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阵线》）一文中，提出了审视历史和分析现状的一个新的视角。我非常欢迎对该文的批评和商榷。但是，在反复阅读李宪源《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复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李文）后，我还是感到比较失望，不知道李文洋洋洒洒的文字，针对的是《阵线》中的哪些具体观点，与之对应的立论又是什么。至于文中所谓“两个感觉”和“三大死穴”，在我看来，前者是无的放矢，后者是张冠李戴。

（一）

李文写道：“感觉一：陈文所述‘专政右派’和‘宪政右派’的异同演变，或许并非如作者认定那样，是一个单纯‘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线性发展’过程，而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世界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境遇，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政治两手’交替变换。”我要说，李宪源的这种说法是来自他近十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成见，而不是来自对于《阵线》一文的新鲜感觉。

《阵线》指出：“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这明明是在描述一种波普意义上的“历史‘试错’”过程，与李文所谓《阵线》“作者认定”“历史‘线性发展’过程”，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李文关于“‘政治两手’交替变换”的说法，倒是给人以“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国际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操纵者的感觉。这种“历史阴谋论”，实际上是对于所谓“操纵者”的一种虚构、夸张甚至是变相的崇拜。

李宪源说：我的第二强烈感觉，是陈子明对“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指导思想’之正统地位”的现行“专政右派”体制，表现出忧心忡忡的主要理由，就是“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言下之意是，陈子明并非因为专政右派本身的原因而反对专政右派，而是因为专政右派有可能“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才反对专政右派。我要说，这又是他对《阵线》一文的误解乃至曲解。

《阵线》指出：“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宪政派目前着重反对专政右派的理由有三：其一，“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专政右派“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正“凭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对当权者、执政者提出异议，是政治反对派的首要任务。其二，不论专政左派还是专政右派，都是专政派，都是宪政派的政治对手。但是，专政左派是过去的作恶者和未来可能（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的作恶者，专政右派是当下的作恶者。出手制止现行犯，而不是空洞地反对一切可能的罪恶，是一个严肃政治派别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从历史上看，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相比，是更加明目张胆、恬不知耻地反对自由和人权的暴虐者。因此，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鼓吹纳粹主义的政党是非法的，鼓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政党还是允许存在的。

（二）

李文称：“中国今后五十到一百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大致可以列为‘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三大危险和已经时常可以感觉得到的现实逼迫。这是陈子明全力倡导的‘宪政旗帜’，一个也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据李宪源说，只有“毛泽东”号“专政左派”才能解决难题。对于“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的现实危险性，本文不拟展开讨论。因为李宪源没有给出当代“殖民化”的确切含义，也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现在世界上那些国家可以算是被“殖民化”的国家。如果说法国、德国、日本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化”了，中国恐怕也难逃此劫；如果说印度、缅甸、越南还没有被美国“政治殖民化”，堂堂中华自然不会率先举起白旗。但是回顾历史，中国确实出现过局部的和一定程度上的殖民地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内部原因，只能归咎于当时的掌权派——专政右派或专政左派，而不能归咎于迄今为止尚未执掌过政权的宪政派。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香港、台湾、通商口岸的租界沦为殖民地，其责任者是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主义者。大家都还记得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清王室对多数汉族人的专政心态是其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主要根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殖民化。带精锐兵力入关打内战的“东北王”张学良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必须为这一事态负责。而他们都属于专政右派。

以上还只是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地化，整个中国的准殖民地化危险，则是出现在毛泽东统治初期。毛泽东当时推行“一面倒”、“全盘苏化”方针，凡是对此提出批评的民主党派人士，均受到政治迫害。直到1957年，拥护还是反对苏联，仍是辨别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之一。在政治上，毛泽东对斯大林山呼“万岁”，周恩来公开宣布“我们的阵营……统帅是苏联”。中国则负责为苏联争霸世界在亚洲地区打下手，提供炮灰。在经济上，中国被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充当苏联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提供国。为了满足苏联军方对于橡胶制品的需求，中国花费了几十万人力和十几亿人民币资金在南方开垦胶园，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在文化上，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理论读物，苏联和俄国的小说、电影、歌曲，苏式教育体制、教材和俄语，曾经一统天下。比较一下大陆、台湾各自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就不难知道哪里的“文化殖民化”程度更深。

