱穿暖, 还能有自由有尊严的那天; 满足的是, 他曾经参与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 而且,他还有我们, 这些他的追随者, 去继续追求他的理想.
老包, 你一路走好, 等到我能回到北京的那天, 我一定会到你的墓碑前来看你, 我会给你带一瓶好酒的, 我再也不会劝你不要喝了.
2007.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