我在两年前与杨帆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一文中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另一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杨帆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无论是在李鸿章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官买办”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都是一样的。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几家垄断企业联手抬高价格，推迟了国内轿车市场的形成，现在，他们又各自勾结跨国公司，企图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真正在培植国内品牌、设计具有自主产权车型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的，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非垄断企业。反对加入WTO，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培育起国内大市场，中国汽车行业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只有打破垄断，扫清民营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准入障碍，才能使“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成为能够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的本土经济力量，这是台湾和韩国已经做到的正面经验。在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劳动力价格一直是各种价格中增长最快的，这样才能逐步扩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培育起一个稳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农民工”工资十几年不变，储蓄和投资率持续不下，政府开支的作用不降反升（从而为交通厅局长和高速公路承包者掠夺民脂民膏敞开了大门）。用城乡二元体制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持续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为资本提供超级的服务和保障，只有在一个极权专制体制下才能做得到。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与日本、韩国、台湾都不同的“中国大陆特色”，其实质就是“专政特色”。特色之一是“低人权优势”。秦晖指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特色之二是畸高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比例。1979年至2004年，中国内地共利用外资7453.45亿美元，其中FDI 为5621.05亿美元，占75.41%。FDI的产值在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韩国、台湾的比重。2004年，港澳资金占当年FDI 的份额为32.23%，众所周知，大陆的特权机构和高官子弟在港澳开办了数不清的公司，港澳资金中有大量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更离谱的是维尔京群岛的对华直接投资，1992年仅为400万美元， 2004年达到67.3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 的比重为11.10%，超过美国（8.58%）、日本（7.48%）、韩国（3.96%），仅次于香港，位居第二。在这里面有多少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罪恶“果实”，只有天知道。从娃哈哈与达能打官司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仅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家族就在维尔京群岛建立了十几家离岸公司。把国有资产通过FDI的方式曲线私有化，把官僚资本漂白成官员的家族资本，没有专政体制的庇护，就无法形成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洗钱洪流。

（三）

18世纪末以来，宪政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世纪中期以来，前者又成为非殖民化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推动力量。

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现代公民意识形成之前，民族主义只能是无根的浮萍。在中世纪的欧洲，各王室打仗依靠的是雇佣兵，老百姓是不参合的。在前现代的中国，无论是鲜卑人、沙陀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当皇帝，老百姓也都无所谓。陈独秀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当租界的二等公民也要好过当皇帝、军阀的臣民。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就是在国人这种心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20世纪殖民主义的丧钟，是在1942年由《大西洋宪章》首先敲响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这也是世界第二波民主化的开端。非殖民化进程始于印度次大陆，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比，足以说明宪政民主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占人口少数的旁遮普人坚持对人口多数的孟加拉人实行专政，导致了东巴和西巴的分裂。印度国内的民族状况、宗教状况比巴基斯坦更加复杂，但是由于坚持实行宪政民主，至今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李文诘问：“中国一旦接纳西方列强盼促已久的‘多党竞选’‘宪政制度’，怎么确保避免外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党派政治局面重演？”笔者要反问：“你说‘重演’，难道‘多党竞选’‘宪政制度’已经在中国上演过了吗？”民国初年，曾经有过多党，也有过选举，但既没有宪政制度，也没有自由竞选。中华民国宪法是1948年才生效的，随即进入戒严状态，可以说从来没有在大陆实行过宪政。民初的参议员、众议员都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其选举过程分别受到北洋军人和南方革命党人掌控的各省都督的操纵。如果说日本、俄国乃至德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政争，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但是日本的原敬内阁曾指称中国五四运动是由美国操纵的，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能够承认吗？虽然威尔逊总统是他们当时心目中世界第一大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用一千多万军队和原子弹打败了德国和日本，为了受降和运送一百多万日本人归国，也曾有十万美国兵踏足中国土地，如果真的有李文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的战略安排，美国不需要增加一兵一卒，只要用这十万美军像在中印缅战场上那样与“国军”并肩作战，就根本无须在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再来围堵中共了。可是，当年的美国飞行员竟然把中共各战区的指挥员用最快的速度从延安送到了内战前线，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进攻计划。美国军人并不受华尔街或者反共战略家的驱使，这就是美国的宪政。

李宪源既然生活在加拿大，应当能够体会到在欧美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如何伴生和缠绕的。对于欧美的老百姓来说，鉴于“911”前车之鉴，消除中东地区潜在的核威胁和生化威胁，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需要；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帮助中东的老百姓获得自由，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善举。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血脉相通的孪生兄弟，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偶尔相逢的临时情侣，这就是昔日威尔逊主义成为过眼烟云和当下小布什主义盛极而衰的深刻背景。宪政派深知西方国家民主的局限性，绝不会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干预上，不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干预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干预。

（四）

李文一再地拿台湾说事，似乎台湾问题是宪政派的“死穴”，但是在我看来，台湾问题恰恰是专政派的“死穴”。

李文依据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道：“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宪政民主’和‘多党竞选’制度，其实际操作过程和必然结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旗号下，受金权控制之舆论的主导牵引，最终听凭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挑选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如果李宪源对于自己的分析方法真的有信心，能否在台湾大选之前就指出，谁是“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马英九还是谢长廷？让俗人们见识一下，是“阶级分析”有效还是“选举分析”有效。如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大陆方面就无需有针对性地做台湾民众的工作了，只要和“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纵横捭阖就可以了。既然现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辞与大陆官方的口径更接近了，温家宝是不是应当比朱镕基更严厉地对台湾的选举施加压力了？

一位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军界朋友说，不要听他们在口头上怎么说，只要是专政派掌权，就不可能用“文统”或“武统”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与大陆的军事准备程度无关。因为专政派从来就把一党一派的利益（或美其名曰阶级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他们是绝不肯用自己的统治稳定性来做赌注的。在随便一个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大火的情势下，专政当局根本经受不了任何一点点军事失利。

从专政派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和将来。列宁在一战期间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论，利用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的机会削弱本国统治者，以达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总还算是有一定的说头。但他在十月革命后继续解散俄国军队，答应向德国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丧权辱国条款，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连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无法接受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列宁拿了德国政府的钱财，乘坐德国政府提供的密闭火车车厢，回到国内执行破坏俄国战争潜力的使命，如果他不按照密约行事，德国政府就会揭露他的真实身份，让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英美法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导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失效，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早就脱离了俄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苏联。

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继承了列宁的衣钵。1929年，在苏联红军与中国东北军作战并入侵黑龙江省的时候，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竟然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连它的创始人陈独秀都听不下去了，陈独秀因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而被开除党籍。1941年，当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附加两国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时，中国朝野上下一片谴责之声，惟有中共出来为苏联的可耻行径辩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如果说八路军还多少与日本军队打过几次硬仗（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一再指责，成为彭德怀的一大罪名），新四军的所谓战绩基本上都是歼灭“国军”的有生力量，抢占“国府”在敌后的地盘。在潘汉年的牵针引线下，日本皇军、汪精卫伪军和新四军建立了针对国军的“非神圣同盟”，彼此之间则相安无事。毛泽东后来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他对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中共执政之后，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别向朝鲜和越南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六四”之后，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江泽民不但承认了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还搭上了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的部分领土。专政派在牺牲国家领土完整和利益方面，劣迹斑斑。

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台湾同胞就不会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专政的大陆吞并宪政的台湾，用马英九的话来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大陆一定要平反六四事件，两岸才可以谈统一问题”。王小东说：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挤不进“民主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

只有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才能成为国际社会中堂堂正正的博弈者，不因为背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包袱而在经济上吃大亏；才能如李文所说的那样，“名正言顺”地“终结祖国台海分裂局面”，进而“打造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和‘新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相应军事实力”。

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阵线》）一文中，提出了审视历史和分析现状的一个新的视角。我非常欢迎对该文的批评和商榷。但是，在反复阅读李宪源《析中国“宪政化”三大“死穴”——复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简称李文）后，我还是感到比较失望，不知道李文洋洋洒洒的文字，针对的是《阵线》中的哪些具体观点，与之对应的立论又是什么。至于文中所谓“两个感觉”和“三大死穴”，在我看来，前者是无的放矢，后者是张冠李戴。

（一）

李文写道：“感觉一：陈文所述‘专政右派’和‘宪政右派’的异同演变，或许并非如作者认定那样，是一个单纯‘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线性发展’过程，而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世界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境遇，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政治两手’交替变换。”我要说，李宪源的这种说法是来自他近十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成见，而不是来自对于《阵线》一文的新鲜感觉。

《阵线》指出：“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这明明是在描述一种波普意义上的“历史‘试错’”过程，与李文所谓《阵线》“作者认定”“历史‘线性发展’过程”，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李文关于“‘政治两手’交替变换”的说法，倒是给人以“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国际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操纵者的感觉。这种“历史阴谋论”，实际上是对于所谓“操纵者”的一种虚构、夸张甚至是变相的崇拜。

李宪源说：我的第二强烈感觉，是陈子明对“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指导思想’之正统地位”的现行“专政右派”体制，表现出忧心忡忡的主要理由，就是“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言下之意是，陈子明并非因为专政右派本身的原因而反对专政右派，而是因为专政右派有可能“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才反对专政右派。我要说，这又是他对《阵线》一文的误解乃至曲解。

《阵线》指出：“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宪政派目前着重反对专政右派的理由有三：其一，“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专政右派“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正“凭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对当权者、执政者提出异议，是政治反对派的首要任务。其二，不论专政左派还是专政右派，都是专政派，都是宪政派的政治对手。但是，专政左派是过去的作恶者和未来可能（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的作恶者，专政右派是当下的作恶者。出手制止现行犯，而不是空洞地反对一切可能的罪恶，是一个严肃政治派别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从历史上看，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相比，是更加明目张胆、恬不知耻地反对自由和人权的暴虐者。因此，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鼓吹纳粹主义的政党是非法的，鼓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政党还是允许存在的。

（二）

李文称：“中国今后五十到一百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大致可以列为‘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三大危险和已经时常可以感觉得到的现实逼迫。这是陈子明全力倡导的‘宪政旗帜’，一个也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据李宪源说，只有“毛泽东”号“专政左派”才能解决难题。对于“政治殖民化、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的现实危险性，本文不拟展开讨论。因为李宪源没有给出当代“殖民化”的确切含义，也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现在世界上那些国家可以算是被“殖民化”的国家。如果说法国、德国、日本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化”了，中国恐怕也难逃此劫；如果说印度、缅甸、越南还没有被美国“政治殖民化”，堂堂中华自然不会率先举起白旗。但是回顾历史，中国确实出现过局部的和一定程度上的殖民地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内部原因，只能归咎于当时的掌权派——专政右派或专政左派，而不能归咎于迄今为止尚未执掌过政权的宪政派。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香港、台湾、通商口岸的租界沦为殖民地，其责任者是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主义者。大家都还记得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清王室对多数汉族人的专政心态是其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主要根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殖民化。带精锐兵力入关打内战的“东北王”张学良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必须为这一事态负责。而他们都属于专政右派。

以上还只是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地化，整个中国的准殖民地化危险，则是出现在毛泽东统治初期。毛泽东当时推行“一面倒”、“全盘苏化”方针，凡是对此提出批评的民主党派人士，均受到政治迫害。直到1957年，拥护还是反对苏联，仍是辨别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之一。在政治上，毛泽东对斯大林山呼“万岁”，周恩来公开宣布“我们的阵营……统帅是苏联”。中国则负责为苏联争霸世界在亚洲地区打下手，提供炮灰。在经济上，中国被纳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充当苏联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提供国。为了满足苏联军方对于橡胶制品的需求，中国花费了几十万人力和十几亿人民币资金在南方开垦胶园，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在文化上，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理论读物，苏联和俄国的小说、电影、歌曲，苏式教育体制、教材和俄语，曾经一统天下。比较一下大陆、台湾各自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就不难知道哪里的“文化殖民化”程度更深。

我在两年前与杨帆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一文中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另一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杨帆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无论是在李鸿章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官买办”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都是一样的。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几家垄断企业联手抬高价格，推迟了国内轿车市场的形成，现在，他们又各自勾结跨国公司，企图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真正在培植国内品牌、设计具有自主产权车型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的，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非垄断企业。反对加入WTO，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培育起国内大市场，中国汽车行业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只有打破垄断，扫清民营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准入障碍，才能使“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成为能够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的本土经济力量，这是台湾和韩国已经做到的正面经验。在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劳动力价格一直是各种价格中增长最快的，这样才能逐步扩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培育起一个稳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农民工”工资十几年不变，储蓄和投资率持续不下，政府开支的作用不降反升（从而为交通厅局长和高速公路承包者掠夺民脂民膏敞开了大门）。用城乡二元体制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持续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为资本提供超级的服务和保障，只有在一个极权专制体制下才能做得到。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与日本、韩国、台湾都不同的“中国大陆特色”，其实质就是“专政特色”。特色之一是“低人权优势”。秦晖指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特色之二是畸高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比例。1979年至2004年，中国内地共利用外资7453.45亿美元，其中FDI 为5621.05亿美元，占75.41%。FDI的产值在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韩国、台湾的比重。2004年，港澳资金占当年FDI 的份额为32.23%，众所周知，大陆的特权机构和高官子弟在港澳开办了数不清的公司，港澳资金中有大量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更离谱的是维尔京群岛的对华直接投资，1992年仅为400万美元， 2004年达到67.3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 的比重为11.10%，超过美国（8.58%）、日本（7.48%）、韩国（3.96%），仅次于香港，位居第二。在这里面有多少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罪恶“果实”，只有天知道。从娃哈哈与达能打官司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仅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家族就在维尔京群岛建立了十几家离岸公司。把国有资产通过FDI的方式曲线私有化，把官僚资本漂白成官员的家族资本，没有专政体制的庇护，就无法形成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洗钱洪流。

（三）

18世纪末以来，宪政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世纪中期以来，前者又成为非殖民化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推动力量。

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现代公民意识形成之前，民族主义只能是无根的浮萍。在中世纪的欧洲，各王室打仗依靠的是雇佣兵，老百姓是不参合的。在前现代的中国，无论是鲜卑人、沙陀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当皇帝，老百姓也都无所谓。陈独秀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当租界的二等公民也要好过当皇帝、军阀的臣民。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就是在国人这种心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20世纪殖民主义的丧钟，是在1942年由《大西洋宪章》首先敲响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这也是世界第二波民主化的开端。非殖民化进程始于印度次大陆，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比，足以说明宪政民主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占人口少数的旁遮普人坚持对人口多数的孟加拉人实行专政，导致了东巴和西巴的分裂。印度国内的民族状况、宗教状况比巴基斯坦更加复杂，但是由于坚持实行宪政民主，至今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李文诘问：“中国一旦接纳西方列强盼促已久的‘多党竞选’‘宪政制度’，怎么确保避免外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党派政治局面重演？”笔者要反问：“你说‘重演’，难道‘多党竞选’‘宪政制度’已经在中国上演过了吗？”民国初年，曾经有过多党，也有过选举，但既没有宪政制度，也没有自由竞选。中华民国宪法是1948年才生效的，随即进入戒严状态，可以说从来没有在大陆实行过宪政。民初的参议员、众议员都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其选举过程分别受到北洋军人和南方革命党人掌控的各省都督的操纵。如果说日本、俄国乃至德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政争，这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但是日本的原敬内阁曾指称中国五四运动是由美国操纵的，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能够承认吗？虽然威尔逊总统是他们当时心目中世界第一大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用一千多万军队和原子弹打败了德国和日本，为了受降和运送一百多万日本人归国，也曾有十万美国兵踏足中国土地，如果真的有李文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所作”的战略安排，美国不需要增加一兵一卒，只要用这十万美军像在中印缅战场上那样与“国军”并肩作战，就根本无须在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再来围堵中共了。可是，当年的美国飞行员竟然把中共各战区的指挥员用最快的速度从延安送到了内战前线，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进攻计划。美国军人并不受华尔街或者反共战略家的驱使，这就是美国的宪政。

李宪源既然生活在加拿大，应当能够体会到在欧美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如何伴生和缠绕的。对于欧美的老百姓来说，鉴于“911”前车之鉴，消除中东地区潜在的核威胁和生化威胁，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需要；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帮助中东的老百姓获得自由，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善举。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血脉相通的孪生兄弟，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偶尔相逢的临时情侣，这就是昔日威尔逊主义成为过眼烟云和当下小布什主义盛极而衰的深刻背景。宪政派深知西方国家民主的局限性，绝不会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干预上，不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干预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干预。

（四）

李文一再地拿台湾说事，似乎台湾问题是宪政派的“死穴”，但是在我看来，台湾问题恰恰是专政派的“死穴”。

李文依据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道：“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宪政民主’和‘多党竞选’制度，其实际操作过程和必然结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旗号下，受金权控制之舆论的主导牵引，最终听凭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挑选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如果李宪源对于自己的分析方法真的有信心，能否在台湾大选之前就指出，谁是“最合乎美国利益的政治走狗”——马英九还是谢长廷？让俗人们见识一下，是“阶级分析”有效还是“选举分析”有效。如果“根本就不是台湾省选民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大陆方面就无需有针对性地做台湾民众的工作了，只要和“太平洋彼岸的决策者们”纵横捭阖就可以了。既然现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辞与大陆官方的口径更接近了，温家宝是不是应当比朱镕基更严厉地对台湾的选举施加压力了？

一位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军界朋友说，不要听他们在口头上怎么说，只要是专政派掌权，就不可能用“文统”或“武统”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与大陆的军事准备程度无关。因为专政派从来就把一党一派的利益（或美其名曰阶级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他们是绝不肯用自己的统治稳定性来做赌注的。在随便一个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大火的情势下，专政当局根本经受不了任何一点点军事失利。

从专政派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和将来。列宁在一战期间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论，利用世界大战中军事失败的机会削弱本国统治者，以达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总还算是有一定的说头。但他在十月革命后继续解散俄国军队，答应向德国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丧权辱国条款，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连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无法接受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列宁拿了德国政府的钱财，乘坐德国政府提供的密闭火车车厢，回到国内执行破坏俄国战争潜力的使命，如果他不按照密约行事，德国政府就会揭露他的真实身份，让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英美法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导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失效，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早就脱离了俄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苏联。

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继承了列宁的衣钵。1929年，在苏联红军与中国东北军作战并入侵黑龙江省的时候，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竟然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连它的创始人陈独秀都听不下去了，陈独秀因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而被开除党籍。1941年，当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附加两国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时，中国朝野上下一片谴责之声，惟有中共出来为苏联的可耻行径辩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如果说八路军还多少与日本军队打过几次硬仗（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一再指责，成为彭德怀的一大罪名），新四军的所谓战绩基本上都是歼灭“国军”的有生力量，抢占“国府”在敌后的地盘。在潘汉年的牵针引线下，日本皇军、汪精卫伪军和新四军建立了针对国军的“非神圣同盟”，彼此之间则相安无事。毛泽东后来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他对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中共执政之后，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别向朝鲜和越南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六四”之后，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江泽民不但承认了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还搭上了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的部分领土。专政派在牺牲国家领土完整和利益方面，劣迹斑斑。

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台湾同胞就不会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专政的大陆吞并宪政的台湾，用马英九的话来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大陆一定要平反六四事件，两岸才可以谈统一问题”。王小东说：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挤不进“民主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

只有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才能成为国际社会中堂堂正正的博弈者，不因为背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包袱而在经济上吃大亏；才能如李文所说的那样，“名正言顺”地“终结祖国台海分裂局面”，进而“打造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和‘新世界警察’所必需的相应军事实力”。